一次退兵的特殊經歷

馬杰

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不能也不應該忘記的一年，那年我30歲。3月初，領導安排我到新兵連當醫生。如今回憶起來，已記不起是哪位領導找我談的話，也想不起我是怎么拿著行李到新兵連隊報到的。甚至新兵連的領導班子是哪些人，我都忘記了。 被退兵戰士的名字也忘了，只記得他姓杜，我叫他小杜，是北京通縣胡各莊人。因為在部隊體檢復檢中發現他的肺部有陰影，屬于退兵的標準范圍內。 4月2日，我和小杜搭軍用卡車到寧波火車站，先坐火車到上海，在上海買的是去北京的快車票，上火車時已經沒有座位，一直站到南京站，我倆才有了座位，當年火車條件的艱苦可想而知。車上有一位自帶小板凳的旅客，一路上給我們講故事，打發長途旅行的疲勞和寂寞。故事內容有“九龍杯”、“反射銅鏡”、“慈禧墓中穿的珍珠鞋”。故事情節，我至今還能回憶起來。 4月4日凌晨，火車到達北京站，通過車站的接待站，得知附近賓館已經無房間可住。我們兩人被安排在一個打烊的浴池住宿，就住在澡堂子的邊上。這個時候能有地方住，就感到心滿意足了，大約睡了5到6個小時，我們被上班的工作人員叫醒了，因為他們的主業是浴池業務，只有夜里接待住宿人員。 我和小杜匆匆吃了些早點，就乘公共汽車來到了通縣，這天是星期天，也是清明節。武裝部不辦公。經聯系，我住進了縣政府招待所，小杜直接先回了家，我們約好第二天再一起到武裝部辦手續。 我住的房間，是個大通間，同室的有鐵道兵的許多同志。晚飯后聊天時，說起天安門廣場有許多花圈，因為他們有施工車輛，大家商量一起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看發生了什么情況。當汽車開出大門時，門衛攔住我們說：上級有指示，不讓去天安門。但看見我們都是軍人，也就放行了。汽車停在了前門附近。我們幾個人進入了天安門廣場，廣場上人山人海，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情景，當時的廣場已經成了花圈的海洋，除了悼念周總理的詩歌標語，還有許多悼念楊開慧的詩歌標語，因為我們都身處部隊的特殊環境，管理嚴格，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么情況。 大約快到午夜12點，我們覺得時間已經很晚了，就開車趕回通縣招待所。 招待所里一夜無事，這覺睡的質量就比昨天澡堂子睡的好多了。 4月5日，到了上班時間，我和小杜一起到通縣武裝部辦理退兵的交接手續，我的任務就算圓滿完成了。 上午沒有別的事情，我看到通縣西海子電影院放映《節振國》，就買了張票看電影。放映過程中，突然電影停止放映，開始播出《告北京人民書》，才知道今天凌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舉世震驚的事件。而我差點身陷其中，時間就差那么一點點，回想起來，還真感到有些后怕。 當天下午我從通縣又到了市里，因為出發時有幾位新戰士給了我家里的地址，讓我到他們的家里看一看，記得有王維建、候燕辰等幾位北京新兵。途徑中南海和長安大街時，明顯感覺氣氛十分緊張，從人們的表情和言語中，可以看出都帶著深深的憂慮。 在北京停留的幾天里，我受到了新戰士家長們的熱情接待，我理解他們，把孩子送到部隊，希望部隊能把他們培養成材，家長們對部隊的期盼很高，至今還讓我銘記于心。其實我能做得很少，覺得自己有愧于家長們對我的重托和希望。 從北京回到寧波，在石沿汽車排住地等待開往西滬港的交通艇的時候，遇到了基地戰勤科的白副科長，他知道我剛從北京回來，語重心長的對我說：“回到部隊，可不要亂說呀?！?lt;/p> 注：這篇文章是根據陳孝先老戰友的回憶編輯而成的。 陳孝先老戰友：1946年生，浙江江山人。1964年考入原浙江醫科大學（現浙江大學醫學院），1969年畢業，由于文革被延遲一年。1970年8月入伍，先后在西滬港部隊衛生所，潛艇任軍醫，1985年底任支隊衛生科長。1991年9月轉業到地方工作，現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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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退兵的特殊經歷

馬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