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先生的寬厚與仁愛

華漢

研究生三年，最為勞心的事就是寫論文、找工作了。寫論文需要選題新、資料新、思維新、觀點新，而所有的新又都需要首先得到導師的認可和拔高；找工作離不開名人名家推薦，而最有力的推薦便是自己導師深切的書信評語了。因此，導師的名望和品德對于他的學生非常重要，在某種時期或時刻，甚至決定著他們的命運。十分幸運的是，我遇上了德高望重的好導師，范伯群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初見范先生，是在蘇州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那是1987年的夏天，我們十名考生前往接受四位導師的面試。范先生是導師組組長，自然是主考官，只見他氣宇軒昂、精神抖擻地坐在對面，話不多，卻很周全，語不重，卻鏗鏘有力。先是詢問了我的旅途情況和到達蘇州的住宿情況，對我從遙遠的東北趕來表達了特別的關心和慰問；然后切入正題讓我回答了幾個問題，語言、表情溫和有力，就像是一次討論而非一場考試；在結束時還不忘叮囑我回程注意安全，并要我代向他所認識的我的本科老師問好。于是，一位有風度又有溫度的學者形像便在我的腦海初步生成。 　　正式成為范先生的弟子之后，和他的接觸自然也就多了起來。最多時候便是上他的課了。他授課的內容很廣，既有俗文學，也有雅文學，既包括近現代，也涉及當代甚至當下。看得出，他是在用一種大的文學觀發現和糾正中國現代文學史，用作品論、作家論和現象研究、思潮研究、流派研究等最根本的文學研究方法，幫我們夯基礎、拓思路、樹觀念。所有課程都是他研究過或正在研究的，已經成文成書的他叫我們課下自己閱讀，課堂上則把正在研究的作為重點，并將這些領域的前沿性問題拋給大家，讓我們做出獨立的思考。這使得我們眼界大開，并迅速有了高度。授課形式也很活潑，主講、討論、寫文章兼而有之。先生和我們閑聊話較少，但講起課來則滔滔不絕，且有著很強的感染力。討論課時，他便聽多說少，主要是激發和鼓勵我們。印象最深的便是“陸文夫作品討論會”了。會前，范先生只是出了個題目，讓我們自己查找作品閱讀；會中，認真聽我們發言，沒有半句插話；會后，他在歸納大家觀點時，不是作出對與錯的評判，而是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些建設性的意見。我當時還沒有讀全讀透陸文夫作品，說出了“陸文夫是名家不是大家”的看法。先生沒有進行反駁，只是說名家和大家的標準有待討論。事后，一個師弟告訴我，先生對陸文夫曾作過系統論述，我的看法和先生的觀點正好相反，難免有“對立”的嫌疑。為此，我感到十分緊張與不安。 課下和范先生接觸，主要是到家拜訪。當時，先生在擔任系主任，每天工作很忙，加上晚上還要做學術研究，我們只有利用晚飯時間到他家坐上一會兒。一般都是師兄弟和師妹結伴而去，最長時間都不會超過一小時，過了一小時，先生就會主動從椅子上站起來，說“好的，就這樣”，開始下“逐客令”了。和其他導師相比，范先生的這種方式顯得有點冷，但看到他白天忙碌的身影，想到他晚上要做學問到深夜，大家便欣然接受了。不僅如此，背后大家都敬佩地說，先生是做統帥的材，當個校長也會綽綽有余。 　　轉眼來到了第二學年下半學期，開始了學位論文的準備。四位導師對論文選題沒有任何指定，只是強調要有個性和新意。我在反復斟酌之后，擬將“日本影視在中國新時期”作為題目。理由有三：1、改革開放以來，日本影視在中國的影響巨大，已經構成一種重要的文化藝術現象；2、自大學本科以來，我一直在學日語，已具備讀日文資料和一般聽說水平；3、此問題領域國內尚無人作專門研究。但顧慮始終伴隨著，擔心這一題目超出了中國近現代文學范圍，不會為導師認可。特別是想到我曾有過“對立”范先生，更加叫我心里沒底。為此，在正式開題前我下了一番功夫，讓理由有了更加堅實的基礎，并分別和四位導師作了匯報溝通。范先生聽了我的匯報后，先是停頓了一下，然后說：“這個選題確實超出了當年招生所確定的專業范圍，也離我們幾位導師的研究領域相去很遠”。“但很有價值，也相信你能很好完成，我支持”。“你好好準備好好寫，答辯時我將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請來，他在此方面是有建樹的”。先生的這番話，讓我著實感動，數日的緊張和不安頓然而去。果然，范先生說到做到，在我們師兄弟的論文答辯會上，請來了大名鼎鼎的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先生，我的學位論文順利通過。事后，其他系科同學們都說，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你的導師很了不起！ 　　我們這一屆的畢業時間是1990年夏。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導師們為了我們有足夠的時間找到合適的工作，將我們的論文答辯時間提前了半年。于是，論文答辯會后，我們九名同學紛紛開始聯系單位了。我因為研究題目曾和北京電影資料館（中國電影研究中心）日本電影專家王秀媛先生有過接觸，她在積極幫助我看電影資料的同時，還努力向單位推薦我去工作。得知這一消息后，范先生立刻找到了我，告訴我他有個校友在電影資料館當副館長，他已寫好一封推薦信，讓我去找她。同時，他還給電影資料館寫了封推薦信，說可能會需要，叫我一并帶上。無疑，這兩封信產生效果，電影資料館經研究決定接受我去從事日本電影研究工作。意想不到的是，當年外地院校畢業生進京幾近不能，我的調入報告未被上級批準。先生寫給校友的信我遞交本人了，寫給單位的推薦信卻因不舍而留存下來。先生過世后，我把它找了出來，那飛揚的字體，那厚重的情懷，那滿滿的愛，讓我淚流滿面 ——該同志是我系1987級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由于在入學前有較長一段時間的社會實踐經驗和業務錘煉的積累，在政治表現和專業學習方面都顯得很為成熟（政治方面另有專門鑒定）。平時能刻苦學習，成績優秀，在同屆同專業中，他是唯一獲得香港朱敬文先生在我校設立的獎學金的學生。由于他有獨立思考和探索研究問題的能力，已發表論文多篇，有的文章能以新的視角揳入，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他的碩士論文的題目是《日本影視在中國新時期的文化傳播與理論啟示》，在教研室全體教師中作“開題報告”時，得到好評，認為是前期準備最充分，搜集資料也很扎實的論文提綱，一致同意他開題，事后他又利用暑假，求師請教，表現了勤懇踏實的學風。 該同志為人誠樸，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善于團結同志，也熱心于公益勞動，深得師生信賴。他的人品是好的，就學習和研究的勢頭看，也顯示他是一位有后勁的優等生。 范伯群  　　一般而言，學生在校時應幫助導師做些科研方面的事，范先生從未要求過我們，我沒有做過；畢業后應盡力在專業上有所建樹，以壯大師門的力量，拓展師門的影響，我因研究方向也變得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導師可以不寫推薦信，也可以簡簡單單寫封推薦信。可范先生卻是主動、認真地為我寫推薦信，且寫得如此情深意切，字里行間浸透著寬厚與仁愛。 畢業后曾和先生有過四次見面，三次在蘇州，一次在大連。在蘇州有兩次是到上海、杭州開會學習，專門去看望幾位導師；一次是參加“多元共生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學術研討會暨范伯群教授八十華誕”活動。在大連是先生來參加“2006中國現代文學年會”并領取“第二屆王瑤學術獎優秀著作一等獎”。每次見面，都讓我覺得先生精神飽滿、風度如初，那爽朗的笑聲，那自信的神態，那敏銳的思維，那謙和的舉止，那溫暖的情懷，都讓我感到欣喜、振奮和感動。交談中，他總要詳細詢問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并叮囑我“不要丟掉學術”。事實上，我因后來走上了管理崗位，加之環境和資料的限制，在從事日本戲劇影視研究一段時間以后，已基本停寫學術文章了。先生則說，“專業可以因工作而變換，但學術思維不能停止”。“管理中也有學問，只要你保持一個良好的理論頭腦，就會取得更好的工作成績”。這句話，深刻烙在了我的心上，并成為我工作的指南。 　　除了見面，和先生還有過多次書信和電話聯系。書信聯系多為先生有新著問世寄送予我，書的扉頁總是很謙虛地寫上“延平老弟指正”“延平老友惠存”“延平老友指正”，落款為“范伯群敬贈”，令我汗顏和崇敬。電話聯系一般為逢年過節時候，我向先生表示問候和祝愿。2017年春節，當我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并邀請他再來大連時，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低弱，說自己老了，腰已彎，腿腳變得沒力量，還拄上了手杖，怕是不成了。這些話讓我聽得有些心酸，簡單安慰幾句后，便匆匆放下了電話。沒成想，這竟是我和先生的最后一次通話，等我再想給他打電話時，他已經不能開口，再見到他時，他已靜靜地躺在花叢中，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范先生，您是我們的榜樣和驕傲，學生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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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先生的寬厚與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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