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文史｜王方晨的“墊磚記”及其“人間喜劇”-李恒昌

美美與共

王方晨的“墊磚記”及其“人間喜劇”李恒昌（《濟南文史》） “作家出名有兩種方式，一是憑一部作品一鳴驚人，一是一部部作品扎實積累，就像拿磚頭一塊塊往腳下墊，慢慢地就高了起來。您是屬于后一類的。”?2006年元宵節后一天，遠在首都的著名作家莫言，在給山東作家王方晨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他認為，“后一類的作家，往往更能持久，更能經得起歷史的淘洗。”王方晨，山東金鄉人，現為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生涯逾三十五年，創作量多達千萬字，入選多種文學選本、選刊，先后名列全國最新文學作品排行榜、中國小說學會全國短篇小說排行榜，并歷獲中國作家優秀短篇小說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齊魯文學獎、泰山文藝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平凡又不凡的經歷 轉眼18年過去了，莫言分別在2011年和2012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王方晨也陸續推出了包括《公敵》《老實街》在內的大批小說作品，苦心經營著他的“塔鎮”和“老實街”兩個文學地標。 作品其實是每個作家的自傳，但王方晨認為，自己根本沒有什么豐富的生活經歷，他的生活也很簡單。當年他是山東金鄉實驗小學的一名語文老師，剛剛步入文壇，就得到許多機會，很快成為當時國內可能最年輕的專業作家，只是在19年后，才嘗試改換了文學編輯工作。他說過，自己一點私密的想法就是，寫久了，心里有些疲沓，要換換“口味”。 王方晨當老師的經歷很短，對他影響不大。1983年，接到曲阜師范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沒一天，他還沉浸在即將脫離農村、吃上商品糧的興奮中，就聽本家二奶奶說，這是要當“孩子王”嗎？這句話對他造成了不大不小的打擊。結果，他只當了兩年“孩子王”，就因為1988年發表了一篇小說，而改變了生活軌跡。小說刊登在《當代小說》雜志，是個中篇，叫《林祭》，1989年獲得山東省青年文學獎，寫的是兩個農村青年男女為了愛情的倉皇出逃。 隨后，竟是他生活中的“出逃”。鯉魚脫卻金鉤去，搖頭擺尾不再回。他“逃離”了故鄉，從此“四海為家”。 他的鄉村記憶，多是不痛快的。鄉村里的那些事，把他“傷”著了。貧困，勞累，閉塞，狹隘，扭曲，絕望……小小年紀就恨不能插上翅膀，逃離那片“苦地”。正是生活的艱難把他塑造成了一個沉思型的少年。 王方晨不敢說自己是靠天賦寫作，但他的確敢肯定自己過早地體會到了生活的艱難。窮困讓他跟文學發生了不解之緣，讓他在文學中縱情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大膽展示個性，以人間未有的嘴唇，滔滔不絕地與世界進行對話。 長久的沉思讓他形成一個觀點，“受苦受窮”本沒什么，但不能白受。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社會，都不能白白付出代價。 對他來說，“受苦”最大的意義，就在于讓他從事文學創作。他真切地感到，文學，來自窮困，卻又超越窮困。錯過它的人，簡直就是不幸。 在他心中，寫作就是生活，活著就是寫作。 由此，人們有幸看到，那個沉默寡言的鄉村少年，那個在窮困生活中怯弱卑微的農民子弟，在文字世界里馳騁著想象，創造文學世界的“晨”光，為讀者所認識，所喜歡，所贊賞，還被國內評論界譽為“山野間的先鋒”。在我看來，他當屬小說的一個“神手”。 王方晨吃過很多苦，但他的創作并不是簡單地反映生活的苦；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在他那里絕不是簡單的反映。他始終認為，也始終在實踐著這樣的理論：小說創作寫的不是有限，小說的魅力永遠是它可以寫出現實生活、社會歷史的無限性和不可能。也正是如此，他的生活經歷雖然簡單，但卻創造了無限的不凡。 三十多年的寫作生涯，王方晨不斷探索文學的先鋒性、地域寫作的虛實概念，以及寫作與自我救贖之間的關系。著名評論家李敬澤稱其“在生存的最底層探索我們的精神極限”。由此，他的人生和世界變得更加豐富，也更加廣闊和博大。 他享受了寫作的幸福。“有時候寫著寫著，仿佛有神助，總有神來之筆出現。寫作有焦慮、煎熬，也更有高興、舒暢、愉悅。”寫作改變了他的年齡和心境。“寫作把我變成這樣的赤子，他有著柔軟的內心、純凈的目光”，同時，卻又有“沙啞的聲音、蒼老的面目”。 不斷探索并抵達文學的真境 最基本的是堅持怎樣的文學標準。曾經有人問他，您在選稿過程中所堅持的“文學”標準是什么？他說，一個好的小說，一定要有良好的質感、神秘的韻味。自己在選稿中堅持的文學標準是是否具有詩性、深意。他格外注重文學的審美特性。他非常欣賞美國美學家托馬斯?門羅的觀點：“最高級的審美經驗（因而也是真正的美感），必須包含典型的浪漫主義美德，例如：自由、自發性、娛樂、多樣性、變化性、具有意志和情感的活力，或者還有少量的怪誕性和超然性。如果某種經驗不具備這些美德，那就不是‘真正的’美的經驗。” 這段論述是針對“浪漫主義者”而言，恰與他心目中好小說的標準相符。 最關鍵的是應該關注什么。文學關心的永遠是人本身。他不能容忍自己創造的人物不能人道地生活。他堅持認為，所有的人類活動，政治、經濟、文化，都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像一個人，而且他也很不認同政治就是洪水猛獸的說法。文學是關于人的學問，是關乎心靈的學問。他每次創作小說，總是先有內心的觸動。平時的心思是散亂的。如果不讓自己坐下來，這種散亂常常難以凝聚。從事專業創作的，專以寫作為生的人，就得有意識地讓自己坐在桌前，進行思考。腦筋動一動，不會沒有所得。 最根本的是堅守怎樣的文學信仰。在王方晨的世界里，文學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但也有不變的東西，那就是文學的信念。要寫出什么樣的作品，為什么而寫作，這些一直都讓他常記于心。創作過程中，他既保持激情，保持清醒。正是這種堅定的文學信念，才讓他的個人風格得以確立，成為創作中的“清醒”和“不變”。他不斷琢磨李敬澤先生的話：“你的目光雪亮，但你的心是否瞎了。”他從中受到了激勵。 他的小說里表現的所有人性幽暗，都首先由心生。他說：“人心幽暗深不可測，但我將竭盡一生的努力，取火照亮。” 構建屬于自己的“文學故鄉” 故鄉是作家最早熟悉的地方，因此也最能喚起作家的人生記憶。大凡優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學故鄉，也是他的精神故鄉。尤其莫言獲得諾獎后，高密東北鄉被廣泛提起，作家的故鄉情結也在被重提，沈從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郵，張煒的蘆青河，許多作家在作品均以家鄉為背景。 借助“塔鎮系列小說”的創作，王方晨有意識地構建了屬于他的文學故鄉——魯西南地區金鄉的塔鎮。應當看到，他的這種構建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因為，他抒寫故鄉，不僅因為他出生在那個地區，那里是生他養他的地方，而且他早就意識到“孔孟之鄉的齊魯大地，是我寫作的著落”。 幾乎所有農村題材作品的故事背景，都被他一股腦兒地安在了濟寧金鄉。金鄉塔鎮，是他在作品中著力建造的文學王國。迄今為止，他寫到塔鎮的作品累積已有五六百萬字，可謂規模巨大。在這些作品中，他表達了對故鄉復雜的感情。每個人都與故鄉有著這樣那樣的情感聯系，作家的不同在于，他把這種情感用文學的形式表達了出來。他甚至提出，“你要為我們的村莊保密！” 應當看到，王方晨筆下的故鄉，有著更寬泛的概念。與其說是一種地理存在，不如說只是寫作上的借用。他經常地寫到故鄉，寫到金鄉塔鎮，那就是想拿整個世界的磚瓦，來建造這個已更多地是一種想象的家園。故鄉的萊河，改變流向，注入蔚藍的大海；越過縣境的丁公山，則是理想之國“三山縣”，那里的海岸邊，千帆競渡。不管離鄉村有多遠，作者這主人公都在天地之間。 不僅如此，他筆下的故鄉，甚至包括了當今時代的城鎮。現今的鄉村，自然離傳統更遠。但他感到欣慰的是，日月星辰還在，山川大地還在。城市和鄉村的區別，就在于城市和鄉村與大地的距離。鄉村安睡于大地之中，城市與大地之間，則有一層薄厚不一的玻璃。他期望的文學，在鄉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穩穩立身于大地，向著天空，越長越高。 王方晨書寫塔鎮，也書寫城市，書寫濟南，其意義還在于，通過寫城市，寫濟南，將他的鄉土文學創作延伸到城市。這是屬于王方晨的“文學故鄉”，也是他開辟的另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由此，我們看到，王方晨的“文學故鄉”——塔鎮，并不是某一個地域，而是一個獨特的空間，不斷在延伸。“塔鎮有具體的方位，但更重要的是存在于我自己的文學地圖上，周圍有高聳的山巒，又有滔滔的大河。”“我的塔鎮是開放式的，北京也等于我的塔鎮。北京不見得大于塔鎮，塔鎮也不見得小于北京。” 2016年，由中國作協創研部和山東省作協在濟南聯合舉辦王方晨創作研討會，莫言發來賀信說，王方晨“能夠準確地把握當下農村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對新一代農村人的心理體察入微。他的小說，其實已經很難用‘鄉土’限定，他寫的是超越城鄉的當下中國人的生活，揭示了當下中國巨大變化中人的精神的豐富層面。”這些評價非常準確，也非常中肯。 寫出歷史和現實的神性 超越現實之上的“神性”，是優秀文學作品最寶貴的品質。偉大的作品都應該有一種神性——揭秘人性，連接宇宙蒼穹。沒有神性的寫作，不可能抵達真正的深邃和高度。 王方晨曾經旗幟鮮明地提出“寫小說就是寫神氣”。要寫出好的小說，就得寫出小說的神氣來。這包括小說的人物、景物、故事和文字本身。缺少神氣的小說，將是死氣沉沉的。這種“神氣”，其實就是一種“神性”。因此，他的作品最顯著的特點是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蘊含著某種“神性”。這樣的范例不勝枚舉。 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有人說，《公敵》是一部隱秘之書，讀懂了它，也就讀懂了鄉土中國。為什么？因為小說書寫出了一個村莊的無數隱秘之情，這些隱秘構成了它幾十年的發展史，而這種隱秘性，無疑也帶有屬于自己的“神性”。“寫神性”“寫神氣”在《鳳棲梧》中表現得明顯，還因為這個小說有一個“武功”的外殼。作者注意“氣息”的轉換。對高手的想象，總是帶著些玄妙的意味。 《大地之上》抒寫了一塊與中華神話故事有關的“神石”，古老鄉村的神石丟失，在締造新城時重新被發現，然后被掩藏。這是一條精神的線索，也是一個意象性隱喻。隱喻的是幾千年鄉村倫理和鄉村精神。作品因為“神石”的存在，而更加深刻深邃。 《黑妮兒飄飄》中的“黑妮兒”究竟是什么？是個無法言明之物嗎？《巨大靈》中后半夜出現的“黑東西”，神秘不可知，其實都是一種“神性”的存在。小說《世界的幽微》，作品表面是鵝與高杰這對情人的和好到分手，深層卻是傳統與現代的對決。特別是主人公被描述為“世界的幽微”的化身，這也是一種“神性”的表現。 創造屬于自己的“人間喜劇” 在我看來，作家寫作可以分為不同類型，一種是“喃喃自語”式寫作，福克納、馬爾克斯屬于此類；一種是“深情歌吟”式寫作，歌德、泰戈爾屬于此類；一種是“滔滔不絕”式寫作，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屬于此類。 如果要給王方晨歸類，從性格特征上看，他屬于“喃喃自語”型；而從文學創作上，則屬于“滔滔不絕”型。他自己也曾說過，我寫得多，因為我或許就是那種“滔滔不絕”的作家吧，雖然我平時寡言少語，但我很喜好莊子式的汪洋恣肆。 將近二十年，一直有人說，王方晨的創作已經進入井噴期或爆發期。其實，他的創作也走過了一段從“沉默”到“爆發”的過程。 從1988年發表《林祭》，到1998年寫出“兔子系列”的前四個短篇，屬于一個時期，算是早期的，湊巧是一個10年，可以稱之為“探索期”。他自己稱為“投石問路期”。涉及到的主要作品有《林祭》《霜晨月》《誰》《小莊》《死去的土》《大國民走失事件》《笑里沉淪》《貓樣年華》《心眼兒》《地嘯》《斑斕虎皮》《響桶》《生命是一只香油瓶》，還有長篇《老大》，等等，是以“兔子系列”為結束。 這個時期的《霜晨月》，與汪曾祺、鐵凝等同獲《中國作家》1991-1993年度優秀短篇小說獎，是他第一次站在北京的領獎臺上。 從1998年前后《歌逝》開始的10年，可稱之為“成熟期”。這些作品有兩個共同特點，一個是具有福克納小說的某些特征，一個是常常能夠體現出生命的堅毅。這期間的作品主要包括《鄉村火焰》《說著玩的》《王樹的大叫》《塔鎮的塔》《撲滿》《慶典》《鄉村案件》《櫻桃園》《麻煩你跟我走一趟》《去往約塞米蒂》《農事芬芳》《雞年月》《八月之光》《暗處之花》《喂，上樹！》《一只雞蛋》《村長的原則》《一九七○年的鄉村幼兒》《祭奠清水》《正午的氣息》《綠葉門》《萬寶的亡靈》《炸日本面包》《牛為什么會哭》《巨大靈》《魚哭了水知道》等等一批鄉土小說，所揭示的農村現實觸目驚心。 2008年以后到現在，已超過10年，屬于第三個時期，可以稱之為“持續收獲期”。《水袖》《大地仙果》《下夕煙》等，是這一時期的鄉土題材中篇小說代表作。2010年創作的長篇《公敵》，把他所有的對鄉土文化、農村政治的思考都容納了進來。長篇小說“鄉土與人”三部曲（《老大》《公敵》《芬芳錄》）奠定了他在當代文壇的60后鄉村書寫的地位。 2014年，在王方晨的創作履歷中是一個特別值得一提的重要年份，他因發表了短篇小說《大馬士革剃刀》而被文壇刮目相看。小說好評如潮，是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的最被看好的作品之一，不但榮登中國小說學會全國短篇小說排行榜，還連續獲得百花文學獎和《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在去北京領取《小說選刊》年度大獎時，著名編輯家、評論家王干先生對他說：“你離魯獎又近了一步。” 之后，他連續創作出了以濟南為背景的“老實街”系列短篇，極大地豐富了他的“我們城”小說。這些短篇，組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作品《老實街》，而它們的發表，一度被認為是他創作生涯中的“中年變法”。 眼下，王方晨的創作和出版，真正進入了一個大爆發階段。從《背后》到《花局》，從《大地之上》到《鳳棲梧》，從《不凡之鏡》到《艾先生幾多魚》，一本接著一本，一套接著一套。如果出版全集，大約能出30多本不重復。這不是當代文壇的“人間喜劇”么？ 有的作家常常是閃亮的流星，而王干先生則評價王方晨是文壇上的一顆恒星，叫“晨星”，因為總能看到他的作品。于是，他被譽為既有耐力又有爆發力的文學長跑者。 他自己說，人生進入晚景，自己還能干什么？我們說，他的生命依然年輕，他的創作依然茂盛，他的“人間喜劇”還在繼續，還在不停往腳下墊磚，我們有理由對他抱以更新更大更美好的期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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