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生這樣寫作文》摘要

不怨人

看到民國11年（1922年）出版的小學生“國文成績”，看到例言中說“本編惟精神思想是取”，想必每一位讀者心中都會油然而發無盡的感慨：當年的風華正茂、才華橫溢、激揚文字的小學生，而今安在哉？當年的小學生作文，而今大學生，甚至碩士、博士寫得出來嗎？當今的語文教育，是否要急起直追大半個世紀前的國語、國文教育？——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在今天看來足以驕人的國文成績，在當時竟還被千夫所指、萬人唾罵。直言不諱的如王森然：“現在的中學國文教育，糟，是糟透了。”委婉陳詞的如夏丏尊：“無論如何設法，學生的國文成績總不見有顯著的進步。”在1930年代始終不肯承認今不如昔的葉圣陶先生，到了1942年，也不得不承認國文教育沒有成績：“他科教學的成績雖然不見得優良，總還有些平常的成績；國文教學卻不在成績優良還是平常，而在成績到底有沒有。如果多多和學校接觸，熟悉學校里國文教學的情形，就會有一種感想，國文教學幾乎沒有成績可說。”我不知道，解放后，葉圣陶先生將如何尷尬地面對他主導下的語文教育，對與前相比一落千丈、一敗涂地的語文成績，將作何感想，他的內心又會是何等的悲哀與痛楚。他是否曾經為當年的自我否定而后悔、反省過，更是不得而知。但是，毫無疑問，當葉圣陶們的腳步聲遠去，歷史的塵埃散盡，不期然而然，這部民國小學生國文成績擺上了案頭，今天所有的“語文人”，在百感交集之余，都不能不作一番痛徹的自責與檢討：我國現代語文教育究竟怎么了？國文界、語文界的先輩前賢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惶惑、困頓、糾結與錯亂？當今的語文課標、課改實踐，究竟基于怎樣的基礎研究之上？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學術性可言？在應試教育的功利迷津中掙扎、迷失、沉淪、墮落的師生們，有什么理由自以為是、沾沾自喜？我自知上述問題大約未必都能找到公認的答案，但作為語文界成員的我們，既無顏面對也無法回避。在此，不揣谫陋，一抒觀感與心得，就教于諸位。 一、語文失落了“精神思想”還有價值嗎——“應世謀生”與“應人創獲”之辨上個世紀30年代，內憂外患、民生凋敝、食不果腹的時代，尚能抱持“以思想為主”“具真精神”“惟精神思想是取”的編輯宗旨，小學生尚能寫出有自我精神思想的文字，尚有執著的理想、抱負、信念之追求，他們的文字尚見勃勃之朝氣、銳氣、英氣，而在當今衣食無虞之小康盛世，學生的文章，竟然“假話”“空話”“套話”泛濫成災，圓滑虛偽、麻木淺薄，這怎不令人震撼與悲催！同樣令人感慨系之的是，在“文學革命”方興未艾之時，白話文教育的轉型期，該書編輯能“不論文字之語體、文言”“絕不作新舊文學之歧視”，此等海納百川的胸襟氣度，而今安在哉？確實，這本書的選文，其辭章之美、修辭之工，今之學生難以望其項背，然而，其最可貴之處還是在于其中的“精神思想”，在于我們久違了的人格之方正、遒勁、蓬勃，“文氣”之自然、清新、豪邁。讀罷掩卷，你仍會感到撲面而來的童稚、鮮活、溫煦的生命氣息，見到今天難得見到的真摯、敦厚、活潑之童心。看到這些“真”性情、“真”文字，再想想今天學生的言不由衷、華而不實、無病呻吟的作文，真是讓人欲哭無淚、欲說無言。你定會感到今天語文、寫作教育的可鄙、可憎，作為語文教師的可鄙、可憎。這決不是調侃一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可以敷衍過去的。今之語文教育之所以墮落到這個地步，所涉原因甚多，但是，它與語文教育的“應付生活”的本體論、“工具性”的功能論不無關系。請注意，現代語文教育家所謂“應付生活”的“生活”，主要指的是物質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這邊是問題的實質所在。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自然便會走向“應試”“功利”“為人”（名利、當官）。人便會成為“物質人”。今天應試教育、應試寫作之繁盛，學生“精神思想”之衰竭，便是推行“生活教育”“實用主義”之必然。現代語文教育史仿佛走進一個怪圈，始于反科舉，終于為應試，而且在功利性上變本加厲。 二、“國文成績”的最高呈現是什么——“寫作本位”與“閱讀本位”之辨原書例言：“本局征求全國學校國文成績，便各校學生觀摩之用。”不知大家是否對“國文成績”指的是學生優秀作文感到愕然？因為它跟我們今天的語義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們今天的語文成績，一般是指一紙語文試卷上的“分數”。就試卷內容來說，主要不是作文，而是以“閱讀”“語基”為主的亂七八糟的試題。這涉及到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語文成績的問題——是寫作能力，還是閱讀（語基）能力？依我看，例言道出了語文教育的最樸素的真理：國文成績即作文成績。語文學習的成績，不看寫作水平，還看什么呢？其實就這么簡單：寫作水平是語文水平的綜合呈現、最高呈現。寫作素養是語文教育的終極目標。其實，我國古代就是這么看的。大家知道，漢代以后的選舉制、科舉制，基本上考的都是作文。考幾篇各種體裁的作文，什么語文水平（綜合素養）考不出來？請看清代“鄉試”的考試內容：考的寫作體式包括文和詩。文，包括《四書》文、經論、史論、策問、判、詔、誥、表等。內容涉及經史、時務、政治。這么全面的考查，不僅是考文字能力，而是考人的綜合學養、智慧。一種制度，歷經兩千多年，自有其合理性。語文界在觀念上出現偏差，是自上個世紀上半葉始。其代表人物是葉圣陶先生……最具破壞性的是“閱讀獨立目的論”。（最近突然想，為什么要學拼音、組詞、造句、改寫句子、閱讀理解？我們知道，在古代從沒有過這些東西。） 三、該學寫“真文體”還是“偽文體”——“實際文體”與“教學文體”之辨例言談到：“本書分二十類……理論類、說經類、論史類、論事類、雜說類、辨釋類、答述類、感言類、贈言類、書后類、書翰類、傳狀類、雜記類、戲擬類、通啟類、哀祭類、贊頌類、箴銘類、詩詞類。但就此來看，也讓我驚異于文體之全、之真、之切。——這么多文體，居然沒有哪一種是現在學生寫的“議論文”。這是按照“實際文體”分類，而不是按照今天慣用的“教學文體”分類（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應用文）。這樣的文體分類，我們也已經久違了。該書的分類，體現了當時寫作教學與學生寫作實踐的原貌。那時的學生，居然寫的是“實際文體”——“真文體”，這在今天看來，實在是太奢侈了。這里大多數文體的名稱，是應付應試寫作教學的師生聞所未聞的！今天的學生，可曾有說經類、論史類、雜說類、答述類、戲擬類、哀祭類、贊頌類、箴銘類、詩詞類寫作的自由嗎？換言之，可曾享有表達自我的快樂與幸福嗎？“教學文體”與“實際文體”的分道揚鑣，問題便隨之產生。學生在學校所學的文體只是為了應付教學和考試的，與真實寫作脫鉤，在實際應用的寫作中，并沒有哪一種文體叫做記敘文，只有散文、小說、通訊、傳記等；沒有說明文，只有解說詞、說明書、導游詞、調查報告、實驗報告等；沒有議論文，只有雜文、新聞評論、文學評論、影視評論、學術論文等。就是說，學校語文教育學生所學的竟然是“偽文體”，是“敲門磚”，他們走出校門后，得重新學習“真文體”寫作，重新適應真實寫作的需要。 四、“不培養作家”就不要“文學”了嗎——“實用寫作”與“文學寫作”之辨因此，從學生的言語天性出發，在早期，文學審美讀寫是比較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從今天回過頭反思，我們會產生這樣的疑問，學生不喜歡語文，是否與閱讀文選充斥著太多的實用文、應用文有關？試想，在青春火焰熊熊燃燒著的年歲，要他們讀寫便條、書信、電報、廣告、章程、意見書等冷冰冰的應用文體，會有怎樣的感受？他們不抱頭鼠竄才怪呢？在講求功利的時代，語文教育不能不走上功利化之途。一切以應試之馬首是瞻，什么對考試有用教什么，與一紙試卷無關的，不論對人生多么重要也棄之如敝屣，這已成為心照不宣的“鐵律”。但教育畢竟不是做買賣，錙銖必較、盈虧分明。語文、寫作教育常常是要作一些“無用之功”的：文學審美教育就是，寫作的“詩外功夫”就是，言語存在性動機的培育就是。沒有心靈的自由、學養的豐厚、思想的深邃，哪來的厚積薄發、博大精深呢？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既是教育無法掙脫的桎梏，又是扼殺教育的絞索。眼睛盯著功利的教育，價值觀迷失的教育，既培養不出普通的專業人才，也培養不出大師。 五、本書重心在“議論”的道理何在—— “寫作共能”與“寫作異能”之辨這就涉及到了何謂寫作“共能”與“異能”。共能，是人所必備的共同的寫作能力、才能；異能，是個人專擅的寫作能力、才能。可以認為，科舉考試的設計者，與本書的編者，是對其作過思考與確認的：共能，就是“議論類寫作”。本書排在最前面的“理論類、說經類、論史類、論事類、雜說類、辨釋類”這6類，大多文章可以歸入“論文”一類，由此可以看出編者與學生意識到“論文”寫作的重要，也表明了小學生是有能力寫好“論文”的。如果說本書的重心是“議論體式”，那么，其“重中之重”就是“論文”。——這無疑對我國現代、當代語文、寫作教育觀又是一個顛覆。在我看來，以往中小學寫作教學用力最多的記敘文（往往包括抒情文）寫作，以致我們今天說的“敘事”“抒情”體式的寫作，倒顯得不是那么重要。因為它并非寫作“共能”，而是“異能”，對部分有這方面天賦的同學來說十分重要，但不是所有同學在未來工作、學習、生活中必用的。 六、寫作評價的效度是什么——“思想情感內容為重”與“語言形式為重”之辨讀過本書，大家一定會對其中的評語感興趣。這些評語，對于今天只知道說立意深刻、結構嚴謹、語言流暢之類的語文教師，恍若隔世，完全是另一套話語，是大家感到十分陌生、隔膜的話語，很值得玩味與思考。長期以來，基于所謂的“科學性”考量，主流觀點傾向于“客觀性”評價，于是，語文評價充斥著大量的“客觀題”“半客觀題”“標準化試題”大行其道，使最具個人獨創性的言語表現與創造，變成為千篇一律的答案，而且大多是莫名其妙的命題者的答案。制造考試、答題工具，鉗制思想自由、言語創新，這是30年來語文教育最大的迷失。信手摘錄，亦可見評價的重心絕大部分都是放在“精神思想”上，即放在內容評價上。我想，是否那時的學生——小學生，文字“通”否，已經不是問題了，需要評價的是文字“好”否。而當今的高考作文的分解式評價模式，將意（思想、材料）和言（結構、語言）分別評價，重“文”輕“質”，貌似科學、精密，實則背離了“文以意為主”的普遍規律，這樣，就催生了“套話”“假話”“空話”作文，套題、抄襲、宿構作文。華而不實、言之無物的作文，是沒有信度、效度可言的。沒有良好的德行修養，崇高深刻的“精神思想”，寫作便成了文字游戲，文章等于文字垃圾。當今學生平時作文，高考、中考作文，能找到有“識有獨到”“別具感喟”的文章嗎？明示或暗示觀點的寫作命題，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文章嗎？所謂的“議論文三要素”，是倡導精神思想創造，還是扼殺思想獨創性呢？教育與評價觀念與實踐的偏頗，實在是難辭其咎。重“文”輕“質”的教育觀、評價觀，無異于言語生命、精神生命的屠戮。 七、“精神思想”是怎樣煉成的——“道德、學問之文”與“辭章之文”之辨讀了本書，大約沒有誰不會對這些小學生的言語素養表示贊佩。像這樣的文章，今天大多數學生，是絕對寫不出來的。這樣的文章，特別是議論性文章，不是憑感覺、聰明，甚至也不是憑天生的靈性、悟性能寫出來的。理論類，要有哲學修養；說經類，要熟讀經典、積聚學養；論史類，要讀史書，諳熟史料、史實；論事類，要了解社會、民情、人事；雜說類，要廣聞博見、雜學旁收；辨釋類、答述類、感言類等，須博學、慎思、明辨……今之學生，文字技能不足，自不待言，但更欠缺的是德性、學養。書讀得太少，便缺乏德性、思想的陶冶與豐厚的認知背景，文章勢必膚淺、蒼白，更遑論精神思想了。在“工具性”思維下，以“文從字順”為目標，以“訓練為主線”，充其量只能寫出“辭章之文”。即便如此，也還是難。因為，文字的問題，說到底，也是情感、思想、思維的問題，缺乏情意內蘊，缺乏思維的精密、嚴謹、機敏，是不可能有好的文字的。以為真正的文字能力可以訓練得出來，這是一個誤區。這也就是為什么經過十幾年的“訓練”，大多數學生文字依然不通的原因。那么，“精神思想”又是從何而來的？我以為，在教學層面，面對的是“道德、學問之文”與“辭章之文”的矛盾。“精神思想”不是“訓練”得出來的，而是靠“涵養”“修養”出來的。辭章之文，指的是那些華而不實、言之無物之文。是中國傳統學人所不屑的，但恰恰是我們今天所推崇的。許多語文老師、語文學者大約是這樣看問題：文字都不通，談何“精神思想”呢？以為語文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掌握語言文字，以為可以有獨立于“精神思想”之外的“好文字”。覺得學生會看書看報看屏，會寫點請假條、報告、書信、總結之類應用文就成。目中無“人”，把語文教育工具化、標準化、模式化、實用化。狠勁兒地把學生弄成沒腦子的應試機器。取法乎下，自然得其“下下”，取法“辭章之文”，自然得其“疙瘩之文”“陳濫之文”。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宋代學者程頤說：“古之學者，修德而已，有德則言可不學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這些都是對孔子的文章寫作觀加以闡發的，都極為注重修德，提倡修習“德行道藝”，反對、批判“以文辭為學”，認為“修德”是本，“屬詞繪句”是末，把道理說得極為透徹。與“德”并舉的是“道”。“德”指的是人的內在的心性修養，“道”是人的世界觀，對自然、世界的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可見，學習和修德一樣重要。“學問”是“悟道修德”的基礎，也是“文章”的源泉。所以，朱熹說：“圣人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學問、明理，是“精神思想”孕育、發生的兩大基石，好文章、好詩，不是“練”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流出來的，是水到渠成。后世學者對德性的修養、學問的精研，成為生命的寄托。追求“道德文章”，是學者畢生的理想與祈盼；追求“學問文章”，是學者的人生、事業的底線。不明白這些，執迷不悟于應試教育、錙銖必較于分數得失，置“精神思想”于不顧——教育、語文教育，教師、語文教師還有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嗎？ 附民國高小學生作文三則1、畢業贈言西河之門，有干木；元亭之門，有桓譚、侯芭；河汾之門，有李靖、魏征；魯齋之門，有王梓、姚遂。得此高才，與為同學，其為榮幸，正復何如？聚首頻年，分袂一旦。追懷雅素，能勿依依？且諸君此次畢業之后，正長途發軔之初。事無大小，業無貴賤，悉視乎立志之何如，未有不立其志而能成其事業者。航海之針不定，難免風潮波浪之憂；暗道不以燭行，終有窒礙阻隔之虞。諸君才學過人，智識超眾，一切應盡之義務，固無俟乎吾輩之贅言。但恐立志不堅，未免挫折，則祖逖之鞭欲奮，而充宗之角先折矣。夫鴻鵠雖困于藩籬，而志在沖天，終能達其沖天之志；騏驥雖困于槽櫪，而志在千里，終能展其千里之才。諸君年富力強，根柢已儲于早歲；智識充足，英華待發于壯年。尺蠖以曲而伸，龍蛇以蟄而奮。方今中原板蕩，神州陸沉，國事蜩螗，時局臲卼；虎豹盈途，豺狼當道；天下滔滔，淪胥以敗。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于既倒；起赤縣之積衰，洗黃奴之夙垢，非君輩之責而誰責乎？總之，吾輩求學，務求有濟當世，無負吾力。即屬鉛刀，猶將試割，何況利劍，正待及鋒。駑騫不材，自顧殊慚后勁，及時斯奮，讓君早著先鞭，則請以今日之贈言，作他年之左券可也。 2、論五月九日之國恥紀念傳曰：“蒙大辱以生者，無寧死。”個人如是，何況于國？是以國家之恥辱，實為莫大之痛也。我國近百年來，外交失敗，國恥頻仍。若甲午，若庚子，若民國四年之五月九日，皆國恥之尤甚者。乃以全國四百兆戴天覆地、含生負氣之眾，軒轅之胤，仲尼之徒，瞯然為奴為隸，為牛為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殘喘，哀哉！雖然清末數役，由戰事失敗，固迫于勢非得已。至于五月九日之國恥，胡為乎來哉？蓋當歐戰方劇，我國勢孤，日本遂以野心政策，來相要挾，訂條件二十一款，種種侵侮，足駭聽聞。乃竟迫于兵力財政，忍辱而承認之。夫此次歐戰，為公理而戰，非為侵略而戰。彼國固自命為文明國，而五月九日之行為，實大背于公理也。弱國無外交，此語良不謬矣。然外交得失，固國家之常事，所最可痛者，莫大于忘恥。世上冷血動物，則刺之而不知痛；人惟心死者，亦冥然而不知恥。豈有堂堂共和國民，蒙此大辱而不知羞耶？故國恥紀念者，以表毋忘國恥之意耳。昔勾踐受會稽之辱而臥薪嘗膽，卒以沼吳；韓信受胯下之辱而出奇制勝，竟能興漢。我國民既蒙此辱，必當誓雪此恥；否則，誠奴隸之民、冷血之動物也。今日所可幸者，青島問題，全國憤慨；拒用日貨，提倡國貨；美國又開太平洋會議，解決遠東問題。我國得美政府之邀請，將派專使出席。而商學界亦公舉代表加入，為政府之后盾，謀桑榆之補救。此種良好現象之發見，乃國恥紀念所致也。予才鮮學薄，不能為悲切之言論以刺激同胞，所希望者，愿國人積極進行，毋稍沮止，幸勿授人以五分熱度之誚也。（同樣的論述時弊民生的文章還有不少，難以想象是小學生的見識） 3、正校風說學校為人才淵藪，人欲成才，必入學校，顧視其風紀何如耳。風紀素，足以育人才，風紀弛，適以賊人才，影隨響應，無或戾者。然則校風詎不重哉？雖然，校風果孰從而正之？將責諸師長乎？師長宜以身作則，固不待言，而學生亦與有則焉。夫學生者，異日之師長也。特是流品不齊，程度各異，低能凡劣之徒，廁身黌舍，勤奮則不足，而紛擾則有余。彼見夫廣廈云連，英年蝟集，足以開心顏，參言議，直以為娛樂之所耳。其于師長也，近狎而遠怨，面從而退言，誨諄聽藐，效益幾希，獨于一二高才生，傾心崇拜，馬首是瞻。故高才者，茍能正其趨向，勤學策惰，敦品戒囂，足以補師長之不足，為同學所觀摩。行見校風肅穆，成績優良，一冶陶镕，同臻極詣，異日出為師表，必有拔萃之才，造福后生，蜚聲學界，可斷言也。不然者，自伍頑童，委蛇茍合，楚咻既眾，齊語無從，久處鮑魚，芝蘭增厭，詎不重可惜耶？故欲正校風，師長之督責，不如學生之自謀；學生之自謀，必自高才者為之倡始。昔顧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竊謂一校之盛衰，學生亦有責，高才之學生尤有責。人孰甘自后者，青年髦士，盍力自策哉？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民國學生這樣寫作文》摘要

不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