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西安晚報》做過十年投遞員

王琢

征文：“我和西安晚報的故事”我為《西安晚報》做過十年投遞員看到《西安晚報》征集“我和《西安晚報》的故事”征文啟事，我想到那年那月那時刻，想起我做《西安晚報》投遞員的十年。我是農村娃，城里人口中的“稼娃”。種著地，收著莊稼，心中向往著城里人的生活。從校園踏進社會，總向往著。人雖在地里勞著動，可心總想著城里人在干啥。心，總想著如何跳出農田這個圈子。聞聽山區同學通過內招，進入行政系統。我眼暴羨慕光芒，悔自己出生在平原地區。看到同學通過關系，進入商業戰線。我嘰咕人情關系猛烈，能把想到的事情辦成事實，悔自己沒有關系網。那些年，筆是我手中愛物，寫是我心里激情。有事沒事我就會把心里激動留于紙上；那些年，看書讀報是我不干農活時的最大樂趣！我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機會終于來了，我被鄉黨委推薦為《西安晚報》做起了投遞員。也不知道更新戶口本時，工作人員是怎樣動的筆，新戶口本“職業”一欄上竟寫“工人”二字。我是工人嗎？不是，因為我還種著田地。我是糧農嗎？不是，因為我每天都在投遞著《西安晚報》。在當時，像我這一樣的人，都有一個時興而響亮的名字——“亦工亦農”。報章媒體如此稱呼，普通百姓也跟著如此稱呼。因為我們是單位、農田兩頭忙。記得那是1986年10月的事。當時，我拿著鄉政府開具的介紹信，來到長安縣委宣傳部，在工作人員的安排下，走進宣傳部會議室。當時長安縣委設在少陵原畔韋曲鎮（現在東長安街口），縣委宣傳部在縣委大禮堂左前首，東西走向。宣傳部后首有一個大會議室，六間鞍間房，南北走向，門前有花壇，會議室可以容納二三百人。我進門的時候，會議室里已經坐下許多人，他們來自全縣44鄉鎮，大家正在等待一個“特殊”會議的開始。說會議“特殊”，那是因為這次會議將為《西安晚報》在長安地區的發行增添出新渠道。我國報紙從1950年3月起，實行“郵發合一”體制，全國各地出版發行的報紙都交當地郵政總局發行，這次會議將改變這一格局。《西安晚報》將從1987年元月一日開始實行自辦發行，也就是說，報紙發行投遞增添出新渠道，打破郵政工作無競爭對手的舊格局，為郵政工作的改革敲響鑼鼓。為了落實《西安晚報》自辦發行網建設，《西安晚報》社通過縣委宣傳部在長安各鄉鎮招收發行投遞人員。我和前來參加會議的各鄉鎮人員，就是被政府推薦成為這支隊伍成員的。當時全縣44個鄉鎮，每個鄉鎮一名發行員，加上鄉鎮宣傳干部，參加這次會議的約有百十人。我至今還記著幾個鄉鎮發行員的姓名，他們是東大馮正寬、五星李向陽、灤鎮田社玄、內苑張翼、馬王張選利、五臺姚雅幸、王莊王海民、子午高朝剛、黃良王琢、太乙姚毅斌、引鎮趙富權、大兆王群安、楊莊田軍民、炮里王民昌、鳴犢張絞纏、魏寨肖恩惠、馬興周照引、韋曲麻寶利、韋兆曹養社等。這是項工作體面，雖說也在鄉村土路上奔跑，可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每天都能閱讀到報紙，每月還能按時拿到薪水，比在田地撅溝子摔汗珠愉快。那時報紙當天下午到，對喜歡讀書看報的我，每天能摸著抹黑手指，閱讀著散發墨香的報紙，內心肯定高興！那時報紙一到，我疾速拿出一張，就地打開，邊瀏覽邊揀插。在報紙文章的指導下，我的寫作水平有了提高。新聞稿“黃良村農民春灌農田實行股份制”在晚報頭版的刊發，為農民春灌保收提供了事實支撐，促進了農田春灌工作的進行。1989年，我因在縣級媒體刊發稿件數量多，獲得長安縣委宣傳部“優秀通訊員（二等獎）”榮譽證書。隨著報業的發展，《西安日報》復刊了。工作例會上，我聽到消息心中無比激動。回家的路上騎車飛快。一報變兩報，是實力的體現，是發展的需要。騎車在城市道路上的我。雙手撒把，雙腳歡蹬。習慣了平坦路上的快行，自然就有了飛躍激情的生成，尤其是在車騎平坦光亮無有阻絆的堅硬路面上時，我心激動，我情狂傲，隨著“哇——”的一聲叫喊，車飛速前行，甩路旁建筑在身后，激動、興奮、歡樂堆臉龐。我按捺不住自己喜悅的心情，對著發展我的長安縣城高喊：“西安兩報我愛你！”遺憾的是，《西安兩報》在郊縣的自辦發行工作沒有盡善盡終。1997年因發行投遞面不能完全覆蓋邊遠地區而終止。2018年國慶，部分《西安晚報》長安發行站人員，聚會長安韋曲共憶曾經歲月。王琢2023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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