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佛教源頭

海濤（李宏海）

星湖臥佛含丹 　　人們對佛教文化何時傳入中華大地的時間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歷史文獻中最有影響的說法卻有兩種，一種是西漢末期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另一種是東漢明帝永平年間。按學界比較公認的說法，佛教開始傳入漢地大約在兩漢之際，即公元紀元前后。那么問題來了，嶺南佛教文化又是何時傳入呢？傳播嶺南佛教文化的源頭又是在哪里呢？ 　　帶著這一疑惑的問題，通過學歷史、閱史料、查檔案、析史實，用大量的史料來佐證，封開是嶺南佛教文化誕生地，是嶺南佛教文化的源頭。皆因牟子撰寫《理惑論》儒道釋“三教合流”的中國化傳播以及交通要道“瀟賀古道”“海陸絲綢之路對接點”的地理位置優勢等因素影響，才成就了賀江流域古廣信文化的繁榮，佐證了嶺南佛教文化誕生于廣信。 六角山泉佛 　　一、佛教源頭。廣信文化是嶺南文化的源頭，不僅體現在嶺南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區域等古代歷史實體中，而且已匯入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之中，包容在南北文化和外來文化交融、傳播、滲透的生命力里，產生著從古至今的影響力。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體現著廣信文化；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連接，也體現著廣信文化；廣府民系的形成、兩廣的劃分，可以發現廣信文化；人文淵藪及其思想、觀念、情感和行為方式，也可以發現廣信文化的歷史影響。廣信是嶺南佛教文化的源頭。 兩漢時期，佛教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首途之區就是廣信，因此在這里聚集了一批精通佛學的高僧。周一良先生認為牟子是二世紀一個交州人（《牟子理惑論時代考》）。羅香林教授指出：“牟子，他的籍貫就是廣東封川，他著《理惑論》一篇，是中國闡述佛學最早的一篇文章。”余嘉錫先生也指出：“記佛法初入中國事者，莫古于此書即牟子《理惑論》”（《牟子理惑論檢討》）。郭明先生贊曰：“牟子乃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位由儒而道、而佛的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牟子即是其中之一，他最早的佛學之作便是《牟子理惑論》，其主要思想充滿了務實、兼容諸性，是研究儒道佛三教關系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但黃柏權在《嶺南佛教文化的特色及其傳播》文中，對佛教傳入嶺南也作了深入的探究有不同的看法，認為隨著考古與文獻的新發現，隨著佛教研究的不斷深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并不一定始于兩漢，也許要推前至殷商時代，其傳入中國之途徑遠非從西域來，而是有多條途徑：例如經西藏傳往蒙古、東北；經東南亞，從緬甸傳入西江、長江流域；經海路，從交趾、徐聞、合浦、廣州傳入東南沿海等地。 佛教傳入我國后，即與我國的傳統文化、地域文化相融而創造出各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最早的佛學之作便是牟子《理惑論》，其主要思想充滿了務實、兼容諸性，正體現了嶺南傳統文化的特色。西江是嶺南佛教文化的誕生地，重心在今之封開縣，而開其先河者則是牟子。這就是牟子把印度佛教文化融化于嶺南傳統文化中而獨創的一種地域性的文化——嶺南佛教文化。他開創了廣東獨具特色佛教文化的先河，成為了印度佛教轉變為中國佛教的奠基人，推動了佛教在廣東乃至中國的傳播。 麒麟山臥佛 　　二、羅香林論證。著名史學家羅香林先生在1947年發表《世界史上廣東學術的源流與發展》：“由兩漢至南北朝為廣東學術思想發展的第一時期。我們知道，各種學術思想的發展，多數會在人才聚集的區域。秦和西漢國都均在長安（西安）一帶，關中為當時國都的外圍，人口比較密集。故當時的學術思想，都總匯于西安，以至關中各地。此時廣東與中原的交通，亦以西安為中心，由西安經漢中沿漢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至粵桂交界。中原的學術思想，由此交通要道向廣東傳播。 東漢時代，印度的佛教以至海外各國的文化，亦多自越南河內以及廣東的徐聞、合浦與番禺等地的港口傳入。而扼西江要沖的蒼梧，遂成為中原學術文化與外來學術文化交流的重心。現在廣東的封川，就是漢代交州刺史駐地及蒼梧郡治的廣信……至于自印度傳入的，則為牟子的佛學。牟子的籍貫，據史學家的研究，也是封川人。他著的《理惑論》是歷史上第一篇由中國佛教學者獨立撰寫的佛學論文，是中文闡述佛學最早的一篇文章，他生于東漢晚年……當時印度佛教由水路沿中南半島，經越南或廣州而傳于蒼梧郡屬封川一帶，佛學相當發達，故牟子得以學習論著”。同時作為交趾刺史部所在地的廣信，那時學者云集，名流輻輳；他們或聚徒講學，或考論大義，或著述不輟，并出現了研究佛學的本地的頂尖人物牟子和康僧會。 羅香林石像 　　三、佛教傳入途徑。自伊存、景盧譯出《浮屠經》，至牟子撰《理惑論》其間二百年。已有學者指出，漢魏六朝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北方陸路，“經由中亞細亞及新疆到達中國”；另一條是南方海路“經由錫蘭、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到達中國南部的交趾、廣州”，與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相吻合。安息國太子安世高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來到洛陽，至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譯出佛典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梁代慧皎《高僧傳》說他曾兩次到廣州。其實當時未有廣州，只有番禺，無論安世高從海上入番禺去洛陽，還是由洛陽出發再游番禺，都必經交州州治廣信。 　　安世高風塵仆仆兩次到番禺，目的并非游山玩水而是傳教，所以早在牟子到達廣信（公元189年）之前，佛經就在佛教海上傳入中國必經之地的廣信傳播。佛教傳入之途徑，一是靠傳播信仰，二是靠翻譯佛經。而在朱符被殺（公元197年）以后，交趾已有接受凡人出家的場所。而100年后，已是三國時期，即建衡元年（公元269年），交州府治已遷至廣州，海路來的僧人才絡繹不絕，如真喜在廣州譯《十二游經》等。及至兩晉南北朝，廣州更是名僧薈萃、寺院林立了。 安世高畫像 　　四、佛教布教者。三國時高僧康僧會，康居（古西域國名）人，世居天竺，隨父經商，后移居交趾。十余歲時，雙親并亡，至孝事畢，遂出家。勵行甚峻，為人弘雅，富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通曉天文，讖緯之學，尤嫻經律。吳赤烏十年到建業，孫權為之建塔，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去世，因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譯有《六度集》、《舊雜譬喻》等經，共七部二十卷。 康僧會實際是南方佛教的重要布教者，出生于嶺南的第一個翻譯注釋佛經的人。而康僧會的思想流派顯然是儒釋道三家攙和的早期產物，是繼牟子后出自嶺南的我國早期又一位佛教思想的闡釋者。康僧會在交趾出家時，牟子或在世，或去世不久。安世高和康僧會最初都是從海路來到廣州（番禺）、交趾（廣信）的。 康僧會石像 　　五、佛教傳播。據戴勝德《封開佛教研究及班窺》：嶺南佛教傳播的軌跡是源于扼兩廣要沖的封開，漸移三江總匯的廣州，北上南北交通重鎮韶關，然后擴散到全國。推動這個重要進程的重要人物是牟子……慧能（公元638-公元713年）及其弟子們。在唐代慧能以前，即兩晉南北朝至隋朝，北方佛學以附會道教、玄學的禪學為主，而南方佛學則以精研佛經的般若學為主的不同歷史原由。 　　古廣信所傳佛教主要是禪宗及凈土宗。禪宗是南朝宋末天竺僧達摩來華創立，以專修禪定（靜心止念）而名禪宗。凈土宗又稱“蓮宗”，北魏山西玄中寺云鸞和尚立宗，以“三經一論″（《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往生論》）為典據，認為阿彌陀佛（即彌勒佛）是“三世”中未來世界的佛，與釋迦牟尼和如來佛地位相同。以大力提倡憑借阿彌陀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為唯一出路，以每天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為修行。 　　六、佛教史述。在古廣信曾經流傳一個民間故事，古時有一位碧眼虬髯的仙人（印度僧人）眼睛炯炯有神，滿臉絡腮胡子，卷曲盤旋，身材魁梧，舉止坦然，形象端壯，儀表非凡，常在石頭上坐禪念佛，他就是從天竺到廣州傳經弘法的始祖達摩。傳說，達摩是天竺國香至王的第三個兒子，自幼拜釋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訶迦葉之后的第二十七代佛祖般若多羅為師。《中國佛教史》載述：由于交州（史稱交趾，公元203年改為交州）與印度相距不遠，在南朝從事譯經的僧侶中，很多來自古印度、扶南等國。 始祖達摩畫像 　　七、鑒真和尚。鑒真和尚是唐代繼玄奘法師（唐僧）后第二位杰出的高僧，兩人對佛教事業、對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鑒真和尚已成日本律宗的創始人。鑒真和尚于公元748年第五次東渡不成，從海南返揚州途中，他知道廣信佛教活動很興旺，早在東漢末年就出現了一位佛學者牟子，又是中國第一部佛學論著《理惑論》的誕生地，因此，他特意來廣信傳經說法。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封州改為臨封郡。 據《大唐和尚東征傳》記載，唐天寶八年（公元749年），鑒真率眾僧徒及日本來唐留學人員榮睿、普照等35人到達廣信。當天，城內的僧、尼及鄉紳父老等人，齊到碼頭迎接。62歲高齡的鑒真和尚，身披袈裟，手持錫杖，慧眼堅毅慈祥，在眾僧的簇擁下，在一片喃喃的誦經梵音中，神儀內瑩，妙相徐徐，降茲碼頭，雙掌合十，頻頻向歡迎的人群施禮致意。當天，城內的僧、尼及鄉紳父老等人，齊到碼頭迎接。臨封郡首親自奉迎，就在光孝寺設齋供奉。鑒真和尚即在光孝寺（比廣州光孝寺早350多年）設壇講經授戒，即“為人民授菩薩戒”，鑒真和尚在授菩薩戒中指出“出家人自力更生，不要依賴化緣過日子，要以身作則，弘揚佛法，普渡眾生”，鑒真還在廣信傳揚了獨特的醫學知識。一連幾天前來聽律受戒的人群絡繹不絕，這是廣信佛教歷史上一件前所未有的盛事。 鑒真和尚石像 　　八、譯佛始于廣信。牟子《理惑論》說：“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圣也……恍惚變化，分身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故號佛也。”梵文“Buddha”譯為“佛”始于廣信。牟子的解釋也是對中國古老“佛”字的創造性發揮，首次用中國敬祖文化產生的嶺南祖先神之一“佛”來解釋印度佛教的創世神“Buddha”。佛教最早是從廣信傳入中國的，中國人寫的第一部宣傳佛教的著作《理惑論》的作者牟子是廣信人，這部著作也是在廣信完成的。 　　牟子第一次把佛教原稱“浮屠”翻譯為“佛”。且用儒家和道家的學說、觀點來解釋佛教教義，雖然和原印度的佛教教義有許多不相符之處，但卻使佛教這一外來宗教中國化了，為佛教在中國的生根和發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正是牟子把中國傳統的儒家和道家精華與佛教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牟子用他的《理惑論》確立了其為佛教中國化第一人的地位。 　　九、佛始然于漢。廣信文化在嶺南文明史上所起到的開創和奠基作用得到佐證，如陳家三世和士燮一門四士的經學，牟子的佛學，葛洪的道學，在嶺南是開創性的，在全國也是有創造性的，其影響也是有開創性和承傳性的。唐代嶺南涌現“詩祖”張九齡，第一狀元莫宣卿，尤其是被毛澤東稱為中國佛教真正創始人的“六祖慧能”，構成了“始然于漢，熾于唐”的嶺南文化盛世，顯然與廣信的經學、佛學、道學的“始然”有著傳承發展的關系。 　　十、六祖慧能。六祖慧能（公元638年～公元713年）曾提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被佛教禪宗五祖弘忍大師傳授衣缽還面授禪機“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慧能潛返嶺南后，在曲江、廣寧、懷集、四會等處隱藏了十六年，以躲避神秀手下的追殺。直到唐高宗儀鳳元年（公元676年），慧能輾轉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削發開禪，此后，法性寺便成了禪宗頓教的開創地。以此猜測慧能大師曾經到過古廣信，即今封開縣與懷集邊界接壤的長安、金裝一帶躲藏。 六祖慧能石像 　　十一、倡導佛教。唐代柳宗元倡導佛教，他四處搜羅僧侶、住持講經布教，以感化周邊廣信越人的民眾，促使廣信一帶佛教盛行。寺中僧尼的食用均由政府無償提供，后來為使寺內僧侶有固定長久的經濟來源，柳宗元又以官府名義撥給寺院山林土地，讓寺僧收租食用。到了宋代，廣信佛寺興盛，已建有如光孝寺、冰井寺、開皇寺、慶云寺、廣法寺、圓明寺等，尤其以出了一位學問淵博的高僧契嵩而聞名于世。 高僧契嵩字仲輿，他“詩如老杜”“千年猶可照吳邦”，著有《譚津文集》存世。宋神宗任命他為相當于國家佛教協會會長的僧錄司僧正之職。宋仁宗賜號“明教大師”。他受業、修持的廣法寺占地廣闊，專修有藏經閣，收藏有神宗、仁宗給他的書信、御札數十軸，成為全國佛教研究的中心。 契嵩畫像 　　十二、佛教海上來。明代的陳白沙，清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都清晰地顯現出和廣信文化的深遠淵源。如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對佛教輸入地問題，做出不為傳統說法所束縛的新見解。他認為佛教是從合浦、徐聞為海上起點開辟的海上通道，也即今人所稱的經“瀟賀古道”走“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即佛教由海上而非陸路傳入中國的觀點。史書記載，從海路入華的名僧有求那跋摩、求那跋羅、曇云竭、真諦等人。 　　十三、到達古廣信。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在1998年確認，以公元前2年伊存口授《浮屠經》作為佛教初傳的歷史標志。也確認有少數熱心傳教的印度佛徒或通好使臣、商人、海客等，由印度泛海至安南，由安南沿海至合浦，由合浦而南流江、北流江、潯江而達古廣信，再沿桂江北上中原。作為廣信治地的封開，人杰地靈，貫通古代中國與西方的交通路線，素有“海陸絲綢之路”連接交匯點的美譽。而具有支持佛教由海上通道傳入中國的新論點豐富資料也是順理成章，意料之中的事。 趙樸初石像 　　十四、最佳結合部。西江是橫貫嶺南地域最大的主干流，西江流域無疑成為百越先民對外交往和經濟交流的主要通道。蒼梧郡廣信地區就成為越漢文化的最佳接合部，是嶺南、西南和中南地區與海外經貿文化交流的近便通道和貿易集散地。這些地區的農產品和陶瓷通過江河的交通運輸，集中到這里交易出口并轉運海外，而海外的商品從番禺、徐聞、合浦等海港上岸進入廣信，再轉運進入嶺南、西南和中南地區。 海外的佛教最早從這里傳入嶺南腹地和中國腹地，是最早沿海地區百越族人最崇拜的宗教文化，這是一種珍惜生命、慈悲為懷、普濟蒼生、崇尚和平的海外舶來文化，由于受佛教文化信仰的影響，又衍生出媽祖、海神等文化，對嶺南社會起到極大作用。為兩千年的嶺南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發展打下了文化思想基礎。 　　十五、一錘定音。從佛教傳入中國后就有三教，《理惑論》作者牟子的態度是：“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可見牟子的超前意識、務實精神和廣闊的胸懷，他不拘泥于一家一派，而是集各家之長，創自己的宗系。他認為儒道釋是可以兼容的可以合流的。從《理惑論》一書引證的理論和典故來看，除佛經外，還大量引用《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禮記》《淮南子》《史記》《新序》《列仙傳》《列女傳》以及緯書《春秋元命苞》《春秋合誠圖》等書。據此可知，牟子懂得在吸收外來學說時必須結合國傳統學說才能站穩腳根進而發展的道理。牟子認為儒道釋三家在思想上是可以共存共融的。他的務實精神、超前意識、兼容思想，開辟了嶺南佛教文化的先河，開創了儒道釋“三教合流”的新道路。這是一錘定音毋庸置疑的事實。 　　綜上所述，佛教自從牟子時代起，經魏晉六朝，發展到唐代。經過多年的磨合，佛教的中國化已趨成熟。中唐時，慧能通過宗教革命所創立的禪宗，可視為佛教中國化完成的標志。它不僅發展為中國禪宗的惟一正宗，而且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牟子與慧能這兩位嶺南的文化大師以其杰出的佛教文化成就，把中國佛教的圣地定在了嶺南。因為嶺南佛教文化的特色是超前性、務實性、兼容性和開創性；其傳播的軌跡是源于西江要沖的封開，漸趨三江總匯的廣州，沿北江而上至粵、湘、贛三省交通樞紐的韶關，然后擴散至全國。推動這個進程的主要人物則是牟子、康僧會、懷迪、拘那羅陀、慧能及其法嗣弟子。所以由此可見，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可以自豪地說東漢時期的廣信，它是嶺南（兼容嶺南文化、廣府文化、珠江文化、西江文化、廣信文化）佛教文化的源頭，廣信是嶺南佛教文化誕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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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佛教源頭

海濤（李宏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