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自由行之——陜西歷史博物館

開心

5月16日天氣陰，上午9點打卡陜西歷史博物館。博物館門口水池子里的石頭叫石鯨（復制品）。 陜西歷史博物館，中國第一座大型現代化國家級博物館，首批“AAAA”級旅游景點，被譽為“古都明珠，華夏寶庫”。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小寨東路91號，大雁塔西北側。館藏文物171.795萬（組），其中，一級文物762件（組），國寶級文物18件（組），其中2件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居中國博物館前列。 何家村窖藏位于唐長安城郭城興化坊內（今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當時的興化坊向北過兩坊即皇城，東面隔一坊為朱雀大街，西北跨一坊即是西市。這一帶盛唐時為皇家貴戚和高官顯宦居住的黃金地帶。（收費） 1970年10月，在西安城南何家村（唐長安城興化坊所在地）先后發現了兩個陶甕和一個銀罐，近千件造型別致、紋飾華美、工藝精湛的器物呈現于世人眼前。這些器皿既顯大唐風范，又具外域風格，令人目不暇接、驚詫不已。它的發現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探索唐代社會的重要窗口，加深了人們對光輝燦爛大唐文明的認知，豐富了人們對大唐盛世的浪漫想象。中國權威考古機構將其列為20世紀中國重大考古發現。 九環白玉蹀躞帶?唐代時，蹀躞帶被認為是文武官員必佩之物，以懸掛算袋、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七件物品,俗稱“蹀躞七事”。 鴛鴦蓮瓣紋金碗唐陜西歷史博物館藏金碗捶揲成型，內外通體鏨刻紋飾。外壁上層蓮瓣紋內鏨出鹿、兔、鴛鴦和鴻雁，或撒蹄奔走，或佇立凝望，動靜有異，栩栩如生。蓮瓣間裝飾飛鳥，展翅蒼穹，逐日長鳴。下層蓮瓣中鏨刻卷草和如意云頭紋。碗底在一周卷草紋中鏨刻一回首鴛鴦，顧目流盼。整體造型飽滿莊重，裝飾富麗華美，是目前所見唐代最大的金質食器。金碗內壁鏨刻上下兩層共 10 朵蓮瓣紋，重疊錯落，宛如一朵盛放的蓮花。凹凸起伏的凸瓣紋具有希臘羅馬風格，動物花草則是唐代本土流行的裝飾題材，充分彰顯出東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盛唐氣象。內壁墨書自重“九兩三”，實測 391 克。《唐律疏議·雜律》規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純玉”，據此推測何家村窖藏主人應是王室或者中央官府人員。這兩件金碗將金銀工藝最為常見的捶揲與鏨刻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代表了唐代金銀器工藝的最高水平。“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使得唐人以極大的智慧和熱情制作了金碗這類奢華的器物。少府監中尚署金銀作坊院的設立，則是金銀制作工藝得以提升和傳承、金銀工匠得以培養的制度保障。雖造型、紋飾與前一件金碗相同，但兩件金碗內壁的墨書卻不同，第二件墨書為“九兩半”，第一件墨書為“九兩三”。奇怪的是兩件金碗的實測重量卻相同，均為 391 克。故有學者由此推測，唐代在金銀器管理上或許使用了更為精確的計重衡制。 金梳背唐代貴族婦女喜好博大的高髻，并插上各種精致的花梳，以為裝梳用金、銀、犀角、象牙、玉等材料做成。所插花梳，自初店觀唐，數量逐漸減少，而規格卻逐漸加大。唐代詩人元稹《恨妝成》詩云"滿頭行小梳，當面施圓靨"，即是對當時貴族婦女發間精致花梳詠嘆。 金釵何家村窖藏共出土金釵4件，釵頭各具形態，有拱形、云頭形等，實用與裝飾兼具。史載唐代貴族婦女在簪釵使用上有等級規定，等級越高，數量越多。 孔雀紋銀方盒孔雀紋銀方盒銀質鎏金，正方形，通高10、邊長12、蓋高3.1、頂邊長10.3、壁厚0.15厘米。重1500克。方盒分蓋和身兩部分，盒蓋為盝頂形。盒身正面中間有兩個鎖環，下有兩個六瓣花形墊片。盒身背面有兩個活頁鉤環，將盒蓋與盒身連接。方盒除底面光素無紋外，其余各面均有裝飾；紋飾采用滿地裝的手法裝飾，顯得反復細密，富貴堂皇。這是唐代金銀器精工細作的代表。主題紋飾的安排以中軸左右對稱為基本構圖模式，規整而穩重；輔助紋飾則根據空白填補，靈活而多變。盒正面醒目處為一對口銜勝帶垂蓮、立于蓮蓬之上的孔雀。孔雀在唐代被視為珍禽，也是畫家濃彩重筆表現的對象。銀方盒上的孔雀圖，兩只孔雀相向而立，作躍躍欲飛狀，周邊環繞以折枝花卉，構圖主次分明，動靜有序，應該是當十孔雀花鳥畫流行的反映。遺憾的是，兩只孔雀加工痕跡有所不同，一只鏨刻出細膩的羽毛和蓮蓬的葉脈孔眼，一只卻僅僅鏨刻出輪廓。根據這些痕跡來分析，孔雀圖很有可能是一幅未完成品。這件方盒也有將其定名為寶函的，認為是佛教盛放舍利的器具，從考古發現的金銀器盝頂方盒來看，大多出土于佛教地宮，如法門寺地宮。陪葬與唐高祖獻陵的房陵公主墓出土的一幅壁畫《捧盒仕女圖》中，宮女手中捧的也是這種造型的方盒，由此看來，方盒也做日常生活器皿使用。孔雀紋方盒內壁有一些斑痕，外壁前面幾后面墊片附近發黑，似乎是火燒的痕跡，因此分析銀盒是使用器。 鑲金獸首瑪瑙杯鑲金獸首瑪瑙杯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物證，原型為來通，公元前2世紀開始流行于西亞，主要用于祭祀和宴饗等禮儀場合。杯體由一整塊纏絲瑪瑙雕琢而成，杯流為獸首形狀并插有金塞。無論材質還是工藝都極為罕見，是迄今考古發現的孤例，反映出唐人對外來文明的好奇、向往與包容。 鎏金石榴花紋銀盒根據鎏金石榴花紋銀盒蓋內墨書可知，盒內原盛放有"井沙""黃粉"、均為煉丹的原料。唐人認為金能制伏朱砂、水銀等有毒性而不能內服的煉丹原料、故將這類煉丹原料盛放于金銀器皿中以沾染金銀之氣，從而鞏固和提高藥效。 仰蓮瓣座銀罐這件器物形制特殊，僅見何家村密藏，與銀石膜罐結構大卦相近，底部有一直徑約0.5厘米的小孔，可能與銀石榴罐在棟丹時配套使用。 素面平底小銀罐、素面圈足小銀罐。 桃形忍冬紋鏤空五足銀熏爐。 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該壺造型別致，采用捶揲、焊接、鎏金等多種工藝制成。壺身兩側各飾一匹翹首鼓尾、銜杯跪拜的舞馬，栩栩如生的舞馬形象印證了《明皇雜錄》所載舞馬銜杯祝壽的史事。皮囊或馬鐙式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這件銀壺是中原漢族與北方契丹族文化交流的典型物證，在唐代金銀器中尚屬孤例。 赤金走龍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12條赤金走龍，均純金制成，體形雖小而神態逼真，被認為是道教"投龍"祭祀儀式中所用的法器。在道教投龍"儀式中，于壇場上呈列龍、璧、簡等以供奉諸神。儀式結束后，用青絲將龍、璧、簡等捆綁在一起投向山洞、河湖、大地，向天、地、水諸神祈愿。 鑲金獸首瑪瑙杯杯體由一整塊纏絲瑪瑙雕琢而成，杯流為獸首形狀并插有金塞，無論材質還是工藝都極為罕見，是迄今考古發現的孤例。有學者認為這件瑪瑙杯是外來器物，年代不晚于7世紀，也有學者認為是唐代工匠仿粟特式來通制作的，年代為9世紀前期。盡管學者們對這件瑪瑙杯產地和時代的看法相去甚遠，但都認為其造型源于西方的來通，可能是藝術品或特殊的禮器，而非實用品。 葡萄花鳥紋銀香囊香囊是唐代熏香器中引人注目的類型，附有鏈子和掛鉤，用于佩戴或懸掛。此香囊造型別致，設計科學巧妙，呈圓球形，上下球體以子母口相合，其內設置兩個同心圓環和一個半圓形香盂，香料置于香盂中。利用重心原理，香囊無論怎樣擺動，香盂都會傾覆。世界其它國家直至近代才發現這個原理，而中國最晚在唐代就已掌握了此項原理并熟練運用。 彩繪雁魚燈漢（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神木市出土燈由銜魚的雁首、雁身、燈罩及帶曲鏨的燈盤4部分組成，可拆卸。雁兩范合鑄兩腿為分鑄后焊接。通體彩繪紅、白二色。燈罩可自由轉動，能調節燈光照射方向并防御來風。雁腹內可盛清水，燃燈的油煙經服雁頸溶入水中，可減少污染。此物構思精巧別致，是漢代燈具中的杰作。 漢兵馬俑漢（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咸陽市楊家灣出土再現漢初軍陣形式的楊家灣漢代兵馬俑坑中，代表作戰部隊的俑坑共10個，騎兵占了6個，表明西漢初期騎兵在軍隊編制中已成為主要的作戰力量。漢代軍隊編制及作戰形式的這一變化，很大程度上應是向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學習的結果。 金怪獸戰國至西漢（公元前475年﹣公元9年）神木市出土匈奴首領冠冕上的裝飾。匈奴金銀飾件多采用動物造型和紋樣，其中以金怪獸的造型最為奇特，它顯示了創作者豐富的想象力其怪異的形象也給后世留下了難解之謎。有學者推測，金怪獸有可能是神話傳說中的蠱雕，以之作為冠冕頂飾，反映了匈奴人對勇猛強悍動物的崇拜。該飾件綜合運用了多種工藝，制作精湛，是最有代表性的匈奴藝術珍品。 鎏金銅蠶漢（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安康市石泉縣出土鎏金銅蠶出土于陜西石泉縣，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國內罕見。蠶身首尾共計9個腹節，胸腳、腹腳、尾腳均完整，體態為仰頭或吐絲狀，說明當時人通過蠶桑生產已熟悉蠶的生理結構。鎏金銅蠶是體現漢代養蠶繅絲業興盛和中西絲織品貿易繁榮的代表性文物，也見證了2000多年前先輩們開辟"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 多面體煤精二十六面印天下第一岳父孤獨信據說是小學生放學路邊看見，無聊中把這當球踢了好長一段路，最后還是發現上面有字撿起來，老天有眼。 唐長安城明德門遺址復原圖。 陜西唐十八陵分布圖。唐十八陵分布于渭北六縣：依次為乾縣的高宗和武則天乾陵、僖宗靖陵；禮泉的太宗昭陵、肅宗建陵；涇陽的宣宗貞陵、德宗崇陵；三原的高祖獻陵、敬宗莊陵、武宗端陵；富平的中宗定陵、懿宗簡陵、代宗元陵、文宗章陵、順宗豐陵；蒲城的睿宗橋陵、玄宗泰陵、憲宗景陵和穆宗光陵。 唐·佚名《百馬圖卷》（局部） 赤金盆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盆是唐代皇宮內常用的洗漱器具。皇子（女）出生后三天，皇宮中要舉行隆重的洗兒會，用金盆為皇子（女）洗身，因此，也有人將金盆稱作洗兒盆或浴盆。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兩件唐代金盆，是迄今為止考古發現的現存時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三彩載樂駱駝俑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中堡村出土通高58厘米，高24.2厘米，口徑12.4厘米，足徑14.3厘米。典型的盛唐時期的作品，舞樂者均穿著漢族衣冠，使用的卻大都是從西域傳入的樂器，表現的是流行于開元、天寶時期的“胡部新聲”的新舞樂。這組俑以狹小的駝背作舞臺，卻承載陣容龐大的樂隊來表現當時流行的新舞樂，大膽運用了藝術夸張，充滿想象與浪漫。制作工藝精湛，形態逼真傳神，使人仿佛耳聞悠揚的樂曲。釉色鮮明亮麗，協調自然，堪稱唐三彩中的極品。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對研究盛唐時期的音樂、歌舞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青瓷提梁倒灌壺五代（公元907年﹣公元979年）館藏壺蓋與器身連為一體，鳳凰作提梁，獅子當流，腹部刻纏枝牡丹花，集鳥中之王、獸中之王、花中之王于一身。梅花形注水口設于壺底中央，壺內有漏柱與水相隔，將壺倒置注水，盛滿放正，滴水不漏，符合物理學中"連通器液面等高"原理。造型大氣，設計獨特，飾紋精美，釉色瑩潤，是耀州青瓷中的珍品。 鎏金鎏銀銅竹節熏爐漢（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咸陽市興平縣豆馬村出土整件熏爐分3個裝飾區域，共9條龍裝點其間。"九在中國古代象征最高數字，是皇權的一種體現。從熏爐和同時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銘文得知，此物原為漢未央宮的生活用器，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賜予"陽信家"，可能是漢武帝賜給其姊陽信長公主的物品。 皇后玉璽漢（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咸陽市長陵遺址出土玉質為珍貴的和闐羊脂玉。螭虎鈕，印座四側刻云紋，印面陰刻篆文"皇后之璽"四字。《漢舊儀》載："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之璽，金螭虎鈕。"此印形制與印文正與漢制相合。因出土地點距漢高祖和呂后合葬的長陵約1公里，推測為呂后之物，是漢代皇后璽的唯一實物資料，彌足珍貴。 旟鼎西周早期寶雞市眉縣楊家村出土旟鼎內壁共鑄銘文4行28字，大意是說：某年八月初，王姜將原賜予師瀘的土地收回，轉賜給旟，旟便做此鼎紀念。銘文反映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土地占有制形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資料。 牛尊西周寶雞市岐山縣賀家村出土通體作牛形，身軀渾圓壯實，四足粗壯有力，伸舌作流，背開方口設蓋，蓋鈕為一立虎，蓋與牛背以環鈕相連，可隨意開啟而不脫落，腹背及足部滿飾云紋和夔龍紋。造型雄健生動，紋飾華美流暢，為西周青銅藝術之精品。 日己觥西周寶雞市扶風縣齊家村出土觥是商周之際造型特殊的一種盛酒器。日己觥通體由蓋與長方形器身組成。蓋前端為雙柱角夔龍頭，后端作虎頭形，中脊為一只小龍，兩側各飾長尾鳳鳥紋。器身曲口寬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飾回首夔龍紋，尾隨小鳥，器腹四面飾卷角饕餮紋，圈足飾鳥紋，把手為寬大逶迤的獸尾，飾魚鱗紋。紋飾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神秘奇特的造型和豪放粗獷的紋飾組合巧妙，是西周青銅藝術中獨具匠心的設計。 青銅龍戰國（公元前475年一公元前221年）館藏此器系西安市公安局移交我館收藏的，移交時僅存八塊青銅殘塊。經修復人員仔細拼對、粘接，復原為兩條盤曲纏繞的青銅龍。龍體中空，頭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張口，身飾魚鱗紋，尾盤卷為中空的錐體。龍體分鑄焊接而成，形體巨大，具有強烈的震撼力。這件青銅龍是戰國時期秦國或秦代的遺物。有學者認為，這是一巨型樂器架的底座。秦文化中有追求浩大氣勢的傳統，在秦統一六國后，這種傳統被發揮到了極致。青銅龍正是大一統的秦帝國巔峰時期的作品。這件自遙遠的秦代走來的巨型青銅藝術品，見證著秦帝國的強盛，給我們留下了無盡的遐想。 車馬俑復制品。 青銅鵝秦西安市臨潼區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秦始皇陵園七號陪葬坑共出土青銅水禽46件，其中青銅天鵝20件、青銅鴻雁20件、青銅仙鶴6件。眾多青銅水禽的出土，說明這個陪葬坑試圖營造出某種"水環境"，豐富了我們對秦始皇陵的認識。 順陵石走獅（復制品）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咸陽市順陵陵園順陵為女皇武則天之母楊氏的墓葬，因武則天稱帝而改墓稱陵，唐玄宗即位后又改為王妃墓，慣稱為順陵。石獅是唐代帝陵前象征守衛的石刻。唐以前的陵墓石刻主要為天祿和辟邪，隨著"絲綢之路"的興盛，原產于非洲和西亞的獅子傳入中原，成為唐代帝陵的石刻形象之一，并被其后歷代帝陵石刻所沿襲。高大雄偉、氣勢磅礴的順陵走獅，表現出盛唐雄壯豪邁的時代風格，是中國歷代石獅中體量最大的一尊，被譽為"東方第一獅"。 陜博館，學知識、賞其美、品其韻、思其華、解其謎，從中感悟和領略盛唐文化的絢麗多彩與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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