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顧炎武《京口即事》賞析

鄱湖釣叟

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顧炎武《京口即事》賞析文/文軒圖/網絡(鳴謝)(參考書目:①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②網絡) 清朝入關以后，實行殘酷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引起了全面人民風起云涌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裝斗爭一直延續了四十年。除明期的殘余勢力還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帶士大夫的抗清運動前仆后繼，壯烈輛牲，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民族氣節。還有很多明末的遺民雖未參加武裝斗爭，卻始終堅持不合作態度，不赴考試，不受管職，寧甘老死于山林巖穴之下。他們中間有不少著名的詩人或文人，都親身經歷過巨大的世變，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民族斗爭，充分表現了不忘故國的思想感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便是他們的代表。 顧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學者，南直隸昆山人。初名繼紳、絳，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寧人，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蔣山傭。居亭林鎮，學者尊稱亭林先生。與黃宗羲、王夫之合稱清初三先生，加上唐甄合稱明末清初“四大啟蒙思想家”。其一生著述豐富，主要作品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韻補正》《古音表》《詩本音》《唐韻正》《音論》《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他在明末為諸生。少時加入復社，閱讀邸報，留心經世之務。二十七歲時秋試被黜，退而讀書，遍閱各地郡縣志書及章奏文冊資料，研究疆域、形勢、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社會實際問題。弘光元年（1645年，清順治二年），清兵陷南京，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門生王炎武，即王炎午），在昆山參加抗清活動。失敗后，離鄉北游，往來魯、燕、晉、陜、豫諸省。遍歷關塞，實地考察，搜集資料，訪學問友。康熙時舉博學鴻儒、薦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陜西華陰以終。葬于昆山千墩。 顧炎武被稱作是“開國儒師”“清學開山”始祖，是著名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后之功，成為開啟一代學術先路的杰出大師。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范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終結了晚明空疏的學風，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并認為“善為國者，藏之于民”。他大膽懷疑君權，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提倡經世致用，反對空談，注意廣求證據，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歷史學家錢穆稱其重實用而不尚空談，“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圣外王體用兼備之學”。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 京口即事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六雙歸雁落，千里射蛟浮。河上三軍合，神京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 清順治二年（1645)，是多事之春。年前福王即位南京，建立弘光朝。史可法奉命督師揚州，抵御清兵南下，為一時朝野輿論寄托。顧炎武被薦為兵部司務，應召到南京，本詩為途經京口（鎮江）時所作。首兩句寫福王即位，史可法出師事。“白羽”指軍隊，亦以諸葛亮喻史可法。《裴氏語林》： “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 《宋書·符瑞志》： “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 白羽黃旗映襯，揚州石頭（南京）對舉，“出” 與“下”持進攻態勢，顯示堂堂正正之陣和高屋建瓴的氣概。中兩聯從不同側面具體抒寫這一態勢，用典故，兼寫時事。《史記·楚世家》：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 ‘稱楚之大，大王之賢，所弋非直（只）此也。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弓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漢書·武帝紀》： “元封五年，上出自潯陽，浮江，射蛟江中；獲之。 ”顧炎武詩衣缽杜甫，用典不滯不泥。六雙，指雁群，宏大目的物，此處指匡復明室，北定中原。雁落蛟浮，形象地拓展了時空環境，渲染史可法軍容軍威，詞鋒銳利，英氣逼人。既為“河上三軍合”鋪墊，先聲奪人；又給“神京一戰收”增添后勁。按史實：可法檄諸鎮出兵，高杰首先奉命渡泗水，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進次河上。雖是倉猝應召 (《京口即事》之二： “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師”可資參證），但畢竟帶來鼓舞。這兩聯兔起鶻落，大框架結構展示變化的細節場景，好整以暇，錯落有致，連用四數字不覺其堆垛，細察則神氣流轉，有夭矯騰挪之感。即事詩往往是作者身臨其境，有感而作，因事為經，以情為緯，既是客體對象紀實反映，又是主體感受心靈觀照。杜甫詩： “花近高樓傷客心”“劍外忽傳收冀北”“風急天高猿嘯哀”，莫不浸染詩人的喜怒情緒與主體意識。顧炎武此時授職兵部，關切戰事，正處于這種心往神馳的創作境界。末聯“祖生多意氣，擊揖正中流”，以東晉祖逖自況，表示中流擊揖誓清中原的決心。所謂“意氣”，一指少年英發的愛國熱情；二指此時此際的慷慨意興，肝膽豪氣。望中白羽黃旗，意表落雁浮蛟，也由此“意氣”脈絡貫注而來。有人以為 “祖生”指史可法，疑非。即事即景之作，離開詩人主體形象，就不成其為遣興感時，而是新聞紀實了。 《京口即事》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壯詞，一首愛國主義的正氣歌。雖然史可法不久兵敗維揚，南京陷落，弘光小朝廷鳥獸散，顧炎武也轉戰蘇州、昆山。歷史愛嘲弄人，但并不嘲弄忠臣義士。《京口即事》留下弘光朝一線回光返照，也實錄詩人壯年時期披肝瀝膽一頁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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