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顧茅廬

海濤（李宏海）

江口城區 　　成語“三顧茅廬”，出自陳壽《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一書。大意是，劉備為了請諸葛亮協助自己奪得天下，曾三次親自上門拜訪他。后用此典故表示帝王對臣下的知遇之恩。也比喻誠心誠意地邀請或過訪。而在這里的“三顧茅廬”，是指青年得志的牟子被官府三次誠邀到衙門干事，被他婉然拒絕。他不想在仕途上發展，轉而在著書立傳上發展，并在佛學研究上有所建樹，從此他走上了另一條人生成功之路。 　　據《理惑論》反映，牟子26歲結束在交趾郡避難的生活，帶著母親回到已恢復安定的蒼梧廣信娶妻成家。這時是交趾刺史朱符任職的時候其任職時間為（公元187年～公元197年，即東漢中平四年至建安二年），約取這段時間的中點，作為牟子回廣信的年份，可能的誤差為最小，即是公元192年左右。其時牟子26歲，以此前推26年，則其出生約在公元166年。據《佛教文化年表》，牟子約在公元196年～公元204年（建安元年至九年）完成《理惑論》的寫作。公元229年（黃武元年）吳國孫權稱帝，翌年公元230年（黃武二年）便召牟子進京（今江蘇南京）傳授解惑。牟子久去不回，生死不詳。可知公元230年仍然在世，其卒年在公元230年之后，其時牟子至少已60余歲。 　　牟子自少研習儒家經典，以及先秦諸子，特別是老子、莊子的著作。也讀神仙辟谷之類的書，還曾做過辟谷的實踐，后因無效而放棄。東漢末世，天下紛亂。牟子伴隨母親南逃交趾郡（今越南北部），返回廣信結婚，這時年屆26歲。 這個時候，北方不少人都避亂南來，聚集在廣信一帶，一時人才薈萃，其中多有學者，也有道家術士。他們時常交流學術，或互相辯論。牟子以博學、善辯著名，常引用五經，答辯如流，道術之士都無法與之辯駁。蒼梧太守聽聞牟子博學多才，特地登門拜會他，請他到郡署任職。這才有了后來牟子三次被似為“三顧茅廬”的典故緣由。 江口城區 　　《理惑論》原文：太守聞其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于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競逐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途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 賀江笫一灣 　　釋義：第一次時，蒼梧太守聽說他恪守學問，特地拜訪他，請他到官府工作。那時的他正當盛年，而且立志要在學問上精益求精，又眼見兵荒馬亂，再加上這個時候，各州、郡互相猜疑，州郡之間道路阻隔不通，所以無心做官，也就沒有去任職了。 斑石 　　第二次時，太守見牟子博學，見識廣，請他到荊州傳達自己的敬意，以便疏通關系。牟子覺得，推讓榮譽、官職是容易作出決定的，但太守交給自己的使命，卻難以推辭。于是他收拾好行裝準備出發。恰好這時候州長官又把他看作是優秀人才，要任用他。牟子假裝生病，不愿出來做事。 星湖 　　第三次時，州長官的弟弟當時任豫章太守，被中郎將笮融所殺。州長官打算派遣騎都尉劉彥帶兵攻打豫州，但又怕引起外界疑心，兵馬不敢貿然進行。于是對牟子說：“我弟弟被逆賊所害，有刻骨之恨，怒傷肝心。本想派劉都尉前去討賊，又怕外界猜疑，兵馬不能通行。你文武兼備，有對付問題的才能，我想請你委屈一下，幫我到零陵、桂陽地方疏通關系，借一條通道，是否可以呢？”牟子說：“我受到你照顧飲食起居，又一直看得起我，已經很長時間了。所謂烈士忘身，我一定為你效勞。”于是整裝待發。卻又遇到母親突然去世，終于沒有去成。 牌坊 　　為什么牟子自己博學多才、能言善辯，后被官府看重，并還屢次以事相托，不愿意到衙門里干事，是基于何種原因呢？是否是考慮到時勢又如此紛亂，又不是自己尋求顯達的時候呢？據分析估計應有如下因素影響了他的決定。 星湖 　　第一是社會制度因素影響。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盛世”。漢武帝時期設立的刺史制度，本意是用等級低的官員監察等級高的官員，以達到制衡的目的，盡管刺史的權力越來越大，但是始終沒有統領一州的法定權力和信度。可是到了東漢末年，除了嚴重的土地兼并問是造成地方豪強興起的誘因之外，更關鍵的是刺史制度的變動，則是造成群雄割據的主因。東漢名存實亡。 星湖 　　第二是社會紛亂因素影響。東漢末年軍閥割據，彼此混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天下紛亂。朝廷腐敗，昏庸無道，橫佂暴斂，民不聊生，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地方豪強割據自立，中原大地烽煙四起。公元220年曹丕逼漢獻帝劉協退位，自立為帝；公元221年劉備稱帝；公元229年孫權稱帝。東漢結束，拉開了三分天下的嶄新局面。 鼎湖 　　第三是社會環境因素影響。在封健社會里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再加上戰亂的社會，動蕩的生計，宗教的紛爭，使得不少人感到前途迷茫。而偏安一隅的嶺南卻能獨善其身，呈現出較為寧靜安樂的景象。 鼎湖 　　第四是佛教傳播因素影響。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的時間，雖然有多種說法，但是佛家所公認的時間，正是牟子所處的東漢時期。公元67年（漢明帝永平十年）朝廷遣使者徃天竺（今印度）訪求佛道。天竺僧人以白馬馱佛教《四十二章經》以及佛像到洛陽。到公元147年（建和一年），大月氏僧人支讖到洛陽傳佛教，隨后譯岀《首楞嚴經》等著作，于是佛教大乘理論開始系統傳入中國。公元148年，安息國僧人安世高在洛陽弘法，譯出《人本欲生論》等小乘佛教典籍，小乘佛教也于此系統傳入中國。公元184年～公元189年，上文所述的中郎將笮融在徐州、廣陵（今揚州）一帶大興佛寺，鑄銅佛，信徒數萬。此時佛教開始流行民間。牟子因此有機會接觸佛教理論，并引起濃厚興趣。 星湖 　　從此，牟子以對中國儒家理論和老莊之學的深刻認識，創造性地將佛教理論融入中國儒、道理論之中，約在公元196年～公元204年（建安元年至九年）完成《理惑論》。這是第一部中國人所著的佛教著作，同時也是首次主張儒、道、佛相一致的著作。可以說《理惑論》是儒、道、佛合一的始創者和源頭。如果把秦始皇時有沙門活動的記載算在一起，佛教在中國延犢了二千多年，而且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與中國文化的緊密融合，植根于中國文化之中。 鼎湖 　　佛教的傳入與本土化，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成功的跨文化交流。經過中土文化的洗禮，佛教與佛學也極大地增強了生命力，并從中國傳播到更多的國度。在印度佛教衰微之后，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佛教的中心。這一和平的文化交流過程，也是人類文明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現象。 星湖 　　牟子的“三顧茅廬”現象在世人看來是禍是福佷難簡單作出判斷的，是否應該由后人來判斷它呢？俗言說得好，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居安須思危，禍福常相依。人生總要面臨各種挫折，就像邁過高檻，闖過難關，嘡過激流險灘，心態可以決定人生成敗，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挫折也是一種閱歷，或許失敗的陰暗背面就是成功的燦爛陽光。 星湖 星湖 長崗 長崗 蓮都 硯陽湖如下幾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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