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學生時代四

澤諾丁

我的童年和學生時代 白正良 四 我上小學 父親出事那年我本該報名上學了，可為了生計母親顧不上我上學的事。到了1955年秋天，我快八周歲了，上學的事提到了日程，母親想讓我上學。 當時平涼城外只有南臺一座小學。從興合莊到南臺小學要從清真南寺（當時俗稱“此地寺”）西南側一條羊腸小道穿過，途中有一處矮墻圍起來的墳地，路過此處總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不敢向圍墻內探望。小道兩旁都是莊稼地，種著玉米、高粱、糜子等，那時候常聽說有狼、狐貍和黃鼠狼等野獸出沒于莊稼地里的傳言，政府也成立打狼隊，張貼宣傳告示，那情景無不令人毛骨悚然。這也是母親沒讓我上學的另一個考慮。但是上學不能再延誤了，這年秋季開學時母親領我去南臺小學報名入學。到了學校才知道學校很熱鬧，學生們有的追逐打鬧，有的在做游戲，有的在推鐵環，有的在玩“毛蛋”（自做的皮球，用毛線纏在膠皮上而成，有彈性）。報名排隊的新生很多，母親讓我站在隊伍里，不停地叮囑我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搞的我心里很緊張，好容易排到了報名處，老師問我:“你叫什么名字？”我用平涼話膽怯地說:“白——正——良。”老師看了看我又問:“幾歲了？”我低聲說:“快八歲了。”“哪年生的？”老師好像故意為難我，我不知道是哪年生的，只知道屬亥，愣在那兒急得不知道如何回答。老師見我答不上來，又問:“你家住哪里？”也許是回答不上來老師的提問一時慌亂和怯場，我竟然把興合莊說成了水橋溝。“門牌號是多少？”老師顯得很不耐煩地問。我還是發愣，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因為家里是新開的門沒有門牌號。老師見我囁嚅就把我支出了辦公室。母親急切地迎上來問我:“報上名沒有？”我低下頭也不知道咋說。母親見我沮喪的樣子，就知道沒有報上名，于是，母親又讓我排在隊伍的后面，想再報一次。誰知排到跟前我怯生生進了辦公室，還沒走到老師跟前，老師向我一邊擺手一邊大聲喝斥:“怎么又是你？”示意讓我出去。母親在門外看著，忍不住進辦公室跟老師理論，老師說學校不收水橋溝的學生。母親忙解釋說家在興合莊不在水橋溝。可老師不管母親如何解釋咬定我智力不行，不予報名注冊。無奈，母親生氣地拽著我出了報名處。母親很生氣，說：“都快八歲了還這么憨！以后可咋辦哩！”至今我還記得那位老師盛氣凌人的神態。就這樣我被拒之門外，又耽誤一年。 1956年秋季，興合莊成立了回民小學，我快九歲才順利進入學校，標志著我的學生時代開始了。老師說，興合莊小學原來是地主家的一個院子，被政府沒收改建成了學校。院子里原有十幾間土坯房子，經過維修，改造成了5個教室，新蓋了兩間老師辦公室和學校大門門臉。后來新蓋了兩個教室，另外占了院子西側一塊莊稼地平整為操場。上體育課也就是先做廣播體操，然后就兩樣活動，一個是推鐵環，一個是打康樂球，或者自由活動，女生跳皮筋、踢方，男生追逐打鬧。即便是這樣，操場使用不長時間，就又成了老師們的“自留地”，種上小麥、玉米和蔬菜，收獲分給老師以度“年景”（饑荒）。院子中間保留了一棵很大的棗樹和幾棵梨樹，每逢春天雪白的梨花盛開，滿院飄香，沁人心脾，也引來一撥又一撥蜜蜂前來采蜜，整天都能聽見蜜蜂的“嗡嗡”聲；到了棗子成熟時，像密密麻麻小紅燈籠掛滿枝頭，目睹那累累甘果無不令人垂涎欲滴，但沒有誰伸手摘取一顆，可見在那衣食奇缺的年代學生們仍有著很強的遵守紀律的自覺性。棗子收獲后，學校除了分給老師們外，每班也分一洗臉盆，我們每人都能分到一點兒，雖然不多，可大家都很高興。然而，可惜的是，到了1958年“大躍進”來了，全國總動員，各行各業都在大煉鋼鐵，學校也“土法上馬煉鋼鐵”，把棗樹砍了，在院子中央砌了一個土坯“煉鐵爐”，發動學生去太統山背礦石，然后夜以繼日開始煉，歲數大個子高的學生參與其中，他們輪換搖鼓風機。師生們日夜不停地干，累得死去活來，可誰知到頭來流不出一丁點兒鐵水，只好把爐子拆開，爐子里面哪有什么鋼鐵！全是一堆凝固了的雜物，用大錘砸了好幾天才清除掉。真是勞民傷財啊！至少可惜了那棵棗樹。那時窮得連鉛筆也買不起，五角錢的學費也繳不起還得在街道辦事處開免學費證明。冬天教室只有一個小火盆取暖，凍的手握不住鉛筆寫不了字，老師在黑板上寫字握不住粉筆。因為坐著不活動，腳凍的開始痛，不得不雙腳不停地互相碰撞，發出“咚咚咚”響聲，影響老師講課，常被老師制止，后來凍的就由痛變麻失去了知覺，下了課在校園跑幾圈知覺才能恢復。 一年級第一位班主任老師是劉慶云，他年紀比較大，待人和善，聽說話口音是外地人，估計解放前也是教師。他教我們語文課。到了二年級，忽然有一天他沒了蹤影，隨后學校宣布他有什么政治歷史問題，但不知他的去向。過后曾在上寺臺他家門口遠遠地瞧見過。劉老師走后第二位班主任是教導主任買良惠，他也是孟縣桑坡人，對學生和藹可親，教我們算數，我們都喜歡他，可不知為什么忽然有一天也不見了。過后才聽說買老師加入過什么“三青團”，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去了。到了三年級馬賢老師開始當我們班主任，給我留下很多負面印象，一輩子忘不了。馬老師個子很高，聽說籃球打得好，好像管學校后勤方面的事，是平涼當地人，回民。那時夏季學校每天安排一節午睡課，就是爬在課桌上睡。我因為沒有午睡的習慣，爬在桌子上怎么也睡不著，對我來說午睡簡直就是煎熬，難受極了。馬老師坐在講臺上批改作業，見我輾轉反側難以入眠就責備我，不讓我有動靜。可是不動是不可能的，爬的時間長了胳膊就壓酸了，須左右翻一下，我一翻動馬老師就說我。有一次我實在忍受不了了就脫口頂了他一句:“你咋不睡？”就為這句話他在班里說我如何如何“壞”，并信口雌黃對我進行人身誣蔑，說我之所以“壞”是骨子的問題。他的潛臺詞是說，你家長服過刑，你之所以“壞”是家長教唆的。其惡毒羞辱之語刻在了我的腦海里。我感覺他經常找茬兒訓斥我。那時平涼有個轟動一時的大工程，在盤旋路建一座大樓——平涼飯店（最終沒建成，后來被外地遷來的虹光電子管廠占用）。有段時間每天下午課后別班都放學了他不放學，讓我們從紅照壁溝磚窯往盤旋路工地運磚，啥工具也沒有，只能用雙手托幾塊磚靠在懷里艱難前行。有一次第一趟我抱了四塊，第二趟實在抱不動了，就抱了兩塊，被他訓斥一頓。他經常讓我們給他干活，還不落好。一天放學后他帶領我們去童家山田地里撿黃豆，大家不辭辛苦漫山遍野地撿，回校后同學們排成一行一個一個把撿來的黃豆倒入他準備好的筐子里，然后各自回家。我剛剛回到家，前腳進門，他后腳就跟著來了，劈頭問我:“你撿的豆子呢？”我說:“倒到你的筐里了。”他說:“那別人說你帶回家了……”我一聽就氣不打一處來，大聲質問說:“我往筐里倒時你就站在跟前盯著，怎么沒有倒？”他好像思考了一下轉身走了。因為我很生氣他走時我沒有搭理他。第二天上課時他含沙射影說:“有的同學沒有教養，老師去家訪對老師沒有一點禮貌。”我知道他是在說我，可我心想你是去家訪嗎？別說我沒帶黃豆回家，就是帶了那算個啥事！為幾粒黃豆而且還是我自己撿的，值得追到家里來呀！記得有一次中午放學時通知我們下午上學時帶鐵鍬、鎬頭，說是要勞動。下午放學后他帶我們淌過涇河，爬上北原半山腰一處荒地，這才明白是讓我們為他刨地。地里雜草叢生，我們剛一行動就發現有蛇竄出，嚇得大家驚恐失色，他把蛇趕走后仍讓我們下地，我們膽顫心驚地刨完地個個心力交瘁，過河時一位名叫高得林的同學暈倒，被湍急的河水（當時涇河水很大）卷走，幸好發現及時，馬老師跳入河中把高得林抱上岸，當時已是深秋，可能一路穿著濕衣服受寒和受驚嚇，這位同學大病一場，病好后落下腿疾。馬老師居然心安理得，不聞不問。到了四年級，馬老師帶領我們到峽門農村勞動，是幫助校長家鄉生產隊農民秋收，臨行前校長給我們作動員講話，講完話校長風趣地說:“伙食隨便吃。但吃飽為止，別撐著了。”聽校長說隨便吃，這在鬧饑荒的年代大家別說有多高興啦！目的地大約有近二十里路，馬老師領著我們從童家山翻山越嶺向東南方向走了大半天才到達。當晚大家在一間房鋪著草的地上和衣而臥，后半夜大都被凍醒了，大家吵吵鬧鬧捱到天亮。沒有洗漱也沒有早飯就開始干活，具體是把地里砍倒的高粱一捆一捆扛到場上。大家爭先恐后干得都很起勁，來回幾趟我就感覺又累又餓，想著午飯能飽餐一頓，精神頭兒就又來了。午飯時才知道哪里是什么隨便吃，馬老師站在一個窯洞的高臺上，叫到誰的名字誰上去領一份，食物是雜糧花卷，還沒有拳頭大，有的給三個，有的給兩個，給我自然是兩個，這時我才真正懂得了“看人下菜碟”的意思。那兩個小花卷根本吃不飽，雖然心里憋氣，可一想給兩個的人也不少，氣也就消了。以后幾頓飯仍然如此，大家私下議論紛紛，無不抱怨。第三天午飯仍無改觀，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喊起來:“校長說隨便吃，根本就吃不飽！”馬老師惡狠狠地瞪著我，不知道我當時哪里來的那么大勇氣，他越瞪我我越生氣，當著他的面又大聲嘟囔了幾句，他也沒說啥。明明大家都有意見，私下里怨氣那么大，我嘟囔時卻沒有一個人附和我，我也感到尷尬。誰知晚飯時報復就來了，一人發兩個熟玉米棒，給我挑了兩個最小的。氣得我又喊了幾聲，但無濟于事。第二天上午干活時我想起馬老師追到家里要黃豆的事，心里越想越氣，忽然心生靈感，何不利用扛高粱的機會搓些高粱粒帶回家呢？你既然冤枉我，我還不如來真的呢！于是我邊走邊挑飽滿的高粱穗搓成粒裝在衣服兜里，直到兜里裝不下為止。午飯后馬老師宣布勞動結束，解散自由回家。我和白榮祥等同學結伴從峽門順著山溝走到十里鋪，再從公路走回到了家。我帶回來的高粱米別看才一斤多點，那在當時可是一個人的兩天口糧呢！有一年寒假，馬老師讓我和丁殿靜為他放羊，說開學了可以給我倆減免一些費用。不知道羊是學校的還是他個人的，沒放假時每天下午他指派兩位同學不上課，輪流外出放羊。我本來不想應承，可丁殿靜一再動員，我就答應了，我倆每天午飯后趕著幾只羊在童家山、水橋溝一帶漫山遍野轉，傍晚把羊趕回學校羊圈里。開學了馬老師只字不提給好處的事，不但沒得到絲毫的好處，反而磨破了我一雙鞋，你說氣人不氣人！我本來是很愛學習的。可是在馬老師的陰影下我甚至不想上學了。說實在的貧窮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經常無辜受馬老師的氣，動輒影射父親的事。我從小處在這樣的環境里，時間久了就有了自卑感，童年天真爛漫的本性就是這樣受到殘忍地摧殘和壓抑。除了和小伙伴們在一起玩耍時短暫忘記了世事，有些許的快樂，除此還有啥快樂呢！ 有一件事至今我有個心病，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早晨，上學時碰見了同學楊文軍，我們倆邊說著話一起往學校走，一起進的教室，和我倆同時進教室的還有三位同學，忽然一位女同學驚叫起來，指著黑板上寫的一行粉筆字:X主席快死亡。看見這幾個字個個都嚇得渾身發抖，魂不符體，緊張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同學越來越多，不知誰叫來了馬老師，不一會兒校長也來了，他們把同學都趕出教室，大家面面相覷，緊張得不得了。不一會兒公安局來人了，警察照完像用報紙遮掩住那幾個字。一上午沒有上課，下午上課時那幾個字被擦掉了。上課其實不講課，只是聽寫，很明顯是讓大家反來復去寫那幾個字，以查看是誰的筆跡。到了第二天楊文軍突然被公安局的人叫走了。難道與他有關？我想絕不可能。因為出事前那天下午放學他和我一起回的家，出事那天早上和我一起去的學校，一起進的教室，怎么可能呢？！然而，事與愿違，下午校長找我談話，問我楊文軍是不是那天下午和我一起回的家？我如實并堅定地說:“是的。那天下午放學我們倆一起回的家。第二天早上也是一起來的學校。”校長找我了解情況，這說明公安局懷疑楊文軍。我不由得后背冒涼氣！兩天后我見到了楊文軍，問他怎么回事，他說他承認是他寫的。我大吃一驚！趕緊問他:“真是你寫的？”他說:“公安局的人說，只要承認了就可以回家，沒有啥事，不做處理，我媽讓我承認的，不然公安局纏著沒完沒了，不讓回家。”我聽了他的話心里五味雜陳不知是啥滋味。（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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