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提“佛”字

海濤（李宏海）

肇慶星湖 　　據(jù)了解，把梵文Buddha譯為“浮屠”，始于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囗授，譯出《浮屠經(jīng)》。而“佛”字在華夏大地上首次提岀有的說最早見于《詩周頌·敬之》“佛時仔肩”，“佛”字解作“鋪”，其本義為看不清楚，又可以引申為慈悲等義；有的說則來源于東漢時期牟子撰寫的《理惑論》。至于“佛”這個字，據(jù)說是從印度梵文Buddha音譯過來的，印度梵文稱為佛陀耶。當時，佛教傳到中國的時候，是在東漢也就是后漢，即公元67年正式傳到中國。當時中國沒有出現(xiàn)過這個“佛”字，只有古字“弗”，因為二字的音相同，佛陀耶是人，所以在“弗”字加個人字邊，就變成“佛”字，是當時新造的一個字，是佛陀耶的一個專用字。我們中國人喜歡簡單，佛陀耶只能翻譯成佛，后面的尾音就直接省略掉，我們只翻譯成佛字，這是“佛”字的來源。 星湖臥佛含丹 　　我們平時把釋迦牟尼佛的創(chuàng)造的宗教稱為“佛教”，稱釋迦牟尼為“佛陀”“佛祖”。但我們知道，盡管佛教是從古印度傳到中國的，但是由于兩個不同宗教民族的國家，而且兩國的歷史和傳統(tǒng)文化以及本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直接影響到佛教的發(fā)展。當時傳過來的時候，是用巴利語或者別的語種，“佛”這個字應(yīng)該是不存在的。 賀江第一灣 　　那么問題來了，是誰創(chuàng)造了這么一個字？這個中國第一位創(chuàng)造“佛”字的人，名叫牟子。牟子是嶺南廣信人，也就是現(xiàn)在的肇慶封開。梵文Buddha譯為“佛”始于牟子《理惑論》，而該書的寫作年代，是佛教研究史上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牟子撰寫《理惑論》之地廣信，即今封開。語言學家羅康寧在《封川話濁塞音聲母初探》一文中推斷，早在隋朝《切韻》之前，大約是漢至南朝這一時期，中原漢語就已經(jīng)傳入封川（封開南部片區(qū)），并逐漸偏離中原漢語發(fā)展的軌跡而形成為一種方言。今封川話“佛”讀作Fu，而開建（封開北部片區(qū)）話把“佛”讀作pet部分非敷奉母字仍讀重唇音，但封川話的古重唇音則已輕化。 六角山泉佛 　　《理惑論》是第一篇把Buddha譯為“佛”的文章。《理惑論》是歷史上第一篇由中國佛教學者獨立撰寫的論文，已為大多數(shù)學者所肯定。根據(jù)漢字既可作詞根又可獨立成詞的特點，魏收補充“陀”字是多余的。“佛”字的漢譯本義，解作“覺”或“凈覺”都是誤將Bodhi（菩提）的含義移到Buddha（佛）的身上。按照牟子本人的理解，“佛”字本身就完全可以獨立表達梵文Buddha的本義。 牟子《理惑論》言：“佛者，溢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圣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故號佛也。”牟子的解釋，抓住了Buddha是佛教崇奉的最高偶像，猶如儒家崇奉的三皇五帝，并且具有神秘多變的特點這兩個含義。它完全符合竼文佛教經(jīng)典對于Buddha的解說。 麒麟山臥佛 　　自伊存、景廬譯出《浮屠經(jīng)》，至牟子撰寫《理惑論》，其間200年。佛教傳入中國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北方陸路，“經(jīng)由中亞細亞及新疆到達中國”；一條是南方海路，“經(jīng)由錫蘭、爪哇、馬來半島、越南到達中國南部的交趾、廣州”。這與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相吻合。自安息國太子安世高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到達洛陽，到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譯岀佛典95部、115卷，還曾兩次到達廣州（番禺）。無論安世高從海上入番禺去洛陽，還是由洛陽出發(fā)再入番禺，都必經(jīng)交州治廣信之地。所以早在牟子到達廣信公元189年之前，佛經(jīng)就在佛教海上傳入中國必經(jīng)之地的廣信傳播。而且在朱符（交趾刺史）被殺（公元197年）以后交趾已有接受凡人出家的場所。 牟子由儒學五經(jīng)到諸子百家，甚至兵書方術(shù)，廣讀博覽，最后銳志佛道，兼研老子。但他絕不死讀，而是“博取眾善以輔其身”。讀道書卻不信方術(shù)，常與之論辯并戰(zhàn)勝之，銳志佛道后世俗之徒罵他異道，他還以筆墨維護其矢志的事業(yè)。牟子的學識辯才，深為社會所贊許，也為太守刺史所賞識，雖然牟子不問達于權(quán)貴，但權(quán)貴卻屢謁請他出仕，都被他全都婉辭。終其一生，一個文武兼?zhèn)涞钠娌牛瑳]當過一天官。沒領(lǐng)過一文錢俸祿，真正淡泊名利，修身保真，為道獻身，堪稱后世師表。 西江晚霞 　　那時候的嶺南屬于文化盛地，歷代名士名作，廣為流傳。西漢時期的陳欽是嶺南地區(qū)最早的經(jīng)學家，被清代大學問家屈大均稱為“粵人文之大宗”是《左氏春秋》重要傳人，一生研究《春秋》《左傳》，著有《陳氏春秋》（已佚）。陳元是陳欽之子，繼承父業(yè)，對《左傳》做了廣博精深的考證與注釋，著有《左傳異國》（已佚）。東漢初年，古文經(jīng)學與今文經(jīng)學進行激烈論爭，陳元憑借顯出的學識、思辯力和毅力，取得了辯論的勝利。“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漢光武帝期間，陳元作為古文經(jīng)學派代表，對《左氏春秋》的研究達到最高水平，與桓潭、杜林、鄭興齊名，在全國的學術(shù)界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同時也表明當時的廣信（今肇慶封開）是《左氏春秋》研究的重心。但能流傳下來的學術(shù)經(jīng)典極少。唯獨東漢時期的佛學論著牟子《理惑論》，一直流傳至今。 牟子生活的時代，正是道教嶄新的時代。在道教方面，從春秋戰(zhàn)國齊國燕國養(yǎng)出陰陽家到民間方技養(yǎng)生論再到神仙家思想，形成了道教源頭方仙道。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重之再到桓帝靈帝出現(xiàn)《太平經(jīng)》張魯創(chuàng)出五斗米道及東漢末魏時代葛洪天師道。葛洪從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子弟轉(zhuǎn)變?yōu)榈澜倘耸浚诤弦詵|漢魏伯陽為代表的丹鼎學說和以太平經(jīng)為代表的神仙理論，成功創(chuàng)立了不僅有系統(tǒng)世界觀也有系統(tǒng)方法論的不同以往的教派學說，他將道教推往一個新地步。在儒教方面，隨著兩漢經(jīng)學的興盛到東漢末期一大批后漢諸子出現(xiàn)，這些人都是儒者，但也全部是不純的儒者，他們思想不完全為現(xiàn)代眼光中各個門戶之見相囿（例如西漢末，楊雄在其《法言》里就鮮明說過，老子的思想他是要效仿的，至于王充的《論衡》更是比呂氏春秋更駁雜，更統(tǒng)一等等），這是儒家和儒者的轉(zhuǎn)變。在佛教方面，佛教作為東漢傳入我國的宗教，其發(fā)展和道教類似。作為一種思想，牟子正體現(xiàn)了漢代的士子的普遍特點，飽覽典籍，但是面對人生的疾苦，面對世俗的紛擾，牟子不能夠解惑，知道他了解到佛教，欣然接納，并引用秦漢各家的諸子學說對佛教思想進行闡述解釋。 　　牟子對待外來文化不是簡單的“拿來”“照抄”，而是在哲學思想上選取共同點進行融合。他把“佛”字正是譯語根Buddha，使后人由此能順利派生出佛性（菩提），佛像、佛經(jīng)、佛寺、佛塔、佛事、佛法等詞，不再以“浮屠”涵括一切。這是牟子比伊存、景廬高明之處。他還把“佛”同“道”聯(lián)起來，佛之言覺猶道之導(dǎo)致無為，說“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他引儒家道家的論點，都是為了弘揚佛法。就像他常說的一句話：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 　　由東漢初的“浮屠”到東漢末之“佛”，譯文的演變反映了作為拼音文字的梵文佛經(jīng)傳入中國后，與華文（漢文）溝通轉(zhuǎn)譯的艱辛，而正是這種艱辛，磨煉了中華民族在堅持已有文化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如何吸收外來文化來充實自己的本領(lǐng)。牟子不僅要有勇氣還要有智慧，而且在辯論中牟子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經(jīng)典，尤其老子、孔子的經(jīng)典，廣取譬喻，反而極少引用佛經(jīng)。主要是當時佛教剛開始流行，對于這個外來的宗教，人們對它還很生疏，很不了解，只能用中國固有的觀念來看待它、理解它。 　　詞匯上解釋“佛”字并不是指的某一樣東西或某一種事物，而是說的“智慧、覺悟”。而當漢字“佛”形容人時，指的是佛教徒對修行圓滿的人的稱呼，是一種稱呼。在佛法看來“佛”是蕓蕓眾生、世間萬物，佷難用一個具體詞語、一個具體形狀去表達。所以“佛”為無形，存在于廣闊天地間。 南豐文筆塔 西江賀江交匯處江口 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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