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話莞塘

龍朱

莞塘自然村，地處金壇城東20里外、河頭集鎮北的常金公路南邊，離公路直線距離不足200米，典型的江南農村。　　莞塘村歷史久遠，一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人在這里居住生活生產，有河頭古鎮最早源于莞塘的說法。據明末清初的奇書《讀史方輿紀要》卷25鎮江府金壇縣記載：莞塘，《志》云：梁大同五年（539），南臺侍御史謝賀之壅水為塘，種莞其中，因名。莞，俗稱席子草，雅稱香蒲。由此可知三點：其一，莞塘的莞的正確讀音是guān而不是其他；其二，莞塘當年是一個治水營田的水利治理工程；其三，因莞的葉片可供編織，屬于經濟作物，說明莞塘開筑后，就有人在此居住生活生產。 　　莞塘村曾經作為行政村存在過，時間跨度不少于50年（其中人民公社期間改名勝利大隊），莞塘行政村其下轄莞塘、柴墩、眭家，大沙莊、周塔里及西路莊共六個自然村。柴墩村最大人數最多，人民公社期間村民近五六百人，劃分成四個生產隊，其次是莞塘，六七十戶人家三百人不到，分成東、西、北三個生產隊；西路莊以榨底壩為中心分散于公路南北側，周塔里則完全位于公路北側。除周塔里西路莊外，其他四個自然村被1977年冬開挖的莞塘河與大沙莊河從南北東三面包圍住了。莞塘行政村早在二十年前就被撤銷了，先是并入洪家村委會，后又劃歸明星村委會。期間，眭家先被拆遷消失，西路莊一部分及柴墩緊隨其后，莞塘近年來也被拆遷了一部分的人家。與河頭其他被拆遷的村民一樣，他們都被安置在金壇城區東部，僅金江苑就有上萬人之多。 　　莞塘，普通話正確的讀音是guān塘，河頭人口中往往是wǎn塘，就如華羅庚的華作為姓正確的讀音是huà，可除了正式場合或者新聞報道外，金壇人一般還是讀成huá，如經常掛在金壇人嘴邊的華城開發區。令人奇怪的是，還有很多人將莞塘讀成yū塘。從1977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曾經推行過第二版簡化字，直到1986年才正式廢止。那段時間里，無論是正式的政府文件，還是學生的獎狀，包括刷在、貼在墻上的標語，莞都是寫成“芫”的。那時候群眾的識字普及率雖然不高，但“元”還是認識的，就順著不識字的秀才的思路讀下半部了，而在河頭人口中yuán和yū確實是不分的，如袁世凱，往往念成yū世凱。 　　莞塘雖然有1500多年的歷史，期間肯定也有許多值得記錄的事情，但留下的文字只有片言只語，且大多湮滅在歲月的塵埃中難以追尋，只有近一百五十年的歷史還算比較清晰。　　有兩個故事一直流傳在莞塘。有一戶人家正在挖井，井已經挖得很深了，但還沒有出水。忽然井底下的人聽到有人說話：“張家嬸嬸，問你借一下升羅（河頭地區普遍使用的一種量糧食的器具）用用好弗？”聲音明顯是從井下面傳出來的。挖井人相信地下有十八層世界，以為他一不小心挖到另外一個世界里去了，就嚇得慌慌張張地從井底爬上來。挖井人把聽到的話如實告訴了一旁的其他人，大家一合計，就把井堵上了。有一個村民在樹下休息，這棵樹很高大，枝繁葉茂，童童如蓋，這時他好像覺得有東西砸了他的頭，站起仔細查看，發現是一塊新鮮的雞骨頭。他左右查看沒有發現附近有人，尋思半天，又繞著樹認真搜尋了幾遍，仍然沒有發現有人。他疑惑地抬頭朝樹上看，突然發現濃密的樹葉間好像有一雙眼睛盯著他看。這個人嚇得就往家里跑，到家里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了大家，于是一群人拿著鋤頭釘耙、菜刀木棍一起涌到那棵大樹下。在大伙的吵吵鬧鬧中，一個老太婆撥開樹葉問：“長毛走了朆啊？”原來是一個小腳老太，據她說已經在樹上住了三年多了，為了躲“長毛”。 升羅 這兩個故事無需考究便知虛妄，倒是產生故事的背景反而是應該關注的，因為它其實從側面反映的是當年莞塘老百姓躲避太平天國戰亂的情況。兩個故事里的人說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吳語方言，爬樹、挖地道躲避戰亂的事情確實真實發生過。民間有“鐵打金壇城，紙糊溧陽城，腳踢武進城”的說法，也有太平天國三打金壇城的傳說。史料記載，清軍與太平軍在武進、金壇、溧陽激戰，導致當地人口銳減，“行終日而不見人”。咸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攻打金壇城，與清軍血戰110天，城中人丁7萬僅存不足3000，全縣遺民不足3萬。1866年前，春燕歸，巢于林木是莞塘及其周邊地區真實的寫照。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 “江、浙、皖三省被賊蹂躪之地,幾于百里無人煙。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廬焚毀,田畝無主,荒棄不耕。”太平天國戰后的江南地區,人口凋零,土地荒蕪。為了迅速恢復殘破的經濟,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諭令各省招墾荒田。在清廷及地方大吏的督飭下,各州縣先后設立了“勸農局”、“招墾局”或“開墾局”等機構,負責招墾事宜。從而引發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下江南”移民浪潮。此次移民浪潮對金壇的居民結構和語言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個影響至今還存在，莞塘，地處江南，自然也不例外。　　資料表明，移民金壇地區的大多是蘇北揚州、鹽城一帶的農民，當然也有少量移民是商人、手工業者。莞塘村的情況也大致相同。筆者的高祖父就是那時候一副籮筐挑著兩個曾祖從鹽城東臺出發移居到莞塘村的，到我這一輩是第五代，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開花展枝，如今莞塘村這一枝已經有了第七代。莞塘和河頭大多數村子一樣，都是雜姓村，這也說明了村民的祖先來源于不同地方。 　　莞塘原居民說的金壇話屬于吳語太湖片的毗陵小片，蘇北移民說的蘇北話屬于江淮官話洪巢片，又稱江淮官話。一百多年來莞塘出現了金壇話和蘇北話并存的雙語現象，隨著普通話的推廣和教育的普及、老一輩人的漸漸離去，蘇北話開始慢慢從莞塘人生活中淡去，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小時候，筆者還偶然在夏夜乘涼時聽到父輩用蘇北話聊天，但我們這一輩人已經聽不懂了，更不用提說“江北話”了。即使這樣，莞塘人的語言里還是留有金壇話和江北話相互影響的痕跡，形成了獨有的語言特點。莞塘人喜歡用“的”和“佬”，ni de（兒子）、臺de（臺子）”、“ha de（鞋子）”、“xu ha de（棉鞋）”、“”一張“長佬”（“黃佬”、“木頭佬”）板凳，弗、覅（fiao）、朆（fen，fin）、嘸不（m peh）也是莞塘人的常用語。另外，莞塘人“歡喜”“鬧熱”和“亮月”，遇到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賤貴”不肯。其他地方的人一般是這樣說的：莞塘人“喜歡”“熱鬧”和“月亮”，遇到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貴賤”不肯。在對家庭婦女的稱呼上莞塘也有和其他地區不一樣的地方，一般用長子或者長女的名字加“a娘”稱呼，也會用娘家地名代替。以筆者家為例，旭華哥哥是我們家長子，我外婆家在大沙莊，因此我在村里經常聽到別人這樣稱呼我母親：旭華a娘，或者大沙莊ge。 　　1937年12月2日金壇淪陷后，莞塘人也深受“日本鬼子”、“汪派二鬼子”、“國軍中央軍”和各色地痞流氓的苦，特別是日本鬼子1943年3月開始的大清鄉、大掃蕩、大封鎖期間。日本鬼子為了徹底消滅清鄉區里的一切抗日力量，就強迫老百姓給他們砍運竹子，用來編竹籬笆，而且每隔三五里路就建一個據點，在常金公路兩旁筑起了一道嚴密的隔離封鎖線。因為莞塘屬于清鄉區，日本鬼子編制了偽保甲戶籍，實行連保連坐，戶戶登記；每人發良民證，憑證出入，無證者不得通行，甚至遭逮捕槍殺；每戶吃糧要登記，出賣糧食要報告，不準自由買賣等等。有一天，莞塘一沈姓村民走親戚因為有事耽擱天黑才回村，這個人特別老實膽小。臨近村口時遠遠看到偽軍帶著日本鬼子向他走過來，沒有辦法，他只得躲到路旁的干草塘里，但最終還是被發現了。鬼子用槍托打他起來，每打一下，沈姓村民就發出痛苦的叫聲，連靠近村口住的村民都聽得清清楚楚。一連打幾下，沈姓村民沒有辦法只得掏出良民證舉在頭上從草塘里爬出來。后來日本鬼子還是把他帶回據點毒打了一頓，見他真的老實，經偽保長出面才放了回來。這就是筆者小時候聽到的“一打嗯，一打嗯，我是老百姓”的真實來源。鬼子的這些暴行極大地激發了莞塘村民的抗日怒火，他們自發地加入了抗日斗爭。新四軍干部司馬林、朱復坤、蔣福元和袁鳳英等人經常在莞塘村開展秘密抗日活動，都受到了莞塘村民的保護，司馬營長等故事筆者小時候經常聽到。為了開展廣泛的“清鄉”抗日斗爭活動，抗日游擊隊會組織化整為零、分段包干、快速拆除竹籬笆的抗日活動，其中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莞塘村孫金鏟忍受酷刑保守秘密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1943年4月，金東區抗日游擊小組組長荊長福召集莞塘村孫金鏟等幾十名青壯年農民，趁天黑把莞塘附近常金公路上5里多長得竹籬笆齊腰鋸斷。第二天一早，日本鬼子發現竹籬笆被鋸斷，惱羞成怒，立刻命令偽軍帶路逐村逐戶進行搜查，當搜查到孫金鏟家時，鬼子發現他家的鋸齒上有篾青，就把他抓回了據點。鬼子先用上好的酒菜款待孫金鏟，要他說出是受誰的指派，還有哪些人參加鋸籬笆的？孫金鏟一口咬定鋸子是前兩天鋸竹子做竹籃用的，不承認去鋸籬笆的事情。鬼子見用軟的不行，便對他嚴刑拷打。孫金鏟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他咬緊牙關，什么也不說。鬼子、偽軍見逼不出什么，就把他關押起來，后來經組織上營救才獲得釋放。 1945年8月20日，蘇浙軍區第一縱隊第一支隊攻克金壇縣城，駐金壇日軍逃亡丹陽，莞塘終于迎來了八年抗戰的勝利。又幾個近四年的努力，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第二十六軍六十師一七八團進入金壇縣城，莞塘解放了。 　　1949年解放后，莞塘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迎來了新生。和河頭的其他村子一樣，莞塘伴隨著新中國的腳步，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1958年夏天，莞塘村口也準備著飯菜，陌生人都可以隨意地吃，村民們在公共食堂“放開肚子吃飽飯”。再稍后，河頭人民公社成立的時候，莞塘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改成了生產大隊。三年自然災害中，也有人因為吃“觀音土”拉不出屎，也有人吃野菜得了浮腫病。1973年下半年開始，莞塘村民有了自留地，趕陸也先后恢復了。1976年夏天，大家都住在屋外防震，用政府發放的塑料薄膜防雨避露水。云南落下來三顆大隕石的事情全村人都知道。9月9日，莞塘北隊部分社員正在村西的田地里剝蓖麻，不遠村頭的高音喇叭里響起了哀樂聲，當時很多社員就痛哭起來，女社員哭得更加厲害。10月，莞塘社員參加了一次萬人大會，舉著紙做的小紅旗按公社指定的路線游行，慶祝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主席上臺。 1978年前后莞塘建起了村辦小工廠——加工螺絲。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后，莞塘的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人及其子女被摘了帽子，成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一樣的待遇。歷史的車輪駛入了1982年，莞塘也開始推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家庭聯產責任制不斷得到鞏固和完善，村民可以光明正大地養雞養鴨養豬仔并拿到集場上賣。1984年河頭公社解散改成河頭鎮后，國家把“改革開放”作為國策，將經濟建設提到重要位置，莞塘村民也敏銳地嗅到新時代的氣息，由于臨近常金公路，能夠較便利地接觸到外面最新的市場信息，加上莞塘人的聰明才智和辛勤勞動，莞塘村民很快摘掉了貧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雖然投機倒把罪是2008年取消的，但此時販賣豬仔等行為基本上已經沒有人管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莞塘有95%以上的家庭都住上了樓房，電視機、洗衣服、電風扇幾乎家家都有，新式組合式家具也有，不久電話機也出現在床頭、堂前的橫幾上，基本實現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愿景。這要比一般信息閉塞、交通落后的村子早三四年。　　近五十年里，莞塘村有三次大的面貌格局改變。第一次是因為1977年冬季莞塘河的開筑，莞塘河位于村的北邊、東西走向，將村子和北隊的社房、曬場和生產隊里大部分的農田隔開，一座簡易的毛竹搭建的小橋橫跨兩岸，以供村民交通出入。莞塘河的開筑，使得幾條小河、幾十畝農田消失了，改變了原本村子的面貌格局。幾年后，毛竹小橋就變得破舊不堪，橋面幾乎不見了，止剩下幾根毛竹在苦苦堅持，嚴重地影響村民的出行和生產活動。不久，一座新的水泥橋代替了原本的毛竹危橋，水泥橋至今還在，只是橋下的河水不再清晰，淤泥堆積。第二次大的面貌格局改變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于經濟條件的不斷提高，莞塘先后出現了兩次新建住房的高潮。不斷新建的住房占用了村子四周大片農田，使得莞塘村規模與原來相比擴大了近三分之一。第三次改變發生在2016年前，為了修建村西邊的G233國道，莞塘村西的七八戶人家進行了拆遷。 　　莞塘全村為一條小河環繞。小河先自北向南、再向東蜿蜒、到達村最東一戶人家的地方又折向了北，這條河是不是就是1500多年前謝賀之所修，不得而知，莞塘人稱這條河為三角塘。三角塘并不是河的形狀如三角，而是它有三個水深曲折、河草茂密的河角（河灣），更有幾條大小水溝縱橫，曾經不止一人因為不熟悉三角塘的布局走向，在晚上走迷失了不得輕易出村。小河斗折蛇形，幾戶人家沿河而居幽竹綠樹間。河邊點綴著幾個碼頭供村民淘米洗菜浣衣服，春天里河邊綠樹雜花環合，翠藤青蔓遮掩纏繞，也有幾樹桃花臨水而映。 莞塘村通向外的路除了田埂路、較寬的只有三條，其中兩條位于村北，一條村南。村北的路一條是去皇塘的，它過橋向東延伸30米左右直接折向北，先到楊樹塘，再過荷花池，然后繼續向北走上50多米就到了常金公路。這條路比較窄小，只是稍微比田埂路寬一點，拖拉機無法行駛，騎自行車也屢有驚險發生。另外一條無需過橋，從村北口向西一路延伸至榨底壩，就上了公路。它稍寬，可以通拖拉機，自行車騎在上面也很安全，所以村里的重要物資都是從這條路上輸送進來的，是村里最重要的交通干道，騎車上金壇、河頭集鎮也大多從這里走。上世紀80年代，這條交通干道還是一條爛泥路，坎坷不平，村民老是笑著說：“莞塘到，屁股跳。”其實那個年代，基本上每個村子的路都是爛泥路，坐著拖拉機進村屁股都得受顛簸。進入90年代，這條路變成了石子路，再后來成了水泥路。它因為G233國道而被截去了大半，現在主路的長度剩下不到150米，但如果加上連接各家各戶的支線倒有幾百米長，且都是水泥鋪筑，即使汽車通行也很方便。村南有一條向南過眭家村去河頭集鎮的路，原本和去皇塘的路一樣窄，1977年因為莞塘河、大沙莊河的開筑，拓寬了很多，但沒有專門打路基，所以拖拉機還是不好開，但板車可以走，自然自行車也可以。這條路一直是爛泥路，去河頭上初中讀書的學生一般都是走這條路的。筆者曾經描述過冬天走在這條路去上學的感受：隆冬，清晨，一個人走在黑漆漆泥路上，提著網兜的手露在寒風里，真冷！走上一段便換個手提網兜，另一只手趕緊伸到口袋里取暖。天上的月亮吐著清冷的光，顯得路更黑。前幾天剛下過雨，腳下的路被凍得硬邦邦的、高低不平，踩下去發出“咔咔”的聲響。“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它是目前原有三條路中唯一已經消失的。 莞塘，民風較淳樸，雖然地處信息發達的公路旁，一年四季幾個傳統節日過得很有儀式感。清明節前必上墳添土清理雜草、飄紙，節日前后家家戶戶門上插楊柳。除了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夜也必祭祖，先人忌日再忙也會準備青菜豆腐、磕頭祭拜。端午節吃粽子、小孩胸前掛著自己編制的網兜，網兜里豎著一兩個蛋，黃色的是雞蛋、青白色的是鴨蛋，如果有鵝蛋，那就更稀奇了。中秋節前主婦們拎著月餅、紅糖包帶著一家大小去娘家掌節，月圓這天，家家炸油餅、煎烤餅，油餅烤餅都沾有芝麻，晚上全家圍在一起分月餅吃。農歷十月初一，做糍團。進入臘月，就備年貨。做團子、蒸饅頭，磨豆腐、炒炒米，后來經濟條件好起來時還殺年豬，幾戶人家合殺一頭的年豬的也有。臘月二十八過小年，祭土谷，除夕夜前一兩天，貼春聯年畫，“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也出現在各家的門楣，“五谷豐登”貼在米簍上，豬圈里貼的是“六畜興旺”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被貼在灶臺上，大小福字、“只見財來“、“招財進寶”等合體字也上了墻，碗柜、米缸、衣柜上也會有。除夕到了，先除塵，再恭恭敬敬祭祖送灶神，晚上全家一起吃年夜飯。鞭炮聲從除夕夜一直放到大年初一大天亮，村里村外，此起彼伏，很是鬧熱。大年初一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小孩子滿村拜年，再勤勞的主婦這天也很少做家務，每年家里的第一頓早飯必須是家中男的來做。村里不時想起送春唱道情的聲音，舞獅子的也來穿村走戶。一陣鑼鼓聲“咚咚咚咚”響起，伴隨著的是“磬磬鏘磬磬鏘，磬鏘磬鏘磬磬鏘”的大小鈸聲，一群大隊的工作人員先后來到村上軍烈屬人家拜年。村頭高音喇叭播放的是傳統錫劇片段，有《雙推磨》、《庵堂相會》、《珍珠塔》等等。整個莞塘村被濃濃的年味籠罩著。　　村民走親戚，常常先和左鄰右里打個招呼，幫忙看看門，如果遇到下雨，請她收衣收被，開口的人，答應的人聲音都很高亮，開口的真誠，答應的也熱情。正在家吃飯，有人來借東西得頭（一時手頭緊，借小錢）或者談事情，正在吃飯的一位必然放下碗站起來：“喫了弗，朆喫的話再喫點晚佬？”“喫的啰，謝謝了。” “喫還朆喫，倒謝謝了。”莞塘人的人情味濃濃的。 筆者莞塘老家（拍攝于2021年春節） 　　莞塘人，非常注重教育，敬重知識。六十多年來，村里先后有九人從事教育工作。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走上教師崗位的有六人:樊敏、樊和林、尹西林、蔣敬海、董玲娣和鄒根仙老師。進入九十年代，樊宇純、樊嘉華和沈建中也加入了教師行列，只不過后面的三人都先后離開了教師隊伍，樊宇純、樊嘉華下海自主創業，沈建中則轉入了公務員隊伍。 樊和林老師 　　自從1977年9月恢復高考后，莞塘村有許多年輕人考上大學走出了村子，其中最優秀的是尹國定，是村里第一個考入金壇縣中的學生，1979年考入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現在稱陸軍工程大學）。1983年前后，姚土生考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土木工程系，樊玉定考入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蔣敬庭考入醫學中專學校。此后，莞塘村又陸續有十幾人考上了各類本科大中院校。 尹國定（右）蔣敬庭 　　莞塘村當年的年輕人經過努力，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取得了優秀的成績，成為莞塘村的驕傲，同時他們也通過各種方式反哺自己的故土和故土的村民，其中的佼佼者有：尹國定，1996年回到陸軍工程大學讀博士，畢業后在總參搞軍工，三十多歲就是正師職、大校軍銜，2008年轉業北京市科委。樊玉定，軍校畢業就上了對越反擊戰前線，后轉業在金壇公安系統工作，先后出任金壇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金壇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金壇信訪局局長，在金壇區委政法委員副書記任上退居二線。蔣敬庭，醫學博士，教授，臨床腫瘤學博士生導師、免疫學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江蘇省“333工程”第二層次培養對象，第一批江蘇衛生領軍人才，江蘇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常州市首席專家。現任常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蘇州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副院長、蘇州大學細胞治療研究院院長、江蘇省腫瘤免疫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江蘇省政協委員。姚土生，常州市鐘樓區建設局建筑工程管理科科長。樊俊華，常州市常高新集團總經理。沈建中，金壇區行政審批局督查科科長。樊福定，常州金壇衡豐置業有限公司、江蘇福滿園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蘇嘉福玻纖制品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樊中華，常州樊氏有機硅有限公司、常州華浩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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