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記憶36（告別1966）

唐建忠

在我的印象里，魯迅故居在北京阜成門內大街，靠近歷代帝王廟和白塔寺。 1966年初，出于政治的需要，學校組織我們這些高年級的學生，去參觀魯迅故居，而且回來還得寫一篇作文。 魯迅故居離我們復興路小學不遠，但曲溜拐彎的不好走。 我們那天從工會大樓出發，到禮士路往西過月壇，再向東穿過阜成門，進入阜內大街，過了歷代帝王廟，路北不遠處就到了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 那時候阜成門的城樓和城墻還健在，雄偉壯觀中略顯破敗。 故居主要是陳列魯迅手書的文章、草稿、筆記，以及先生出版、翻譯的著作。 對于我們這些小學生來講，嘴上不敢說，內心確實沒有興趣。從陳列室的瀏覽速度看得出來，大家都是匆匆進來，匆匆離去，沒幾個駐足仔細觀看的。 唯一叫我們感興趣的，是魯迅小時候畫的一幅畫。畫面上眾多的老鼠抬轎打幡，歡歡喜喜的往貓家送新娘。“老鼠嫁女”，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回校后開始寫作文，寫觀后感。我們幾乎千篇一律的寫路上的觀感，寫小院房舍以及老鼠嫁貓的觀感。 其他方面，除了會背誦“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知道魯迅對敵人狠，對人民好，再就沒什么寫的了。小學生嘛，政治詞匯太貧乏。 過后初中畢業，我去了生產建設兵團，那時沒什么工資，一個月就給六元的津貼費。 一個人離家在外，生活太單調，總想利用讀書解悶，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 探親回家時去新華書店，里面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還有少量政治書籍和單行本，其他的書都下架了。 在一個角落里，我眼前突然一亮，發現書架上竟摞有《魯迅選集》，這真是久旱逢甘霖。我如獲至寶，立刻傾其所有，購買了厚厚的好幾本。 兵團連隊期間，我幾乎通讀了魯迅所有的著作和文章。那個年代還有先生的書可讀，真是謝天謝地，這些書陪伴我渡過了那個蹉跎歲月。 幾個月后，紅色浪潮終于襲來了。先是我們的學習小組名存實亡，后來，學校出現了紅衛兵戰斗隊，課也就不能上了。 清潔工也用不著干活了，換上了另外一些人，他們的脖子上一律掛著大牌子，上面用毛筆寫著自己的姓名和階級成份。在人們鄙視的目光下，規規矩矩的低頭掃地。 社會上開始了破舊立新運動，女的禁止穿高跟鞋、旗袍、裙子；男的不準留背頭、穿西服、瘦腿褲。街上有拿剪子的小學生和老大媽，遇到了不問青紅皂白，一律七尺咔嚓。和現在可不一樣，那時候你敢“橫”下試試，砸爛狗頭！ 一機部一樓的大廳里，成了紅衛兵“破四舊”成果的展廳，中間對接著好幾個乒乓球臺案，上面展示著抄家抄來的違禁物品。 有解放前的壞書，有封、資、修的字畫、首飾，以及珍珠項鏈、銅錢、大洋等等，甚至還有解放前的房契、地契，看著上面的繁體字，驚得我們一愣一愣的。 我頭一次看到金磚，它們比牛奶糖長一些，一條條的摞在上面。我過去以為，金磚真和磚那么大呢，這回算開了眼，遇到真玩意了。 我們對門的張爺爺，家也被抄了，那個不太愛說話的張安石大哥哥，就坐在樓梯上，雙手抱著頭。我一聲不響的站在自己家里，開門看著對面出出進進的紅衛兵。 最后，幾個女的抱著一摞書下樓，站在張安石哥哥的面前，勸他要堅強，要正確對待。看樣子他們很熟，大概是一個學校的。 張哥哥就坐在樓梯上，一動也不動。很晚了我下樓，他還坐在那里，雙手托著下巴，仿佛是睡著了。 機關單位也行動起來了，八局門口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預示著超強風暴已經來臨。父親經常很晚才回來，而且動不動就發脾氣。 家里早年有一個清代的銅火盆，十幾斤重，上面是一個厚厚的高身銅盆，邊上還有一個添放木柴的半圓口，再下面是三根承重用的銅爪。 各家各戶也積極行動起來了，開始在家里自查“四舊”。所謂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床底下不用的火盆，被我拖了出來，清朝時期的舊物件，肯定是標準的“四舊”。 星期天，我和媽媽各抓著一個銅爪，捯提著銅盆，去月壇廢品收購站。 收購站門前，沿著路邊排著長長的隊伍，人們都在抓緊時間，盡快處理自家的“四舊”東西，以防日后萬一被列為違禁品，無端招來不必要的橫禍。 銅盆賣了二十三元，還真不少錢。那時廢黃銅每斤一塊五，紅銅每斤兩塊。 這場史無前例的紅色風暴，滌蕩著舊世界的污泥濁水，觸及著每個人的靈魂深處。 那是五月份的一個星期天，中午吃完飯，父母就開始忙活。被褥用繩子捆成背包狀，線網兜里放著臉盆、飯盒、毛巾、肥皂、牙刷、牙膏等物品。 我問這是干什么？媽媽說：你爸爸要出差，得好多天才能回來。 我心里納悶，出差住旅館啊，自己還要帶什么行李？而且如今都鬧革命了，上哪出差啊？有點不解，但也沒有多問。 爸爸走后，媽媽每天依然坐車去上班，我就在外面瘋狂的玩，反正也不上學了。中午有時熱一熱剩飯，有時就啃個涼饅頭。 “十六條”公布后，北京各地烽煙四起，工人、學生原始的激情洶涌迸發，開始砸爛一切他們認為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工廠停產，學校停課，人們不停地圍攻、沖擊各級黨委，各級領導班子幾乎全部癱瘓。 這是一場蕩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突如其來，洶涌澎湃，無章可循。 為穩住局勢，當時在京的中央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各部委抽調骨干力量，以中央工作組的名義，迅速進駐工礦企業和大專院校，對轟轟烈烈的運動進行指導和降溫。 說白了，就是去滅火。 好多天以后我才知道，父親出哪門子差啊，他被一機部緊急抽調，以中央工作組的名義，派駐到當時運動的“重災區”——北京鍋爐廠。 大約是六月下旬吧，父親回來了，有些疲憊，人也顯得更加消瘦。 每天下班后，父親都在屋里寫著什么，房間里的燈一直亮到深夜。 其實，好幾天前我就從廣播里知道了，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是鎮壓群眾運動。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領導干部，都犯了嚴重的錯誤，而且還是方向、路線性質的。 轉眼已是秋季，有一天，父親沒有去上班，帶著我坐公交車去了廣安門，在一個鐵路貨運站，辦理著什么家具托運手續。 往回走時，父親告訴我，咱們要搬家了。我問去哪兒，爸爸說，去我的山東老家，那里有個叫博山的地方，博山電機廠。 我心里非常高興，快十三歲了，整天就窩在北京這個小圈圈里，早應該換換口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個什么樣，一定會非常精彩。 回到家，我就急忙在墻上的地圖中找山東，找博山，找鐵路沿線經過的地方。那時，我真不知道中國還有個淄博市。 沒有多少家當，桌子、椅子、木床都是公家的。衣服、被褥塞到箱子里，托運站派來人力車，晚上就拉走了。 十月三日，我們全家前往西直門火車站，登上了開往上海方向的13次特快列車，目標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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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記憶36（告別1966）

唐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