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俗話說安居樂業(yè)，只有具備了安定的住所后，才能有一個穩(wěn)定和溫馨的家庭、才能安于工作和學習。想當年我們的父母為了求得全家人有個方便的工作和學習環(huán)境，帶領大家曾先后搬遷多次，我都經(jīng)歷了五、六次，其經(jīng)歷至今仍記憶猶新。</p><p class="ql-block"> 解放前夕，在長沙工作的父親與同在長沙謀生的同姓遠房伯伯秀夫、靜姻夫婦合伙買下急于撤離的一個國軍太太的住房，這是一棟位于營盤街與北正街相交處的磚木結構、臨街二層的民宅，直進三間，第三間是直通屋頂?shù)臉翘蓍g兼廚房，占地面積總共約三、四十平米。伯媽在此地開辦了一家個體針織社，用手搖針織機編織襪子，父親也將十多歲的大姐從鄉(xiāng)下接來跟伯媽當學徒并兼做家務。</p><p class="ql-block"> 我七歲那年隨母親從平江鄉(xiāng)下來到長沙與父母一起生活，印象中的第一次在營盤街12號見到父親和大姐，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居住遷移。</p> <p class="ql-block"> （現(xiàn)在新建的古代大詩人、軍事家辛棄疾當年在營盤街駐軍紀念地塑像的地方就是當年我們居住的營盤街12號的位置）</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解放后，隨著城市公私合營運動開展，各針織社合并成立了市針織廠，大姐每天要到黃興路西邊的洪家井巷內(nèi)的針織廠上班，加之我們兄弟隨母親遷來長沙，人口數(shù)量增加，為方便大家上班和上學，父親只得臨時在黃興路東邊織機街化龍池巷租一間樓房讓毌親帶我們倆兄弟居住。</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不久在織機街化龍池斜對面的觀音井巷租到一處條件較寬大的三間樓房，才第三次搬遷到觀音井巷28號居住，同時二姐與哥哥也從就讀中學的平江一中轉(zhuǎn)來長沙讀書，全家才得以在織機街觀音井巷民居內(nèi)團聚。</p> <p class="ql-block"> （觀音井巷深處的汽車后面樓房就是當年的租住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幾年后隨著 1958年生產(chǎn)大躍進運動，城市各種經(jīng)濟活動蓬勃開展，居住在我們樓下的房東也在一樓的堂屋徹了個大烘爐，烘焙加工干辣椒。炎熱的天氣加上嗆鼻的辣椒氣味，使我們再無法在樓上居住，父母只得帶著我們又到附近尋找新的出租屋。</p><p class="ql-block"> 不久，父母和大姐在南區(qū)勞動廣場旁邊的禮賢街(后改名沙河街）三益徑巷找到一處中意的住宅，這是一棟有前后庭院的公館式平房，屋子中間是寬敞的客廳，兩邊各有對稱的二間相通的廂房，屋后中間是天井，屋前是院子，二邊對稱的花圃內(nèi)栽有梧桐樹、桂花樹、夾竹桃樹，院大門二邊對稱地是廚房和廁所，一側(cè)還有一個共用的水井。房主是一家在長沙做工的劉姓浙江寧波人，因耽心多余的房屋被政府征收改造，他只愿將房產(chǎn)的一半以450元出賣而不同意出租。全家只得東拼西湊100元交了定金，并收取了100元的收據(jù)，然后父親又與營盤街房鄭姓租戶商量一次借300元，以每月12元的租金抵還借款二年還清。事后母親與大姐將300交與劉姓戶主，換回一份出賣三益徑巷一號住宅一半的協(xié)議書，并承諾以后去辦房產(chǎn)證時再收取50元的余款，才完成交易。全家搬入后不久，父親便將70多歲祖母從老家鄉(xiāng)下接來同住，實現(xiàn)了三世同堂的愿望。</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現(xiàn)在蓋大樓的地方就是當年三益徑巷的位置）</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76年母親在三益徑巷一號庭院梧桐樹下的留影照片，這是現(xiàn)存唯一留有三益徑巷一號原始場景痕跡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幾年以后，同小院的劉家因兒女成年而使住房漸顯緊張，便萌生想將我家擠走重新收回已賣出住房的歪心思：六十年代初便以臨時借用的理由全部佔用了中間共用的堂屋，隨后逐步獨占了原來協(xié)議二家共用的水井和廁所，更過份的是將大門旁的共用電表總開關加鎖，隨意拉閘斷電控制我家晚上用電時間，不斷制造雙方矛盾和糾紛。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以后，劉家乘我母親去世后家中白天無人在家機會，將大便倒入我家放在廚房外的水缸內(nèi)，將大量碎磚頭和有剌鼻氣味的乙炔氣電石渣全部堆到小院我家一側(cè)，嚴重影響了我家的出入，將原來二分之一的使用面積擠占挪用到三分之一。</p><p class="ql-block"> 1979年春節(jié)前夕，乘父親從水電工地回來在家的機會，我想將堵在我家進出路囗的電石鐵桶挪到小院中線位置時， 劉家20多歲的小兒子拎著一把鐵鏟子沖出來從后面將我擊倒，由此房產(chǎn)糾紛造成暴力沖突，我們只得將此投訴區(qū)法院解決。</p><p class="ql-block"> 經(jīng)過三年多法院調(diào)查和調(diào)解，最終法院判決如下：買方補交350元沒收據(jù)的購房款，賣方轉(zhuǎn)讓三益徑一號房產(chǎn)一半的合同有效。事后在大姐的牽線聯(lián)系下，我家將此房產(chǎn)又以1200元轉(zhuǎn)讓給了朱姓人家，才搬離居住了22年的三益徑巷一號民居。而同時老朱轉(zhuǎn)讓的一間位于湘江河邊、需用活動竹梯上下的幾平米的公租擱樓房還沒等我們?nèi)胱【妥尭舯谝粚庇诮Y婚生子的年輕夫婦砸鎖霸占，這就是三益徑巷一號房屋的變遷。</p><p class="ql-block"> 八十年代初的撥亂反正、落實政策期間，我在無法繼續(xù)在三益徑巷居住的情況下，便多次到北區(qū)房地產(chǎn)公司要求返還文革中被迫充公的營盤街12號私房產(chǎn)，該公司經(jīng)調(diào)查后表示同情，很快就根據(jù)政策將該房產(chǎn)退還給我家，并配合安排二家租戶退房離開。然而不久隔壁鄰居家因要維修自己的房子，要求共同出資拆建二家共用的隔墻，而此時父親因工傷住院治療，無條件參與維修，便以5500元的價格將剛返回的私房轉(zhuǎn)讓給了隔壁鄰居，這就是營盤街民居的結局。</p><p class="ql-block"> 正如祖國的山河不容一寸丟失一樣，先輩留下的私房也不可輕易放棄，我與老伴二人發(fā)揚不惹事、不怕事精神，經(jīng)過三年多的奔波勞累，終于收回了自家以上二處民宅的產(chǎn)權。</p><p class="ql-block"> 又經(jīng)二次搬遷直至九十年代初，我調(diào)到剛搬遷到長沙的“三線”國企大廠工作，才在廠宿舍區(qū)分配到三居室的職工宿舍，至此才真正擁有一套屬于自己與老伴和女兒的居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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