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來到人間的第一聲啼哭，就注定了我是個雞扒食的命。出生時，正值四年三災。母親坐月子時，連稀飯也難喝上一碗，吃的是糠拌榆樹皮。<b>爺爺望望我這個剛降臨人世的孫子，沒有半點喜悅，哀嘆道：甜瓜不接，苦瓜壓掉丫。 </b></p><p class="ql-block"><b> </b>由于嚴重的營養不良。我到四五歲時，還瘦得像個猴子，經常便血。為了生計，爺爺帶著我，幫生產隊放牛，一直放到八歲。每天三個工分，按分值三分八計算，一天還掙不到一角錢。那時，我們生產隊是個老三八隊。一年口糧三百八十斤（稻谷），分值三分八，一個勞力，一天只掙到三角八分錢。我父親目不識丁，是“土改”時期的老干部，當過大隊書記，長時間負責村里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被造反派揪斗，戴高帽子。父親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反捆雙手，名曰駕飛機，滿村游行。我的家被紅衛兵抄了，棲身的三間瓦房被拆。父親白天挨斗，晚上回來棲身的地方都沒有，一家大小窩在生產隊的牛棚里。母親淚流滿面，鵲鳥也要個窩呀！她崩潰了，神經失常，瘋瘋癲癲。一家人的生活，就全部落到哥哥和父親的肩上。</p> <p class="ql-block"> 每當看到同齡孩子背著書包高高興興地去上學，我卻跟著年邁的爺爺牽牛去放，我的眼淚就在眼眶里打轉。我目不轉睛地望著他們一蹦一跳的身影，常常獨自發呆。爺爺看到我的神情，走到我身旁，用他粗糙而溫暖的手，撫摸著我的頭，一句話也不說，牽著我的手，慢慢趕著牛兒走。一天，我牽著牛，一邊放，一邊用樹枝在地上學寫字，有一次被時任大隊副書記的陳恩球看到了。他問我：孩子你為么事不去學校讀書呢？我鼻子一酸，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陳書記望著我，雙手撫摸著我的頭，說：孩子，別哭，明天你就去上學。十二歲的我，就這樣當了插班生，上小學三年級。好景不長，讀了不到半年的書，家里揭不開鍋蓋。哥哥在表叔的幫助下，招工進了供銷社。當時工資十七塊五毛一個月。爺爺年紀大了，腳腿不方便，走路十分困難，再也不能放牛了。兩個弟弟尚小，母親的病時好時壞，家里生活更是舉步維艱。我只好輟學，替父親搭把手。十三歲那年，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開始了，為了減輕家中的壓力，我報名去鄂西北參加三線建設——在生產隊，我一天只能拿四分；去三線，頂一個勞動力，可以拿十分。大隊領隊看到我瘦弱的身體，擔心吃不消，不同意，陳恩球知道我家的實際困難，拍板帶我去。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父母親十分不舍。出發前的那天晚上，母親把家里唯一一只母雞殺<b>了，用土罐燉好。灶中散發的那種肉香味，直沖心底。母親在一旁偷偷地流淚，卻又強裝歡笑，把罐子里的雞肉不斷夾到我的碗里。此生，我再也沒聞到過那樣的肉香味兒！</b></p> <p class="ql-block"> 第二天天未亮，我只帶了幾件補丁疊補丁的衣服，就出發了。到了武漢，地區領隊看到我，問：這是哪里把小孩子帶過來了？我們是去修鐵路，不是旅游。不管區縣帶隊怎樣求情，他堅決不答應，派了一個人，把我從武漢送回。 希望破滅了，我只好回生產隊，用稚嫩的雙肩，開始干著成年人的活：送糞、插秧、割谷，甚至挑草頭。我一干就是兩年，個中辛苦，只有經歷過農村生活的人才能體驗到。但是我心中求學的渴望，卻像春天破土而出的筍子，愈長愈瘋。哥哥參加工作已近三年，工資由原來的十七塊五，漲到了二十二塊五。他省吃儉用，對父母親說：無論多苦，也要把弟弟送到學校讀書。這年秋季，我又回到學校，再次當了插班生，讀五年級下學期。那時讀書，沒有課本。學黃帥，寫老師大字報，學張鐵生，交白卷。我上的是大隊民辦小學，教室在大隊林場山上，是原大隊的大禮堂改建的。學校和林場二合一，學生都得參加勞動，即所謂的勤工儉學。林場有一個果園，有大片的桃樹林、梨樹林。學校每逢一三五搞文體活動，當時成立了文藝宣傳隊，排演三句半，學唱《文化大革命好》《大海航行舵手》等，到生產隊匯報演出。二四六，參加林場的勞動，植樹鋤草、看果園。我家里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桃樹成熟時，我乘幫林場看果園之機，常避開同學，偷偷地摘下幾個桃子，趁沒人的時候，狼吞虎咽，以解饑餓。我因此落下個毛病，現在看到桃子，嘴里漫水、反胃，想吐。</p> <p class="ql-block"> 那時，小學升初中不用考試。初中仍是在大隊辦，仍在小學五年級的那間教室，教師仍是帶小學五年級的老師。我英語26個字母都不認識，更不說物理化學。記得物理教師姓陳，在擔任物理教師之前，也只讀過幾年的私塾，一直在大隊加工廠軋米。他講課，如道士念經，抑揚頓挫，我們卻一句也沒聽懂。初二時有了變化：恢復了高考，初中升高中，需要考試。升學考試時，當時班主任是王則先老師，他兼帶語文課。他因家庭有海外關系受到牽連，參軍、推薦工農兵上大學，都沒份。大隊書記與王則先的父親是遠房兄弟，又是他父親的學生，就網開一面，安排他到大隊教書。王老師講課幽默風趣，深入淺出，學生非常喜歡聽。我們班的學生，大多是語文成績非常好，數理化成績一塌糊涂。升學考試時，班主任把我叫到一旁說：考物理時，中間你出來上廁所，我在廁所等你。我到了男廁，班主任把紙條疊成一個紙團，塞到我手里，悄聲說：這是物理題答案，你抄完答案后，傳給其他同學。我回到考場，偷偷拆開紙團，上面的符號、答案，平時看都沒看過。我不知如何抄，就偷偷傳給其他同學了。考試完，我像害了一場大病，精神萎靡不振，不思飲食。這次考不上高中，再也沒有機會讀書了。父母以為我病了，要帶我去醫院，我不去。班主任得知情況后，來到家里對我說：根據考試的整體情況看，你考得還算可以，有書讀，你要有信心。聽完班主任的話，我頓時有了信心，人也好了大半，但心中仍像壓著一塊石頭。</p> <p class="ql-block"> 我在煎熬中等待，終于等到發榜。雖然沒有被重點高中錄取，但被我所在管理區黃泥高中（初中改辦）錄取，心中也十分高興。可到了開學時，卻一直沒有接到入學通知。其他學校在九月一號就開學了，而黃泥高中在十月底還沒有發入學通知。于是，我們這些被錄取的同學就找到黃泥高中。說是高中，其實是黃泥初級中學。學校負責人說：我們學校，本是所初級中學，區里面要求我們開高中班，我們一無教室，二無師資力量，辦不了，不能誤人子弟。你們如果要讀書，去區里找管教育的干部。眼看希望再次成為泡影，同學們不甘心，自發組織起來，去找教育組。教育組負責人答應說，過一個星期回復。一個星期后，也就是十一月中旬，我們收到了沈坳高中的入學通知。我這個只上過不到三年學的學生，踏進了高中的校門。雖說是個高中生，我連英語字母都不認識，別說讀音，對數理化，同樣一竅不通。只是語文還可以。學習起來，特別吃力。特別是數學，什么三角函數呀、對數呀，簡直是天文。為了不掉課，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找來初一到初三的課本，別人晚上睡覺時，為了不影響別的同學休息，我買了一個手電筒，鉆到被窩里自學。那時是住讀。每個星期放一次假，讓學生回到家里拿米。交回食堂，食堂過秤后，多少斤米，就發多少票。一斤米交一毛錢的伙食費（加工費），菜票自己掏錢買。我們家常常是一個月的口糧，無論怎么節約，一日三餐熬粥喝，也吃不到二十天。父母就偷偷地在屋后荒山上，開了一塊地，種上南瓜、蔬菜和紅薯。把蘿卜、白菜和米一起煮燙飯吃，勉強度日。但每個月仍然總要餓幾天肚子。在入高中的第三個星期六，學校放假，我回家拿米。我到家時，正在收割二季稻，父親在從田里挑草頭上堆時，突然從梯子上摔了下來。我趕到稻場，父親癱坐在稻場上，臉色蒼白，豆粒大的汗珠從額上滾下。我攙扶父親，回到家里，倒了一碗開水給他。母親在田間捆谷，聽說父親摔倒了，顧不得扣工分，淚流滿面地趕回來。母親對我說，家里已經有兩天沒米做飯了。父親是因為餓，挑重擔，沒力氣上堆，才摔倒了。</p> <p class="ql-block">聽到母親這樣說，我忍不住眼淚也涮涮地流下來。父親攔住母親的話，叫他不要說。“孩子回來了，明天要到學校去，要帶一個星期的米，我們能忍，孩子是長身體的時候，不能餓。你去塆里借點米，給孩子明天帶到學校去。”母親說，塆里能借的都借了，不好意思再開口。父親說，去鄰塆某某家試試看，能否借點。鄰塆那個親戚，其實女主人只是和我母親同一個塆，是她年輕時的閨蜜。男主人和我父親同是“土改”時的干部。他們生產隊一年人均口糧有六百斤，分值中心比我們高，有七分，一個勞動日一天能掙七毛，日子比我們生產隊好過些。母親不好意思出面，我自告奮勇去了鄰塆。一進姨的家門，姨熱情地叫我坐下，說：外甥今天來，我得弄點好吃的。你別急，我先下點面。我忙說不，可肚里咕咕叫，想到父親蒼白的臉，我也鼓起勇氣，說是來借幾升米（一升約二市斤）。姨笑了，說你莫急，你不說，我已猜到了，先吃完面再說。不一會兒，香噴噴、熱騰騰的面出鍋了。姨拿出兩個大碗，撈了干巴巴兩大碗，說：“你先慢吃，我另涼一碗。”這是我今生吃過的最香、最好的兩碗面。吃完面，姨找了個裝化肥的袋子，把米缸里的米全部倒進袋子，大約有三十來斤，給我背回家。第二天下午就要去學校了。父親把借來的米，留一半下來，要我帶到學校。父母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還有兩個弟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我上學不做體力活兒，少吃點，能挨得過就挨下。等父母去隊里勞動時，我把父親為我準備的米，倒了一半出來留給家里，自己只帶了三斤多。食堂吃飯，要菜票。沒有錢買菜票，我在家里倒壇倒柜，找到點留作做種的刀豆米。用鹽炒好，炒得咸咸的，帶到學校做菜。一個星期，七天，我只帶三斤二兩米。早上一碗稀飯，只有兩小瓢，大口二兩口就喝了。中晚餐半斤米的飯，只有一碗。人，越是沒有糧食時，肚子越大，總是吃不飽。為了節約，吃晚飯時，我一人躲在寢室，把剛家里帶來做菜的刀豆米，吃幾粒，咸不過，再去食堂，倒開水，喝幾碗開水，充饑。三斤二兩米票，我一天只能吃五兩。也就說，一天最多只能早上喝二兩稀飯，中午吃三兩米飯，晚上只能喝幾碗白開水，才能度過一個星期。</p> <p class="ql-block"> 上晚自習時，同學李國安向老師報告時說，他剛從食堂兌回的十五斤飯票，放在男生寑室不見了。老師就問：下午誰最先一個進寢室，誰最后一個離開寢室，有誰一人呆在寑室？我舉手說，同學們去吃飯時，我一人呆在寑室。這時，全班六十七位同學，六十六雙眼睛齊刷刷望著我，投來異樣的目光，仿佛我就是那個偷飯票賊。那鄙視的目光，就像一把利劍，刺向了我的心臟。我百口莫辯。比這目光更傷我的心，是當時任班主任何仕謀老師的那句話，至死我都忘不了。他說：誰也沒看見你拿了李國安的飯票，你也不能證明你沒有拿李國安的飯票。用一句土話來說，黃泥巴糊了屁股，不是屎，也是屎。此話一出，哄堂大笑。同學們的眼光，似無數利箭。我恨地無縫。我咬著牙，滿眼淌著淚，無聲地跑出了教室，渾身抽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時過境遷，一晃四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一幕，我仍是眼淚在眼眶里打轉，鼻子酸酸的。那種因貧窮而被人嘲諷、鄙視，甚至當賊一樣對待的情形，永遠無法忘記。不論生活多么艱難，我仍然堅持讀完高中一年級的上學期，盡管只有三個月的時間。下學期開學時，我所在的沈坳高中被取消了高中教學資格，我們被轉到團陂區團陂高中。團陂高中不收，我們班的同學又面臨輟學的危險。無奈，同學們自發組織起來，徒步六十六里路，去縣教育局請愿：我們要上學，我們要讀書！教育局做我們的工作：你們回去，我們已跟團陂高中聯系好了，直接回去上學。這樣一來，雖然上了學，比其他高中又晚了二個多月。雖讀了高中，前后學習的時間比正常時間最低減少了三分之一。一九八〇年高考時，我們班六十八名同學，一個人也沒考上，全軍覆沒。由于家庭條件限制，我想復讀，也不敢在父母面前開口，只好重操舊業。雖然混到了高中畢業的文憑，只斷斷續續地讀了不到五年的書，又回到家里，開始了“農業大學”的生涯。</p> <p class="ql-block"> 王秋明，男，浠水團陂人。供職于中國人壽浠水支公司。系湖北省詩詞學會會員、浠水縣作家協會會員。做過營銷公司企劃，政府文秘工作。當過記者。1980年代開始從事新聞寫作和文學創作，在全國30多家報刊發各類作品300余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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