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邊往事之五追思同學任繼玲

商子

1971年春節過后，在張家畔參加縣上召開的“三干會”,從東坑公社插隊的同學處獲悉（他們和梁鎮公社緊鄰定邊），分配在定邊縣白馬崾崄公社醫院的任繼玲同學突生變故，不幸去世，震驚之余，物傷其類，同是淪落天涯，心中頓生無限哀痛。而其辭世原因也多為貶責之詞，諸如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留戀大城市，貪圖享受，不堪艱苦，對分配工作不滿、夫妻言辭詬病而自絕于人民等等。 在學校，我和任繼玲同學并不熟識，他在前大班，我們大學7年幾乎沒有說過幾句話。據說她能和張友群走到一起，緣于年級開展的“一幫一，一對紅”活動。任繼玲是班長，出身好，忠厚老實，“一對一”幫助思想不那么進步的張友群，后來，文革兩人一起外出串聯，久而久之，兩顆年輕的心就迸發出了愛的火花。然而，隨著兒子龍龍的出生，兩個社會背景，經濟狀況完全不同的家庭難以適應的隔閡，讓花前月下的激情在柴米油鹽、家長里短和經濟拮據的紛擾面前消磨殆盡，友群性格的缺陷也讓原本幸福的生活蒙上了陰影，無休止的爭執和精神壓抑，任繼玲患上了嚴重的產后抑郁癥。 當年畢業分配不張榜公布，我還是在赴靖邊報到途中從同行的白韌同學處得知，他們夫妻也分配到陜北定邊。那時的陜北，落后閉塞，文革極左思想猖獗，知識分子地位低下，基層縣、社兩級干部政策和文化水平不高，所以，這一悲劇的真正原因撲朔迷離，讓人難辨真偽。幾十年后，我才從當年也在定邊工作的同學們那里了解到任繼玲去世前后的真實情況。 任繼玲和張友群在定邊報到后，被衛生局派往縣域最偏僻、最南端，與延安吳起縣、甘肅慶陽為鄰的白馬崾峴公社醫院，交通不便，沒有班車，山大溝深，從縣城到公社，毛驢車整整走了三天，才到了只有幾孔破舊窯洞的公社醫院。任繼玲患有嚴重的產后抑郁癥，西安定邊兩地極大的落差，白馬崾崄惡劣的生存環境，對未來生活和前途的無望，對遠在西安親人的思念，做為長女無法侍奉父母，照顧弟妹的自責，做為母親無法哺育兒子的愧疚，再加上缺乏對抑郁癥嚴重性的認識和重視，沒有得到系統的治療，讓她的病情日趨加重。 　　1970年11月10日前后的一天下午，距離醫院30多里地的農田基建工地民工有病，派人來“攆醫生”，張友群在出診臨行前，任繼玲還專門為他做了一碗西紅柿雞蛋面，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夫妻此生“最后的晚餐”。 往返幾十里山路，等到友群同學半夜從工地匆匆趕回醫院，仍然亮著油燈的窯洞里，任繼玲僵臥在炕上，身邊是灑落的安眠藥片和兒子的照片，已經沒有了生命體征。舉目無親的他四處求援，然而，周邊同學畏于當時的政治環境，竟無人敢出手相助，最后，剛剛在縣上認識的陜師大畢業，同年分配在姬原中學的2位老師趕到醫院，幫助料理后事，才將任繼玲安葬在定邊縣城的老城墻，八年后，因政府對老城墻區域規劃改造，遂遷往馬蓮灘。 你無法知道在任繼玲生命的最后時刻，窯洞里都發生了什么，你也無法想象她在孤獨、恐懼、痛苦的折磨中，在期待、焦慮、絕望的思念中如何服下那瓶致命的藥片，此刻，如果有人敲門，那怕僅僅是一句問候，或者是拉上一段閑話，就能挽救一個年輕的生命，但是，孤零零的窯洞外什么都沒有，只有腦畔上蕭瑟的秋風，陪伴她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任繼玲同學能夠服從分配，毅然決然遠離家鄉，遠離親人，拋下嗷嗷待哺的兒子，在陜北最偏遠的農村服務百姓，解除他們的疾病痛苦，已經說明她是一個有抱負，有熱情，有責任感的有為青年。她的辭世既是她個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那個特殊歷史時代所造成的悲劇，如果在學校畢業分配、在定邊縣安排工作時能給她多一點照顧和方便，如果家庭、親人能給她多一點理解和關愛，也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沒有如果，只有已經發生的無可挽回的殘酷現實。她去世后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也只能歸罪于文革那個嚴重災難的內亂年代。今天，你無法去苛求誰，指責誰，只能希望那些曾經的人性丑惡與冷漠，能夠在社會進步，時代文明的步伐中自我拯救，真正實現心靈的救贖，希望這樣的悲劇今后永遠不再重演。 許多年后，曾在定邊工作過的白韌等同學曾專程前往定邊祭奠任繼玲同學，馬蓮荒灘，漫漫黃沙，殘垣枯草，孤墳荒冢，墓前的石碑也已斑駁不清，沒有人知道這里長眠著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母親，一位服務老區人民的醫生，她把青春、理想、希望，乃至生命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和陜北人民。 如今，張友群同學也已西去，陜北高原，千里孤墳，再也沒有了生死兩茫茫，陰陽話凄涼的悲情，長眠于斯的任繼玲同學也將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我們這一代人的老去而慢慢被遺忘，嗚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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