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師范大學著名教授祖保泉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專輯（二十二）

邵波

“解說”式治學——《祖保泉詩文理論研究論集》編后記 楊柏嶺 業師祖保泉先生（1921-2013）平生潛心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在《文心雕龍》、司空圖詩文理論、傳統詩詞等領域成果豐碩，系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界的著名學者。其生前曾自選論文集《中國詩文理論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后又自選編其重要學術著作匯集而成《祖保泉選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然前者編輯時間較早，先生最后數年所寫文章未能涉及；后者因以專著為主線，對部分內容見諸專著的論文亦多未選入。此次應安徽師大文學院領導的要求編輯先生文集，仍舊按照先生在“龍學”、司空圖詩文理論、傳統詩詞研究等領域的專長予以編排，但也有一些變化。一方面以學術論文為主，同時考慮到篇幅等原因，未收入先生的詩詞鑒賞類文章；另一方面以先生《擇路·敬業·自省》一文作為代序，以示先生的人生之思，又以先生自撰《生平述略》附錄于后，以觀先生的人生之路。 自1990年選修先生的《歷代詞選》課程，1991年隨先生攻讀文藝學碩士學位而后留校工作，至先生逝世，接受先生教誨20余年。在感受先生人格魅力，領會先生的治學精神的同時，我始終在潛心理解先生的治學方法。二〇〇六年，我在學習先生新著《王國維詞解說》之后，寫過一篇《談祖保泉先生的“解說”式治學方法——以<王國維詞解說>為例》的學習心得。此次編輯先生文章，再次細讀之后，仍然覺得先生“解說”式治學方法獨具特色。茲將此文轉錄于下，期待大家批評。 二〇〇六年年底的一個傍晚，在校園散步時碰到陳育德先生。陳先生說：“你一直關注近代詞學，作為祖先生的弟子，應當為先生新著《王國維詞解說》寫個書評。”當時我惶恐應允，回家后，我一方面為準備寫“況周頤詞研究”的研究生黃煌布置了閱讀《王國維詞解說》的“寒假作業”，另一方面我自己也開始了閱讀。為了真正把握此書的特色，領會祖先生的治學用心，我們參照閱讀了王國維詞的其他注釋本，尤其也是去年出版，由葉嘉瑩、安易編著的《王國維詞新釋輯評》一書。通過比較閱讀及師生互動閱讀，我們越來越感到先生“解說”式治學方法的可貴處。從先生的《司空圖詩品解說》、《文心雕龍解說》到如今的《王國維詞解說》，多部著作取名“解說”，可見先生一貫的治學精神。這篇文章便以《王國維詞解說》（以下簡稱《解說》）為例，總結如下。 一、積學以儲寶——“解說”式治學的學養條件?? 關于《解說》的寫作緣由，先生在《后記》中說：“2002年冬，我又清閑無事，想干點什么以便集中思緒，使日子過得安穩些。想來想去，決定寫《王國維詞解說》。”看似輕松的語氣，實為先生順其自然的選擇，體現了先生重視積累、不斷完善的治學特點。 “龍學”、《二十四詩品》及詞學研究是先生選擇的三個重要的研究點，而這三個點都得到了先生持之以恒的關注與不斷的完善。如在《文心雕龍選析》基礎上完成《文心雕龍解說》，在《司空圖詩品解說》基礎上拓展為《司空圖詩品注釋及譯文》、《司空圖的詩歌理論》、《司空圖詩文研究》、《司空表圣詩文集箋校》，現如今的《解說》，其實也是先生多年思考的結晶。《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發表了《關于王國維三題》，《詞學》1981年第一輯發表了《試論王國維的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先生與張曉云合著的《王國維與人間詞話》，《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發表了《漫議王國維的“意境”說》……由此治學經歷，便可知先生說“想來想去，決定寫《王國維詞解說》”的真正原因。 因為在先生看來，研究對象是歷史的存在，研究者只是一種“解說”者。力圖歷史地還原研究對象的生命，是解說者要達到的目標。雖說論著體現著研究者的思想，但誰也不敢說自己的研究就能窮盡歷史文本本身，故祖先生多用“解說”為書名，實則反映出他面對研究對象時的審慎態度。跟隨先生讀書時，先生常說做學問的最大秘訣就是多寫讀書筆記，日積月累，而后自然成文。這種態度自然對“解說者”的學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解說》正是先生“積學以儲寶”數十年的結果。小到文獻整理、字詞典故注釋，大到王氏詞的評說，都可以看出先生研究“龍學”、司空圖詩文理論、王國維以及詞學等學術經歷的特長。 　　詞學研究原本就是先生一直關注的領域。填詞、讀詞、論詞、教詞合一，堪稱先生的看家本領。與當今諸多空頭論詞者相比，先生論詞乃真正的內行家言。先生讀詞、論詞、教詞，其內在原因便是先生在川大讀書時，學會了填詞。由婉約入手，轉而習豪放，經年不息，終成文人化、學者味的個性風格。先生曾自印《丹楓詞稿》一冊，后被編入《赭山三松集》（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進而收進先生所著《中國詩文理論探微》（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學填詞必讀詞，先讀詞的選集和專集，后來進而瀏覽《全唐五代詞》、《全宋詞》等等。讀詞多，久而久之，自有心得體會，于是便師法前人而作詞論。所作詞論，涉及蘇軾、范仲淹、李清照、岳飛、姜夔、張孝祥、龔自珍、況周頤、王國維、呂碧城、劉永濟、蔡楨、夏承燾、沈祖棻等名家詞。如同先生立足于教學實踐的“龍學”研究，先生也曾為中文系本科生開設過詞學課，編有《歷代詞選箋》（后更名為《古今詞選箋》，鉛印本）作為教本。 先生在指導我填詞時多次告誡：“填詞如今雖不能成為自己的職業，但確是論詞的基礎。”先生對創作的重視，直接影響了他對“文論”這個概念的認識。先生經常教導我：不能忽視對作品閱讀與研究，文藝學研究不只是從理論到理論，那種關乎作品的研究，也是一種“文論”。先生的此番認識實則立足于中國文論的本土特色：中國文論不像西方文論擅長建構理論體系，而注重對作品的直覺性評點，因此，中國文論寫作也如同詩文創作，注重審美經驗的形象表達，文論著作亦如美文。同時，中國文論談創作強調人文合一，評論時強調言行一致，而在創作與評論之間也力求統一。這或許便是先生治學既重作品又重理論、解說王氏詞時多用詞論與詞作互證法的依據。如《人間詞話·刪稿》說：“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祖先生在解說王氏艷詞時，即常以此為標準加以評述，如對《清平樂》（垂楊深院）詞的評說等。又如王國維論詞主境界說，《人間詞乙稿序》曾說《蝶戀花》（昨夜夢中多少恨）等詞“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祖先生自然會緊扣此論加以檢驗。 至此，先生著述《解說》乃是他治學風格的一貫體現，沒有“積學以儲寶”的學養條件，先生是不會輕易著述的。這與當今不是紅學專家講《紅樓夢》，不是三國史專家品《三國》，不是《論語》、《莊子》專家說孔、莊的現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塑造“解說”者的學養條件，是先生著述《解說》帶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對當今一些浮躁的治學風氣具有警醒作用。 二、酌理以富才——“解說”式治學的學思原則 在中國古代詩歌解釋學中，一直有“見仁見智”、“詩無達詁”之說，祖先生也說：“在文學鑒賞中，有時會出現‘公講公有理，婆講婆有理’，怎么辦？我說，這是常見現象，公也，婆也，各講各的，共同啟發讀者思考問題，是好事……各抒己見嘛，有什么不好？”我們曾粗略統計過，祖先生對王氏詞的解說至少在半數以上與《王國維詞新釋輯評》等書不同，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是在仔細斟酌之后，真正令我們由衷佩服，產生踏實之感的總是祖先生的解說。因為與那種無稽之談的肆意發揮不同，先生的“各抒己見”乃是在“積學以儲寶”前提下的“酌理以富才”。 作為一個對歷史性研究對象的解說者，祖先生的思想與才華建立在有理有據的學理性基礎上。這個“理”突出表現為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批評方法的細致入微地落實。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是大家熟悉的文學批評方法，但得到如此細致入微的貫徹，則又是一種學養功力。對王國維其人其事的思考，一直是先生所關注的。其中《關于王國維三題》一文對于王國維自沉原因的分析，已經成為學界的一個代表性說法。在《解說》中，先生又專設《王國維生平簡述》一節，對王氏生平再次研究與評述。由此先生的“解說”顯示出與同類著作不同的特點。在一系列問題上，先生都不會空泛而論，而多是結合王氏人生中的具體事件，實實在在地分析，以求得問題的真正解決。 在眾多文體中，給詞作編系年的難度可以說是最大的，清人俞樾在《眉綠樓詞序》里甚至說詞不適合依年編錄，而“以分類為宜”。俞樾此論看出了詞體注重抒情性以及情感抒發的虛擬性特點，但他未能認識到詞人的情感也是其人其事中的實體存在，那些看似空泛的情感體驗實則也是詞人真性情的反映。祖先生的《解說》不是按詞作系年編排的，但考證王氏詞的系年仍是此書的一大貢獻，有的判斷實已糾正了學界的主流意見。如《浣溪沙》（畫舫離筵未停）是一首在蘇州送別羅振玉的詞，不少學者根據羅、王在蘇州的大致活動時限（1904年秋到蘇州，1906年2月離開）認為此詞作于1906年。但是如此解釋，明顯與此詞中“瀟瀟暮雨闔閭城”的秋天時令沖突。同時，“這個‘秋天’，不是1904年的秋天，因為此時蘇州師范學堂才開學；又不是1906年秋天，因那時羅、王已離校”。于是，祖先生經過查閱羅振玉《家傳》，發現羅氏于1905年夏秋，得知父親患病，可能應“亟請假歸視”的父命而短暫返鄉。有此依據，先生下了斷語：“此詞作于1905年秋天，即此年10月羅回家省親之時。” 　　依據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解說詩詞，當把握詩人創作時的精神狀態，否則就會以一些普遍性原理或詩人的某些主張取代一些作品的獨特主題。如祖先生說王氏《鵲橋仙》（沉沉戍鼓）“但除卻無憑兩字”，“乃是旁敲側擊的說法”，直率地說，便是尚有可憑，王氏所“憑”的就是自己的學識根基，“有學識，何愁無出路”。“應該說明，我這樣詮釋此詞末句，是考慮了作者此時的精神狀態而下筆的……人們論王氏此時的思想，不能不切實際，亂加帽子。與其他詞人比較，王國維是一個悲觀主義哲學家，其詞喜歡用一些關乎個人生命意識的語詞，故而論者從哲學上分析較多，有時不免給人空中樓閣之感。但祖先生則走向一種比較具體的解說，多結合史實，體會詞人當時的精神狀態，細致地挖掘王氏使用這些語詞的初衷，強化詞人當下的社會心理和情感體驗。如為了切實了解《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飽經憂患轉冥頑”句的內涵，祖先生便是在介紹了王氏“近年”的痛苦遭遇之后，得出了這兩句乃是“感慨多端，國事家事，令人興嘆”的結論。 依據知人論世、以意逆志原則，祖先生便很好地解說了王氏詞情感與理智相契合的特點，既避免了那種只見哲理而不見情感的分析，也從情感體驗的角度合理解說了王氏那些有哲理寓意的詞作。如，不少學者都認為王氏《阮郎歸》首句“美人消息隔重關”的“美人”指王氏妻子莫氏，但祖先生說此詞中的“美人”與莫夫人無關。先生首先根據此詞“沉沉空翠壓征鞍，馬前山復山”及“只余眉樣在人間，相逢艱復艱”句，以意逆志，得出此詞是不可能寫妻子的，因為“海寧、蘇州，一舸即歸，說不上什么‘山復山’、‘艱復艱’”。若是寫妻子，既與實際的自然路程不符，也與表達的情緒不合。“那么，‘美人’何所指？我們只得依照知人論世的原則加以探索”，于是先生結合此時王國維的思想，以及中國詩歌本來就有托美人言志的象征傳統，故而尋找到了答案：此詞極可能寫向他曾深愛的哲學——“美人”告別而又致不相忘之情。 至此，有理有據的學理性是祖先生解說式治學帶給讀者的第二個啟示。那些看似傳統的批評方法，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仍有著無窮的魅力。同時，若想切實地運用這些方法，則又必須以“積學以儲寶”的學養為條件。 三、研閱以窮照——“解說”式治學的學風規范 祖先生治學多有拓荒，敢碰難題，擅長仔細推敲，以不留遺憾為學界所稱賞。他論司空圖詩歌理論及龔自珍、況周頤、王國維、劉永濟、蔡楨等人詞具有披荊斬棘之功，他的《文心雕龍》研究、關于《二十四詩品》作者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在閱讀《解說》時，經常會碰到這樣的話：“我琢磨一陣子”、“我幾經比較”、“我躊躇數日”、“我愿羅嗦一句：這兩句評語是我沉思一日之后才寫上的”……說實話，每當讀到這些話，內心都不免一震。因為反觀當今浮躁的學術風氣，這種超越功利的治學心態正是祖先生“研閱以窮照”治學精神的反映。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解說》出版后，先生發現對王氏《霜花腴·用夢窗韻補壽彊村侍郎》詞“倩酈泉與駐秋容”句中“酈泉”的解說欠妥，于是《補正》約六百字，打印后分別夾在書內，贈送讀者。此細節足以說明先生對學術的求真態度。 在《撰寫王國維詞解說的自我要求》中，先生說盡管對某些詞，要說明它的主旨，著實有難處，但作為注者、箋者、解說者，須“知難而進，不躲閃”，“遇到了難題，總得下功夫”，“從頭至尾加以分析，主旨必露端倪”，“縱或說得不夠準確，這比隱藏在原作品背后不吭聲好得多”。如《浣溪沙》上片云：“才過苕溪又霅溪，短松疏竹媚朝輝。去年此際遠人歸。”先生解說：“請注意：這三個七字句的頭尾兩句已用來說明主要航程（過苕溪、霅溪歸海寧），只剩下中間七個字用來描繪航程中的景象——這是個小難題。作者寫出‘短松疏竹媚朝輝’這一頗見特色的句子，難得。‘短松疏竹’既顯示山溪之景，又見冬季長青的季節特色。亦顯示山溪冬季有青翠之美。‘媚朝輝’三字，不僅使‘短松疏竹’鮮活起來，也準確地表明自西向東（長興——湖州——德清——余杭）的清晨航程是暢朗的。我贊賞這一句大有磨練功夫，且與下片所寫景象起對比作用，增強了詞的藝術性。”先生贊賞王氏詞的磨練功夫，我們在閱讀《解說》時，也時常驚嘆于先生那入細入微、出人意料的解說。 　　面對本難解說的王國維詞，祖先生對其中的地點、人物、時間、事件等用力甚深，解說具體到位，著實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如王氏《浣溪沙》（路轉峰回出畫塘）詞中的“畫塘”一詞，不少人寬泛地注釋為“如畫的池塘”。但祖先生卻說此處“畫塘”乃指地名，進而按蘇州“山”的名勝，揣度“作者此次所游的山，當是天平山，在閶門外十余里。群峰環抱，泉石奇秀，故行者有‘路轉峰回’的機遇。此山西麓出口處即‘畫塘’。”又如《臨江仙》（過眼韶華何處也）的“一塔枕孤城”、“宮闕崢嶸”，先生也更正了“一塔”指南通“狼山支云塔”的說法。先生認為若顧及該詞全篇，那么江南只有蘇州虎丘塔才與此詞所寫之景相符，“宮闕”指的是館娃宮。再如《浣溪沙》（夜永衾寒夢不成）云“帶霜宮闕日初升”，先生加按語說：此詞“宮闕”實指蘇州師范學堂隔壁的蘇州文廟（宮殿式建筑）。類似這樣的確切解釋，在《解說》中頻繁出現，足見先生“研閱以窮照”的求真求實的態度。 除此之外，祖先生對王國維詞的辯證解說也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方面先生全面精準地把握了王氏詞的特點，為此又專門寫了“王國維詞的藝術特性”一節，簡述了王氏詞的思想傾向和藝術特征。以此為前提，先生沉思數日后指出，《蝶戀花》（窗外綠陰添幾許）“可以說，是典型的王國維詞：直觀性強，有‘花間詞’的派頭，又有濃郁的悲觀主義色彩，這在清末，無第二人。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錄此詞，有識力” 。另一方面先生從學理性角度指出王氏詞的諸多不足處。或是選調失誤，如《點絳唇》（萬頃蓬壺）詞“寫得太清瘦，未能充分展開幻想，寫出仙境的奇異”，“究其根柢，我以為根在作者選調失策，選用了只有四十一字的曲調，因而不容展現更多的幻想”。或是立意有硬傷，如《虞美人》（碧苔深鎖長門路）詞以“美人”比喻遭到占用校地之議的羅振玉，從藝術性來看，“形象生動，有直觀美”，但“立意有硬傷，便不足以佳作視之”，因為“師友之交，貴在交之以道，否則不免隨人俯仰，亦可哀！”或是用字的失誤，如《掃花游》上片“兩用‘正’字起領下文，雖同是時間副詞，所表示的時間概念有長短之別，但總嫌重復。請注意，這種重復，在前代名家詞中，是找不到先例的。” 至此，“遇到了難題，總得下功夫”的治學態度是祖先生解說式治學帶給讀者的第三個啟示。學術研究主要是解決問題的，因此必須要有“研閱以窮照”的魄力，要有“若仔細推敲，似有小缺點，恕我斗膽吹毛求疵”的治學精神，而這一切都須從強化自己的學風規范開始。 四、馴致以繹辭——“解說”式治學的學術責任 學者應當有一種傳承文化的擔當意識，以“解說”為書名，說明解說者是溝通經典與讀者的橋梁。如何搭建一個堅固而又易行的橋梁，在祖先生看來，這是關乎研究者的學術良心的事情。因此，先生治學始終有著清晰的“傳道、授業、解惑”的寫作理路，洋溢著構筑讀者精神生命的人文情懷。 近年來，傳統詩學的現代傳承問題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先生在《漫議舊體詩、新詩的繼承與革新問題》（《學術界》200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舊體詩詞已無法也不能取代新詩，但是舊體詩詞凝練了漢字的美，只要漢字存在，創作就會延續。當然，舊體詩詞的革新須以新的題材、精煉的語言、積極的思想感情容納在詩的“舊體”里，新詩的體式探索也當吸收詩的傳統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這一思想便集中體現在《解說》中，祖先生也多次說過《解說》的寫作意圖。《例言》說：“本書取名《王國維詞解說》，企圖就王氏所作詞一百一十五首逐次加以詮釋，為文學青年增添一種閱讀材料。”《撰寫王國維詞解說的自我要求》又說：“這是為青年學子們寫的導讀性的讀物。”《后記》再次補充說明：“初步調查行情，自量還可以寫一冊有個人心得體會的小書，供文學愛好者閱讀。”面向“文學青年”，為青年學子們奉獻一本導讀性的書，這個寫作意圖直接影響了《解說》的寫作特點。前文所論亦多與此有關，除此還有以下幾點值得一說。 一是解說時強化了填詞的方法和技巧。 王氏詞具有“守律甚嚴”、“善造意境”的藝術特點，祖先生的解說也突出表現為“從詞的意境、聲律角度考慮”（《例言》）的特點。王氏《觀堂長短句》《苕華詞》收錄《甲稿》《乙稿》諸詞時，稍作修改，計三十二處。對于這些修改的字句，除了兩處因謄寫人不慎，錯一字、漏一字，茲據排字本《甲稿》《乙稿》予以了校正，其余便主要從詞的聲律、意境角度，一一加以檢驗，“多數有勝處，當從之”，又有四處“以為不改為宜”（《例言》）。事實上，“從詞的意境、聲律角度考慮”是先生解說王氏詞的主要內容。如說“《阮郎歸》是一韻到底的曲調，起句定韻。上下片各有兩個五字句，皆葉韻；作者如何運用這四個特點來創造藝術美，只能說，各顯神通了。”而王氏《阮郎歸》（美人消息隔重關）詞中“川途彎復彎”等句，“在四個五字句中，各用了一個‘復’字，顯示了全詞在聲律上有疊合的音樂美”，雖有摹擬五代王麗值《字字雙》（床頭錦衾斑復斑）的痕跡，但王氏“在聲調運用上有明顯的創造性”，“亦見作者構思、造句之巧”。而《祝英臺近》（月初殘）“看上大堤去”句則是“湊韻”，是王氏“琢磨不夠精”的結果。因為“如果‘看上’一頓，割斷了‘上……去’的關聯性，則‘大堤去’的‘去’字變成了沒有必要性的湊合。”由此這一褒一貶的兩個例子，足見先生解說王氏詞的用心之細，用力之勤。與那種絕口不談格律或空談理論的填詞門外漢的評論相比，祖先生的“解說”則處處可見詞學專家解說名家詞時所具有的指點迷津、示人門徑的導讀優勢。 二是解說的語言深入淺出。 先生寫作對文字要求甚嚴，以求能誦讀為標準。藝術作品以模糊性為特征，但先生認為對藝術作品的“解說”不能模糊，甚至認為那種“模糊過去”的研究態度是沒有學術良心的事情。不像某些著作多注釋大家熟知的內容，看似通俗，反而跳過了那些難解的問題。先生的《解說》恰恰對那些難啃的典故及王氏詞的本事等內容下了功夫，是真正“為青年學子們寫的導讀性的讀物”。“解說中當然包涵語詞、典故的詮證和每首詞所表達的主旨，否則我以為就是缺陷。照我看，如果只注明‘窈窕：美好貌，見《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等等，而不說明每首詞的主旨，這就是嚴重缺陷。有了這種缺陷，會令讀者懷疑：注者、箋者為什么不點明這首詞或那首詞的主旨所在？詞的主旨，有的一讀便知；有的頗難索解，注者、箋者為什么隱藏在原作品背后不吭聲？”至于“王國維的詞，有幾首寫得迷離恍惚，令讀者難以琢磨……現在，我要‘解說’全部王國維詞，面對那幾首有‘模糊美’的詞，能讓它‘模糊’過去？絕對不能！我不干那種沒有學術良心的事”。 三是解說的目的重在美育啟示。 從研究對象中發掘社會、道德、思想性的內容，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大傳統。如孔子的興觀群怨說、漢儒的美刺諷喻說等，都體現社會、道德、思想批評的文學研究路數。祖先生承繼了這個傳統，但他是在加強填詞技法指導及詞的審美特征分析的基礎上，指出詞作思想傾向的，先生的用意是從思想性、藝術性合一這個更高層次啟示后生的填詞路數。在先生看來，王氏詞忠實記錄了詞人努力與掙扎的過程，勾勒了一個求索徘徊、內焚外挫的知識分子形象。王氏“在封建濃情與悲觀主義氣息的境地里”，徘徊于“望盡天涯路”與“百草千花寒食路”之上，雖有“惜春之情的執著”卻固守著低度的絕望，“大清的命運如何，他看不清，有迷茫感”，他“孤芳自賞，不媚世逢迎”，最終卻未達其認定的最高境界；他求助于新學，“而新藥中有毒藥”。 不過，“天以百兇成就一詞人”，王國維詞雖然充滿對人生磨難的消極承受，但是其詞作綿邈直覺的藝術魅力和“清白而孤高”的藝術人格仍然不斷征服著讀者的心靈。祖先生于八十有七的高齡，以一顆豁達而不失熱誠的心靈，憑借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設身處地思考著王氏在時世變化中人生抉擇的心路，分析詞作朦朧的象征隱喻，撥開“人間”復雜的悲觀氛圍。于是，先生對王氏詞中“于世有益”的思想，不遺余力地加以褒揚。如用“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概括《減字木蘭花》（皋蘭被徑）的創作心態；用“寫得樸實、自然，見性格，見品德，堪稱佳作”，評價《浣溪沙》（掩卷平生有百端）的風格……甚至認為“萬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須惜少年時”句當為《浣溪沙》（草偃云低漸合圍）的“靈魂”，“王氏為訓世而作聯語，于世有益，不嫌重復”。 至此，面向“文學青年”，為青年學子們奉獻一本導讀性的書，是祖先生解說式治學方法帶給我們的第四個啟示。學術研究不僅僅是為己，還應該承擔指導后學，傳承文化的責任。 　　以上只是結合我的研究領域，以《王國維詞解說》為例，歸納了祖先生的“解說”式治學方法。文章壓縮版發表在《學術界》2008年第1期，完整版轉載于《文學前沿》2008年第1期。關于此文，先生在一次聊天中，予以了肯定，說以《文心雕龍·神思》中數語概括他的治學心得是合乎實際的。故而，在此次編選先生文集后，將此文附錄于此，用意亦在追憶先生對我的教誨，表達對先生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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