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邊往事之四 “插隊勞動鍛煉”—“知識分子”改造的必修課

商子

1972年春節，榆林地區民兵代表隊，第三排右二孟宗伋 左起第二人楊橋畔大隊隊長常維華，書記詹立武，副書記趙懷玉 前排左二賀潤芳，左五郭新莉，左六趙秀英，第二排左一吳興田，左五孫治幫，左六朱光裕，左七徐浩，第三排左二王文敏，左七商子周，第四排左二竇文敏 　　楊橋畔大隊有6個小隊，榆靖公路北側從西向東沿著邊墻依次為1、2、4小隊，公路南側公社所在地附近為5隊和6隊，對面是3隊。插隊勞動鍛煉的5名大學生，我住在1小隊，華明在5隊，湯靜（32期）在2隊，陜西省中醫學院畢業的徐浩、田延竹夫婦則住在3隊，彼此相距不遠，經常有機會在公社一起開會，見面聊天，談論各自在生產隊勞動時的趣事。 這是一片風沙彌漫、黃土飛揚的昏黃天空，也是一塊干旱少雨，荒草難生的不毛之地。惡劣的氣候，貧瘠的土地，折磨著一代又一代苦難的人們，頭頂著彌天的風沙，腳踩著漫漫的沙土，背扛著灼熱的烈日，黝黑的脊梁，瘦弱的身軀，顫栗的腳步，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耕耘在這漫漫黃沙之中，一次次播撒著希望的種子，一遍遍收獲著微薄的喜悅。然而，世事舛錯、改朝換代，都沒有給這里的百姓帶來希望，他們依然掙扎煎熬在這塊荒蕪貧瘠的土地上，靠微薄的收成維系著一代又一代脆弱而頑強的生命。即便是好年成，交完公糧，剩下糧食也不夠吃，要靠洋芋和酸菜充饑。麥糠、谷糠都是好東西，家家戶戶都吃糠窩窩。 　　一小隊離公社有五、六里路，與西側的九里灘大隊相鄰。全隊戶不足五十，人不足三百，沿“邊墻”或鑿洞而棲，或沙丘中修筑平頂泥土房而居，薄田種高粱、玉米、谷子、洋芋以果腹，每家都偷偷摸摸圈養幾只母雞、一只羊或一頭豬，換點零錢以貼補家用。那時，種點蔬菜、養幾只家禽都屬于資本主義的尾巴，公社明令不準，集市上賣幾個雞蛋都是偷偷摸摸。隊干部心里明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我和王永年副組長住在邊墻上一孔破舊的土窯洞里，一盤土炕，一領柳席，一張搖搖晃晃的桌椅，簡陋而又凄涼，自己不開灶，“吃百家飯”，隊干部都是安排到家庭境況比較好的人家，干凈衛生。陜北人厚道，總是傾其所有，盡可能的給我們做一天比較可口的飯菜，時間長了，很多家戶缺吃少穿，連給駐隊干部做一天像樣的兩頓飯的能力都沒有，飯就派不出去了，沒有辦法，只好回公社食堂上灶。 縣政工組王永年副組長和我在一隊相處了近一年時間，他是當地人，認真、耿直、正派、善良，讓我真實的感受到陜北農村基層干部身上許多優秀的品德。他如同我的人生導師，在我懵懵懂懂的邁入社會時，言傳身教，幫助我適應從校園到社會的角色轉變，學習如何和農民打交道，如何面對社會的人情冷暖。當年我們在陜北，舉目無親，能遇到這樣一位良師益友，真是三生有幸。所以，我始終心懷感激。后來，他曾擔任靖邊縣文教局局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務，我在衛生局，有事就會向他求教。無論是在綏德還是西安，依然常有來往。 　　同在楊橋畔大隊插隊勞動鍛煉的徐浩出身于中醫世家，非常聰明，談及中醫理論滔滔不絕，寫得一筆好毛筆字，只是懷才不遇，難免有點清高，后來調回西安市中醫協會從事學會工作，開辦中醫門診，在業界頗有名氣，乃徐氏第四代傳人，西安知名中醫。夫人田延竹賢惠、善良，在省紡織職工醫院（后改為西安醫學院附屬醫院）工作，患者、同事有口皆碑，擔任醫院終身教授。徐浩在楊橋畔公社待的時間不長，縣上辦“西學中”學習班，輪訓基層醫院人員，抽調他擔任教師，住在張家畔辦學習班，一直到次年分配。 徐浩夫婦后來分配梁鎮醫院，他博覽群書，文采非常，記得為女兒取名時斟酌再三，頗費心思，取復名“天卿”，“天”為至尊，喻天賜良才，非凡夫俗子；三公九卿，學富五車，位列侯相，“卿”字彰顯的是父母的意境、胸懷和對下一輩未來的殷殷期望。 人的姓名本來只是一個符號，由于家庭、種族等社會因素，姓名被賦予了太多的文化內涵，通常都有一定的含義。當年姓名時興單字，取復名已顯示與眾不同，那個年代敢用“天”字更是大逆不道，至于卿，士大夫之族，名流雅士也，屬封資修之列?！疤烨洹敝扔形幕?，又有品位，還很膽大。許多年后，我曾告知天卿其姓名之寓意，她回家面陳父母，謂此言不謬也。 那段日子，每天參加勞動，公社開會，生產隊宣講政策，忙忙碌碌，生活過得倒也踏踏實實。在老百姓的眼里，你是大學生，是醫生，是掙工資的干部，是縣上派下來的工作組，對你特別客氣，常常是安排和婆姨女子們在一起，體力勞動的活計都不重。但是，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是插隊勞動鍛煉，是被教育、改造的對象，雙重矛盾的角色，常常讓人無所適從。但是，不再有人關注你的出身、家庭問題，不再有人戴著有色眼鏡看你，沒有人覺得你是劣等公民，別人的眼光里有一種尊重，突然間，讓你的心中有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輕松和自信。 　　秋收公糧征收結束后，工作組任務便告一段落，縣上的幾位干部回單位上班，我們繼續留在生產隊勞動。平心而論，我們在楊橋畔大隊勞動鍛煉，沒有受太多的苦，大環境還是比較寬松。開始以農村工作組名義到生產隊，公社開會多，陪同省電視臺記者拍電視片，和王組長一起四處檢查，沒有安排多少農活。王組長外出開會，我在豬場幫忙打掃豬圈，起豬糞，或者去地里幫忙收谷子，往地里背糞，用糞簸子抓糞，后來又帶大隊籃球隊去張家畔參加全縣農民籃球錦標賽(取得第二名)、組織宣傳隊參加地區民兵匯演，實實在在參加勞動的時間并不多。而且，農民也知道你是干部，臨時下鄉鍛煉，并不指望你干什么農活。記得最苦最累的勞動就是入冬后參加的“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每天凌晨5點起床，零下20度左右，地凍一尺多厚，镢頭挖上去就是一個白點，根本挖不動，純粹是形式主義，都是欺下瞞上的表面文章。農村不足20歲的年輕人，衣服單薄，凍得直掉眼淚，農民非常抵觸，后來隊長也叫不動人，農田基本建設也就不了了之。 春節前，因為楊橋畔大隊文藝演出隊參加榆林地區民兵匯演，我和華明開始組織宣傳隊，指導他們排練節目，并隨隊去榆林演出。倒不是他們的演出水平有多高，只是因為楊橋畔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被選定參加全省民兵匯演?；氐綏顦蚺?，縣文化館也派人來指導排練，借用演出服裝、樂器等。不日，一輛長途客車，近40名演職人員，我作為領隊也一起回到西安，住在小寨軍分區招待所，免費吃了幾天飽飯。 　　榆林地區民兵代表隊由兩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楊橋畔地道的農民，臨時組織，幾個小節目如快板、表演唱的歌詞都是我寫的，套用陜北道情的曲調。另一部分是榆林歌舞團的舊班底，半專業的榆林縣代表隊，常年集中排練，四處演出，人員的文化水平、藝術修養、穿著打扮，就連演出服、化妝品都相差很大，城里人看不起農民，時不時還有些小矛盾，好在榆林的孟宗伋隊長，畢業于西安音樂學院聲樂系，隨和大度，和我挺談得來，有事彼此都能理解，溝通，還有帶隊的一位榆林軍分區的文化干部從中協調，一切順利。在西安呆了短短幾天，參加了兩場匯報演出，觀摩了其他地區代表隊的表演，都是業余團體，節目大同小異，水平難分伯仲，沒有評獎，匯演結束就匆匆返回。 離開西安不足半年，慈母意外之余的欣喜激動之情，許多年后，我依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匯演時間安排較為緊張，我也因公務在身，往來不便，沒有住在家里，只是抽時間和母親詳細述說靖邊工作、生活情況，告知一切安好，讓她放心。 西安舊地依然如故，生我、養我，教我，慈母翹首盼歸，姐弟四人手足情深，雖非故鄉卻勝似故鄉，只是已成往事。這座城市，不管你多么愛她，忘不了她，她卻并不知情，依然是一副老氣橫秋、冷若冰霜的模樣，而我也從昔日主人，變為今日的匆匆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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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邊往事之四 “插隊勞動鍛煉”—“知識分子”改造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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