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2px;">80年前搶運《趙城金藏》軍民有壯舉</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2px;"> 40年前采寫《搶運行動》黨史留華章</b></p><p class="ql-block"> 張崇發</p><p class="ql-block"> 今年4月1日,中國優秀黨史期刋《黨史博覽》,用6個頁碼,隆重發表《國寶<趙城金藏>保護記》,紀念1942年農歷三月十三日,太岳軍區部隊與山西趙城人民,從洪洞廣勝寺搶運國寶《趙城金藏》80周年重大歷史事件。</p><p class="ql-block"> 我作為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最早獨家采訪、報道《趙城金藏》搶運史的第一人,能撰寫這一篇80周年紀念文章,備感榮幸!</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一、我向薄一波副總理連寫2信,請求采訪他。薄副總理讓秘書回復了我要采訪的問題,并審閱了初稿。</b></p> <p class="ql-block"> 我1965年從事新聞工作,1982是北京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專職新聞干事。 這一年,國家文物局權威刊物《文物天地》編輯部,約我寫寫著名文物古跡洪洞廣勝寺。</p><p class="ql-block"> 我是山西晉南人, 1981年回故鄉探親時游覽過廣勝寺,了解到廣勝寺飛虹塔中曾珍藏過國寶《趙城金藏》,并發生過激烈的奪寶斗爭。</p><p class="ql-block"> 我對這件事極感興趣,便決定為《文物天地》寫寫激烈的奪寶斗爭。我先按照廣勝寺和尚提供的線索,找到有關單位、有關人員進行采訪。先到北京圖書舘查閱《趙城金藏》史料《金藏雕印史末考》,再到中國佛教協會走訪了副會長巨贊法師,然后通過軍用電話和書信,訪問當年參加搶運《趙城金藏》的趙城縣縣委書記吳辰,縣委書記兼縣大隊政委、公安部五局副局長李溪林,當年的趙城縣縣長、原商業部副部長楊少橋,當年的趙城縣縣委組織部長張耀和縣公安局長劉千,當年的太岳二分區政治部主任、原中國工藝品進出總公司總經理張天珩,當年的太岳行署主任、原國務院財貿小組負責人牛佩琮,當年太岳二分區基干營營長劉一新,一連指導員、原成都軍區后勤部副政委王萬榮,當年的趙城縣縣長、原新疆自治區煤炭工業局黨委書記楊澤生等當事人,還2次給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寫信,釆訪當年太岳區黨的領導人薄一波同志。 </p><p class="ql-block"> 然后,我寫了《國寶<趙城金藏>搶運記》,經牛佩琮同志轉薄一波副總理審閱后,送《文物天地》發表。之后,我又寫了《一場沒有槍聲的戰斗》、《稀世國寶脫險記》《國寶<趙城金藏>始末記》、《有關搶運〈趙城金藏〉的部分文章及其失實問題》、《薄一波與趙城金藏》等多篇文章。 </p><p class="ql-block"> 這些文章先后在1982年、1983年、1984年、1987年、2002年、2007年,公開發表于《文物天地》、《北京晚報》、《并州文化》、《中國報道》(英文版)、《人民中國》(日文版)、《黨史文匯》、《黨史博采》雜志,和《中國文物報》。 </p><p class="ql-block"> 可以為黨史增色、亦能為《趙城金藏》保護史添彩的是, 1982年5月,我這個軍中記者充當了一個歷史事件的策劃人和組織者一一搶運《趙城金藏》有功人員李溪林、牛佩琮、楊少橋及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巨贊法師,希望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參觀修復后的《趙城金藏》。我便與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負責人李致忠、薛殿璽聯系,促成了這一歷史性事件。</p><p class="ql-block"> 5月15日,北京圖書舘安排李溪林一行人參觀善本部。我約請北京軍區宣傳部新聞科攝影干事王孝,與我一同在現場采訪了幾位搶運《趙城金藏》有功人員,并為他們拍照,留下了一批十分珍貴的照片資料。 </p><p class="ql-block"> 事過41年,這些有功之人都已離我們而去。 </p><p class="ql-block"> 無意間,我為親愛的黨,調查、撰寫了一段少為人知的黨史。</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二、我是唯一一位釆訪過保管、運送《趙城金藏》的八路軍干部張文教的文字記者。</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82年秋的一天,我約上同事、北京軍區宣傳部新聞科專職攝影干事王孝,去北京前門張文教家采訪、拍照。</p><p class="ql-block"> 從1949年5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趙城金藏》運抵北平圖書館的報道中,我知道張文教是從邯鄲把《趙城金藏》運回北平的八路軍干部。1982年要采訪他,必須先找到他!那時他早退休在家,沒有工作單位,只能通過公安局派出所查戶口尋找。在偌大的北京,從茫茫人海中找叫張文教人,如大海撈針!但幾經周折,北京前門派出所的戶籍警,還是幫我找到了張文教的住址。</p><p class="ql-block"> 那天,張文教因中風半身不遂,坐在一個陳舊的竹編圈椅上。但76歲的他,思維敏?,談吐清楚。根據他的談話,我寫了《太岳行署愛經如命,炮火聲中藏國寶;大學教授精心護寶,積勞成疾吐鮮血》。</p><p class="ql-block"> 26年后, 2008年11月23日下午,我再次去找張文教。原由是:河北邯鄲市文物愛好者劉漢承老人,從古舊市場″揀漏″買來一張華北人民政府便箋,上面的手寫文字,與《趙城金藏》有關。但是不是張文教所寫,劉漢承無法確認,便求我找張文教核實、鑒別。于是,我再次去了張文教家。此時,張老先生已去世多年,他孫子接待了我。我讓孫子找出張文教生前留下的手寫文字,經對比、鑒定,確認《華北人民政府公用箋》上的手寫鋼筆字,就是張文教的筆跡!</p><p class="ql-block"> 那一刻,我興奮極了!</p><p class="ql-block"> 從此,建國后唯一一件與《趙城金藏》有關的革命文物出現了!</p><p class="ql-block"> 邯鄲市黨史辦十分敏感,立即以這件重要文物在邯鄲的出現為契機,把《趙城金藏》在邯鄲的保管,列為黨史征集工作的大事!他們根據張文教向我談的《趙城金藏》2個保管地,很快就在涉縣溫村找到了藏經的八路軍太岳行署禮堂,在長樂村找到了那戶地主家的閣樓,還意外找到了另2張與張文教搬運《趙城金藏》有關的珍貴公函原件。</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張文教(1982年秋,王孝攝)</b></p> <p class="ql-block"><b>1982年秋,張崇發在張文教家采訪(王孝攝)‘</b></p> <p class="ql-block"><b>太岳行署禮堂舊址,曾存放過《趙城金藏》。</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三、1982年,我首次以《趙城金藏》的修復為主題,釆訪北京圖書舘聘請的裝裱師傅韓魁占、肖順華,并第一次向外界披露《趙城金藏》修復內幕。</b></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為了寫好《<趙城金藏>始末記》,1982年我與北京圖書館多次聯系,獲得獨家采訪建國后人民政府如何重視修復國寶《趙城金藏》的釆訪權。</p><p class="ql-block"> 采訪中,圖書館善本部領導薛殿璽告訴我:修復這樣一部洋洋數千卷的800年古物,對于剛剛回到人民懷抱的北平圖書館來說,十分不易!</p><p class="ql-block"> 但北平圖書館的領導,面對困難并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1949年,他們在工匠缺乏和情況下,先讓本館裱糊組的肖順華同志負責揭裱。肖順華是專門從事修裱善本的,突然讓他裱經卷,一無工具,二不順手,裱了幾卷就停下來了。</p><p class="ql-block"> 不久,館里就從琉璃廠請了專門揭裱字畫的李世堯師傅。李師傅一個人干了一年多,覺得工程量太大,自己力不從心,辭職走了。</p><p class="ql-block"> 1954年,北京圖書館領導趕緊從北京琉璃廠文藝山房裱店,請了一位具有十五、六年藝齡,但年歲卻不大的揭裱能手韓魁占,讓他承擔起《趙城金藏》的修復工作。。</p> <p class="ql-block"><b>肖順華(前)師傅(王孝攝)</b></p> <p class="ql-block"><b>韓魁占師傅(王孝攝)</b></p> <p class="ql-block"><b>未修復前的經卷。</b></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韓魁占,這個來自河北深縣的青年人,15歲便在北京著名的裱畫店玉池山房學徒。揭裱《趙城金藏》這樣浩繁而殘舊的經卷,正是顯示并進一步提高他的手藝的大好機會。他高高興興挑起了這付重擔。</p><p class="ql-block"> 到了北平圖書館,看到這么多箱經卷,他粗粗做了一番估計:數量大暫且不說,殘破程度嚴重,那可是罕見的--有的腐爛成了棉絮狀,完全失去了紙型;有的被擠壓成棍狀,硬梆梆的,極難剝開;有的能勉強解開,但一解開就“冒煙”、掉紙片。這種活,如果僅一人揭裱,天天不休息,早晚都加班,得干七、八十年。對于韓魁占來說,這就意味著:直到進棺材也干不完。</p><p class="ql-block"> 當時,韓魁占心想:我能拯救國寶,苦累一輩子,也值!他絲毫沒有被困難嚇住 ,一門心思全放到了《趙城金藏》上。他天天伏在裱糊案上,找竅門,創新法,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難題。</p><p class="ql-block"> 為了把棍狀的經卷剝開,他先把經卷放到籠屜上蒸,使經卷浸上潮氣,自然松動;有的見效,有的不見效。后來,他就改用清水浸泡,浸透后再晾成半濕不干的樣子,然后一層一層地揭下。對于粘成一團的經卷,他先用小噴壺噴濕,然后用針尖小心地去挑,細致得真像繡花一樣。對于這些難度大的經卷,他邊揭邊裱,一卷花費一個多月時間。如此緩慢速度,常常使他產生急燥情緒。但人民的重托又每每使他心平氣和。</p><p class="ql-block"> 不過,他的急燥,是為祖國的文化事業而急,是為人民而急。這種急燥,促使領導很快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必須增人,必須加速!</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56年,明智的北京圖書館領導,又從外面調了3位揭裱師傅:張萬元、徐朝彝、張永清。他們都是北京琉璃廠有名的揭裱店的匠人,一位是“二友山房”的,一位是“宛委山房”的,一名是“大樹齋”的。</p><p class="ql-block"> 從此,韓魁占有了新伙伴,4 個人結成一個整體,取長補短,共同研究。他們對每一卷經都編號、寫簽、登記,然后制定每月計劃,開展比學趕幫活動。</p><p class="ql-block"> 為國家搶救珍寶的高度責任感,驅使著每個人,使他們日日超定額,月月超計劃。這樣,《趙城金藏》的修復工作,大大加快了進程。難裱的經卷,逐漸由一個月降到半個月;好裱的一天就是一卷。經過4位高師的10年苦戰,到了1964年,洋洋4400多卷古經,全部修復完好。</p> <p class="ql-block"><b>修復一新的《趙城金藏》(王孝攝于1982年)</b></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值得記敘的是,在4 位高師全力以赴揭裱《趙城金藏》期間,敬愛的陳毅副總理和文化部負責人齊燕銘、鄭振鐸等同志,曾特意來到北京圖書館揭裱工作間視察、指導。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的陪同下,陳毅副總理關心地詢問揭裱組長肖順華及韓魁占等人:進度如何?還有什么困難需要國家解決?并指示他們:一定要把這部稀世之珍、舉國之寶修裱好。</p><p class="ql-block"> 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關懷,常常成為韓魁占等人的動力</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還應當記敘的是,1949年,修裱剛剛開始的時候,全國佛教界知名人士、《現代佛學》雜志的負責人巨贊法師,也為《趙城金藏》出過力。</p><p class="ql-block"> 當時,北平圖書館缺乏質量較高的廣西綿紙。這種紙顏色發黃,與《趙城金藏》的顏色一致,而且拉力、韌勁都很大,沒有它,《趙城金藏》幾乎就無法揭裱。</p><p class="ql-block"> 巨贊法師在參加5月14日的《趙城金藏》座談會上聽到這個消息后,感到八路軍、游擊隊能舍生忘死搶運佛經,自己是佛教界人士,更應傾全力援助。便當即向參加會議的國家文物局長王冶秋同志表示:“裱《趙城金藏》的廣西綿紙由我籌辦!”</p><p class="ql-block"> 事后,巨贊便找到李濟深先生研究此事。李濟深是廣西人,又是佛教徒,非常愿意從中出力。他們便給廣西、廣東佛教界寫信,請佛教徒募捐,然后用募捐的錢,在廣西買了數萬張綿紙,直接寄給了北平圖書館。</p><p class="ql-block"> 1982年4月24日,筆者訪問巨贊法師時,巨贊謙遜地說:“多虧李濟深先生了!我是微不足道的。”</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巨贊法師(王孝攝于1982年)</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四、1982年,又是我首次撰文,向外界披露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在文革中如何保管國寶《趙城金藏》的感人事跡。當時,我親自釆訪了年近八十歲的善本庫管理員陳恩惠,王孝為陳老拍照。</b></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要寫《<趙城金藏>始末記》,不能不寫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珍藏在北京圖書館的佛教經文《趙城金藏》命運如何?</p><p class="ql-block"> 經北京圖書館善本部領導批準,1982年,我又一次進入善本部,釆訪了領導、普通員工和年近八十歲的陳恩惠管理員。同事王孝,隨同我采訪,拍攝了一批珍貴照片。</p><p class="ql-block"> 事后,我以《文化革命大破四舊,趙城金藏均完好;善本庫里制度嚴,片紙只字皆無恙》為題,公開向全世界作了報道!</p><p class="ql-block"> 我在文中寫道:</p><p class="ql-block"> 浸透著許多人心血的《趙城金藏》,在大破“四舊”的文化大革命中,命運如何呢?</p><p class="ql-block"> 這里,筆者可以十分高興地告訴中外友人及一切關心祖國古跡文物的人們:雖然那時候全國各地都在發生著砸圖書館、燒舊書的可怕現象,但北京圖書館,特別是珍藏各種善本書的北圖善本部,卻沒有遭到內部或外部的任何侵擾,各種書籍,尤其是《趙城金藏》,均完好無損地存放在書庫里,至今仍不斷接待著中外收藏家、版本學家及考古專家們的瞻閱。</p><p class="ql-block"> 《趙城金藏》及其他許多善本書能夠有這樣的命運,與北京圖書館近千名職工的高度覺悟及善本部諸同志的精心管理,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據調查,“文化大革命”初期,館里的幾派群眾組織,雖然打派仗,但對“四舊”色彩濃烈的善本書,沒有一個人提出過一個“燒”字。他們深知:這些千百年前的古物,已經少得可憐了;那里面雖然記錄了一些鬼、怪、神、佛,但也記錄了大量天文、歷史、算術、哲學,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毀了它們,就等于毀了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北京圖書館的近千名職工,除了善本部本部工作人員外,其他人員輕易都不走近善本部。有些人的親朋好友,有時懷著好奇心要求帶他們去善本部看看,得到的回答總是:不行!</p><p class="ql-block"> 在那樣的年月里,善本部為了防患于未然,采取了許多特別保護措施。他們針對社會上“沖擊機關”的現象,要求館里實行早關門。晚開門;晚上,只要大門緊閉之后,非本館人員,一律不再開門。同時,在善本庫,嚴格遵守規章制度、個個認真堅持規章制度,而不是要“砸爛舊制度、破除老框框”。從“文化大革命”至今,善本庫一直實行著這樣的制度:</p><p class="ql-block"> “非本組工作人員(本部人員酌情),一律不得擅入善本書庫。凡因公非入不可者(裝訂室修補善本書人員、照像室復制善本書人員例外),一律持館長簽署的入庫證,方可入庫,并且要進行入庫登記。”</p><p class="ql-block"> “庫內絕對禁止會客,組內人員不得以任何理由,擅自將至親、好友、熟人等,違章帶入善本庫。”</p><p class="ql-block"> “善本書庫,除庫房管理人員及規定在庫房辦公的工作人員,可于班外的中午自行入庫外,其余任何人,不得在班外任何時間,擅入善本庫。”</p><p class="ql-block"> “善本書庫管理人員,每天下班前,除按規定嚴格檢查門、窗、電等要害部位外,……每天下班時,要在幾道關鍵性的門上,加貼鎖封。”</p><p class="ql-block"> 至于一些不成文的規定,也時時約束著每一個善本部的人員。比如,一些年輕的新同志剛分配到善本部工作,他們聽說這里藏有《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各種寶書,很想進庫里看看稀罕。善本部的領導們只集體組織他們參觀一次;以后,只要與庫里無工作關系,永遠不得再進入。善本部來過幾次新同志,次次都是這樣做。</p> <p class="ql-block">陳恩惠老先生(王孝攝)</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規定、制度固然起著重要作用,但關鍵在于善本部的工作人員個個都很自覺。這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善本庫管理人員,名叫陳恩惠,30多年來,他天天與善本庫打交道,有著豐富的版本學實際經驗。他管理書庫,一絲不茍,尤其對《趙城金藏》更是愛護備至。有一天,他的侄子來書庫找他,他沒等侄子說明來意,便要求侄子“趕快離開”,并說:“有事回家說,這里不會客!”平時,他總是第一個入庫,最后一個出庫;不把各關鍵性部位檢查好,決不隨便離開。</p><p class="ql-block"> 善本組負責人薛殿璽向筆者介紹情況時,十分欽佩地說:“這位老人從前在一所大學搞法文,49年來到圖書館后,他就進一步迷上了善本書。法文他甘愿放棄,但讓他離開善本部、離開《趙城金藏》,他是堅決不答應的。考慮到他年紀太大,我們請他休息,但他說什么也不干,他說他要為善本書貢獻自己的一生!”</p> <p class="ql-block"><b>1982年5月15日,善本部負責人薛殿璽向搶運《趙城金藏》有功人員楊少橋、牛佩琮、巨贊法師等人,介紹善本部保管經卷的情況(王孝攝)</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善本部的其他中、青年工作人員,也都象陳老先生一樣,自覺地、忠于職守地工作著。“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數人去干校,部里僅留下少數人頂班。負責《趙城金藏》等珍貴善本的中年干部李致忠(善本組組長)等人,克服家庭及庫里出現的各種困難,把工作做得很細、很好。他們采取措施防蟲蝕、防潮濕、防變質、防火災,使《趙城金藏》等一批國寶,始終保持著一級質量。</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五、 紀念太岳區軍民搶運趙城金藏80周年,頭等大事是:尊重史實,披沙澄金,堅決把歪曲、篡改的搶運史扭過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1982年我寫的一系列關于《趙城金藏》的文章發表后,很快在社會上引發了一股《趙城金藏》熱。一些文人、學者和極少數與搶運《趙城金藏》這一歷史事件能沾點邊人,開始炒《趙城金藏》。但他們的文章,史料多失實,觀點多偏頗,在全國文化界、文物界、藝術界,造成嚴重的不良后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1985年,我這個建國后獨家采訪報道《趙城金藏》搶運史的第一人″,離開軍隊。轉業地方后,由于信息不對稱‘,我很難及時發現各地出現的錯文;由于國內宣傳大環境變差,正確的聲音很難發出。于是,針對報刋(不含網上)上不斷出現的歪曲《趙城金藏》搶運史等問題,我寫了《<趙城金藏>若干史實的考察與辨析》。但10年間,國內無一家公開發行的報刊愿意發表,只能眼看著《趙城金藏》搶運史、保護史被一次又一次地篡改、歪曲。</b></p> <p class="ql-block"> 因此,紀念太岳區軍民1942年搶運國寶《趙城金藏》80周年,頭等重要的是:尊重史實,披沙澄金,堅決把80年前的搶運史搞準確,把歪曲的扭過來,把篡改的扔一邊!</p><p class="ql-block"> 這幾十年來,有人硬說搶運經卷時,我八路軍及公安隊,與日寇發生激烈戰斗,犧牲了8名八路軍戰士,鮮血染紅了經卷!</p><p class="ql-block"> 還有人貶損對搶運《趙城金藏》有大功</p><p class="ql-block">的力空和尚,說力空給八路軍出難題,不想讓八路軍運走經卷。</p><p class="ql-block"> 許多未采訪過當年搶運經卷當事人,也</p><p class="ql-block">未與"建國后報道趙城金藏搶運史笫一人″溝通的所謂″學者″、″文人″,卻大寫《八路軍搶運<趙城金藏>紀實》(1993年)、《<趙城金藏>800年滄桑記》(1988年)、《<趙城金藏>完壁歸趙記》(20O3年)、《<趙城金藏>沉浮錄》(1997年)。</p><p class="ql-block"> 2022年,有人還寫了一篇《李xⅹ:歷時四十年,還原搶運<趙城金藏>真相》,為歪曲《趙城金藏》搶運史的人唱贊歌。</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為了警示這些"學者″、"文人″和歪曲《趙城金藏》搶運史的人,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關于<趙城金藏﹥若干史實的考察與辨析》,其中有這樣一段引文:</p><p class="ql-block"> 2002年8月9日《中國xx報》文章《〈趙城金藏〉與解州天寧寺》寫道:“1942年的一天,日軍突然向廣勝寺發起攻擊。力空和尚火速向駐趙城附近的八路軍求援。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陳賡聞訊,立即派一營兵力護衛。日軍企圖從我軍手中劫走裝在40多個大木箱內的4300余卷經卷,經過激戰,經卷安全轉移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安澤縣亢驛村。在戰斗中,我軍八名戰士獻身。后這批經書秘藏于晉東南一座廢棄的小煤窯里。1949年4月30日,《趙城金藏》安全運抵北京,由華北人民政府轉交北平圖書館(今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趙城金藏>若干史實的考察與辨析》一文中,我利用手中的現有資料,對宣傳′《趙城金藏》失實的原因,進行了初淺分析,感到如下幾點恐怕是不容忽視的:</p><p class="ql-block"> ① 寫作者未作艱苦深入的調查研究。</p><p class="ql-block"> 筆者在調查中得知,凡是我所找到和見到的與搶運《趙城金藏》有關的當事人,本文前面列舉的失實文章的作者都沒有找他們調查。這就是說,那些報道和文章的作者,在寫作之前的采訪與調查是粗略的,他們主要是通過第二者、第三者采訪,有的只找了一兩個當事人。因而,他們占有的材料是不全面的,有些則是傳來傳去變了形的。以《搶救珍貴文物<趙城金藏>》一文為例,這是一篇回憶錄,文章署名者是參加過搶運《趙城金藏》的一位縣大隊的排長。文中提到許多人名,這些人1982年大都健在,然而卻大都寫錯了名字(將張天珩寫成了張鐵恒、將力空寫成了李坤);特別是把一些根本沒有的事,按在了這些健在者的頭上。筆者找張天珩、劉一新等同志調查時,他們都否定了《搶救》一文中寫到的與自己有關的事實。張天珩說:“軍報的文章說我‘趕往趙城’,‘向縣委領導傳達中央指示’;并有色有聲地描寫我如何帶著部隊,給各單位具體分工;甚至寫了我與廣勝寺方丈李坤(應為力空)是‘同學故交’,我們在廣勝寺方丈室有一段‘洽談’,等等。搶運時,我根本就沒有去廣勝寺,怎么能有這一系列的活動呢?我與力空不是同學,更談不上故交。寫文章的同志,沒有找我了解、核實,不可能不出錯。”《搶救》一文說的“劉教導員”,就是1982年在重慶市國防工辦工作的劉一新同志,他給筆者來信指出:“去趙城搶運藏經……據我回憶當時因有別的事沒有去成”。可見,《搶救》一文的作者也是沒有找劉一新同志采訪的。</p><p class="ql-block"> ⑵ 轉抄有錯誤的史料,致使以訛傳訛。</p><p class="ql-block"> 分析多數失實文章、報道,筆者發現,所謂的“打仗”、“犧牲”之說,都產生于1949年《人民日報》首次宣傳《趙城金藏》的那篇報道之后。在那篇報道中,記者寫了薄一波同志“遂派了隊伍去同日寇打仗,還犧牲了八位戰士的生命”。于是,在以后的文章、報道中,這種說法就被引用并傳播下來。首篇報道失實,原因是: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這篇報道時,參加搶運《趙城金藏》的當事人都正在解放戰爭的前線,記者在見不到當事人的情況下,只能聽北平圖書館的同志介紹,這樣也就很難保證準確。而以后寫文章的人又不作追根究底的考問,互相引用,以訛傳訛的現象就出現了。</p><p class="ql-block"> ⑶ 當事人的回憶有差錯。</p><p class="ql-block"> 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由于當事人1981年都已年過花甲,記憶力減退,加上搶運《趙城金藏》一事發生于40年前(以1982年為界),時間比較久遠,因而,對有些情節、細節往往各說一套,“對不上茬”。有的當事人,當年并未處于掌握全面情況的領導地位,只知自己所眼見或親為的一段,不知面上的情況;然而談論搶運經過時,他們往往扯的面很廣,把事后聽到的一些傳聞,也當作史實向人介紹。這樣,如“實”寫來,也是會失實的。《搶救》一文似乎就屬于這種情況。回憶人是當年趙城縣大隊的排長薛國范,他對于縣委、縣大隊、一連指戰員,以及二分區、太岳軍區各級領導機關、領導同志的行動,處于最底層的他,是根本了解不到的。然而回憶錄卻把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情況都涉及到了。結果,當年的幾位主要領導人都否認這些事情。那么,這篇文章的差錯,恐怕就不一定全是整理者的責任了。</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趙城金藏>若干史實的考察與辨析》投寄給發生失實錯誤的報紙或刊物,家家禁聲,不予發表。我只好寄中央宣傳部,希望能在指導宣傳工作的內部刊物上發表,也未能如愿!</p><p class="ql-block"> 拖到2018年,產生《趙城金藏》的山西臨汾市兩家刊物一一《臨汾政協》和《平陽方志》終于分別連載!洪洞縣《同根》報也分期刊登了。</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臨汾"兩刊一報″連載《<趙城金藏>若干史實的考察與辨析》,在臨汾、洪洞不少關心《趙成金藏》的人中,引起較大反響。大家從我的文章中,了解了事實真相,對歪曲、篡改《趙城金藏》搶運史的文章產生極大反感。</p><p class="ql-block"> 但在全國,要消除歪曲、篡改《趙城金藏》史實的那些文章造成的嚴重不良后果,任重而道遠!我愿意與臨汾、洪洞,以及邯鄲并全國各地有正義感、有擔當的黨史研究工作者,還有佛教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努力,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繼續為正確宣傳國寶《趙城金藏》的歷史,盡綿薄之力!</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文字:張崇發</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照片:王 孝、張崇發、網 絡</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制作:張崇發</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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