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機場餐廳的日子

.今日歡呼

民航歸空軍代管的記載。當年的候機樓正面。 本想扛槍衛國竟耍菜刀炒勺<div> </div><div>曾經覺得這是一段不硬氣的當兵歷史——因為當兵六年，不戴領章帽徽，不摸槍、不出操，如果不上班，你可“一覺睡到日西斜”。民航兵自嘲：7083裝甲兵（七零八散裝假兵）。 曾經覺得這是個讓人抬不起頭的行當——造廚做飯、添煤燒火，油煙嗆鼻，鍋碗瓢勺叮當響。餐廳兵自嘲：入伍走對路，入行進錯門。 這里——首都機場餐廳，在我的經歷中也僅僅只有六年，卻成了我魂牽夢縈記憶里最深刻的時段。 我曾經幾次返回機場，每回都想到原來的工作的地方看看，都沒有實現。我常常在衛星地圖上俯瞰首都機場一號路、一號樓，尤其是一號樓東部的兩層裙樓，那是留在我檔案中記錄走上社會的第一站——首都機場餐廳。 在中國飲食烹飪行業，40多年前的首都機場餐廳或許是個奇葩。一群廚子和“跑堂的”服務員從北京市各個著名飯店抽調到一起組成一個餐廳，1969年民航歸空軍代管，民航新添勞動力不再招工改為征兵。按空軍的編制，餐廳被編為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運輸服務大隊三中隊，這些原來的老職工與新征來的義務兵一樣配發了上綠下藍的空軍軍裝。整個民航，鑒于國際影響，平常不戴領章帽徽，倒像一幫從空軍集體轉業的官兵。 1974年12月，我懷揣保衛祖國抱負，應征入伍懵懵懂懂地來到首都機場，經過新兵連集訓一個多月后分到機場餐廳，于是有了榮耀的當兵歷史。 別看餐廳我們這些是給旅客賣飯供餐的，領導大會小會講“我們是在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政策方針的一線”，常常激勵著我們這些年輕的“餐廳兵”熱血沸騰，倍感崗位神圣使命光榮！可謂：盤碗刀勺連著世界革命，酒茶飯菜關乎中國形象。 首都機場是20世紀50年代在蘇聯幫助下建起的，候機樓、氣象導航指揮樓都具有俄式風格。1958年建成啟用。我不知道那時候機旅客如何餐飲？聽老同志們講，有那么一段時間，這里的餐飲服務是北京新僑飯店的分店，不屬于民航管理。到了60年代末，民航要統一管理，餐廳要歸民航直屬，便由人民大會堂、新僑飯店、崇文飯店、北京飯店、和平賓館等共抽調18名人員，他們“打起背包就出發”像支援“三線”建設一樣，來到了當時還是非常荒涼寂寞的首都機場。 這些同志的家原來都在北京城里，聽從組織安排便來到離城里幾十里的地方，把家安在機場南大門外的南大樓生活區，一直干到退休。 </div> 餐廳窗外就是客機坪。 自己覺得挺低下領導說是很光榮<div> 我們這批兵補充到餐廳后，全員已有100多人。負責培訓我們的二分隊長朱月英給我們閱讀了當時《人民日報》刊發的一篇關于民航發展的長篇通訊，之后她說，民航正在發展，我們要樹立一輩子干民航的志向。據說，當時全國民航也就是5萬人，國內航線不多，國際更是寥寥無幾。后來民航在發展，需要大量的人員，退伍的相對較少。于是好多人，尤其是由農村入伍的大部分榮幸地“在崗退伍”留在了民航，一干干了幾十年。 機場餐廳在候機樓東端的兩層裙樓，一樓為工農兵旅客餐廳，服務面向國內旅客，而國內的旅客也非普通百姓。購買機票需要出具單位介紹信，乘客大多是出公差的縣團級以上干部。賣給旅客的酒水，是當時的八大名酒，但都不賣整瓶賣散酒，茅臺一杯（一兩0.9元），整瓶8元，分杯賣可賣成9元。五糧液一瓶3元，零賣3毛5分一杯。瀘州老窖特曲整瓶2.91元，零賣3毛一杯。 二樓為國際餐廳。為外賓服務。領導常常告誡：我們是處在反帝反修的前線，時刻提防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入，外國人給小費是“拉攏腐蝕”“糖衣炮彈”要堅決抵制。我那時非常想學美術，以至于很長時間一直在構思著這樣一幅畫面：一位身著白色工作服的餐廳服務員一手端著盤子，一手推開“老外”捏著幾張美元的手——題為“拒絕小費防止腐蝕”。只是本人想得美好，卻沒有技能把構想變成圖畫作品。 有個現象今天說來，或許有人覺得不可思議。當年為了提升餐廳服務，竟能從飛行總隊乘務隊調來好幾位飛行乘務員，有上海籍女兵孟朝閔、沈玲娣和天津籍女兵呂建萍等。以今天的眼光看，空姐是服務行業的頂流天花板，當餐館服務員屬于“下放”，盡管同為上菜送飯、端茶倒水，卻是天壤之別。那幾位原先的“空姐”在地面餐廳端盤子倒也沒有怨言，心情舒暢，樂不思“天”。 餐廳東側為后廚，樓上樓下相連。餐廳規模雖小，卻五臟俱全，有中餐、西餐，還管理著設在候機大廳的兩個小賣部（一個煙酒類、一個工藝品類）和理發室。煙酒類的小賣部面積不大，檔次極高，柜臺里、貨架上擺的都是那個年代普通人見不到買不到的茅臺、五糧液等十大名酒和中華、熊貓、鳳凰等名煙，外國人憑外匯券購買，國內旅客沒有外匯券，只能望“洋”興嘆。除此，還管理著候機樓外設在另一座樓房的機組餐廳。 按空軍編制，餐廳為中隊，下設分隊。廚房的廚子們為一分隊，餐廳端盤子搞服務的為二分隊，小賣部和理發室編為三分隊。 開始，餐廳廚房燒的還是煤塊。記不得哪年，在候機大樓東南外小樹林建了一座壓縮煤氣站，從城里拉來大型的煤氣罐通過管道輸送到廚房，由此機場餐廳才告別燒煤冒黑煙的歷史。</div> 左側飛機機尾遮擋的地方是當時的首都機場餐廳。 餐廳老師傅個個都很“牛”<div> 現在想來，當時三中隊的一些老同志（我們稱領工資的之為老職工，以區別我們這些領津貼費當兵的）還是很“牛”的。有的給毛主席、周總理服過務，有的還給朱德委員長當過專職服務員。 1975年時任餐廳主任（三中隊中隊長）的翁伯山曾當過人民大會堂的宴會組長，服務過多次國宴，據說老翁抗美援朝時期就在中美談判的板門店搞過服務。記得老同志給講過翁主任一個故事：那時中蘇關系惡化，某日，蘇駐華大使館的官員在機場餐廳用餐，翁主任親自服務，客人臨別與服務人員致謝告別。翁主任的心中對蘇充滿敵意，假裝說不好俄語，將“達思維達尼亞”按俄語的發音說成“我是你大爺”。蘇方人員是中國通，對北京的俗語甚至罵人的話都“門清”，提出了抗議，還反映到了我國外交部。翁主任受了處分。是真是假，當時我們沒敢求證。 也許正是由于這些看似普通的卻有著獨特經歷的老同志緣故，使小小的餐廳在一些重大活動中享受了很高的待遇。 周總理逝世，餐廳好多老同志極為悲痛，嚎啕大哭。因為他們中好幾位都直接與總理有過接觸。那幾天，相繼有幾位老同志被安排瞻仰了總理遺容。其中讓我們記憶猶新的是理發室的李瑞勤師傅。李師傅曾經在機場多次為總理理發。理發時總理與李師傅拉家常聊天，得知李師傅家是通縣的，便叮囑說，要常回家看看父母。在機場工作遠離城里，很艱苦，你們也很光榮，要安心工作，民航的服務工作非常重要，關系著落實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線，關系著中國的形象。一回，總理來機場迎接外賓，抓個空隙到餐廳看望大伙兒，為當時的18名職工送來18枚毛主席像章，專門問到理發室的小李。恰巧那天李師傅沒上班。總理叮囑餐廳負責人，一定要將毛主席像章送到李的手上，就說是我周恩來送的。 李師傅拿著當年總理送給的毛主席像章，悲痛欲絕，哭鬧著一定要去瞻仰總理遺容，基層沒權力，一直反映到民航總局，才為李師傅爭取了一個前往瞻仰總理的名額。 毛主席逝世后，上級同樣給予了特殊待遇，連續幾天，每天都有好幾位同志前往瞻仰毛主席遺容。我也曾幾經要求，卻一直沒能輪上。好在，后來建了紀念堂，毛主席的遺容得以永久保存。1976年9月18日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追悼大會，餐廳有18人名額，這次很榮幸其中有我，我們的方位在人民大會堂北門外，只是那天是個陰雨天，灰蒙蒙地看不清主席臺上的人影。 面案師傅柳玉清一口濃濃的山東口音，是整個餐廳歲數最大的估計有50多歲接近退休，模樣有點像如今京劇名家尚長榮，人們都不稱其柳師傅，一律都喊“柳大爺”。廚房編為一分隊，分隊長張緒金、副分隊長董玉剛（被稱為張頭、董頭），還有孫啟安、汪光前孫桂林夫婦等，都是當時京城的名廚，80年代初，劉百洲就在中央電視臺做過烹飪節目，我想應該他是最早上電視講做菜的廚師。 這些名廚，在城里原來的單位曾經侍候過達官顯貴，國家級的黨政要員，就是來到機場餐廳后也多次操持過中央首長舉辦的招待宴席。 比我們早入伍兩年的上海兵姜洪云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1973年7月份，周總理在機場二號樓宴請越南總理范文同一行，菜單由柳大爺和董玉剛商定，經張頭同意后報外交部禮賓司的。姜洪云還依稀記得冷菜8個，有棒棒雞，水晶魚片，嗆黃瓜，三鮮卷尖，辣白菜等；熱菜五道有油燜大蝦，燒四寶，四寶中有扒魚肚，蔥燒海參，鵪鶉蛋等，甜菜拔絲蘋果湯是魚翅湯，水果是西瓜盅。周總理對菜肴很滿意，但對西瓜盅提了點建議，說現在新鮮水果很多，可以不用罐頭，又新鮮且成本又低。</div> 兩任指導員經歷都不凡<div> 1975年時的三中隊指導員周蘭是位山東人，新中國成立前參軍的老革命。丈夫是民航北京管理局指揮部（軍隊建制為司令部）參謀長王光才（軍級）。夫婦倆都參加過渡江戰役。記得，周指導員說，當年她是衛生兵，跟著作戰部隊進了南京總統府，往沙發上一坐，煊乎乎地把他們都嚇了一跳，不知這是什么玩意？之后誰也不敢再坐沙發，生怕敵人藏有炸彈，愣是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周指導員調離后，副指導員苗恩志接任。苗指導員60年代初當兵，1964年退伍分配到北京友誼商店當售貨員，組建機場餐廳小賣部時抽調來的，不但重穿軍裝，而且還當上了干部。 起初，我不知道老苗在哪兒當的兵。一回，尚未轉業還穿著軍裝的父親到機場看我，那天晚上他與老苗聊了起來，兩人越聊越近乎，他倆竟然曾經都是二炮部隊的，而且都參加了60年代初西北某基地的導彈發射，還談到他們西北基地某夜，某個設備上缺失了一顆螺絲釘，基地出動大量人員連夜尋找。西北戈壁灘上那個深夜，我父親竟然與苗指導員同在尋找螺絲釘的隊伍中。 老苗是河北交河（現泊頭市）人，妻子在家鄉當公辦老師，時常來機場探親，住在內部食堂后邊由餐廳蓋的幾間招待家屬的平房里。老苗一直想把妻子調來北京，費了好大勁也沒辦成，后來，聽說老苗于80年代調往天津張貴莊機場，將妻子調了過去，總算結束了夫妻兩地生活。 我在老苗手下工作時間較長，聞知老苗有趣的幾則故事： 一則，老苗本職是商店工作。作為領導下基層，他總愛到他原來工作的小賣部幫忙。一天中午，他替吃飯同志值班。一位老外過來，老苗趕緊熱情接待。老外指著一件商品問：“How much?(多少錢）”老苗猛一聽，以為老外問好，連聲回應：“How much，How much，How much。”弄得老外驚詫不已。正巧，小賣部的同志吃完飯回來，看到這一幕。趕緊與老外交流致歉，算是打了圓場。后來，老苗自嘲：我是當成了How are you 了，以為老外問好呢。 一則，在機場喊人名字，帶姓，全稱。比如叫我就是孫創宇，沒人喊創宇。一次，老苗在辦公室召集幾人開會，桌上電話鈴響了。老苗拿起話筒問：找誰？對方嗓門很大：我找恩志。聽慣了“苗恩志”的老苗竟然反問：誰是恩志？與會的人都笑了，老苗才醒過勁兒來：你是找我呀？</div> 此照片與本文無關。 忙時如打仗一幅“上河圖”<div> 餐廳的早餐比較簡單，外賓是牛奶、面包、黃油、果醬等。內賓是大米稀飯和小包子。早上除了部分人員備料午餐，其余的廚房的大部分人都集中在二樓面案“會戰”包包子。包包子也成為傳播消息、談古論今的“沙龍”。 二樓餐廳的服務間有塊黑板，記錄訂餐和預定貴賓休息室的信息。常常預約的單位有外交部、中聯部、國旅、華旅（華僑旅行社）、青旅等，訂餐標準多為5元（每人），那時5元標準的菜肴里就有海參魷魚大對蝦。偶爾有8元的，那就是很高的標準嘍。 一到飯點，整個餐廳異常繁忙。 配菜間的當當的切菜聲、火上的勺子撞擊炒勺的聲音，構成了廚房特有的鍋碗瓢勺交響曲。 只聽一聲聲吆喝“走菜”……火上（灶上）的火頭兵端著大炒勺將烹調完成的菜肴菜倒進盤子，張頭、董頭等老師傅們，再將裝盤的菜肴整理一番，喊出一聲：走菜！魚貫而入的服務員們便迅速地將菜端走……“走菜”一詞，被我們廣為用之，什么工作開始干了稱“走菜”，準備出發了也稱“走菜”，等等。 出售給旅客的早餐多為：小包子、大米粥、榨菜。午餐的飯菜有固定的幾種：紅燒魚（大黃花）、木須肉、宮保雞丁、宮保肉丁。醬爆雞丁、醬爆肉丁、古老肉、炒兩樣、熘肝尖、燒南北…… 涼菜有：醬豬肉、醬牛肉、三色蛋……主食：米飯（米飯真好吃，據說就是地地道道的天津小站米，之后我再也沒吃到過這么好吃的大米）、小花圈，還有木須炒飯、三鮮炒飯、肉絲炒面、三鮮炒面、肉絲湯面、三鮮湯面……好吃得很呢！ 改革開放后，人盡其才、貨暢其流，一個城市都匯聚了南北西東的風味菜肴，按說只要市場有需求，就會有人去經營。可在我居住的小城，雖有南北大菜，似乎各大菜系都有，可始終沒有令我難以忘懷的當年首都機場的炒面、湯面、醬豬肉、三色蛋等，沒有當年機場餐廳給我留下的獨特的西餐味道，比如很臭很黑的吉司，還有清煎蛋……現在邢臺所謂的西餐店也主要就是煎牛排，而且已經中餐化了味道。 餐廳的服務不單單是一樓二樓的飲食事務，還有一項很“牛”的業務工作，就是負責設在候機樓西側的與餐廳對應的裙樓二層（一層是進港口）的大型休息室和二號樓（中央首長迎送貴賓休息室）的服務。簡稱“煙茶服務”。那時禮賓制度還沒改革，一是大型歡迎儀式在機場舉行；二是除茶水外還有煙、啤酒或者啤酒兌橘子汁等服務。后來的航站樓，貴賓休息室有了新的名稱叫：總統休息室。 二號樓一有任務，接受任務的服務員領到中華煙、龍井茶等物品，推著小車從餐廳穿過候機大廳到西邊的休息室，也是躊躇滿志、洋洋自得，驕傲得很呢！我們的邢臺同鄉戰友張志芳、郝小林就是在二號樓服務時與鄧小平、華國鋒等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過合影。 莫非仆人眼里無偉人？見過眾多國字號的中央首長的服務員，對其他高官不驚不奇，不卑不亢。有一回，郝小林執行貴賓休息室煙茶結束，推著物品車從乘客擁擠的候機大廳穿過，兩位軍人近前一指遠處有坐有站的幾個軍人說：“那是張……副總參謀長。能不能給安排個休息室？”郝小林回答：“那得預訂。”“我們沒預訂行嗎？那可是張……副總長啊。”“沒預訂，副總長也不行啊。”郝小林說得很干脆。倒也不是“牛”，實際情況就是這樣，不預訂，一個服務員可沒權力隨便安排。 </div> 剩煙折籮菜時常過嘴癮<div> 部長以上的貴賓們用香煙、啤酒、橘子汁等只是象征性的，開瓶剩下的很多。那時，那些搞煙茶服務的戰友們都很自覺，每次都將這些剩的東西交予保管員。保管員是個老職工，矮個兒，河南人，他不抽煙，休息室剩回來的東西堆在設于二樓餐廳一間小倉庫。這里保存著大量散煙：中華、鄧小平愛抽的熊貓、華國鋒抽的郴州等。還有半盒、多半盒的。這些煙卷就成了餐廳年輕的煙民或預備役煙民們覬覦的對象。煙民們時常向那位保管員軟纏硬磨乞討香煙，那位仁兄總是歪著腦袋，故意躲著不看我們的臉，可經不住幾句哀求和夸贊，他似乎很不情愿打開小倉庫門，給抓上一把兩把的，有時還能拿到開了口只抽了幾支幾乎還是整盒的大中華、大熊貓！ 啤酒撤回，半瓶多半瓶的就不再進庫，就擺在服務間的臺面上，誰趕上誰喝，那時就一種啤酒：北京啤酒，4角8分一瓶。我們常常跑來解解饞，咕嘟咕嘟一氣喝個痛快。還有嶗山礦泉水，散發著特殊的礦泉味道，以致在我的味覺記憶里，總覺得有那種特殊的味道的才是礦泉水。而對現在到處都能生產的礦泉水有種排斥感，就因為缺少“嶗山”那個特殊的難以言表的堿性味。 餐廳不時還有折籮菜，給職工吃。折籮就是從餐桌上撤下的剩菜，現在讓人聽來，不免有些反胃。可當時不但首都機場餐廳的職工們吃折籮，老職工講，北京飯店的折籮菜都每份一毛賣給職工呢。不過，機場餐廳的折籮其實很干凈。散客點菜，一般不剩。折籮都來自訂餐的宴會。外事部門的訂餐接待很講究，實行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分餐制”：一桌人將筷子直接伸向菜肴的現象幾乎沒有。主賓同桌，多是主人用公筷公勺為客人夾菜添湯，桌上剩下的菜，都沒有交叉污染。折籮菜很是高級，有海參、大蝦，西餐有青煎蛋，這是比較還能吃的西餐，雞蛋中間夾著火腿，有著濃濃的黃油味奶油味。 因為那個時期，這些酒都是由34號特供的，市場上見不著。而小賣部的商品卻都有這些名酒、名煙。三中隊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戰士探家時，經中隊領導批條，可賣給一瓶名酒。當時，茅臺酒8元一瓶，五糧液3元一瓶，差5塊，那時節可是大錢呀！都嫌茅臺貴，大都的希望批給五糧液，而領導總是舍不得給批五糧液，往往推薦：給你批瓶茅臺吧。還得向領導軟磨一陣才能獲得一張五糧液的批條。 僅此，餐廳就讓機場其他單位特別羨慕。現在想來，1975年，大批“資產階級法權”，餐廳的領導怎敢有膽量讓自己的員工享受這樣的“特權”？且也從來沒受到上級制止。 </div> 本人與戰友劉繼明在二號樓廊道下。 東西南北兵都是親弟兄 我們是民航歸空軍后第六批兵，首批是1969年的河北衡水的、之后有1970年～1971年山東江蘇的、1973年上海和河北保定的、1974年河北張家口的。百余人的小小的餐廳曾是“五湖四海”，人員來自十幾個省份，有北京、天津、山東、河北、遼寧、河南、山東、江蘇、上海、江西、湖南…… 有兩個1973年的兵“外號”現在還記得，一位是保定籍的，人們喊他為“達瓦里氏”（俄語同志的音譯），一位是上海女兵被叫做“金娃娃”。“金娃娃”長得一副娃娃臉，充滿了稚氣，這個外號起得倒也貼切。只是一直沒鬧明白保定那位仁兄，為何被人起了那樣一個名字。我們到來時， “達瓦里氏”等保定兵，和“金娃娃”等上海男兵和女兵，已是餐廳的主力。保定兵，可謂只吃面食拒絕米飯的北方飲食習慣的典型代表，凡遇食堂吃米飯就撇嘴，寧可啃窩頭。而上海兵是離了米飯都不能活，剩米飯弄“泡飯”也不愿吃饅頭。 那時節，食品尤其是副食品匱乏，東北更甚。1971入伍的老兵是遼寧鐵嶺、朝陽等地的，一年春節他們幾個探家，帶著東西太多，專門叫我們幾個新兵幫著提行李過站上車。幾大行李提包內裝很單一：一個提包里塞的是一袋面，另一個提包裝著半爿豬肉……這得益于餐廳擁有特殊進貨點的便利條件，購得面粉、豬肉。如果沒有多些人買站臺票進站，單憑他們自己根本拿不了上不了車。 上海兵睿智，聰明，有著大城市的文化色彩。 北方兵不乏會拉二胡、吹笛子的，有點洋味的也就是拉個手風琴、吹個口琴。而小個子上海兵唐國根會拉小提琴，琴是從家里帶來的。姜洪云寫詩，胡新華等打籃排球。記得幾位上海兵飯后扶著餐桌圍在一起，唱起獨特的歌。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這種不同聲部的唱法叫“和聲”。他們唱的“和聲”非常好聽，其中吳永強有節奏地發出“努嘎、努嘎……”聲音伴奏，神情專注，甚是滑稽，引人發笑。在餐廳的一次聯歡會上，上海兵編了一個說唱類的小節目，說的是餐廳學服務英語的事，有兩句臺詞，至今沒忘：“peper （配坡）是報紙，pepper（潘坡）是胡椒面。”他們都流露著上海的自信——除了上海產的東西，別的地方產的包括北京他們都看不上。其他人離京探家大包小包帶一堆，而上海兵回滬探家肩背一個軍挎包一身輕，輕蔑給我們甩一句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回到上海再買。” 上海人講普通話可能有幾個音發不好，記得有次班務會上，上海兵向明海讀報紙，讀“勃列日涅夫。”幾個字怎么也念不利索，連他自己都樂了。也是在那次聯歡會上，上海女兵創作的一個節目，主題大概是不怕困難，要向朝鮮電影《一個護士的故事》護士學習。上海人語速快，表演時竟說成了“一個護士的褲子”，發現錯了，慌忙糾正為“一個褲子的護士”，頓時哄堂大笑，成為很長時間的一個笑談。 南北的語言差異，也弄了不少笑話： 其中一則：某日，保定兵孫小恒在宿舍仰臉躺在床上，無聊地“扯蛋”，發出憂傷的感嘆“咱連個媳婦也找不上，以后死了，不知誰給我打幡？”一旁的上海兵陳鴻烈有點學生氣兒，他真以為戰友遇到困難，當即接話：“別愁，我給你打幡。”引來滿屋笑聲。 一則：我們常學上海話的詞匯：阿拉、儂、冊那、小八臘子、癟三……某日，我們邢臺同鄉戰友建民一邊握鏟于大鍋炒菜，一邊喜形于色學著上海話：阿拉，癟三，阿拉癟三……連連數聲，宛若唱歌。戰友李武聽著，噗嗤一聲笑了，這一笑，讓其他人也聽出毛病，頓時笑成一團。 一早報紙到還有電視瞧 餐廳還有一個便利，一大早就能看到當天的報紙。 那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等首都各大報紙除北京直接印刷發行外，外埠印刷都在各省會城市。每早，各報派一輛轎車到機場趕頭班飛機運送航空版。司機都在餐廳吃早餐，與餐廳的服務員混得很熟。每每送給餐廳幾份當天的報紙。 除了能先看到報紙，如果我們想進城，通過服務員的聯系就可搭上報社返城的送版車，省下五六毛的公交費。報社的司機吃完飯，還主動問，有進城的沒有？搭的車輛多為當時部級干部才可乘坐的上海牌轎車。有回，我還榮幸地搭上了一輛“紅旗”，這不是報社的，是大軍區首長的坐騎。 那時我們內部食堂有個紅燈牌收音機，一邊干活一邊聽廣播，常常驚嘆，隆重的迎賓儀式剛一結束，車隊甚至還沒走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播出了新聞。聽參加二號樓煙茶服務的人員說，新華社的記者提前就把稿子寫好了，記者站在休息室門口，走進一位中央領導人他就在名字上畫一個勾。他到機場來就是只是核對人名，看看原定哪個領導人沒來。核對完后，就電話通知了編輯部。這也算我最早時對時政新聞寫作奧秘的了解吧。 一樓餐廳東南角擺放著一臺那時極為稀少的電視機，屏幕很小，還是電子管，開機得預熱幾分鐘。每晚電視機前很是熱鬧，在最前面的總是愛調臺的“達瓦里氏”等幾位。 那時，自己的視力還很好，常常在最后邊，將椅子摞起來坐上看。 在這臺舊電視機里，戰友們漸漸感受到了國家漸漸開放的某種新鮮的風刮來，看電影《望鄉》，男兵們激動議論數日，1979年某日電視一則蘋果廣告（當時不知這叫廣告），也讓一堆年輕人驚奇傳誦多天。 餐廳搬新址結束從軍史 1980年1月，新候機樓啟用，老候機樓（原來的一號樓）暫時閑置了。餐廳移到了新候機樓（如今的一號航站樓），老樓三樓房間大都改成了宿舍，我和幾個戰友被安置到了候機樓三樓一間鋪地板的房間，一直住到我退伍離開。有一段時間，原值機室（一號樓前廳）臨時改成圖書閱覽室。我們差不多每天晚上到閱覽室逛逛，在那兒首次看到了各省的黨報大展覽，看到每天的《河北日報》自有一種親近感。 新候機樓設有東西三個大餐廳，東餐廳為隔離餐廳（出境邊檢后的區域），當時還沒裝修好。用的是西端的兩個大餐廳，其中北邊的餐廳為外賓餐廳，有一幅潑水節的壁畫，因畫中有裸體少女沐浴，曾引起轟動，還有一段時間被遮蓋。 我們是當兵來的，很看重軍人的身份，但民航歸軍隊的歷史很快就要結束了，我當兵的生涯也要結束了。 1978年10月，領導傳達鄧小平同志要求：“民航按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要按企業來辦。要把軍隊的一套改過來。”一時間，我們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不過，還真是實行了“按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1978年年末開始，我們每月有了七八塊錢的獎金。要知道這對于拿津貼費的當兵的人來說，可是一筆大錢。僅此，讓北京衛戍區機場警衛營的戰士羨慕得要死。 機場的兵味漸淡。 1979年初，是民航最后一次征兵。之后，民航開始了招工。餐廳新進的人員，除應屆中學畢業生外，大部分是返城知青，還有好幾位是部隊退伍的。女的端盤服務，男的掄勺炒菜。讓我們感傷的是，我們還沒退伍，這里已來了新的退伍兵。餐廳人員成分發生了變化。 這時，1980年啟用的機場新候機樓比老一號樓大五倍，跑道長了，航線多了，航班多了，旅客多了，整個機場擴大了。運輸服務大隊升格為運輸服務部（相當于師級）餐廳也不叫三中隊了，升為營級。 但距離脫離軍隊建制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1980年3月5日，國務院、中央軍委下達《關于民航總局不再由空軍代管的通知》，從3月15日起，民航總局不再由空軍代管，歸屬國務院直接領導。 1980年底，我離開了首都機場。 1986年1月18日，本人在《邢臺晨報》發表小通訊，介紹機場餐廳的戰友情況。 首都機場的邢臺印記 后來得知，1986年機場餐廳發展為餐飲公司，一直留在機場餐廳的邢臺戰友李武、張志方、郝小林擔任公司經理、書記等要職。聞之，甚是激奮，便在我供職的《邢臺晨報》發表了一篇通訊《在平凡而神圣的崗位上》。這下，機場的這幾位哥們在家鄉可是出了名。那時間，飛機票很難買。很多邢臺出差者知道首都機場有邢臺人，拐彎抹角找到他們求買機票。等于這篇報道也給他們找了麻煩。 我記得，有一回我要去石家莊，在邢臺站的月臺上遇到邢臺市織襪廠廠長楊廷和辦公室主任何則耀上北京，由此乘機到南方辦事，愁著買不上機票。我隨手在筆記本寫了個便條裂下交給他們：找到咱邢臺老鄉，就行。 之后，我多次給機場的哥們“批條”讓幫著買機票。我這些戰友挺給面兒，我介紹去的，不但給買了機票，還都給予熱情接待。邢臺市標準件廠廠長張旭國與邢臺市電鍍廠廠長吳林建一行去美國考察，登機前機場的邢臺老鄉設宴餞行，回來還受到隆重接機洗塵，好長時間，張廠長感嘆不已。 后來新的航站樓啟用，里邊設有總統休息室。若有重要國家元首來訪并需要在機場舉行迎接儀式，還在老候機樓前的停機坪，那繼續使用二號樓（貴賓休息室）。1992年，我隨邢臺市市長鄒本真以及其秘書王會勇（王會勇后任邢臺市委書記、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到京參加一個活動。晚上應當時機場餐飲公司的負責人李武、張志方等邢臺老鄉的邀請到機場吃飯。飯后，李武、張志方請鄒本真一行參觀正在裝修的二號樓。李武介紹走廊和地面整體鋪的紅地毯，出自邢臺化纖地毯廠。鄒本真霎時高興，當聽到還要換家具時，便建議采用邢臺藍鳥家具，并介紹了藍鳥的質量和聲譽。后來，藍鳥家具真的進入貴賓候機室。 …… 離開機場數年，民航情結未斷。 民航歸軍的歷史逐漸遠去，最后一批民航兵是1979年的，如今也大都退休，機場在職的熟人已無，機場變化巨大，面貌全新，我們感到陌生。首都機場餐廳已成為北京首都機場餐飲發展有限公司大型國有企業，以首都機場為總部，在大興、天津、南昌、呼和浩特、長春、哈爾濱機場設立分公司。包括中餐、西餐、亞洲風味餐、咖啡廳、休閑茶藝等十余類餐飲業態。 今非昔比，不知還有誰知道我們的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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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機場餐廳的日子

.今日歡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