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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廣西路三號(上)

簫鳴

<p class="ql-block">圖一:美麗的海濱城市——青島</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九六零年,我剛滿六周歲。</p><p class="ql-block"> 父親是這一年十月由華東局緊急從上海調至青島擔任市委第一書記的,主要任務是糾正反黨分子、前任市委書記滕X X制造的多起冤假錯案,同時肩負著帶領百萬青島市民盡快扭轉工農業生產頹勢的使命。</p><p class="ql-block"> 初冬、媽媽帶著我們姊妹四人從上海啟程來到了青島。</p><p class="ql-block"> 記得火車到達青島時已近黃昏,市委張心語付秘書長去車站接的我們一家,新家的地址就是廣西路三號。</p> <p class="ql-block">圖二:廣西路是青島市最復古的寶藏級老城區馬路,始建于1901年,曾經是青島市最早的中央商務區,德占時期稱亨利王子大街(上圖)日占時期稱佐賀町,建有青島市最老的酒店、會堂、銀行、商場、西餐廳、郵電所、報館等等。</p> <p class="ql-block">圖三:從上海到青島后的第一個家——廣西路三號,這是從馬路南邊向北看,檸黃色的外墻、戴著紅瓦的帽子,煞是好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廣西路三號位于廣西路東段,座落在江蘇路與廣西路交匯處的西北角,因日照路從東南方向斜插至西北端,廣西路三號被切成了一個三角地帶,樓宇建造在西側,東邊是一個三角形的花園,花園里綠草茵茵,?周邊種滿了粗壯的國槐樹,院墻是美式風格的矮墻,不過一米三、四高,石柱之間用的是綠色方格木做成的圍檔,從外向里看一覽無遺。</p><p class="ql-block"> 從廣西路南側看這幢西式別墅,雖然外表并不怎么華麗,也沒有過多的藝術造型,但掩映在綠樹中間的檸黃色外墻、戴著紅瓦的帽子也煞是好看、敦實恢宏的建筑方顯出設計師和建造者沉穩厚重的風格。</p> <p class="ql-block">圖四:青島浙江路天主教堂,建造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廣西路三號也是同期建造的,是該教堂教主、德籍教士維昌祿(1883-1941)的公館</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據小學同學的女兒介紹,(她工作在青島市城市規劃院,曾參與過保護青島著名歷史建筑的工作),廣西路三號建造于上世紀三十年代,占地一畝多、是美國圣公會青島圣彌厄教堂的主教維昌祿使用的,維昌祿是籌資建造青島浙江路天主教堂的功臣,如果不是希特勒準備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了所有德國以外的匯款,這所教堂應該建造的比現在高出整整五十米,成為亞洲最大最高的天主教堂;上世紀五十年代,廣西路三號的居住者是當時的青島市委第一書記王少庸,一九五四年,受高饒聯盟和“向明反黨宗派集團”的牽連,王少庸被打成反黨分子,從而撤職入秦城監獄達七年之久,一九六二年平反后調入上海,擔任華東局宣傳部付部長。</p> <p class="ql-block">圖五:王少庸(中)(1908-1985)河北唐山人,1932年入黨,曾任新四軍四師宣傳部長、魯南軍區城工部長、膠東軍區政治部主任、五十年代任青島市委第一書記、文革期間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投靠了四人幫,后因認罪態度較好免于起訴。</p> <p class="ql-block">圖六:向明(1909-1969)山東臨朐人,1931年入黨,曾任濟南市委書記,華野八縱政委,膠東區黨委書記,青島市委書記,山東分局第二書記,1954年被錯定為“高饒聯盟”主要成員,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81年中共中央給予平反,恢復名譽。</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廣西路三號的院門分行車門和行人門,房子的入戶門是朝南向的,也就是面向大海的,推開入戶門是一個換衣換鞋的門廊,大約四五平米,進二道門后就是寬敞的大廳和通往二樓的拐角式樓梯,房子一層二層的房間布局幾乎是一樣的,各為三間,可能那時的我太小,感覺每個房間都超級的大,一樓的三間房子朝南、朝東各一間、還有一間客廳既朝南也朝東、客廳南邊是花崗巖砌成的長方形大陽臺,向東是一間半園形的花房,花房窗戶采用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彩色玻璃,朝南的房子是一間乒乓球室,朝東的一間是隨父親一同來青島的姫秘書和警衛員小李叔叔住的,房子的西邊是一字排開的衛生間、歺廳和廚房,衛生間每層一個,都是干濕分離的,所有房間都是有窗戶的,而且釆光極好,房子的最西邊是一間車庫和鍋爐房。</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圖七:這是院子的行人門,行車門在它的左側,現在已經被封堵了。</p> <p class="ql-block">圖八:通往二樓的、寬敞的拐角式樓梯。大廳現在壘起了好多小房子,完全沒有了原來的樣子。</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樓的三間房子一間是父母住的,另一間是客廳兼書房,這間的東邊是一個半園形的大陽臺,也就是樓下半園形花房的頂端,站在陽臺上可以眺望到美麗的小青島和前海沿,安靜的時候還可以聽到海浪撞擊太平路沿岸防護壩的聲音。</p> <p class="ql-block">圖九:房子的最東邊是一個半園形的花房,花房頂端是一個半園形的大陽臺,花房原本有五個同樣大小的窗戶,現在被封堵了三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我們四個孩子和娘娘住在另一間向東的房子里,娘娘是從山東帶到上海的阿姨,又從上海帶到青島來的,上海人將女性長輩統稱為“孃孃”,到了山東入鄉隨俗自然就改成了“娘娘”。</p> <p class="ql-block">圖十:時任中共青島市委第一書記、青島市市長的父親——張敬燾。三個孩子是我和哥哥姐姐,我總是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燈芯絨的條紋都快磨沒了。</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初到青島,最難容忍的就是吃飯了,六零年正值三年困難時期,青島和上海的飯食簡直是天壤之別,在上海記憶最深的就是大餅油條,烤至金黃色的大餅鑲嵌著香噴噴的芝麻粒,包裹著酥脆的油條聞著就垂涎三尺,可到了青島卻是上頓玉米餅子、下頓地瓜面窩頭,真是難以下咽,哥哥姐姐上小學了,懂些事了,爸爸給他們做工作也就勉強吃了,我和弟弟還小不懂事就拒絕吃飯,因為飯不好吃,我和弟弟一個勁的央求媽媽:這里不好,我們還是回上海吧,面對著兩個不懂事的孩子,我媽媽也只能暗自苦笑。</p><p class="ql-block"> 從上海到山東,生活條件確實相差的太多,媽媽為了給我們四個孩子增加點營養,每周每人獎勵半包青島名特產鈣奶餅干,記得有一次,我用茶杯把餅干全泡了,覺得這樣好吃,想泡在杯子里分幾天吃掉,還藏在樓下乒乓球室的窗簾里面,不巧被娘娘打掃衛生時發現,娘娘告訴我、快解解饞一頓吃了吧,泡在杯子里就會餿掉的,我很無奈,只好戀戀不舍的將它吃掉了。</p> <p class="ql-block">圖十一:青島食品廠生產的鈣奶餅干,兒時的最愛,近一百年了包裝依舊沒變。</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到青島后的第二年我就要上小學了,六一年的八月初娘娘帶著我拿著戶口本高高興興的去江蘇路小學報名,可學校只收到八月二十一日出生的,我是八月二十三日出生的,怎么說學校老師也不收,要等明年再來報名,看著和我一起從上海來的牛牛報上名得意的樣子,(他就是八月二十一號的生日),我一肚子的火回家躺在地上就發脾氣,非要上學不可,那時真的不時興走后門,一切按照制度辦,崩管你是什么背景,也沒有托關系送禮一說,為什么那個年代社會生活如此和諧,人們都在遵章辦事,其實就是下意識的遵紀守法,良好的社會風氣自然就行成了。</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圖十二:我的母校——青島市江蘇路小學,始建于1901年,前身為德國總督府子弟學校</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時我父親雖然是市委第一書記,但我家也沒有任何的特殊照顧,地瓜葉子、槐花玉米糕都是家常便飯,最困難的時候連酒糟都吃過。我姥姥那時六十幾歲,為了省點好吃的給我們四個孩子,經常不吃飯,長期的營養不良導致了肝硬化、后合并嚴重腹水去世的。姥姥是個慈眉善目的膠東老人,她最驕傲的一件事就是姥爺曾去過莫斯科、是見過列寧的人。我好奇的問姥姥、姥爺去莫斯科干嘛,她說姥爺做了一手好豆腐,聽說賣豆腐在蘇聯可以掙大錢,就舍家撇業的去了莫斯科,賣了三年豆腐掙了些錢回黃縣老家蓋了新房,還買了三十畝梨園,從此改善了家庭生活,送我大姨和媽媽上了學堂,民國初期就具有這種遠見和膽識的姥爺也著實讓人佩服。不過這三十畝梨園和一幢新房并沒有給我媽媽帶來好運,文革時造反派就此要打我媽媽地富分子,其實土改時我姥爺家定的成份就是富裕中農,三十畝地早就上交大隊了,我大姨和我媽媽先后參加工作和革命離開了老家,房子沒有用也就送給親戚了。</p> <p class="ql-block">圖十三:媽媽和我的姥姥——一個慈眉善目的膠東老人</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有一次我和姥姥在院子里摘槐花,墻外有幾個十幾歲大的男孩要幫我姥姥摘,那時的槐花也是上乘的飽腹食品,孩子們既想幫忙摘,也想要一些回去吃,這些男孩剛摘了一小筐槐花,竿子啪的一聲就斷了,幾個孩子嚇得跳下墻頭就跑,姥姥大聲呼喊著、別怕孩子先把這筐槐花拿回去吃吧。那個年代的孩子也真是老實,弄折了一根竿子就以為做錯了多大的事,一溜煙兒就跑沒影了。</p><p class="ql-block"> 當然也不全是好孩子,廣西路三號附近有個外號叫大眼的孩子,比我大幾歲,是個降班生,塊頭也大我一圈,在去江蘇路小學的路上經常攔截我、威脅我,今天和我要枝鉛筆、明天討塊橡皮,到后來發展到要五分錢、一毛錢,我開始害怕不敢和大人說,后來實在沒辦法了才告訴了我媽媽,我媽媽找到大眼,和他談過后大眼就再也沒有欺負我,現在大眼也該七十多歲了,不知他還記不記得這段時光,也不知他以后的人生軌跡是怎樣的。</p> <p class="ql-block">圖十四:1963年,兄妹四人在一樓花崗石大陽臺上的合影</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八年大躍進、北方幾省特別是山東河南安徽屬于浮夸風的重災區,畝產幾千斤甚至上萬斤的牛皮吹破了天,舒、吳、曾三個牛皮匠吹了個火樹銀花,卻落得個一地雞毛,平民百姓自然是苦不堪言了。三年困難時期青島人民生活是極端艱苦的,地瓜干可以賣到七元一斤,那時普通職工的平均月收入只有4?4?元,?這點錢養活一家人是何等的不易。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詫異了,四十幾元錢還買不了十斤地瓜干,怎么夠吃呢?這是我要說明的:那個年代是計劃經濟,國家是根據人們不同的勞動強度提供糧食定量的,一般是每人每月25斤左右,小孩子更少一些,這個定量是要使用糧本才能購買的,所以那時候糧本和錢包同樣的重要,糧本上的糧食是不太貴的,每斤地瓜干大概一毛多錢,可是那個年代沒肉沒油的,吃的清湯寡水,靠定量糧食根本吃不飽,這就催生了議價糧食的買賣,類似于現在的市場經濟,多少錢一斤按供需要求,貨物緊俏時價格自然就水漲船高,周瑜打黃蓋、愿打愿挨,可那時的老百姓兜里又沒錢,沒有多少家庭舍得花高價買議價糧食,吃不飽多半也只能干餓著。據父親講中央召開救災會議,周總理點名讓江西省支援山東省三千萬斤大米,盡管江西老俵也很難,但主管江西省農業的劉俊秀書記表態勒緊褲腰帶也要幫助兄弟省。劉俊秀書記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不追浮夸風,?扎扎實實的在江西興修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 把江西省的農業搞得風生水起,?連毛主席都稱贊他是農業專家。?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從江西省調出的糧食總量達三億斤,毛主席、周總理都說劉俊秀是個識大體顧大局的好同志,那個年代江西省的糧食援助不知道少餓死多少山東人。</p> <p class="ql-block">圖十五:劉俊秀(1904-1985)江西永新人,1927年入黨,曾任紅六軍團地方工作部長,參加了紅軍長征,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五十年代任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主管全省農業,三年困難時期,周總理去江西,劉俊秀請總理喝酒,總理講喝酒可以,條件是一杯酒一億斤糧食,劉俊秀講:當時真是咬著牙答應喝下了三杯酒。</p> <p class="ql-block">待續:敬請期待《記憶中的廣西路三號》(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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