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家孝觀”及其它

廣樵

“在家為孝子，在朝為忠臣”，簡短一句話，卻牽涉到“事父”與“事君”等兩個大問題。在傳統社會，宗法倫理的本質不僅家國同構，而且宗法血緣倫理是構建國家政治倫理的基礎。在家為孝、于國為忠，也是關乎統治秩序與合法性、關乎社會存亡治亂的根本問題。故乍一看，事父與事君，還很象是一回事兒。但如果事父與事君發生矛盾，那你又怎么選擇呢？或者說，當“忠孝難兩全”的時候，是選擇“全孝”還是“全忠”呢？ 說到此，我們不妨先看看當年孔子和孟子等對此的看法和態度。 《論語?子路》云：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葉公姓沈，名諸梁，字子高。他曾任楚國宰相，是春秋末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葉縣是其封邑，故史稱“葉公”（他是海內外葉姓始祖）。《論語》中數次出現過葉公，而且一般都是與孔子討論政治問題，可見兩人是好朋友。這次兩人在一起，葉公本來是夸耀其治下臣民的“直躬”，夸耀其治理區域內正直清平的社會風氣。父親偷羊，兒子竟然舉報作證。不料卻遭到老朋友孔子的當面駁斥。 按照葉公的觀點，如若做兒子的隱瞞父親偷羊，那是事父的問題；如若象其所說主動向官府舉報并作證，則有利于執行國法，那是事君的問題。葉公的意思是事父應服從事君，家庭情理應服從國法。對此，孔子是明顯的不同意。他認為面對家孝與國法的矛盾時，真正的“直”（直在這里可以理解為道理）應該是父子相互隱瞞才對。所以，孔子的觀點是，當事父與事君發生矛盾時，事君服從事父；當此全忠便不能全孝之時，選擇全孝。 在后來的孔門后學——“孟氏之儒”的代表人物孟子的眼里，孔子當年的這個觀點，可謂是先師立定的一條原則，這條原則并被他發揮得淋漓盡致。 《孟子?盡心上》云：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以上是學生桃應給自己的老師孟子出了個難題。瞽瞍是舜的父親，殺人犯了法，時擔任法官的皋陶自應是按照國法秉公處理，舜也沒有辦法。孟子認為遇到的這個情況比當年葉公說的事情更復雜，因為舜本來就是君主，是君主遇到的“家孝”與“國法”的問題。怎么辦？孟子的觀點是，即使是擁有天下，但如若失去父親，那這天下也只相當于敝屣，丟棄它也沒有什么可惜的。所以，孟子主張舜背起他的老父逃跑，躲到偏遠的海濱去。按照這種假設，于君于國，則明顯的也是犯罪，至少是私放罪、包庇罪、窩藏罪等等。但孟子卻不那么認為，他覺得只要能事奉好父親，哪怕不當天子，即使觸犯刑律，舜亦可心安理得，終身欣然。 其實，如上所述，孔子還有類似的司法實踐。因為他曾當過魯國的司寇。這個職務當時不是攘外，而是安內的。是管社會治安。孔子的司法路線也是“為國家必以孝”。所以孔子曾將某個“父子訴者，執之，三月不別”。什么意思呢，將一對訴訟父子，先抓起來關著，但三個月不審判。孔子為啥久拖不判？原因就是怕壞了孝慈。盡量留著時間讓這對父子去進行道德感悟。始終，數月之后，“其父請止，孔子舍之。”止就是撤訴，舍就是釋放。針對孔子的做法，孟子不僅贊成，還作了理論上的發揮：“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大矣！”到底有什么不祥呢？當時的北方文化（周文化），其社會政治的宗法體系結構是以家、以家族作為本位的，父子責善恐怕會導致那種家國一體的道德體系結構發生動搖甚至瓦解。 說到這，還談談當時其他地方的文化，這些文化并非與北方的周文化完全相同。如葉公所在的楚國，則不太談北方的“孝治”。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楚國有神治、道治、法治，唯獨沒有孝治。楚人不言孝，證據頗多。一部《楚辭》，連一個孝字也沒有；先秦典籍，幾乎沒有楚人言孝的章句；《春秋》及其三傳，總共只有兩句楚人言孝；《戰國策》只有一句楚人言孝：“懷王曰：今鄭袖知寡人之悅新人也，其愛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楚策四）。話說回來，若將楚人之少言孝，理解成是楚人主張忤逆，那將是大錯特錯。這個情形僅能說明，當時的楚國政治所呈現的，不是突出以家為本位的孝治特征，而是突出的以個體為本位的法治、道治特征。這個情形，從西周時期的周公，到春秋時代的孔子，都非常清楚。說周公清楚，從他“奔楚避難”便可知曉。早年周公用心攝政，于念無私，盡力輔佐成王，偏偏功過是非，不在人心。流言四起，處境險惡。周公當年本可依“兄終弟及”的舊制，瀟瀟灑灑的頂個王冠，但他非要搞什么嫡長子繼承制改革，結果反倒把自己弄成個政治嫌犯。當周公正式思考起“內危外安”的應對策略時，他果斷的選擇了楚國。他為什么不去關系更親密的中原諸國避難，而要選擇關系一般的楚國呢？（注：東夷諸國去不得，因為他們與周王朝有血海深仇）就是考慮到楚國文化政治不同于中原地區的很多特點。他要去中原諸國，人家包庇就要挨討伐，不敢包庇就要被遣返，只有在楚國可以安然無事。后來的結果也證明了周公識見的深刻！ 周公投奔另一個文化氛圍的國度，反倒覺得安全。孔子則有時候對之表現出來過某種神往。所謂“欲居九夷”、所謂“乘桴浮于海”等，都是他曾說過的內心話。只是他不象周公，并未付諸實行，未能深入領略“兼言孝慈、而重在慈”，超越北方孝治而誕生出老莊之道的國度。假如孔子當年也來個“奔楚”，那可真的是花襲人嫁給了蔣玉菡，人生換了另一片風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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