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之后，可以不走向專制嗎

窄船人

由敵對國而成契約化盟邦，西夏和北宋的關系類之。經過幾十年戰爭，雙方轉變思路，北宋給西夏歲幣，雙方互市，于是開創幾十年和平。 明代與蒙古的關系也類之。也是在漫長的戰爭后，蒙古建歸化城，雙方互市，于是開創幾十年和平。 但這要有兩個前提。第一，雙方誰也消滅不了誰，戰則兩傷；第二，如果雙方簽約停戰或互市，就會兩利。第一條是傷害力量相當，于是可以制衡；第二條是供需條件相應，于是可以互惠。 英國大憲章的簽訂類之。國王與貴族誰也離不開誰，一方消滅另一方就會讓自己失去存在基礎。貴族只想讓國王有所約束，維護自己權益；國王做出妥協，雖然“權益”受損，但寶座會變安穩，因為敵對勢力就偃旗息鼓了。 那么春秋戰國時的中國，有無這種化敵為盟的可能性？這關系我們的文化土壤為何沒有生長出法治、沒有契約和平權觀念，而只是陷入專制的永劫輪回。 有過很多化敵為盟的時機。宋大夫華元曾經為此奔走于晉、楚，史稱“華元弭兵”。晉、楚當時為中原最強國，宋是二國間中立的力量。在華元的安排下，終于在579年，晉楚在宋國的西門外會盟。合約稱：“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兇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師，無克胙國。” 結果呢，這個盟約很不穩定。晉、楚借盟約暫時休戰，等休養生息之后，楚國又發起新的攻擊，盟約破裂。 為何沒有成功？直接原因是出現了戰爭狂人，統治階層不受約束已成為慣性。關鍵是，他們并沒有見到結盟后切實的好處。西夏侵宋，是為了搶奪宋的金屬和糧食；西夏與宋貿易，是因為通過和平手段可以買到宋的金屬和糧食。總之不想被卡脖子。宋呢，和西夏打，為了平安過日子；和西夏和，更為了和平過日子。結盟互市解決了戰爭都難以得到的東西。 晉、楚都沒有對方所需的東西需要交換。農耕文明的中原諸國，一切需要幾乎都能夠在本國內自給自足。于是，契約式的和平思想，就缺乏一個前提——不能互利。沒有足夠大的引力，沒有契約足以維系的粘合劑。前提的另一個呢——“誰也消滅不了誰”？他們不信。不信自己贏不了，或者不信對方能放過自己。 周的分封制，起初滿足這種契約的需要。各大諸侯力量不相上下，在周室的旗號下，哪個諸侯想武力擴張都會被其它諸侯聯合制衡，離則有弊，合則有利。而后“禮崩樂壞”，周天子之力不再能糾合各諸侯，諸侯各懷私心，離則不見得有弊，合不見得有利，與其團結在有名無實的周室周圍，不如各自拉幫結伙，有野心的趁機舒展羽翼。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施行“霸道”，打旗號重新結盟，擁護周室，不過是一次回光反照。 我常常幻想：這個時期，如果各國能在此時平等結盟，偃兵息武，互通有無——就像今天的歐盟一樣，豈不是很好？ 還是沒有找到互利的可能性。 歐洲各諸侯國也曾經是戰爭不斷，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拿破侖戰爭、普法戰爭、一戰、二戰……歐洲也是在漫長的戰爭傷痛中發現了戰則兩傷，在海上貿易的日益興起后發現和則兩利，才走到今天的格局。對比之下，當時的中國要走的路，太遠了。 這幾乎是是農耕文明和商業文明的巨大差異所決定的。春秋戰國時的諸國，冶金技術的進步提升了軍備能力，但工商業仍然停留在簡單原始的狀態，那么各國陷入攻伐之中，是有其必然性的。 　　那么各諸侯國與周王室、各諸侯國國內上下各階層之間，有沒有可能產生契約、平權的可能性呢？ 周的分封制下各階層是單線聯系的。要諸侯向天子負責，大夫向諸侯負責，士向諸侯負責。隔級是管不到的。所以天子只能管到諸侯管不了大夫，大夫眼里只有諸侯沒有天子。一旦周室權威掃地，各諸侯國的貴族都不太會有切身利益被傷害。在這種視野里，“天下情懷”和大義，在精英階層，是稀缺的。 有這樣一個現象：在被虐得最慘的中小國，才產生了更多的焦灼的思想者和行動家。華元屬于宋，子產屬于鄭，韓非屬于韓，都是在戰爭的洪流中痛苦掙扎的國家中的人。而這種弱國，是無法向強國維權的。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對歷史進程沒有太大影響作用。 而大國呢？他們總是在談王霸之道。戰爭一定也侵害了國內貴族的權益，或許因為貴族與自己領地的民眾距離太遠，或許戰爭流的不是他們的血，甚至通過戰爭，他們得到了更多利益。所以我認為統治階層對戰爭大體是不很在乎的，起碼他們缺乏向上一階層爭取權益的動力。 這與歐洲的貴族要向國王爭取權益的境況是不同的。 也許只有平民百姓的戰爭傷痛，才是人們想逃離戰爭的最大張力，是“合”的“利”之所在，是結盟的粘結劑。只有民眾有切身之痛，才有可能讓那個時代走出歷史困局——他們若能爭取權益的話。可惜他們沒有發言權。 也有為平民發聲的人。有華元們和他的同道者，有儒墨道家諸子。華元失敗了，那么諸子有沒有契約、平權思想呢？ 當時儒墨是兩大入世顯學，時人不是擁儒，就是擁墨。 儒家和契約思想天生距離遠，這個學說最大的缺點是等級觀念，“平權”的思想難以從中生長，而且儒家試圖以一種模型化的政治思想，套用在流動的歷史上以為范式。我以為莊子對儒家的批判最為精準：“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不可以任何時候都拿來作為綱常。說孔子“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墨子最是具備現代人道主義氣質的思想家，他一直為平民說話，摩頂放踵，救世之急。他的學說中有非常珍貴的近代科學思想的萌芽，是最有可能產生契約思想的學說。所以近代以來一直不乏學人猜測其源流非自生于中土，而是由域外傳入。我引用莊子《天下》篇中對墨子的評價：“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非常精到。我們一點點分析：兼利，是說無差別地利益世人；泛愛，是說無差別地愛世人。非斗、不怒，是說反抗暴力；不異，是指“尚同”，有點“絕對平等”地意味，與“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上有所不如。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都有些俠氣、義氣，是無私坦蕩的好心人，他會教人們反抗，甚至幫人們反抗，卻無法教人們去爭取權益。而且他所教的做法僅能籠絡部分急公好義、克己利他的人，難以在普羅大眾中實行，莊子說：“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 精英階層沒有契約意識，民眾的聲音太弱小，那么民眾的權益就沒有任何生長的空間。這就是當時的文化土壤，它缺乏那種養分，缺乏那顆種子。 真是可惜，我們的歷史就在如此背景下這樣走向了它的岔路。如果歷史再給諸侯國更多時間，大家在你攻我伐中耗盡力氣，思想家在左突右奔中找遍藥方，也許我們還有回到正路的可能性。 可惜不久，那個最不擇手段的諸侯國竟然成了最強的一個，合諸國之力都難以制住它。 還有諸侯國最后一次結盟。戰國的最后，六國生死存亡之危機關頭，六國集結在一起，打算和秦國拼了。這次六國真的是合則共存、分則同危，這次盟約有什么理由不牢固呢？ 可惜的是，六國還是沒找到強大的粘合劑，一個拼合幾股力量的整體，和另一個看似相當的力量相抗衡的時候，這個各懷心思的“多”，常常就敗在了那個上下齊心的“一”面前——或許早已力量不相當，難以制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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