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6～盛唐詩人及代表作（二）

洛浦秋風

主講老師：張戰鋒 　　今天學習的幾個盛唐詩人，他們的名氣沒有上節課的幾位那么大，但是也有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品流傳了下來。 　　首先我們來看”燕許大手筆”，張說和蘇颋。“大手筆“是什么意思？這里有個典故。東晉時期，有個人叫王珣，他是東晉名相王導的孫子。他年輕有為，才思敏捷，膽量過人，能寫一手好文章。由于王珣確實很有才能，再加上受到桓溫的器重和賞識，王珣很快得到升遷。公元396年秋天的一天晚上，王珣做了一個夢，夢見有人送給他一支比普通毛筆大幾十倍的大筆。醒來后，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朝廷中要發生什么大事，又有大手筆的事要我做了。”王珣的猜測沒有錯。當天，孝武帝死了，朝廷急忙召王珣入朝，讓他起草訃告、哀策、謚議等各種文件。王珣以自己卓越的才華，在極短的時間里，揮筆立就，體現了“大手筆”的風范。后來，“大手筆”成為一則三字成語，原指有關朝廷的詔令文書，現指名作家，也指名家的作品，也指規模巨大的、影響深遠的計劃或舉措。 “燕許大手筆“，是初盛唐時期，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颋的并稱。因其文章而地位顯赫，二人的聲望齊名，因此當時號稱“燕許大手筆”。 張說（yuè）（667年－730年），字道濟，一字說之，范陽方城（今河北省固安縣）人，唐朝政治家、文學家，西晉司空張華后裔。張說早年參加制科考試，策論為天下第一，歷任太子校書、左補闕、右史、內供奉、鳳閣舍人，參與編修《三教珠英》，因不肯誣陷魏元忠，被流放欽州。后來，張說返回朝中，任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侍郎、兵部侍郎、中書侍郎，加任弘文館學士。拜相后，因不肯黨附太平公主，被貶為尚書左丞，后拜中書令，封燕國公。姚崇拜相后，張說被貶為相州刺史，又貶岳州刺史，在宰相蘇颋進言下，改任荊州長史，天兵軍大使時，討平突厥叛將康待賓，被召拜為兵部尚書。后又進封右丞相。張說脾氣暴躁，而且生性貪財，遭到彈劾，罷官致仕。不久，張說被起復，先為右丞相，又任左丞相。開元十八年（730年）病逝，時年六十四歲。追贈太師，謚號“文貞”。前后三次為相，執掌文壇三十年，成為開元前期一代文宗，與許國公蘇颋齊名，號稱“燕許大手筆”。 唐玄宗封禪泰山時，張說為封禪使。按照慣例，封禪之后，三公以下所有官員都要遷升一級。張說卻利用職權，把本是九品小官的女婿鄭鎰提升至五品，并賜緋色朝服。玄宗大宴群臣，看到鄭鎰，問他為什么升的這么快。鄭鎰無言以對，戲子黃幡綽道：“這都是泰山的功勞啊！”后來，人們就把岳父稱為泰山。 蜀道后期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這首詩是張說在校書郎任內出使西川時寫的，雖只寥寥二十字，卻頗能看出他寫詩的技巧和才華。一個接受任務到遠地辦事的人，總是懷著對親人的眷戀，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盤算著回歸的日期，這種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張說能把這種幽隱的心情“發而為詩”，而且壓縮在兩句話里，卻不簡單。“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爭日月”，象同時間進行一場爭奪戰。這“爭”字實在下得好，把處在這種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來了。“來往預期程”，是申說自己所以“爭日月”的緣故。公府的事都有個時間規定，那就要事先進行準備，作出計劃，所以說是“預”。十個字把詩人當時面臨的客觀情況，心里的籌劃、掂量，都寫進去了，簡煉明白，手法很高明。 這十個字又是下文的伏筆。本來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緊湊的，然而詩人回歸之心更急切，他要力爭按時回洛陽。他是洛陽人，在洛陽有家，預期回歸，與家人團聚。 下文忽然來個大轉折：“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不料情況突變，原定秋前趕回洛陽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當然悵惘。然而詩人卻有意把人的感情隱去，繞開一筆，埋怨起秋風來了：這秋風呵，也是夠無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徑自先回洛陽城去了。這一筆，妙在避開了率直無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風形容為“無情的秋風”。這秋風先至，自然要引起許多煩惱。可以試想，秋風一至洛陽，親人們必然要翹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約的苦衷就更不用說了。淡淡一筆，情致雋永深厚。在這里，詩人到底是埋怨秋風，還是抒發心中的煩惱？詩中沒有明說，頗費人尋繹，正是所謂“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歐陽修《六一詩話》）。不過可以想見，詩人對于這次情況的突然變化，確實感到意外，或有點不滿，不過他用的是“含蓄”的語言罷了。張說早些時就寫過一首《被使在蜀》詩：“即今三伏盡，尚自在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歸期定在秋月，即此詩所謂“預期程”。不料時屆秋令，秋風已起，比詩人“先至洛陽城”，他卻落后了，即詩題所謂“后期”。秋風本是按時而起，無所謂“先”；只因詩人歸期“后”了，便顯出秋風的“先”來。兩首合看，于詩中的情味當有更深的體會。 蘇颋（670年－727年），字廷碩，京兆武功（今陜西武功）人，唐代政治家、文學家，尚書左仆射蘇瑰之子。蘇颋進士出身，歷任烏程尉、左司御率府胄曹參軍、監察御史、給事中、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工部侍郎、中書侍郎，襲爵許國公，后與宋璟一同拜相，擔任紫微侍郎、同平章事。蘇颋是初盛唐之交時著名文士，與燕國公張說齊名，并稱“燕許大手筆”。他任相四年，以禮部尚書罷相，后出任益州長史。開元十五年（727年），蘇颋病逝，終年58歲，追贈尚書右丞相，謚號文憲。洛陽百姓思念他，就募工匠依照他的形象在龍門山雕成一尊等身觀世音石像。汾上驚秋北風吹白云，萬里渡河汾。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 按照題目的標示，這首五絕大概是寫詩人在汾水上驚覺秋天的來臨，抒發歲暮時邁之類的感慨。詩的內容似乎也即如此。其實它有興寄，有深意，是一首頗具特色的即興詠史詩。 汾水在今山西省。這詩所說的“河汾”，是指汾水流入黃河的一段。這河、汾沿岸，便是漢、唐的河東郡。河東郡有個汾陰縣（今山西萬榮南）。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夏天，方士奏報祥瑞，在汾陰掘獲黃帝鑄造的寶鼎。武帝大喜，秋天親自來到汾陰，祭祀土神后土，還和群臣在船中飲宴賦詩，作《秋風辭》。 開元時期的唐玄宗雄心勃勃，大有追步漢武帝之意。開元十一年（723）二月，玄宗來到汾陰祭祀后土，并下令改稱汾陰為寶鼎縣。蘇颋其時正在禮部尚書任上，也從駕參加了這個祭祀盛典。蘇颋長期充任中樞要職，甚受玄宗器重。大概就在從駕祭祀后土之后，忽然被調離朝廷，出京入蜀，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到開元十三年才又調回長安。外放的兩年，是他一生仕履中最感失意的時期，這詩可能就是這一兩年中的一個秋天所作的。 明了上述背景，就較易切實地理解這詩所蘊含的復雜心情，也可以體會詩人所以采取這種虛虛實實，若即若離，似明而晦，欲言而咽的表現手法的用意。前二句顯然化用了《秋風辭》的詩意，首句即“秋風起兮白云飛”，次句為“泛樓船兮濟河汾”，從而概括地暗示著當年漢武帝到汾陰祭后土的歷史往事，同時也令人不難聯想到唐玄宗欲效漢武帝的作為。兩者何其相似，歷史仿佛重演，這意味著什么，又啟示些什么，詩人并不予點破，留給讀者自行理會。然而題目卻點出了一個“驚”字，表明詩人的思緒是受了震驚的。難道是由于個人遭遇而被震驚了嗎？就字面意思看，似乎有點象是即景自況。他在汾水上被北風一吹，一陣寒意使他驚覺到秋天來臨；而他當時正處于一生最感失意的境地，出京放任外省，恰如一陣北風把他這朵白云吹得老遠，來到了這汾水上。這也合乎題目標示的“汾上驚秋”。因此，前二句的含意是復雜的。總的來說，是在即景起興中抒發著歷史的聯想和感慨，在關切國家的隱憂中交織著個人失意的哀愁。可謂百感交集，愁緒紛亂。 為了使讀者體會這種心情，詩人在后二句便明確加以說穿了。“心緒”此處謂愁緒紛亂。“搖落”用《秋風辭》中“草木黃落”句意，又同本于宋玉《九辯》語“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這里用以指蕭瑟天氣，也以喻指自己暮年失意的境遇，所以說“逢”。“逢”者，愁緒又加上挫折之謂，暗示出“心緒”并非只是個人的失意。“秋聲”即謂北風，其聲肅殺，所以“不可聞”。聽了這肅殺之聲，只會使愁緒更紛亂，心情更悲傷。這就清楚地表明了前二句所蘊含的復雜心情的性質和傾向。 實際上，這詩的表現手法和抒情特點，都比較接近阮籍的《詠懷詩》。讀者從它的抒情形象中感覺到詩人有寄托，有憂慮，有感傷；但究竟為什么，是難以確切肯定的。他采用這種手法，可能是以久與政事的經驗，熟悉歷史的知識，意識到漢、唐兩代的兩個盛世皇帝之間有某種相似，仿佛受到歷史的某種啟示，隱約感到某種憂慮，然而他還說不清楚，也無可奈何，因此只能寫出這種感覺和情緒。而恰是這一點，卻構成了一種獨有的藝術特點：以形象來表示，讓讀者去理會。 王翰（公元687年~726年），字子羽，并州晉陽（今山西太原市）人，王翰家資富饒，性格豪放不羈，無論官職大小，都喜歡與人交游，縱情酒宴，評論時政，自比王侯，所以也得罪了很多人。他的詩，感情奔放，詞華流麗，為人所愛。杜華亦為當時學士，其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遷。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鄰，足矣！”于此可見王翰當時才名。但這樣一個有才氣的詩人，其集不傳。其詩載于《全唐詩》的，僅有14首。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邊地荒寒艱苦的環境，緊張動蕩的征戍生活，使得邊塞將士很難得到一次歡聚的酒宴。有幸遇到那么一次，那激昂興奮的情緒，那開懷痛飲、一醉方休的場面，是不難想象的。這首詩正是這種生活和感情的寫照。詩中的酒，是西域盛產的葡萄美酒；杯，相傳是周穆王時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有如“光明夜照”，故稱“夜光杯”；樂器則是胡人用的琵琶；還有“沙場”、“征戰”等等詞語。這一切都表現出一種濃郁的邊地色彩和軍營生活的風味。　　詩人以飽蘸激情的筆觸，用鏗鏘激越的音調，奇麗耀眼的詞語，定下這開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猶如突然間拉開帷幕，在人們的眼前展現出五光十色、琳瑯滿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這景象使人驚喜，使人興奮，為全詩的抒情創造了氣氛，定下了基調。第二句開頭的“欲飲”二字，渲染出這美酒佳肴盛宴的不凡的誘人魅力，表現出將士們那種豪爽開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飲”未得之時，樂隊奏起了琵琶，酒宴開始了，那急促歡快的旋律，象是在催促將士們舉杯痛飲，使已經熱烈的氣氛頓時沸騰起來。這句詩改變了七字句習用的音節，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強了它的感染力。這里的“催字”，有人說是催出發，和下文似乎難以貫通。有人解釋為：催盡管催，飲還是照飲。這也不切合將士們豪放俊爽的精神狀態。“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聯想到“出發”，其實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來就是騎在馬上彈奏的。“琵琶馬上催”，是著意渲染一種歡快宴飲的場面。 詩的三、四句是寫筵席上的暢飲和勸酒。過去曾有人認為這兩句“作曠達語，倍覺悲痛”。還有人說：“故作豪飲之詞，然悲感已極”。話雖不同，但都離不開一個“悲”字。后來更有用低沉、悲涼、感傷、反戰等等詞語來概括這首詩的思想感情的，依據也是三四兩句，特別是末句。“古來征戰幾人回”，顯然是一種夸張的說法。清代施補華說這兩句詩：“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峴傭說詩》）這話對我們頗有啟發。為什么“作悲傷語讀便淺”呢？因為它不是在宣揚戰爭的可怕，也不是表現對戎馬生涯的厭惡，更不是對生命不保的哀嘆。讓我們再回過頭去看看那歡宴的場面吧：耳聽著陣陣歡快、激越的琵琶聲，將士們真是興致飛揚，你斟我酌，一陣痛飲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許有人想放杯了吧，這時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臥沙場，也請諸位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我們不是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嗎？可見這三、四兩句正是席間的勸酒之詞，而并不是什么悲傷之情，它雖有幾分“諧謔”，卻也為盡情酣醉尋得了最具有環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臥沙場”，表現出來的不僅是豪放、開朗、興奮的感情，而且還有著視死如歸的勇氣，這和豪華的筵席所顯示的熱烈氣氛是一致的。這是一個歡樂的盛宴，那場面和意境決不是一兩個人在那兒淺斟低酌，借酒澆愁。它那明快的語言、跳動跌宕的節奏所反映出來的情緒是奔放的，狂熱的；它給人的是一種激動和向往的藝術魅力，這正是盛唐邊塞詩的特色。千百年來，這首詩一直為人們所傳誦。 崔顥（約704—754），汴州（今河南開封市）人。他早年曾漫游江南，也曾入過河東軍中幕府。后在開元十年或十一年（723年）進及士第，后入朝為太仆寺丞，終于尚書司勛員外郎，故又稱崔司勛。唐玄宗開元11年（公元723年）進士，20年外官生涯中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自淮楚而至武昌、河東，最后到東北，宦海浮沉，終不得志。天寶十三年卒。其作品激昂豪放，氣勢宏偉。他年青時才名高而士評差，愛賭嗜酒貪美色。到京城后娶妻就挑美女，婚后卻稍覺不喜歡就棄之再娶，如此先后四次再婚。其才高得到當時著名大佬李邕的常識，卻終因風評不好，見面時獻詩又諂媚得太過急切，被李邕斥為“無禮”。這個評價幾乎絕了他的上升之路，一直到五十余歲去世時，他也只做到員外朗，從六品的官。 　　“少年輕薄”時期的作品的代表正是那篇帶給他“無禮”之名的《王家少婦》（有人題作《古意》）。這首詩是李邕邀請崔顥一會，見面前崔顥獻上的致意之作：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矜年正少，復倚婿為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閑時斗百草，度日不成妝。“王昌”在典故中相當于今天人們說的“鉆石王老五”，萬千少女夢寐以求的完美男神。崔顥以少女口吻做詩，說自己在十五年華就能嫁給人人羨慕的男神，從此以后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這種以夫妻來比喻自己和恩主關系，表現仰慕之意的做法其實沒問題，甚至很常見。比如中唐時期朱慶馀在大考前求見考官張籍的那首《近試上張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也是以新嫁娘的身份自喻，說新婚的第二天就要拜見舅姑了（參加大考），心里很緊張。精心打扮一番（努力做功課）之后，心里還是沒底，就悄悄地低聲問問老公，你看我的妝畫得還行嗎（你覺得我能通過考試嗎）？——我這個“新娘”到底好不好，“老公”您說了算！這問得多么含蓄雅致，所以“老公”張水部（張籍）就高興地以詩作答：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 就是說你不必擔心，你這樣的“美人”應該有自信。表面的東西不用太在意，你自己的本事已經“敵萬金”了。 張籍自己也有《節婦吟寄東平李司空師道》：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李師道是當時藩鎮之一的平盧淄青節度使，又冠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其勢炙手可熱。中唐以后，藩鎮割據，用各種手段，勾結、拉攏文人和中央官吏。而一些不得意的文人和官吏也往往去依附他們，韓愈曾作《送董邵南序》一文婉轉地加以勸阻。張籍是韓門大弟子，他的主張維護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分裂的立場一如其師。因此不為所動。這首詩便是一首為拒絕李師道的收買而寫的名作。 此詩詞淺意深，言在意外，含蓄地表達了詩人的政治立場。全詩情理真摯，心理描寫細致入微，委婉曲折而動人。除了它所表現的是君子坦蕩胸懷這一因素外，其在藝術上的高妙也是促使它成為名作的重要原因。據說由于這首詩情詞懇切，連李師道本人也深受感動，不再勉強。 對比出暴擊，崔顥的“輕薄”就很扎心了。一上來就說，我這個美少女，嫁給你這個老公啦，我們以后一定會恩愛美滿的。這心思表現得過于急切，跟含蓄簡直有仇。人家見恩主是小心翼翼、滿懷忐忑地低聲問，您看我還行嗎？而得意忘形的崔顥卻急吼吼地宣稱，從此以后你就是我老公了，我們一定會幸福的！ 在李邕大佬看來，這樣急切直白的表達，越俎代庖的宣言，不僅是不夠沉穩，根本就是為人輕浮，不知禮數——我們的會面就算是面試，結果好不好也當然是我這面試官說了算，你憑什么下定論？！這樣還沒真正見面，就敢給“老公”當家做主的“新娘”，誰敢要？結果李邕怒斥崔顥：“小兒無禮！”讓他滾了。 有才是真有才。若拋開故事，只看“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閑時斗百草，度日不成妝”這樣的詩句，真是韻律和婉，生動傳神地寫活了少年恩愛的畫面，美得堪歌堪畫！ 《舊唐書·崔顥傳》：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蒱博飲酒。及游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后數四。累官司勛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新唐書·崔顥傳》：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蒱[pú]博（擲色子賭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勛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殷璠《河岳英靈集》：年少為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 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記李白登黃鶴樓本欲賦詩，因見崔顥此作，為之斂手，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傳說或出于后人附會，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確曾兩次作詩擬此詩格調。其《鸚鵡洲》詩前四句說：“鸚鵡東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與崔詩如出一轍。又有《登金陵鳳凰臺》詩亦是明顯地摹學此詩。為此，說詩者眾口交譽，如嚴羽《滄浪詩話》謂：“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這一來，崔顥的《黃鶴樓》的名氣就更大了。 黃鶴樓因其所在之武昌黃鶴山（又名蛇山）而得名。傳說古代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見《齊諧志》）；又云費文偉登仙駕鶴于此（見《太平寰宇記》引《圖經》）。詩即從樓的命名之由來著想，借傳說落筆，然后生發開去。仙人跨鶴，本屬虛無，現以無作有，說它“一去不復返”，就有歲月不再、古人不可見之憾；仙去樓空，唯余天際白云，悠悠千載，正能表現世事茫茫之慨。詩人這幾筆寫出了那個時代登黃鶴樓的人們常有的感受，氣概蒼莽，感情真摯。 前人有“文以氣為主”之說，此詩前四句看似隨口說出，一氣旋轉，順勢而下，絕無半點滯礙。“黃鶴”二字再三出現，卻因其氣勢奔騰直下，使讀者“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急忙讀下去，無暇覺察到它的重疊出現，而這是律詩格律上之大忌，詩人好象忘記了是在寫“前有浮聲，后須切響”、字字皆有定聲的七律。試看：首聯的五、六字同出“黃鶴”；第三句幾乎全用仄聲；第四句又用“空悠悠”這樣的三平調煞尾；亦不顧什么對仗，用的全是古體詩的句法。這是因為七律在當時尚未定型嗎？不是的，規范的七律早就有了，崔顥自己也曾寫過。是詩人有意在寫拗律嗎？也未必。他跟后來杜甫的律詩有意自創別調的情況也不同。看來還是知之而不顧，如《紅樓夢》中林黛玉教人做詩時所說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在這里，崔顥是依據詩以立意為要和“不以詞害意”的原則去進行實踐的，所以才寫出這樣七律中罕見的高唱入云的詩句。沈德潛評此詩，以為“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詩別裁》卷十三），也就是這個意思。 此詩前半首用散調變格，后半首就整飭歸正，實寫樓中所見所感，寫從樓上眺望漢陽城、鸚鵡洲的芳草綠樹并由此而引起的鄉愁，這是先放后收。倘只放不收，一味不拘常規，不回到格律上來，那么，它就不是一首七律，而成為七古了。此詩前后似成兩截，其實文勢是從頭一直貫注到底的，中間只不過是換了一口氣罷了。這種似斷實續的連接，從律詩的起、承、轉、合來看，也最有章法。元楊載《詩法家數》論律詩第二聯要緊承首聯時說：“此聯要接破題（首聯），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此詩前四句正是如此，敘仙人乘鶴傳說，頷聯與破題相接相抱，渾然一體。楊載又論頸聯之“轉”說：“與前聯之意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疾雷之喻，意在說明章法上至五、六句應有突變，出人意外。此詩轉折處，格調上由變歸正，境界上與前聯截然異趣，恰好符合律法的這個要求。敘昔人黃鶴，杳然已去，給人以渺不可知的感覺；忽一變而為晴川草樹，歷歷在目，萋萋滿洲的眼前景象，這一對比，不但能烘染出登樓遠眺者的愁緒，也使文勢因此而有起伏波瀾。《楚辭·招隱士》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詩中“芳草萋萋”之語亦借此而逗出結尾鄉關何處、歸思難禁的意思。末聯以寫煙波江上日暮懷歸之情作結，使詩意重歸于開頭那種渺茫不可見的境界，這樣能回應前面，如豹尾之能繞額的“合”，也是很符合律詩法度的。 正由于此詩藝術上出神入化，取得極大成功，它被人們推崇為題黃鶴樓的絕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王灣，（生卒年不詳），號為德，唐代詩人，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玄宗先天年間（約712年）進士及第，授滎陽縣主簿。后由滎陽主簿受薦編書，參與集部的編撰輯集工作，書成之后，因功授任洛陽尉。王灣“詞翰早著”，現存詩10首，其中最出名的是《次北固山下》。 江南意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 次北固山下作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作為開元初年的北方詩人，王灣往來于吳楚間，為江南清麗山水所傾倒，并受到當時吳中詩人清秀詩風的影響，寫下了一些歌詠江南山水的作品，《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一篇。尤其其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兩句，得到當時的宰相張說的極度贊賞，并親自書寫懸掛于宰相政事堂上，是讓文人學士作為學習的典范。由此，這兩句詩中表現的那種壯闊高朗的景象便對盛唐詩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直到唐末詩人鄭谷還說“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這首詩從唐代傳流下來，一開始就有兩個文本。除了中二聯只差一字外，起結二聯，完全不同，連題目也不同。這是研究唐詩的人都感到興趣的。 天寶年間，國子生芮挺章編選了一部同時代人的詩集，叫做《國秀集》。此書一共選錄了詩二百二十篇，王灣這首詩也在內，題作《次北固山下作》。過了十年，丹陽進士殷璠也編了一部當代詩選，題名為《河岳英靈集》。此書一共選詩二百三十四首，都是開元、天寶年間的名作，王灣這首詩也被選講了，但題目卻是《江南意》。 同時的書，選的又是同時代的作品，兩個本子文字如此不同，這是極為少見的。后世人選錄這首詩，有人用芮本，有人用殷本，對于這首詩的體會和解釋，也就不同。 幸而中間兩聯只差一個字。頷聯寫長江水漲風靜之景，芮本作“兩岸闊”，殷本作“兩岸失”，這就有人評比過。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說：“兩岸失，言潮平而不見兩岸也。別本作‘兩岸闊’，少味。”可是，我卻覺得用“闊”字好得多。潮與岸平，則感覺到兩岸開闊。若“兩岸失”，則潮水泛濫成災了。如果從“平”的情景去體會，我以為“闊”字是作者的改定本。 頸聯是盛唐名句。王灣的詩名，全靠這一聯，垂于不朽。海上已涌出一輪紅日，這邊還是殘夜；江上已有春意，而舊年還未過完。這是說江南春早。兩個動詞“生”和“入”都用得靈活，“生”字還比較平常，“入”字卻非經過苦心鍛煉不能想到。他用的是倒敘句法。不說臘月里已有春意（可能這一年立春在臘月），而說春意進入了舊年。殷璠說這兩句是“詩人已來，少有此句”。又說：張說作宰相的時候，曾親手寫了這首詩，貼在政事堂中，教人學習。 這兩個文本，不但題目不同，連起結兩聯也絕然不同，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不是被別人改了詩題，很可能是原作者一詩二用。初稿也許是《江南意》，寫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見的景色。起聯作正面敘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開船東下。接下去兩聯就描寫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來，這些都是新意。這個“意”字，現在文言里似乎已沒有這樣用法，但在口語里卻還存在。我們看到好風景或新鮮事物常常說：“有意思。”就是這個“意”字的注解。最后一聯說：向來我看過各處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這里是非常特別的。 這個“偏”字，在現代語文中已沒有這樣用法，但在唐代卻是一個普通狀詞。岑參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結句云：“此中樂事亦已偏。”又孟郊《邊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稟氣候偏。”都是同樣的用法，“偏”字本來有不正、欹側的意義，大約唐人引申而有“獨特”、“別致”的意義。 “次北固山下”，即在北固山下宿夜。“次”字作停頓解，無論駐馬、泊舟、停車，都可以用“次”字。這個詩題的意義是停船在北固山下過夜，待明天一早開船。北固山在鎮江。如果把《江南意》的中間兩聯用于這個詩題，起結兩聯就必須改作。于是，作者把起聯改為“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以點明題目。結聯改作“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以旅客懷鄉的情緒作結束。 芮挺章的《國秀集》先出，他得到是題為《次北固山下作》的文本，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遲出，他得到的是《江南意》文本。但是我以為芮挺章得到的是改定本，殷璠所得卻是初稿本。因此，我以為“潮平兩岸失”是初稿，而“兩岸闊”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 方回編的《瀛奎律髓》選了這首詩的《次北固山下》文本，在評語中說：“《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渾全。”周伯弼的《三體唐詩》亦用此本。《唐詩紀事》、《唐才子傳》都采錄了《江南意》文本。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錄用了《次北固山下作》文本，但是他把“兩岸闊”改回來，仍作“兩岸失”。可見他以為從全體看，這首詩以《次北固》本為佳，但在“闊”與“失”之間，他堅持以為“失”字有味，硬是改亂了兩本的真面目。 顧小謝的《唐律消夏錄》選用了《江南意》文本。他有一段很好的評解，今全錄于此：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風正帆懸，尋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闊，見日出恁早，故曰“生殘夜”。江樹青蔥，覺春來亦恁早，故曰“入舊年”。句法雖佳，意亦淺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處處從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間兩聯，便成奇景妙語。后人將此題改作《次北固山下》，起結全換，是何見解，可嘆可嘆。 這一段話對我們很有啟發。它說明了詩與題目的密切關系。中間兩聯寫的本來是尋常景色，詩意亦是淺近的。在《次北固山下》這個題目之下，這兩聯便顯不出妙處。用《江南意》為題，而且第一句就點明“南國多新意”，于是這兩聯便突出了。它使讀者感到是典型的江南氣象，是初到江南的北方人生活經驗中的新意。由此可見，讀古代文學作品，連題目都應當注意，看看作品本文與題目是否呼應？題目能否概括本文全篇？孟浩然的《臨洞庭》一詩，豈不是也因為被刪去了“贈張丞相”四字而使讀者感到結尾幾句不著題嗎？ 至于顧小謝認為《次北固山下》是后人改換的題目和詩句，這是不可能的。后人竄改古人詩，從來沒有這樣大幅度的改。而且這兩個文本，見于同時代人所編的書，相去不過十多年，要改也只能是同時代人所改，決不可能是后人所改。所以我估計這是王灣自己的改本。 劉方平（生卒年不詳），字、號均不詳，唐玄宗天寶年間詩人，洛陽（今河南洛陽）人，生平事跡不詳。約公元七五八年前后在世，匈奴族。天寶前期曾應進士試，又欲從軍，均未如意，從此隱居潁水、汝河之濱，終生未仕。 月夜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 附：晚唐張泌《寄人》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劉方平是盛唐時期一位不很出名的詩人，存詩不多。但他的幾首小詩卻寫得清麗、細膩、新穎、雋永，在當時獨具一格。 據皇甫冉說，劉方平善畫，“墨妙無前，性生筆先”（《劉方平壁畫山水》），這首詩的前兩句就頗有畫意。夜半更深，朦朧的斜月映照著家家戶戶，庭院一半沉浸在月光下，另一半則寵罩在夜的暗影中。這明暗的對比越發襯出了月夜的靜謐，空庭的闃寂。天上，北斗星和南斗星都已橫斜。這不僅進一步從視覺上點出了“更深”，而且把讀者的視野由“人家”引向寥廓的天宇，讓人感到那碧海青天之中也籠罩著一片夜的靜寂，只有一輪斜月和橫斜的北斗南斗在默默無言地暗示著時間的流逝。 這兩句在描繪月夜的靜謐方面是成功的，但它所顯示的只是月夜的一般特點。如果詩人的筆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詩的意境、手法便不見得有多少新鮮感。詩的高妙之處，就在于作者另辟蹊徑，在三、四句展示出了一個獨特的、很少為人寫過的境界。 “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夜半更深，正是一天當中氣溫最低的時刻，然而，就在這夜寒襲人、萬籟俱寂之際，響起了清脆、歡快的蟲鳴聲。初春的蟲聲，可能比較稀疏，也許剛開始還顯得很微弱，但詩人不但敏感地注意到了，而且從中聽到了春天的信息。在靜謐的月夜中，蟲聲顯得分外引人注意。它標志著生命的萌動，萬物的復蘇，所以它在敏感的詩人心中所引起的，便是春回大地的美好聯想。 三、四兩句寫的自然還是月夜的一角，但它實際上所蘊含的卻是月夜中透露的春意。這構思非常新穎別致，不落俗套。春天是生命的象征，它總是充滿了繽紛的色彩、喧鬧的聲響、生命的活力。如果以“春來了”為題，人們總是選擇在艷陽之下呈現出活力的事物來加以表現，而詩人卻撇開花開鳥鳴、冰消雪融等一切習見的春的標志，獨獨選取靜謐而散發著寒意的月夜為背景，從靜謐中寫出生命的萌動與歡樂，從料峭夜寒中寫出春天的暖意，譜寫出一支獨特的回春曲。這不僅表現出詩人藝術上的獨創精神，而且顯示了敏銳、細膩的感受能力。 “今夜偏知春氣暖”，是誰“偏知”呢？看來應該是正在試鳴新聲的蟲兒。盡管夜寒料峭，敏感的蟲兒卻首先感到在夜氣中散發著的春的信息，從而情不自禁地鳴叫起來。而詩人則又在“新透綠窗紗”的“蟲聲”中感覺到春天的來臨。前者實寫，后者則意寓言外，而又都用“偏知”一語加以綰結，使讀者簡直分不清什么是生命的歡樂，什么是發現生命的歡樂之歡樂。“蟲聲新透綠窗紗”，“新”字不僅蘊含著久盼寒去春來的人聽到第一個報春信息時那種新鮮感、歡愉感，而且和上句的“今夜”、“偏知”緊相呼應。“綠”字則進一步襯出“春氣暖”，讓人從這與生命聯結在一起的“綠”色上也感受到春的氣息。這些地方，都可見詩人用筆的細膩。 蘇軾的“春江水暖鴨先知”是享有盛譽的名句。實際上，他的這點詩意體驗，劉方平幾百年前就在《月夜》詩中成功地表現過了。劉詩不及蘇詩流傳，可能和劉詩無句可摘、沒有有意識地表現某種“理趣”有關。但宋人習慣于將自己的發現、認識明白告訴讀者，而唐人則往往只表達自己對事物的詩意感受，不習慣于言理，這之間是本無軒輊之分的。 春怨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這是一首宮怨詩。點破主題的是詩的第二句“金屋無人見淚痕”。句中的“金屋”，用漢武帝幼小時愿以金屋藏阿嬌（陳皇后小名）的典故，表明所寫之地是與人世隔絕的深宮，所寫之人是幽閉在宮內的少女。下面“無人見淚痕”五字，可能有兩重含意：一是其人因孤處一室、無人作伴而不禁下淚；二是其人身在極端孤寂的環境之中，縱然落淚也無人得見，無人同情。這正是宮人命運之最可悲處。句中的“淚痕”兩字，也大可玩味。淚而留痕，可見其垂淚已有多時。這里，總共只用了七個字，就把詩中人的身份、處境和怨情都寫出了。這一句是全詩的中心句，其他三句則都是環繞這一句、烘托這一句的。 起句“紗窗日落漸黃昏”，是使無人的“金屋”顯得更加凄涼。屋內環顧無人，固然已經很凄涼，但在陽光照射下，也許還可以減少幾分凄涼。現在，屋內的光線隨著紗窗日落、黃昏降臨而越來越昏暗，如李清照《聲聲慢》詞中所說，“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其凄涼況味就更可想而知了。 第三句“寂寞空庭春欲晚”，是為無人的“金屋”增添孤寂的感覺。屋內無人，固然使人感到孤寂，假如屋外人聲喧鬧，春色濃艷，呈現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或者也可以減少幾分孤寂。現在，院中竟也寂無一人，而又是花事已了的晚春時節，正如歐陽修《蝶戀花》詞所說的“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也如李雯《虞美人》詞所說的“生怕落花時候近黃昏”，這就使“金屋”中人更感到孤寂難堪了。 末句“梨花滿地不開門”，它既直承上句，是“春欲晚”的補充和引伸；也遙應第二句，對詩中之人起陪襯作用。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緒論》中指出“詩文俱有主賓”，要“立一主以待賓”。這首詩中所立之主是第二句所寫之人，所待之賓就是這句所寫之花。這里，以賓陪主，使人泣與花落兩相襯映。李清照《聲聲慢》詞中以“滿地黃花堆積”，來陪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詞中人，所采用的手法與這首詩是相同的。 從時間布局看，詩的第一句是寫時間之晚，第三句是寫季節之晚。從第一句紗窗日暮，引出第二句窗內獨處之人；從第三句空庭春晚，引出第四句庭中飄落之花。再從空間布局看，前兩句是寫屋內，后兩句是寫院中。寫法是由內及外，由近及遠，從屋內的黃昏漸臨寫屋外的春晚花落，從近處的杳無一人寫到遠處的庭空門掩。一位少女置身于這樣凄涼孤寂的環境之中，當然注定要以淚洗面了。更從色彩的點染看，這首詩一開頭就使所寫的景物籠罩在暮色之中，為詩篇涂上了一層暗淡的底色，并在這暗淡的底色上襯映以潔白耀目的滿地梨花，從而烘托出了那樣一個特定的環境氣氛和主人公的傷春情緒，詩篇的色調與情調是一致的。 為了增強畫面效果，深化詩篇意境，詩人還采取了重疊渲染、反復勾勒的手法。詩中，寫了日落，又寫黃昏，使暮色加倍昏暗；寫了春晚，又寫落花滿地，使春色掃地無余；寫了金屋無人，又寫庭院空寂，更寫重門深掩，把詩中人無依無伴、與世隔絕的悲慘處境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些都是加重分量的寫法，使為托出宮人的怨情而著意刻畫的那樣一個凄涼寂寞的境界得到最充分的表現。 此外，這首詩在層層烘托詩中人怨情的同時，還以象征手法點出了美人遲暮之感，從而進一步顯示出詩中人身世的可悲、青春的暗逝。曰“日落”，曰“黃昏”，曰“春欲晚”，曰“梨花滿地”，都是象征詩中人的命運，作為詩中人的影子來寫的。這使詩篇更深曲委婉，味外有味。 李頎（690年～751年），漢族，郡望趙郡（今河北省趙縣），河南潁陽（今河南省登封市）一帶人，唐代詩人。開元二十三年中進士，曾任新鄉縣尉，后辭官歸隱于潁陽之東川別業。古從軍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從軍行”是樂府古題。此詩寫當代之事，由于怕觸犯忌諱，所以題目加上一個“古”字。它對當代帝王的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視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徑，加以諷刺，悲多于壯。 詩開首先寫緊張的從軍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觀望四方有無舉烽火的邊警；黃昏時候又到交河邊上讓馬飲水（交河在今新疆吐魯番西面，這里借指邊疆上的河流）。三、四句的“刁斗”，是古代軍中銅制炊具，容量一斗。白天用以煮飯，晚上敲擊代替更柝。“公主琵琶”是指漢朝公主遠嫁烏孫國時所彈的琵琶曲調，當然，這不會是歡樂之聲，而只是哀怨之調。一、二句寫“白日”、“黃昏”的情況，那么夜晚又如何呢？三、四句接著描繪：風沙彌漫，一片漆黑，只聽得見軍營中巡夜的打更聲和那如泣如訴的幽怨的琵琶聲。景象是多么肅穆而凄涼！“行人”，是指出征將士，這樣就與下一句的公主出塞之聲，引起共鳴了。 接著，詩人又著意渲染邊陲的環境。軍營所在，四顧荒野，無城郭可依，“萬里”極言其遼闊；雨雪紛紛，以至與大漠相連，其凄冷酷寒的情狀亦可想見。以上六句，寫盡了從軍生活的艱苦。接下來，似乎應該正面點出“行人”的哀怨之感了。可是詩人卻別具機杼，背面傅粉，寫出了“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兩句。胡雁胡兒都是土生土長的，尚且哀啼落淚，何況遠戍到此的“行人”呢？兩個“胡”字，有意重復，“夜夜”、“雙雙”又有意用疊字，有著烘云托月的藝術力量。 面對這樣惡劣的環境，誰不想班師復員呢？可是辦不到。“聞道玉門猶被遮”一句，筆一折，似當頭一棒，打斷了“行人”思歸之念。據《史記·大宛傳》記載，漢武帝太初元年，漢軍攻大宛，攻戰不利，請求罷兵。漢武帝聞之大怒，派人遮斷玉門關，下令：“軍有敢入者輒斬之。”這里暗刺當朝皇帝一意孤行，窮兵黷武。隨后，詩人又壓一句，罷兵不能，“應將性命逐輕車”，只有跟著本部的將領“輕車將軍“去與敵軍拼命，這一句其份量壓倒了上面八句。下面一句，再接再厲。拼命死戰的結果如何呢？無外乎“戰骨埋荒外”。詩人用“年年”兩字，指出了這種情況的經常性。全詩一步緊一步，由軍中平時生活，到戰時緊急情況，最后說到死，為的是什么？這十一句的壓力，逼出了最后一句的答案：“空見蒲桃入漢家。” “蒲桃”就是現在的葡萄。漢武帝時為了求天馬（即今阿拉伯馬），開通西域，便亂啟戰端。當時隨天馬入中國的還有“蒲陶”和“苜宿”的種子，漢武帝把它們種在離宮別館之旁，彌望皆是。這里“空見蒲桃入漢家”一句，用此典故，譏諷好大喜功的帝王，犧牲了無數人的性命，換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區區的蒲桃而已。言外之意，可見帝王是怎樣的草菅人命了。 此詩全篇一句緊一句，句句蓄意，直到最后一句，才畫龍點睛，顯出此詩巨大的諷諭力。 祖詠(699～746),字、號均不詳，唐代詩人，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少有文名，擅長詩歌創作。與王維友善。王維在濟州贈詩云："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契闊余不淺。"（《贈祖三詠》）其流落不遇的情況可知。開元十二年(724)，進士及第，長期未授官。后入仕，又遭遷謫，仕途落拓，后歸隱汝水一帶。終南望馀雪終南陰嶺秀，積雪浮云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據《唐詩紀事》卷二十記載，這首詩是祖詠在長安應試時作的。按照規定，應該作成一首六韻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寫了這四句就交卷。有人問他為什么，他說：“意思已經完滿了。”這真是無話即短，不必畫蛇添足。 題意是望終南馀雪。從長安城中遙望終南山，所見的自然是它的“陰嶺”（山北叫“陰”）；而且，惟其“陰”，才有“馀雪”。“陰”字下得很確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贊頌了終南山，又引出下句。“積雪浮云端”，就是“終南陰嶺秀”的具體內容。這個“浮”字下得多生動！自然，積雪不可能浮在云端。這是說：終南山的陰嶺高出云端，積雪未化。云，總是流動的；而高出云端的積雪又在陽光照耀下寒光閃閃，不正給人以“浮”的感覺嗎？讀者也許要說：“這里并沒有提到陽光呀！”是的，這里是沒有提，但下句卻作了補充。“林表明霽色”中的“霽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時的陽光給“林表”涂上的色彩。 “明”字當然下得好，但“霽”字更重要。作者寫的是從長安遙望終南馀雪的情景。終南山距長安城南約六十華里，從長安城中遙望終南山，陰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籠罩終南山的蒙蒙霧靄；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時，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 賈島的《望（終南）山》詩里是這樣寫的：“日日雨不斷，愁殺望山人。天事不可長，勁風來如奔。陰霾一似掃，浩翠瀉國門。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 久雨新晴，終南山翠色欲流，長安百萬家，家家門前張開一面新嶄嶄的屏風，多好看！唐時如此，現在仍如此，久住西安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所以，如果寫從長安城中望終南馀雪而不用一個“霽”字，卻說望見終南陰嶺的馀雪如何如何，那就不是客觀真實了。 祖詠不僅用了“霽”，而且選擇的是夕陽西下之時的“霽”。怎見得？他說“林表明霽色”，而不說山腳、山腰或林下“明霽色”，這是很費推敲的。“林表”承“終南陰嶺”而來，自然在終南高處。只有終南高處的林表才明霽色，表明西山已銜半邊日，落日的馀光平射過來，染紅了林表，不用說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積雪。而結句的“暮”字，也已經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寫“望”中所見；末一句，寫“望”中所感。俗諺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場雪后，只有終南陰嶺尚馀積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熱，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時，又比白天寒；望終南馀雪，寒光閃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終南馀雪的題目，寫到因望馀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覺，意思的確完滿了；何必死守清規戎律，再湊幾句呢？ 王士稹在《漁洋詩話》卷上里，把這首詩和陶潛的“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王維的“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寬”等并列，稱為詠雪的“最佳”作，不算過譽。 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馀鐘磬音。 在《紅樓夢》中的第十七回，有這樣一個橋段：為了迎接賈元春的省親，賈家蓋起了奢華而古典的大觀園。落成時，賈政帶著賈寶玉和一席人來到大觀園，他們要為各處景觀建筑取名字。 從大觀園正門進入，抬頭便看見了假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一眾人紛紛為這里取名，賈寶玉看到這里的小徑蜿蜒曲折，且頗為幽靜，便取名為：曲徑通幽，這個名字既文雅又貼切，博得了在場人士的一致贊賞。 實際上，曲徑通幽并不是曹雪芹的原創，而是源自唐代詩人常建的這首《題破山寺后禪院》。常建，長安人，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進士及第，但他的官運比王昌齡更差，《唐才子傳》載：“大歷中，授盱眙尉。仕履頗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齡、張僨同隱，獲大名于當時。”他的生平，可知者只有這一段記載。但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說：“高才無貴仕，誠哉是言。曩劉楨死于文學，左思終于記室，鮑照卒于參軍。今常建亦淪于一尉，悲夫！”可見在天寶末年，常建已為縣尉，可能就是《唐才子傳》所謂盱眙尉。大約安祿山亂后，就失去官職，寄情琴酒，隱居作詩，這是他的晚年生活。 常建與王昌齡、儲光羲、孟浩然、王之渙，都是開元、天寶年間著名詩人，也同樣都是潦倒不得意的詩人。他的詩現在只存五十多首，這首《題破山寺后禪院》是他的著名作品，幾乎各個選本都選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蘇省常熟市虞山北麓，也叫興福寺，因寺在破龍澗旁，故稱“破山寺”。今天已經重修，因常建此詩而成為古跡。此詩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時所作，因為在他的詩集里，這首詩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詩，可能是同時所作。 這首詩。第一聯是很好的流水對，初讀時不覺得它是對句。“初日”照應上句的“清晨”，“高林”照應下文的“曲徑”和“花木”。第二聯和第三聯是平列的，用幾個具體形象來表現古寺的幽靜。第一聯不必對，作者卻做了對句；第二聯必須對，作者卻不對。這種形式，稱為移柱對，又名偷春對（“偷春格”是格律詩寫作中對偶的一種特殊運用，就是本來應該是第二聯對仗的，提前把第一聯對仗了，第二聯就不用對仗了。這種格式就像冬天梅花，把春色偷來率先開放，故名“偷春格”。），是律詩的變格，一般都出現在五言律詩中，七言律詩中如此者極少見。第三聯說清曉的山光使鳥雀都感到喜悅，澄澈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樣空虛。“山光”、“潭影”都是描寫一個“清晨”、“初日”。在朝陽臨照之處，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悅”與“空”都是動詞。“山光悅鳥性”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雖然說一、三、五不拘，但連用三個仄聲字，畢竟音節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連用三個平聲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這個“空”字不能作平聲讀，才可以挽救上句“悅”字的拗口。從前有許多人不了解，以為作者用的是平聲的“空”字，引起過一些辯論。 沈德潛說：“空字平聲，此入古句法。”吳昌祺也說：“空字只作平聲讀，自佳。”他們都以為這是古詩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詩音節，怎么可以在此插入一句古詩？沈德潛解釋這一聯云：“鳥性之悅，悅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裝句法。”他只知道“悅”和“空”都是狀詞，因此他把“悅鳥性”解作“鳥性悅”，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說這兩句是倒裝句。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空”字在詩律上必須讀作仄聲，那么它肯定是一個作動詞用的字。“空人心”，意為使人心地空虛。王昌齡詩云：“蕭條郡城閉，旅舍空寒煙。”也是應讀去聲的。同樣，“悅”字也是一個動詞。 第四聯結尾的大意說：這個地方除了寺里鐘磬聲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靜的。“此”字用在這里，可以省去下面的名詞。不論此事、此物、此地、此時、此人，都可以單用一個“此”字，反正看上文總可明白。“寂”字是全詩的中心，因為整首詩寫的只是一種寂靜氣氛。“但馀鐘磬音”的“馀”字，一般都講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鐘伯敬卻強調這個“馀”字，解作“多馀”。他說：這里一切都是非常寂靜，只有寺里的鐘磬音是多馀的。我以為這樣講法，沒有摸清作者的思路。作者并不以為寺里的鐘磬音是破壞寂靜境界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為寺里的鐘磬音加強了此地的寂靜。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亦即此意。 詩就這樣講過，詩意也就這樣表白無遺。如問這首詩的主題是什么？這個問題，就很難回答。一個文藝作品，不可能沒有主題。否則，作者為什么寫它出來呢？但這首詩是純客觀的描寫，對讀者既沒有任何教育意義，也沒有什么啟發，甚至一點不用夸張手法，說它的創作方法是賦，也似乎說不上。這首詩只是冷冷地勾勒幾筆，描繪出一個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這就算是它的主題了。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等盛唐詩人，都有這樣的詩。歷代評論家對這些詩都非常贊賞，說它們清秀、古淡、閑雅、樸素。“曲徑通幽處”一聯，更是歐陽修十分欣賞的，他說即使竭力摹仿，也寫不出這樣好的句子。 這一派的詩對后世有相當大的影響，以致歷代許多詩人把精神浪費在雕琢字句、鑄造兩副精工的對聯上。這類詩藝術成就可能不壞，而全篇意義卻很空虛，終于只是一種消極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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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鑒賞6～盛唐詩人及代表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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