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光明散文：揚州一夢

岳麓山下

（原載《湘江文藝》2023年第一期） 　　初識揚州，是在李白送孟浩然詩中，煙花三月若有若無的天際線，春色望眼欲穿。再識揚州，還是唐詩里，杜牧筆下的二十四橋月色，煙水溶溶，簫聲緲緲，美得撩人。正如朱自清說的，“沒去過揚州而念過唐詩的人，在他心里，揚州真像海市蜃樓一般美麗。” 真正見到揚州，是在那年初夏的時光。這個隋唐以來就為詩人文士稱道向往的地方，難掩“淮左名都、竹西佳處”的詩書氣、滄桑感，依舊芳華煥煥。朱自清說，“揚州的夏日，好處大半在水上。”我見揚州，也是從瘦西湖開卷，坐一只小船，正所謂“畫舫煙中淺，青陽日際微”。去揚州前，就聽人說，揚州是可以把“唐宋元明清，從古看到今”的地方。當它那湖光山影浮在眼前，我的第一反應，“簡直是一首唐詩”，似在哪里見過。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首詩題為《寄揚州韓綽判官》，是杜牧寫給時任淮南節度判官韓綽的。詩里的二十四橋明月夜，不是寫生，而是回憶。時間大約在唐宣宗大中初年（847—849年間），杜牧時為睦州刺史。他思念友人，更情系揚州。對揚州的垂情眷念，借詩寄友人，簫憑水聲遠，韻藉波光遙，盡顯揚州水上的好處。 史載，杜牧曾二寓揚州。初到揚州，是在寫這首詩十四五年前的事了。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他被前宰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牛僧儒延入幕府，授予推官，后來轉任掌書記。推官負責審理司法，地位次于判官和掌書記，掌書記是節度使的機要秘書。當時他還有個京銜：監察御史里行。唐代官制，資歷淺的官員任御史，需標記“里行”，大致與現今官員試用期相似。直到第三年，他被朝廷正式任命為監察御史，入朝任職。 揚州是座著名的古城，歷史可上溯到春秋末年，吳王夫差開邗溝建邗城。秦漢時稱廣陵、江都。隋文帝在此設置揚州總管府，隋煬帝在這里當了9年總管，情有獨鐘，曾賦詩：“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他大興徭役，開挖運河，并以江都為南都，使揚州成為“襟江、控河、距海”的水路交通要沖。晚唐詩人皮日休作《汴河懷古》，客觀評價：“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江淮本是魚米之鄉，又有海鹽之利，加上漕運之便，唐初在揚州設大都督府，后來又成為淮南節度使、鹽鐵轉運使駐地，不僅是著名的商業都會，還是長江下游的政治軍事要地。《舊唐書》稱譽：“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民諺云，“楊一益二”，唐人眼里，揚州數第一，益州（成都）居第二。揚州已經躋身為與長安、洛陽齊名的一線城市。幸運的是，安史之亂未殃及揚州，到了杜牧的時代，揚州依然繁華無比。 到揚州之前，杜牧讀過南北朝鮑照的《蕪城賦》，把廣陵的昔日繁華、盛衰歷史刻入了心底；也憧憬過百年前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描寫的揚州，春花夜艷，江月搖情；還驚詫于開元年間李白在揚州半年“散金三十萬”的豪奢，好奇人稱“銷金窩子”的揚州的風流魅力；更曾留意前輩詩人王建對夜揚州的描寫，為安史之亂后那“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時會琴客》）的景象所吸引。《太平廣記》載，初到揚州，給杜牧的第一印象就很驚艷，盡管他生長在帝都長安，豪門高第，也難免感慨不已，“揚州勝郡也，每重城向夕，常有絳紗燈萬數，輝耀羅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似乎明白鮑照之前人們為什么會說“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了。后來杜牧寫了《揚州三首》記錄自己的觀感：“街垂千步柳，霞映兩重城。天碧臺閣麗，風涼歌管清。纖腰間長袖，玉佩雜繁纓。柂軸誠為壯，豪華不可名。”（其三） 這時杜牧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唐才子傳》說，“牧美容姿，好歌舞，風情頗張，不能自遏。”到了燈火匝地、歌吹沸天的揚州，難免不發生些香艷故事。除了《揚州三首》，他還為揚州寫了不少詩歌，留下了不少風流佳話。流傳甚廣的是《太平廣記》記錄的一則故事，說杜牧處理完公務后，幾乎夜夜流連秦樓楚館，交游歌妓，牛僧儒愛才，怕出意外，派人暗中保護他。大和九年（835年），杜牧奉調回京任監察御史，行前牛僧儒設宴餞行并提醒他，侍御史是站班朝堂，面見皇帝的重要職位，是實現政治抱負的坦途，我只擔心你迷戀風情，不能自控，甚至傷害身體。杜牧忙掩飾說，我平常注意自我檢點，不會給您添麻煩。聽他如此說，牛僧儒笑而不答，叫人取來一個書簍子，里面幾百張字條，都是寫著“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的密報，杜牧大為慚愧，連忙泣拜致謝。 記得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說過，詩比歷史還真實。確實，若《太平廣記》沒載，我們也能從杜牧的詩里讀到些風聲雨跡，感受到詩化的十里珠簾、柳綠燭紅。先看看這首《閑題》：“男兒所在即為家，百鎰黃金一朵花。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鎰為古代重量單位，一鎰合二十兩，花百鎰黃金去買一朵花，乘幾分醉意問春風，哪里的花開的最好？就讓馬兒帶著我去往綠楊深巷吧。一個四海為家、風流浪漫的男兒形象活脫脫立在我們面前。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有《贈別二首》：“聘聘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樽前笑不成。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這是杜牧離揚州赴京前贈歌妓之作。他贈別的歌妓未留名,不像他后來專門賦詩的張好好、杜秋娘名氣大，但卻體態輕盈，婀娜多姿，如早春二月含苞待放的豆蔻花，俏麗動人，走遍十里揚州路，那些珠簾下的少女，誰能比得上她？第二首描繪離別情態更是真切，比喻貼切巧妙。平時看似沒什么情意，離別的時候才知道你一往情深，端起酒樽時卻格外難受，無一絲笑顏，看那旁邊的蠟燭也傷心欲絕，一直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自述風流，最著名的是他后來寫的《遣懷》：“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這是作者反躬自嗟，當年冶游，江湖載酒也好，纖腰麗質也罷，都恍如一場大夢，留給自己的只是薄情郎的名聲而已。南宋詩話集《苕溪漁隱叢話》作者胡仔為弄清杜牧此詩的背景，去查閱《芝田錄》，讀到與《太平廣記》相同的記載，“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游之事。”一般認為此詩寫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杜牧為醫治弟弟杜顗眼疾辭官，第二次寓居揚州時，此時距杜牧開始幕吏生涯恰好十年。杜牧陪護弟弟，住在揚州城外禪智寺，他還寫過一首《題禪院》，“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揚落花風。”開成三年（838年）杜牧又入江西宣徽觀察使崔鄲幕府，曾作《念昔游》，也是同樣寫法，“十載飄然繩檢外，樽前自獻自為酬。秋山春雨閑吟處，倚遍江南寺寺樓。”回想起多年前在宣州沈傳師幕的經歷，含蓄反思過去十年的生活情趣。杜牧詩中好用數字，多取整數，如他的《江南春絕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方廣千里，以四百八十之數，極言佛寺之多。后來一些人解讀杜牧，僅依據這句“十年一覺揚州夢”，便推斷杜牧在揚州風月蹉跎十年，實在是不求甚解，擅改了杜牧履歷。 且不論杜牧是否在揚州住了十年，他為人倜儻風流，豪爽飄逸，不喜禮法拘束，游冶山水亭閣，流連歌樓舞館，與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一般無二，卻是不爭的事實。張祜評論他：“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作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閉，也得相如第一詞。”（《讀池州杜員外杜秋娘詩》）。以“相如第一詞”贊譽杜牧的同時，正面記述他“年少多情”，風流作詩。《杜秋娘詩》是杜牧最長的古詩，與《張好好詩》皆一時膾炙人口。杜秋娘和張好好是當時有名的歌妓，然而身世多舛，杜牧賦詩，極言其美艷，貌似艷情之作，實則借其身世命運“嘆貴賤盛衰之倚伏”，寄托了對不幸女性的深切同情。 揚州對杜牧來說，既陌生又親切，這里有祖父杜佑的遺蹤。杜佑在唐德宗貞元五年（789年）任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任淮南節度使。貞元十六年（800年），又擔任淮南節制檢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節度使，受命厲兵秣馬，討伐徐州叛亂。而且他還在這里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典志體史書《通典》。走在揚州的十里春風，騁目長街樓臺，杜牧心里涌起一種特殊的情愫，不禁懷想起引以為榮的祖澤流芳。 杜佑是中唐著名的政治家，歷任唐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杜牧出生時，正趕上杜佑拜相。升官又添丁，雙喜臨門，杜佑喜不自禁，引經據典，為孫兒取名“牧”，字“牧之”，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意，希望孫兒繼承杜家功業，光宗耀祖。祖父的事功風范，熏陶了杜牧的成長。他曾自述：“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劍佩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我自苦潦倒，看汝爭翱翔”（《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這是中年杜牧寫給小侄的勵志詩，也是自己秉承家學、困而不躑的人生經歷寫照。 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杜牧才9歲，祖父便去世了，沒幾年，一直體弱多病，任駕部員外郎的父親杜從郁又病故，家道從此敗落，杜牧和弟弟杜顗少年失祜，度過了一段艱難困厄的日子。他后來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回憶這段時光，語氣依然凄切：自己與弟弟幼年孤貧，為生計賣屋償債，由于家貧，奴婢盡散，居無定所，八年中十徙其居。“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凡三周歲。”可以說，杜牧盡管是銜著金鑰匙出生，童年備受呵護，未及享受到祖輩恩蔭，就飽嘗了生活的磨難，但他繼承了祖父奉守儒學、經世濟民的精神財富，選擇了發奮攻讀，文武兼備，匡時除弊的道路。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年），他給御史中丞李讓夷寫信，還提到自己早年承繼家學的情形，為保持家風不墜，自己少小孜孜，至今不怠。十六歲之前，就對“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都有研究。 我最早讀杜牧，不是他的詩，而是其《阿房宮賦》。當年大學畢業到中學實習，給學生講解的就是這篇課文，印象深刻。“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賦中對阿房宮宏偉壯麗的刻畫，對六國和秦朝興亡原因的精警議論，我講得激情難抑，學生聽著若有所思。《阿房宮賦》是杜牧最早的作品，當作于唐敬宗寶歷元年（825年），時杜牧23歲。寫作背景和動機他自己說過，“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上知己文章啟》）。寶歷是唐敬宗的年號，敬宗是穆宗的長子，16歲即位，奢侈荒淫，大興宮殿，不問國是，沉迷蹴鞠，性狹殘暴，是個半夜在宮中捉狐貍的荒唐皇帝，18歲為宦官謀殺，歷史上評為“不君”。此賦一出，便廣為流傳。《唐摭言》記載：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太學教授吳武陵見一群太學生聚在一起，“揚眉扺掌讀一卷文書，”便走近觀看，原來是杜牧的阿房宮賦，于是得吳武陵激賞，并力薦給負責本屆科舉的禮部侍郎崔郾，“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杜牧因此被取為第五名，洛陽放榜后，崔郾又領著新榜進士到長安過堂，參拜宰相及中書舍人，時謂“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曾作詩記錄：“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及第后寄長安故人》）。杜牧25歲一舉中第，名列前茅，可謂少年得意，詩中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歡悅快意。比之孟郊46歲第三次應試才中進士，及第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欣喜若狂，杜牧的喜悅得意則含蓄多了。 　　杜牧生活的中晚唐，經歷安史之亂的打擊，已進入大唐帝國的更年期和晚年，多病纏身，陷于困局。雖然在憲宗朝、武宗朝、宣宗朝出現過短暫的“元和中興”、“會昌中興”和“大中之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晚唐的頹勢，但由于各種歷史社會矛盾交織，起色不大。讀資治通鑒，初唐激人昂揚，盛唐使人暢意，而中晚唐實在讓人憋氣。唐穆宗和唐敬宗是一對典型的荒嬉誤國的父子皇帝。唐敬宗前面提過。唐穆宗李恒在位四年，26歲即位，本是大好年華，但他卻沒有相仿年紀登基的祖輩唐太宗、玄宗的勵精圖治，而是耽于宴樂，畋游無度，不以國事為意，信任佞庸，疏遠忠臣，大興土木，盡竭府藏，朝官黨爭日熾，政治腐敗，加征鹽鐵兩稅和榷茶，增加百姓負擔，不合時宜地裁削軍力，河朔三鎮兵變繼起，藩鎮割據加劇。終于在一次打馬球時突然中風，接著服金丹而死，才30歲。《新唐書》說，“穆、敬昏童失德。”蔡東藩評價：“穆敬二朝，藩鎮之亂未消，朋黨之禍又起。內外交訌，唐室益危。加以穆宗荒耽，敬宗尤甚，唐之不亡亦僅矣。” 寶歷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暴死后，18歲的唐文宗李昂被宦官擁立登基。李昂跟父兄不一樣，史書記載，恭儉儒雅，博通群書，即位初勵精圖治，勤修政事，厲行節儉，不好女色，并省冗員，革除奢侈之風，停廢勞民傷財之事，釋放三千宮女，解散五坊鷹犬，致力復興王朝。給朝野吹來一股清風，史家“號為清明”。我們熟知的“唐代三絕”（李太白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即為唐文宗下詔御封。遺憾的是，李昂缺乏治國才干，雖想鏟除宦官專權之弊，但最終除宦官不成，還釀成一場政變，即著名的“甘露之變”，反被宦官軟禁，成為傀儡，自嘆“受制于家奴”，不如漢獻帝，人稱之最窩囊的皇帝。最終郁郁而終，年三十一歲。歐陽修說他，“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變中，約一千六百多名朝廷官員被殺，“南衙北司”沖突以北司宦官獲勝而告結束，宦官專權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朝政完全落到了宦官手中，他們“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甘露之變對唐朝后來的運程影響深遠。 杜牧大和二年春進士及第，隨后又順利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授官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從此走上宦途。他對唐文宗是充滿感恩，寄予希望的。同年十月，應尚書右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沈傳師之邀，辟為江西團練巡官、試大理評事，開始了8年的幕府歷練。他極想繼承祖輩，有所作為，對歷代治亂興衰、財賦兵甲之事更為關注。《資治通鑒》記載，大和七、八年間，在揚州幕府，杜牧激憤于河朔三鎮叛逆桀驁，而朝議多姑息，寫了《罪言》，陳述削平叛兵的上中下三策。又撰寫《原十六衛》，提出恢復初唐留傳下來的十六衛兵制，以裁撤藩鎮兵員，節制軍權，消除割據，使之無法擁兵篡逆。并作《戰論》，研究整頓戰備問題，撰《守論》，指出大歷、貞元間對藩鎮的姑息政策非守邦之道，切中癥結。忠言錚錚，天地可鑒。這些談兵論政、總結歷史、針砭時弊的文章，深得司馬光稱許，都被納入《資治通鑒》。尤其值得一說的，是他公務之余，聯系歷代用兵成敗虛實，重新注釋《孫子兵法》十三篇，成為繼曹操之后第二個對《孫子》全面作注的人。 只有聯系杜牧的生平和詩文深度閱讀，全面了解，才能認識一個真實的杜牧，他不僅是位眾體皆擅的著名詩人，還是一個頗具政治眼光、軍事才能的人才。他是唐代詩人中少見的，諳熟兵法和經世之道者。明代胡應麟在《唐音統簽》里評價他具有宰相才略，只是生不逢時罷了。蓋因《太平廣記》影響太大，導致后世讀者多以為杜牧在揚州的日子，真個是只會倚紅偎翠、沉浮風情的貴胄公子、“青樓薄幸郎”，實在是他的經世之才、軍事之篇，被掩蓋在艷情詩之下，為人們忽視了。 “甘露之變”前，杜牧剛從揚州入朝，任監察御史，不久“移疾分司東都”。躲過了殺身之禍，卻躲不過“牛李黨爭”的影響。“牛李黨爭”是唐史一個著名事件，從唐憲宗元和年間開始，到唐宣宗大中年間結束，以牛僧孺、李宗閔和李逢吉等為首的“牛黨”和李德裕、裴度和李紳等為首的“李黨”之間的爭斗，雙方援引宦官，在朝廷官員中以人劃線，互相傾軋，持續時間近40年。唐文宗曾無可奈何地說，“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牛李黨爭源起私人恩怨，本質為權力之爭，彼此差異一為出身背景不同，牛黨多為科舉進士出身，李黨則主要靠門蔭入仕。二是表現為對邊患和藩鎮問題的看法，戰和主張不同。這場曠日持久的朝官內部朋黨矛盾和朝廷與藩鎮的斗爭、南衙北司之爭交織一起，使得官僚體制內部的政治生態變得非常復雜，不但影響了中晚唐政治格局、政治文化的演變，更導致了唐王朝政局日愈混亂，加速了唐朝走向滅亡。本來李杜兩家是世交，李吉甫還推薦杜牧堂兄杜悰做了唐憲宗的駙馬，但李德裕因杜牧與牛僧孺私交好而甚為猜忌，即使杜牧再才華橫溢、壯志凌云，也只能走幕府從事、臺省佐官、史館修撰、外郡刺史的尋常仕路，難以青云直上，滿腹才學無處施展。 李德裕是李吉甫的次子，自幼有大志，苦心攻經史，尤精《漢書》、《左傳》，但卻不參加科舉，后以門蔭入仕。他歷仕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一度入朝為相，又多次因黨爭傾軋出京，至武宗朝方再次入相。客觀地看，他執政的五年，外攘回紇、內平澤潞、裁汰冗官、制馭宦官，協助唐武宗開創了“會昌中興”，功績顯赫。李德裕與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被譽為晚唐絕唱，歷代對其評價很高。當時李商隱就譽之為“萬古良相”。后來王夫之評論：“唐之相臣能大有為者，狄仁杰而外，德裕而已。武宗不夭，德裕不竄，唐其可以復興乎！”到近代，梁啟超更將他與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并列，稱他是中國六大政治家之一。現在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李德裕有功有過，瑜瑕互見，從其在牛李黨爭中的作用影響而論，也是難辭其咎的。唐武宗會昌四年（844年），杜牧由黃州（今湖北黃岡）刺史轉任池州刺史，盡管對李德裕的排擠不滿，卻仍以國事為重，坦然向李德裕上書，直陳自己意見。他先后寫了《上李司徒相公用兵書》《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上李太尉論江賊書》等，詳盡陳述了討伐澤潞藩鎮劉稹的作戰方策和對付回鶻殘部的謀略、解決江淮間盜賊為患的辦法。《新唐書》《唐才子傳》都說他：“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李德裕雖不信用杜牧，但尚未因人廢言，基本采納了他的意見，結果“澤潞平，略如牧策”。 “牛李黨爭”不僅撕裂了官吏群體，也滲透疏離了詩壇。讀中晚唐詩特別是杜牧詩集，會發現一個奇怪現象，杜牧詩中多次論及李白、杜甫、韓愈和柳宗元，認為只有李杜與韓柳是應當仰望的高峰，而對年長于他，且出道早，為天下歆艷的元稹、白居易，卻鄙夷以待。他們之間有何種恩怨？元稹與白居易同科及第，同倡新樂府運動，共創“元和體”，是終生好友，世稱“元白”。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元稹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同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成為李黨重要成員。白居易是元稹密友，亦與李德裕交好。此外，杜牧與元白的芥蒂，還因為張祜。張祜詩名早著，一生未仕。《全唐詩》中錄其詩349首，《唐詩三百首》收入四首。其《宮詞》，“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當時就傳唱市井。我尤喜他的《題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兩三星火是瓜州。”恬淡的旅愁，和著斜月夜潮，一股清淡的詩風，飄然而來。金陵渡即鎮江的京口渡，與揚州的瓜洲渡隔江相望。張祜的才華很受令狐楚的器重，而令狐楚屬于牛黨重要成員，長期擔任地方節度使，元和末一度當過宰相。長慶初年，令狐楚把張祜的詩文直接推薦給唐穆宗，穆宗征詢時任宰相元稹，元稹見是令狐楚所薦，便說張祜的詩只是雕蟲小技，任用他會有傷風俗教化。張祜因此寂寞而歸，并以賀知章薦李白、王維引孟浩然事，寫詩自嘲：“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受元稹排擠后，張祜又遭白居易的壓抑。《唐摭言》記載，白居易于長慶二年（822年）出任杭州刺史，負責杭州地區的省試，“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張祜時寓居蘇州，選擇在杭州報考。他遇上了詩人徐凝，徐凝詩才也了得，一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使他留名至今，但論當時唐詩江湖段位，徐凝比張祜低了不少，而他參加省試的詩也平常，后來曾被蘇軾評為“惡詩”。看看他的詩就知道東坡先生為何這么說了，“虛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暫息。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詩題為廬山瀑布，這是個險題，挑戰詩仙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并不好寫。蘇軾評論：“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張祜參加省試的詩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題潤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離世群。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云。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古人曾評價此詩為“金山絕唱”，“后人不復能措手，幾同崔顥黃鶴樓。”然而，白居易卻把徐凝定為第一名，從此張祜不復有緣仕進，郁郁隱居終老。 　　張祜比杜牧年長18歲，元白也分別比杜牧大24歲、31歲，都是屬于前輩級詩人。杜牧唯獨推賞張祜，對元白打壓張祜大鳴不平。會昌四年（844年）他任池州刺史時，登池州九峰樓，寫七律寄張祜，“百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詩后半部分直白表達了自己的感慨，不是看不見眼前的睫毛，而是道不同啊。有誰能像張公子，洋洋灑灑的詩作已勝過了萬戶侯。同期他還有詩《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高度稱贊張祜，同情其命運。杜牧還在為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撰寫墓志銘時，借李戡之言抨擊元白的詩，“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簡直深惡痛絕。 晚唐詩人中，李商隱與杜牧齊名，是晚唐詩空耀眼的雙子星，人們譽為“小李杜”。李商隱比杜牧小10歲，敘起親緣來，還是杜牧堂兄杜悰的表弟。他曾有詩“四十韻獻上杜七兄仆射相公”，主要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及久不得志的苦悶。杜七兄就是杜悰，唐武宗會昌初年任檢校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商隱詩綺麗精工，旨意隱秘，人謂之“不說破”，《唐才子傳》說他“號‘獺祭魚’”，成為宋初“西昆體”師范，更是現代“朦朧詩”鼻祖。他一生不得意，仕途坎坷，還與杜牧關系不睦，究其原因，皆黨爭所害。李商隱年輕時先得白居易賞識，再獲令狐楚知遇，培植獎掖，后卻作了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僚，還娶了王的女兒，而王茂元被視為李黨成員。也許李商隱是想兩方都交好，走中間路線，牛黨的蕭浣、楊嗣復被貶，他去貶所探望，李德裕被貶時，李商隱毫無顧忌地為其《會昌一品集》作序。殊不知，恰恰是他的單純使他陷入了兩邊不討好的尷尬地位。令狐楚的兒子、李商隱昔日好友令狐绹認為他是對剛去世的老師和恩主的背叛，加之他曾稱頌李德裕為“萬古良相”，更給自己貼上了李黨標簽。困境中的李商隱曾有多首寄令狐绹的詩，甚至“夢令狐學士”，唐宣宗大中年間令狐绹任宰相，他寫信請求幫助，但遭拒絕。從現存詩文解讀，杜牧對這位表親是冷漠的。李商隱寫過兩首關于杜牧的詩，很推崇他的才華。一首題《杜司勛》：“高樓風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在譽美杜牧的同時，也表達了對自己身世的深沉感慨。杜牧于大中二年（848年）在連守黃州、池州、睦州等“僻左小郡”后，內遷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李商隱時為盩厔（今陜西周至）縣尉。自開成二年（837年）進士，開成四年（839年）任秘書省校書郎，他已在九品職位徘徊了10年。另一首是《贈司勛杜十三員外》，“杜牧司勛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吊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這首詩作于大中三年（849年），李商隱在京兆府代理法曹參軍，詩盛贊杜牧的文武才略，表達了關切之情，但一開頭就犯了忌。古人平輩之間，要叫對方的字，不能直呼其名。只有長輩于晚輩，上級對下級，方可叫對方名字。其次，李商隱說杜牧“前身應是梁江總”。江總雖是南梁的著名文學家，南朝陳的宰相，但不理政務，終日陪陳后主飲酒作樂，“隔江猶唱后庭花”，被認為是亡國禍根，杜牧曾作《泊秦淮》諷刺陳后主君臣。李商隱卻將杜牧與之相比，實欠思量。兩首詩杜牧都未回應，似乎也沒有對李商隱施以援手。杜牧的等閑視之，可能使李商隱更覺凄涼，此時兩人絕沒想到身后文學史會把他們并稱為“小李杜”。 作為晚唐代表詩人，杜牧的文學創作成就很高，而且詩、賦、古文全面發展。他堅持“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的古文渾厚縱橫，旁征博引，筆鋒犀利，散駢相輝。詩歌風格多變，“豪而艷，宕而麗”，既有英姿大氣的豪邁詩風，也有清麗流美的婉約韻味。杜牧詩影響最大的當屬七絕，他是晚唐第一個以七絕形式大量寫作詠史的詩人。其詠史絕句，以史論筆法，撫今追昔，以史為鑒，議論警醒，立意出奇，深含哲理，被人譽為“二十八字史論”。清朝文學家、乾隆重臣沈德潛認為杜牧絕句“托興幽微”，“遠韻遠神”，是盛唐絕句之“嗣響”。 杜牧的詩是晚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我愛讀，既是被其憂國憂民的情懷、雋永幽美的意境所打動，更是為他那別開生面、俊爽拗峭的表現手法所傾倒，常奉為學習唐詩的圭臬。杜牧不愿效法風行一時的元稹、白居易所創的“元和體”，也不愿與晦澀隱秘的溫庭筠、李商隱合流，他的詩不以辭采取勝，不以艷俗吸睛，不以隱澀矯情，立意奇特，筆調清新，寓理于詩，綽約含蓄，使人玩味不盡，由此自成一色。讀杜牧的詩，如同讀詩美學。他好用正話反說和設問深入的表現方法，“掉尾一波”，拗變出奇，不同常調，勁峭跌宕。“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過華清宮》），以唐玄宗不惜千里驛送荔枝，博貴妃一笑史實，巧寓譏諷之意，前二句寫華清宮，后兩句突起波濤，使人精警深思。后來蘇軾寫《荔枝嘆》，還因循其意：“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還有一首《題橫江館》，現在讀來，歷史和時代高度也超然紅塵，“孫家兄弟晉龍驤，馳騁功名業帝王。至竟江山誰是主，苔磯空屬釣魚郎。”橫江浦是歷代兵家爭斗之地，三國孫策、孫權兄弟和西晉名將龍驤將軍王濬都曾在此興兵鏖戰，最終建功立業。歷史的硝煙已沉寂，只余一江煙波拍打著青苔歷歷的石岸，杜牧借景抒情，發出“至竟江山誰是主”的嘆問，緊接著又回答，帝王將相都已煙消云散，只有黎民百姓是江山的真正主人。是啊，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為了誰？這道歷史邏輯題千古一理。 杜牧詩的拗峭，表現在他善用“翻案法”。好議論、喜翻案是杜牧詠史詩的一大特點，從既成歷史反面著筆，生發議論，抒發自己獨特的歷史見解。歷史沒有假設，但杜牧詠史，辭微意婉，志在警醒，所以別出風裁。如在黃州寫的《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清代詩論專著《一瓢詩話》評論此詩，“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茍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他的《題烏江亭》也是反說其事，前人多有不同看法。“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北宋王安石也來寫過《烏江亭》，其觀點與杜牧相左，“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南宋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更是說：“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余，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杜牧對項羽自刎烏江有自己的視點，江東乃古楚國地，士不服輸，人多霸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他認為項羽不必灰心喪氣，應該敗而不餒，百折不撓，率領江東子弟重整旗鼓，卷土重來。杜牧提倡的是忍辱負重、敗不氣餒、堅持到底的頑強精神。成書于宋元之際的《詩林廣記》開始有客觀評價：“眾言項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獨言項羽有可興之機，亦死中求活意也”。清人趙翼寫了首《杜牧詩》，從詩歌推奇出新角度予以肯定：“詩家欲變故為新，只為詞華最忌陳。杜牧好翻前代案，豈知自出句驚人。”一千多年后，杜牧遇上了一位真正的知己。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他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眼光來讀杜牧《題烏江亭》，因此產生深深的共鳴。1939年，他在抗大演講，說了一段著名的話：“楚霸王項羽在中國是一個有名的英雄，他在沒有辦法的時候自殺，這比汪精衛、張國燾好得多。但項羽尚有一個缺點，從前一個人在他自殺的地方做了一首詩，問他你為什么要自殺，可以到江東去再召八千兵來打天下。我們不學汪精衛、張國燾，要學項羽的英雄氣節，但不自殺，要干到底。”在毛澤東看來，一個真正的英雄，徹底的革命者，除了具備拔山蓋世破釜沉舟的非凡魄力，還要有審時度勢實事求是的智謀韜略，更要有臥薪嘗膽堅韌不拔的戰斗精神。這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經劫波卻綿延不絕、挺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唐代著名詩人多有綽號，或仙或圣，亦莊亦諧，唯獨杜牧冠以花名，號曰“杜紫薇”，又叫“紫薇郎”。據說與他晚年擔任的中書舍人職位有關，唐代中書省舊稱紫薇省，中書舍人自然是“紫薇郎”了。曾任過中書舍人的白居易也有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杜牧任中書舍人時，他寫了一首著名的詠花詩《紫薇花》，“曉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園中最上春。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艷陽人。” 傳說紫薇花是天上紫微星下凡所化，能給人間帶來平安和美麗，夏秋之際，紫薇花與荷花都是詩人騷客的喜愛之物。這首詩很應景，杜牧自己比較得意，直接為他掙得這個如花的綽號。如深究原委，恐怕更多還跟他的煙花揚州經歷有關吧。 杜牧在晚年曾盡搜己之詩文，將千百紙付諸一炬，現在存留的是焚余的作品，據說只占作品總數的十之二三。他為何要大量焚詩毀文？焚毀的又是哪些作品?已無從考據，給我們留下巨大遺憾，但杜牧的揚州記憶完整無缺的保留了下來，成為唐代文學史乃至中國古代文學史瑰麗多彩的一頁。后來陸游也學杜牧焚詩，并拿自己與他作比，“勛業文章意已闌，暮年不足是看山。江南寺寺樓堪倚，安得身如杜牧閑。”（《初冬雜題》）。南宋一代詩宗、陸游的知己楊萬里評：“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寄陸務觀》），務觀是陸游的字，樊川是杜牧的別號。楊萬里的說法很有意思：我們既然和李杜一樣當了詩人，就不該還去羨慕別人在朝中任職。人們都說杜牧風流輕薄，但萬戶侯哪比得了千首詩呢。他贊美杜牧淡泊名利，不拘形跡，值得他和放翁效仿。 杜牧的揚州夢，是他刻骨銘心的記憶，是“詩有驚人句”的遺憾，影響了無數后輩文人。北宋不少著名詞人就把“十年一覺揚州夢”直接移用到他們的詞里，黃庭堅《鷓鴣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為報時人洗眼看。”賀鑄《采桑子》說，“十年一覺揚州夢，雨散云沉。隔海登臨。揚子灣西夕照深。”連現代左翼文藝旗手魯迅也在雜文《文壇三戶》中，把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和白居易的“襟上杭州舊酒痕”一并借來作投槍匕首，諷刺批判當時滬上文壇“破落戶”的頹唐相。 一路煙波風柳，一路詩情畫意，一路吊古撫今。船行至熙春臺，泊了岸，回望在水一方的二十四橋。晴光瀲滟，雖無悠悠簫聲，倒映的橋影如月臥波心，這是當年杜牧聽簫觀月二十四橋的打卡地嗎？看著橋上游人如織，來來往往，橋下波光裊裊，影影綽綽，恍如夢境。北宋沈括在《夢溪補筆談》言之鑿鑿，說二十四橋是二十四座橋，還一一記其橋名。清朝的《揚州畫舫錄》《揚州鼓吹詞》則說，二十四橋即吳家磚橋，又名紅藥橋，其地相傳為唐代橋舊址，曾有二十四美人于此吹簫，因而得名。從杜牧生活的晚唐至今已愈千年，揚州也幾經興廢，幾度華都，幾番蕪城。豐子愷教兒讀姜夔的《揚州慢》，讀到“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激生游覽揚州的欲念，他頗費周折找到孤寂于田野間溝渠上的一爿小橋，大失所望，落寞而歸。他去時是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他于是寫了一篇《揚州夢》，寄予了美好希望。比較起豐子愷的失落，五十多年后，美好已成現實，我們幸運多了。 讀唐詩，猶如讀唐史，總是頗多感慨。不論杜牧仕途多么艱辛，情路多么坎坷，但他至少還有揚州，還有揚州夢。他的揚州夢里，不只是自己嘲弄的“薄幸名”，他人哂笑的“頹唐相”，而是多情善感的文人芳華，十里長街的人間煙火，憂患元元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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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明散文：揚州一夢

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