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在“大躍進”，時期的二三事

王貴堂

老父親七十五歲留影 當年和父親一起工作過的楊貴堂?書記。搭班子四年，便是一生。 我爹在“大躍進” 時期的二三事 文/王貴堂 我爹李根來（1927.1——2015.1），1949 年2月入黨，先后擔任過鄉自保主任、村支部書記、鄉長、副社長、管理區區長、鄉經聯社主任等職。直到64歲時從鄉經聯社退職，為黨和人民勤勤懇懇地工作了42年。 1958年黨中央發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號召，這是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那是個火紅的年代，人們受鼓舞的熱情四溢勃發，社會主義建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潮。根據形勢的發展，縣委決定：王禹鄉和壇鎮鄉合并為大鄉，楊貴堂任黨委書記，我爹任分管農業和社會治安的副鄉長。在這個吏治清明、政通人和、風調雨順、萬民同樂的美好時期，我爹和楊貴堂書記剛到三十歲，恰值風華正茂之時，他們在王禹和壇鎮塬上帶領數萬名群眾搞社會主義建設，那股興奮勁和用不完的力氣就別說有多大了。 他們制定并實施了“王禹鄉五年發展規劃”。一年期間，一是發動村干部想辦法，因陋就簡，實現了村村通電話，結束了人工跑腿上情下達、下情上報的歷史；二是加快了農田建設速度，村村糧食大幅增產增收；三是大力發展了養豬養羊畜牧業，增加了農家肥；四是荒山荒坡多栽果木，發展經濟林；五是除四害，講衛生，掃除文盲，建設文明鄉村。這幾項親民為民的工作取得了成果，在全縣引起極大震動，縣委組織18個鄉鎮的領導在王禹鄉召開了現場會，大力推廣王禹鄉的先進經驗。省文教部長解禹謙等領導實地調查后，在全省范圍內大力推廣。 一、不虛報產量遭批斗、受處分、扛黑旗。 正當我爹和鄉黨委一班人意氣風發，帶領全鄉人民力爭早日完成王禹鄉五年規劃時，一場突然其來的政治風暴將他和鄉黨委書記楊貴堂掀了個大跟頭，使他倆在政治上、心靈上均遭到了莫大的創痛與傷害，這就是1958年全縣人盡皆知的所謂“李根來替楊貴堂扛黑旗”事件。 即使從現在的眼光看，1958年黨中央制定的總路線也沒有什么不當之處，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隨后出現的“反右傾、鼓干勁、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大躍進”局面卻使全國的經濟建設和政治形勢進入了混亂狀態。尤其是在經濟建設上，浮夸風，瞎指揮，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不切實際做法的風氣彌漫全國。當時的縣領導為了迎合上面的意圖，在全縣掀起“報高產扛紅旗，右傾保守扛黑旗”的運動，要求各鄉鎮把產量指標往高報，而且越高越好。同時要求王禹鄉停止整修農田，轉向高原頂上打旱井，每天要打100眼；每道溝里修水庫，10天要建成五個高標準的水庫…… 面對突然刮來的“浮夸風”，誰都知道是瞎胡鬧，但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更不敢去當右傾扛黑旗。當時靈石縣境內一畝旱地在風調水順的年景頂多打120至130斤糧食，可其他鄉鎮報到500斤還不行，還嫌“右傾”，重壓之下，干脆報成畝產千斤。報高產當時成為最時尚的政治風氣，有的省市報成畝產萬斤糧。 鄉黨委書記楊貴堂和我爹面對全國這樣大的政治氣候，他們不看風向，只尊重事實，其遭遇可想而知。 縣委反右傾會議開了三天三夜加一個下午，王禹鄉被作為右傾典型，楊書記遭到批判和斗爭。不良的政治環境給心懷叵測的小人以可趁之機，有人整理了楊書記所謂的五條錯誤給予批判。并且要求我爹作為見證人對楊書記進行檢舉揭發和批判。面對如此誣陷和純屬子虛烏有的罪狀，我爹和楊書記用具體數字和真實情況給予有力駁斥，使批判者在事實面前啞口無言。 當時曾有好心的縣委副書記許大華等不少干部私下做楊書記和我爹的工作：“隨大流算了，別死擰著，這樣會吃大虧的。”楊書記和我爹想到一萬多人民群眾的衣食利益和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始終沒說假話，沒報高產量。楊書記的一句“我絕不會說假話，說假話交待不了群眾”的回答，令人們終生難忘，肅然起敬! 最后縣委書記李文明宣布：給上報高指標的單位和個人各獎勵一面大紅旗，并號召全縣干部和群眾向這些單位和個人學習。給拒絕接受黨的教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王禹鄉黨委書記楊貴堂發黑旗，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二年和降二級工資的組織處分。給分管農業的副鄉長、公社黨委委員李根來黨內警告、補貼制干部不予轉正的處分。當縣領導宣布讓楊貴堂上臺扛黑旗時，我爹毫不畏懼，像被激怒了的一頭雄獅，滿腔怒火，一躍跳上領獎臺，接過并舉起一條三米長的黑旗，繞場一周，當眾展示，那意思是我們根本沒錯，不服氣這一決定。我爹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使臺上的領導和全體與會者異常驚訝! 時任靈石縣委紀檢書記的趙勃同志竭力反對這一錯誤的處分，幾次提出異議，但正義抵不過權勢。事后他和幾個縣級科級干部鼓勵我爹和楊書記盡快上訴。 楊貴堂書記受處分后調任段純公社任辦公室主任，我爹被調到富家灘公社任副主任。楊書記邊工作邊上訴，三年后才給予平反糾正，1961年出任靈石縣富家灘公社黨委書記，和我爹又成了老搭檔。 幾十年后我問過我爹：“當年你們也往高報產量有何不可？誰還去每個村隊的倉庫稱糧食哩？能有什么后果？”我爹說：“生產隊打下糧食后，按照你虛報的產量，先交夠國家的，留下牲畜飼料和種籽，就沒有社員的口糧了。要是全鄉全縣社員都沒糧吃，社會必將大亂，這是當干部必須認識到的國計民生的大事。之后緊接著出現了兩年自然災害，農村實現食堂化，造成了人民饑餓浮腫，餓死人的現象很多，這都是當年‘浮夸風’造成的惡果。” 2014春天，楊貴堂的子女們去槐樹原村探望時年87歲的我父親，并與之交談。 　　二、冒著坐牢的危險向黨中央反映“大躍進”帶來的災難。 1960年自然災害鬧饑荒時，我爹當時任富家灘公社副主任，眼看著全縣人民饑餓浮腫，村集體食堂化搞的不讓老百姓在自己家里生火做飯，煙囪不準冒煙，餓死人的現象不斷增加。而自上而下的“大躍進”浮夸風愈演愈烈，倉庫里有糧不讓發。我爹找了位有文化的姓郝的知己，他口述讓其以匿名信的方式上書中央，反映了當地的真實情況和國家不切實際的大躍進指標。沒過幾天，省公安廳根據郵戳地址來富家灘查找寫匿名信的人，省里已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但沒有找到人。一個多月后中央辦公廳派了三個人住到富家灘，又是要查找寫信人，并分別與公社機關人員談話。我爹冒著當現行反革命被捕入獄的風險，主動引領調查人員下農村，到糧站，翻看生產隊糧食帳本。當剛走進焉則村口時，路上躺著兩個人，干活的工具在一旁扔著，村民說是餓得昏倒了，起不來了，其中一個年輕人叫潤管。 我爹領著中央干部在富家灘糧站調查時，每個倉庫都存放的很多糧食，都快變質了。問說為何有糧不給農民發? 回答是：上級有令，儲備糧是給北京毛主席和解放臺灣的解放軍上交的，部分是給非農供應戶發的。又問說：那交公糧的農民把打下的糧食都上交了，現在餓得要死，怎么辦？回答說：自古以來農民只有交糧納稅的義務，哪有再分國庫糧食的權利？大概是糧站職工不知來人的身份，所以實話實說了。 調查人員到了道美村，發現所有榆樹的主干都是光溜溜的，社員們說是他們剝了樹皮磨成面吃了。又在村加工廠見到人們把撥了玉茭后中間的空棒棒粉碎成粉，給村民食用。問說：那東西能吃嗎？答曰：摻攪上十分之一玉米面和野菜蒸得吃，但吃進去難以屙出來。問說：那怎么辦？答曰：一家人用筷子和火柱互相往出掏唄! 又問說：有得了浮腫病的嗎？答曰：有，我家就有兩個。問說：領我們去看看…… 后來中央辦公廳的同志又到餓死人的村里了解了情況，心情非常沉重。我爹看到時機成熟，主動向調查人員申明了匿名信是自己寫的，并說服和感動了調查人員。不久中央對農村的政策作了調整，停止和糾正了“大躍進”帶來的浮夸風。中央農村工作部還給中共靈石縣委發函，表揚了我爹實事求是敢作敢為的工作作風。 在當年年底的“三干會”上，新上任的縣委書記盧炳生說：好你個李根來同志，你為了全縣人民的生命安危竟敢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卻差點當了現行反革命呀！ 我爹去世八年了，回顧他老人家的一生，他無愧是為黨為老百姓服務的好干部，無論是在艱難困苦的建國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的建設時期，在他身上始終閃現著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最基層干部的革命精神和偉大的品格，這是爹留給我們子女和后人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作為子女，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將我爹為黨為公為民的一生記錄下來，將他高貴的品質、閃光的人格和寶貴的精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 作者近照 作者簡介：王貴堂，1952年生，山西省靈石縣人，大專文化。種過地，放過羊，當過兵，從過政，收過稅。退休后閑暇之余喜歡品茗賞景，讀書爬格，自得其樂。2018年開始學習寫作，收集整理對百姓和社會有貢獻、有影響、有正能量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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