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老三屆經歷的年代（二）

炳哥哥

共和國的一代，即解放前三年和解放后三年出生的嬰兒，后來稱為“老三屆”。這代人，一般為1954年至1959年入讀小學。 50年代廣州少先隊員。 解放初期，小學校不多，教育還未普及，七周歲入讀小學的兒童，需要經過老師考核。考核不及格的，只能明年再考，或高價讀民辦小學。后來為了讓更多適齡兒童入學，不少學校實行“二部制”，即半天在校上課，半天在校外分散或分組自習。 這是1950年在東堤碼頭棄泊的紫洞艇上辦起的珠江區水上第二學，入學兒童300多人。1952年又在沙面利用修復的英高碼頭辦起珠江區水上第三小學。 50年代的廣州小學生。他們決心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敬愛的老師給我們小學生上課。 1958年，將漢語拼音列入小學語文教材，代替北洋政府1918年以來的注音符號。使小學生更加容易學習生字。隨之掀起推廣普通話的高潮。 這是五十年代的公立小學學費單。開始是一個學期五元，后來降至四元。而民辦學校學費比公立的高。 五、六十年代生活水平不高，學生沒有統一的校服，多數學生還是赤腳返學。 我們那時的穿著，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兄弟姐妹之間，老大不合身的老二穿，老二不合身的老三穿…。 五、六十年代初，國家還是“一窮二白”，大多數家庭收入不高。國家對貧困生給予人民助學金。廣州解放初期根據米價補助。補助表格中的學校后來為：千傾中學（14中）、大中中學（17中）、（培桂中學（16中）、賢興中學（4中）……1952年7月18日政務院發出《關于調整全國高等學校及中等學校學生人民助學金的通知》，7月23日教育部發布了《關于調整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教職員工工資及人民助學金標準的通知》。至60年代初期，廣州市按家庭月總收入計算，家庭成員已參加工作18元／人，無退休金老人15元／人，未成年人12元／人。未達到這一標準的中學生，享受人民助學金，每月補助至本人達到12元標準。另外符合條件的學生還免交學費，以及寒衣補助。 這是老三屆讀小學時用過的學習用品，以及下課后文體活動用品。當時對《九因歌》必須要背熟。 當時小學每堂課都要用的石筆和石板（圖13），如今都不用了。 那個年代，我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大人帶自己去文化公園坐旋轉木馬、風兜、飛機。 每個學期，老師都帶我們去越秀山、中山紀念堂、廣州起義烈士陵園、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動物公園等地旅游，我們十分開心。 這是那個年代的學生手冊。 我們這代人，小學都學過《朱德的扁擔》的課文，但文革時，這篇課文卻換了《林彪的扁擔》。雖然當時不敢言，心中卻引起深思。 五、六十年代，學校經常舉行體育活動，增強學生體質，使學生在德育、智育、體育三方面都得到全面發展。 體育成績的獎章、獎狀。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1960年根據中央指示進行教育改革，試行適當縮短學制，適當控制學時。在朱光市長支持下，廣州市33中校長羅文運，將33中、19中（今南武中學）、龍溪南首約小學合并為廣州市實驗學校，學制為九年。1960年5月18日《羊城晚報》頭版也報道。1961年，三校分立，市33中、龍溪南首約小學各自復名辦學，市19中繼續為“廣州市實驗學校”（羅文運任校長），學制為10年，即小學5年，中學5年。當年進行學制改革的還有廣東實驗學校、華南師院附中等學校。 上圖為1960年市33中小學生二年級手冊，校長為羅文運。中圖第一張為1961年7月羅文運校長簽發的廣州市實驗學校初中畢業證，第二張為王真校長1966年7月簽發的廣州市實驗學校小學畢業證。下圖為1964年廣州實驗學校小學生學生證，校長為王真。1968年廣州市實驗學校改為58中學，1984年復名南武中學。羅文運校長積極投身教育改革，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60年5月出席省、市文教戰線群英會。1960年6月1日～11日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會。即“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五、六十年代不少中學都印發月歷。 這些是五、六十年代的校徽。 這是五、六十年代廣州中、小學生學生證。 這是五、六十年代中小學生畢業證。 在五、六十年代，每學期中學生都有“農忙假”，即秋夏農田搶收搶種季節，農村學生回家幫忙，城市學生到農村去參加農忙勞動。夏收夏種稱為“雙夏”，是最辛苦的。但同學們表示向貧下中農學習，“曬黑皮膚，染紅思想”。 建國后毛主席11次來廣州。這是五十年代毛主席在廣州視察工作的照片。 毛澤東時代，英雄輩出。我們除了聽老師講革命戰爭時期的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等英雄故事，還學習向秀麗、劉文學、馬口英雄、南京路上好八連、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鋒叔叔、歐陽海、劉英俊、王杰、焦裕祿、麥賢得、蔡永祥等英雄人物。 向秀麗是廣州何濟公制藥廠女工。1958年12月13日晚她與女工羅秀明、蔡秋梅加班制造化學藥劑“甲基硫氧嘧啶”，不幸旁邊的50斤裝酒精瓶底破裂，酒精外流引起車間大火，而4米處又放著7桶60公斤的金屬納，一旦引燃爆炸，整個工廠及周邊居民必定毀于一旦，向秀麗用自己的身體擋住熊熊烈火，直至人們趕來將大火撲滅。向秀麗卻全身燒傷達67.25％，于1959年1月15日搶救無效犧牲，年僅25歲。向秀麗是我們身邊的英雄。 廣州市民向馬口英雄學習。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發表，廣州市開展“學雷鋒，見行動”活動。老師向我們講雷鋒的故事，帶我們去廣州文化公園參觀“向雷鋒同志學習展覽會”。 學雷鋒，做好事，不留名，代代傳。 麥賢得是海軍611號護衛艇電機兵。在1965年8月6日凌晨的“八六海戰”中，頭部中彈失去知覺，鮮血和腦液都流出來，蘇醒后眼睛也不能視物，他憑著平時練就的過硬技術，排除機械故障，保障輪機正常運作，堅持了3個多小時，直到我軍擊沉國民黨“章江號”、“劍門號”兩艘軍艦。廣州少先隊員到廣州部隊總醫院，向戰斗英雄、鋼鐵戰士麥賢得致敬及慰問，學習麥賢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頭精神。 通過學習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在小學，廣大同學參加少先隊。在中學，不少同學積極參加團課學習，爭取加入團組織。爭取劃上“三條紅線”。即入隊、入團，將來爭取入黨。做一個共產主義接班人。團組織開始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毛澤東思想哺育著一代英雄的成長。學雷鋒，就要像雷鋒那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1964年全國開展學毛著運動高潮，樹立了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等人學毛著標兵。中南局也發出通知，掀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并樹立了博羅縣黃山洞大隊學毛著榜樣。 廣州市中學生，主要是學習老三篇：《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使自己鍛煉成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各學校都涌現出一大批學毛著積極分子。 1958年全國開展“除四害”衛生運動，廣州市也召開了動員大會。 1958年周總理和衛生部領導來廣州視察衛生工作。1960年鄧小平到廣東佛山視察衛生工作。 清理糞便和垃圾，是搞好城市衛生的首要問題。50年代，廣州多是平房，住家廁所極少，公廁也不多，居民大小便多在家用屎桶（子孫桶）、屎塔。糞便也是當時農業主要肥料，近效農民早上入城收尿水，晚上入城收糞便。為了答謝居民，中秋節前將收成的番薯芋頭送給市民。至1964年，廣州統一糞便清理，不再入戶收取，夜晚收屎尿，清糞工人拉著清糞車上街搖鈴，由居民將屎桶屎塔放在門口，清糞工人倒完拉走。一些人稱“坦克車”來倒“夜香”。那時，學校也組織中學生參加清糞勞動。 當時收運居民垃圾，用垃圾籮或三輪車，定時由清運工人到街頭搖鈴，各家各戶出門倒垃圾。50年代中期，大多數居民燒柴改燒煤，收運垃圾都將生活垃圾和煤灰分開。這是廣州早期的垃圾分類。過了收運鐘點，居民則走去收運點倒，絕不許隨便倒地，否則罰款。 1958年將麻雀列入“四害”，后來將麻雀改為臭蟲。 市、區領導經常深入街道檢查衛生工作，引導居民創建衛生之家。 人人齊動手滅“四害”，搞好衛生保健康。 我們小學生也上街派傳單，宣傳衛生知識，在街頭巷尾拍烏蠅。對隨地吐痰、丟果皮、煙頭…，當時是要罰款5角錢或者掃街。 這是衛生工作積極分子和衛生之家獲得的獎狀。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及中央首長參加十三陵水庫開挖義務勞動。5月17日廣州市委、市人委也發出《關于動員全市力量積極參加市政建設義務勞動的通告》，要求全市除老弱病殘外，每人每月義務勞動一至兩天，組織市民進行義務勞動，大力整治河涌和地洼地方，美化市容環境，鏟除“四害”滋生地。 流花湖、荔灣湖、麓湖、東湖就是當年數十萬廣州市民參加義務勞動開挖出來的，既增添了市民休閑地方，又改變了周邊“落雨大，水浸街”的狀況。 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國慶節，廣州市民都到越秀山運動場集會，隨后上街游行慶祝。而越秀山體育場，也是廣州市民義務勞動開挖的。 中學生、小學生也參加力所能及的義務勞動。 解放初期，廣州不少居民仍住在解放前的木屋，尤其是海珠區。木屋區一旦發生大火，居民生命財產損失慘重。 當時住在拉天窗的磚瓦屋已經是很好了。 60年代，廣州木屋都改為磚屋了。 五、六十年代，珠江長堤、海珠區（含芳村）一帶河面的木船，住著15萬水上居民，舊社會稱“疍家”上圖為省總碼頭旁邊的水上居民，對面河南是廣州業余大學，如今的“一勞大舊址”。 廣州市各級領導和市民，歡迎水上居民喬遷新居。 水上居民上岸定居，解決了水上居民的住房問題，又整治了珠江兩岸。 廣州是祖國的南大門，1957年起，每年春季秋季兩屆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都在廣州舉行，搞好環境衛生，搞好城市綠化最重要。 周總理對廣州交易會十分關心，好多時都親臨指導工作。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動亂期間，他親自來廣州做兩派群眾工作，使交易會正常舉辦。 廣交會舉辦地址：（一）中蘇友好大廈舉辦第1～2屆。第一屆為1957年4月25日。（二）僑光路1號舉辦第3～5屆。第三屆為1958年4月15日。（僑光路1號今東江長堤店）。（三）起義路1號舉辦6～34屆。第六屆為1959年11月1日。（四）流花路117號舉辦35～103屆。第三十五屆為1974年4月15日。2003年94屆后在琶洲設分館。（五）2008年9月整體遷至閱江中路380號琶洲展館。舉辦104屆至今。 1958年提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8月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國各地人民公社相繼成立。 廣州市與全國一樣，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將工、農、商、學、兵（民兵）結合一起，實行政社合一，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政權機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一大二公（即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逐步向全民所有制過渡。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1984年底完成。這樣取消了人民公社，建立鎮政府、鄉政府、村民委員會。 公社成立后，不少基層大搞試驗田、放衛星，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干部隊伍出現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官僚主義風，嚴重挫傷農民積極性。大辦公共食堂，實行供給制，吃飯不用錢。導致一部份人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社員家里也開不了灶，養不了豬。食堂也難以為維計，伙食越來越差。1961年5月21日中央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36條規定：“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這樣，吃了三年的“大鍋飯”漸漸退出舞臺，一些地方早就停辦。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指示》，10月10廣州市委發出《關于開展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的指示》，廣州各區街道成立人民公社，組織閑散人員舉辦幼兒園、公共食堂及各種服務站。由于“政社合一”不符合城市實際，財政也無法大包大攬，1961年8月份廣州市調整人民公社的體制，恢復原來的街道辦事處。 大躍進時代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趕上英國”、“生產躍進再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不切合實際的口號。 1958年5月17日中央通過了《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不僅是鋼鐵廠日夜快馬加鞭煉鋼，而且從中南海至全國各地工廠、機關、農村、學校、街道都大筑高爐，大煉鋼鐵。 鐵礦石不夠，家庭婦女就將家里的鐵盤鐵桶等鐵器用具送去煉鋼爐。小學生則去揀廢鐵。 全民大煉鋼，很多地方土法上馬，有條件要上，無條件也要上。結果煉出來不少廢渣。合格只有六～七成。 當時人們干勁十足。開展“比、學、趕、幫、超”的勞動競賽，提出“見先進就學，見困難就上，見落后就幫，見榮譽就讓”。 大躍進反映了領導急于求成，盲目冒進，群眾也希望盡快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導致了決策者違反客觀規律、不切實際的做法。 這是先進生產工作者獲得的獎狀、獎章。 由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嚴重“左傾錯誤”，加上從1959年到1961年連續幾年正遭受大面積自然災害，而蘇聯撤走專家，逼我國政府償還抗美援朝購買武器的債務，遇到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填飽肚皮，用糧食增量法蒸雙蒸飯，用雞糠、甘蔗渣和禾草桿磨成粉，混在糧食蒸煮，小球藻代替肉類。老三屆大多數小時候都吃過糠餅、禾桿餅。 其他能夠充饑的植物，人們都去采摘。 副食供應緊張，就進口古巴糖、伊拉克蜜棗、阿爾巴尼亞香煙、蘇聯菠菜。 由于糧食缺乏，營養不良，許多地方出現了肝炎、水腫病。 廣州居民有親友在香港的，都希望他們寄些食油、面餅等食品回來。返廣州探親的港澳同胞，都挑著衣物、食品回來分送給親友。 1950年5月1日開始，就規定內地公民往港，必須經當地公安局發出的通行證，5月15日，港英政府又規定內地公民進入香港，還要經香港政府批準。香港同胞返內地，也須持香港政府的旅行證明或回鄉證。建國后，內地在1957年、1962年、1972年、1979年出現最大規模的逃港風，廣州人叫“督卒”。 由于生活困難，廣州又臨近港澳，1962年又出現了逃港潮。要剎住逃港風，當時只能作階級斗爭來抓。 對于大批人逃港，周總理說：這是非法探親。鄧小平同志說：是我們的政策出現了問題。習仲勛書記說：他們是外流，不是外逃。1978年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后，實行開放改革，創辦特區，發展經濟，逐步縮小粵港之間的差距。至80年代中后期，逃港逐漸成為了歷史。 1959年～1961年，印度尼西亞反華排華，數十萬印尼華僑流離失所，1960年1月中國開始撤僑，2月29日撤僑客輪“美美號”到達廣州，廣州各界群眾歡迎僑胞歸來。后來又派光華輪幾艘客輪接僑。1965年～1967年，印度尼西亞更大規模反華排華，廣州港承擔接僑任務。歸來的僑胞，有的到學校成為我們的老師，有的同齡人則成為我們的同學。 1962年印度侵犯我國邊境，挑起中印戰爭，被人民解放軍擊退。 美國和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也經常派U-2型高空偵察機、無人高空偵察機搜集大陸情報。被人民解放軍擊落。 三年自然災害，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以為時機已到，叫囂反攻大陸。先后派出九股武裝特務破壞大陸，被廣東沿海軍民全部殲滅。 為了做好備戰，隨時殲滅來犯之敵，廣州民兵加強訓練。陶鑄、陳郁同志親臨檢查民兵射擊成績。 1965年2月9日，我國政府發表支援越南反抗美國侵略斗爭的聲明，廣州50萬人參加集會游行，開展“援越抗美”。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成為擁有核武器的第五個國家，國防力量不斷強大，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廣州市民興高采烈，爭買當天的《南方日報》。 1962年4月20日開始發行第三套人民幣，2000年7月1日停止流通。第三套人民幣先后發行7種面額，8種版本，9種票劵，其中有4種為1960年印刷。連同第二套分幣同時使用。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通知在全國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期在農村開展“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后期發展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簡稱“四清”運動。 廣州市機關、學校都抽派了干部、教師到工廠、農村去開展“四清運動”。由于“左”的思想指導，將不少問題都歸納到“階級斗爭的反映”。并且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毫無具體標準的打擊對象。 擺脫了三年的經濟困難，國民經濟逐漸好轉。但“四清運動”未達到運動的重點目的，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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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老三屆經歷的年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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