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媽和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紀事的憶念

龍劍情霄

十天前，兩位老同學微信了我，告知我們景山學校的“小學弟”在祥華思想庫收集《口述歷史》的資料，正好想征集當年（1971年）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的紀實文章哦！俺一聽，真的很高興——這段五十多年前的真實歷史又能得到了“傳承光大”嘍！俺立馬就把2006年人民日報文藝版和人民音樂雜志向我老媽（王敬之）約的稿——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紀事一文系列轉發了過去，沒想到一個多小時后就刊載上了博雅通識網頁，廣為傳播啦！ 巧合的是，俺前一段兒“貓家（老兩口兒至今還陰著吶??）”整理二老的資料時，又發現了一本——1972年3月陜西省歌舞劇院贈送給老媽的《陜甘寧邊區革命民歌五首》攝錄鏡頭選的老相冊，再加之原有的當年五首民歌的老“宣傳冊”及老媽“團隊”在延安工作期間的老照片等，更激發了俺為此事制作一個美篇專輯的情感呦——掃描并調制老照片和圖片；整理文字（含他人的回憶文章等），輸入美篇專輯嘍！ 更巧的是——昨天是癸卯年的立春日（陽氣升騰，萬木返青，期盼著春暖花開……），今兒又是正月十五元宵節！2月5日還是俺老媽仙逝八周年的紀念日！今兒個發表——就是以此來憶念老媽他們老一代的革命藝術家們當年不忘初心，“頂風涉險，排除各類左右的干擾”，戮力同心……，改編創作出了這“家喻戶曉”、膾炙人口的五首“革命歌曲”——其永恒魅力至今不衰，可稱之為流芳百代的永世佳作啦??????！ 得嘞！請各位親們共享當年的紀實和老照片吧！?? 順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闔家幸福安康！春日吉祥嘍！ 老媽王敬之一生在黨的?文藝宣傳工作中的情況簡介 王敬之同志，漢族，大學文化（抗大畢業）。1926年1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深澤縣大興村。 1939年，在抗日熱潮下，她參加了“婦女救國會”，擔任村“婦女救國會”宣傳部長（當時年僅13周歲），負責管理婦女識字班等工作。1940年春，她考入“抗大二分校附中”，但由于部隊轉移和其家老人的反對及監視，未能隨部隊出發及上學。1941年8月，她又考入“白求恩”護校。因家中老人的再次反對，她便偷偷離家，獨自步行20多里夜路，才到達招生辦報了到（當時年僅15周歲）。鑒于當時抗戰形勢的惡化，經上級決定，她們這批學員（80多人）暫時不到“白求恩”護校，先集中到冀中軍區衛生部領導下的衛校學習，自此開始隨隊輾轉于深（深州）、武（武邑）、饒(饒陽)南地區，邊與鬼子打游擊邊上課學習。 1942年4月，日本鬼子對冀中地區發起了慘無人道的“五一大掃蕩”，實行了“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因此，從1942年4月起，她和幾位同學在祁、博、蠡（即現在的安國市、博野、蠡縣）、白洋淀、晉、察、冀邊區等地區，參加了反掃蕩斗爭，并在浣縣前線救護所，參與救護了大批傷員。在此期間，她曾使用過“王敬”、“張紅女”等名字。 1943年3月，根據冀中軍區上級命令，將這批學生立即撤到當時的大后方——革命的圣地——延安，于是她們就開始了向延安的長途跋涉。沿途，她們潛過日寇封鎖的鐵道線、渡過黃河、翻過道道山梁和黃土高坡，在身染瘧疾、疥瘡等病況下，靠一位經歷過長征的護士長的鼓勵和精心照料下，使她擺脫了病魔，跟上了隊伍。經過幾千里路的步行，于43年6月6日那天，終于到達了陜北延安。 當時正值抗日軍政大學（抗大）召開紀念大會，毛主席還親切地接見了她們這些“遠道而來”的抗日青年學生。為此，她還根據陜北民歌的曲調，填寫過一首歌詞：“一道山來一道水，翻山越嶺到陜北。千里行軍渡黃河，毛主席接見在延安”；充分表達了熱血青年的心聲。 1943年6月在抗大七分校學習，1945年8月畢業。隨后又轉送到延安大學學習。 1945年10月，延大遷校時，因她來自部隊，故受命返回部隊，被分配到新四旅宣傳隊從事文藝宣傳工作；在此期間，參加了著名的“延安保衛戰”戰役。 1947年調至聯防政治部（相當于現在的總政治部）宣傳隊，從事文藝宣傳工作。 1948年2月，調至“西北文藝工作團”，但仍隨西北第一野戰軍前總作戰——保衛延安，直至1949年5月隨軍進入西安，并集體就地轉業。該團被命名為“西安市歌舞劇院”，即現今的“陜西省歌舞劇院”。在此期間，她擔任過該團宣傳教育科教育股長、歌劇團團長并從事演藝工作。曾演出過的主要劇目：《紅旗頌》、《兄妹開荒》、《美國之音》、《戰友》、《小二黑結婚》等。 1947年5月，在延安石堡鎮（現黃龍縣）——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55年，被調至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委工作，參與了審干等工作；期間于1957年春被派往北京市委黨校學習了八個月。 1958年2月，被調至中央廣播事業局國際臺任音樂編輯，黨支部副書記。 1960年1月，為響應中央（周總理親自動員，中央各領導親自培訓）的“萬人干部下放，搞好糧食過關”的號召，經組織選派，她到北京市大興縣，任縣委宣傳部長、黨校校長等職。經過半年的工作實踐和縣委主要領導的傳幫帶及協助，凡是縣委安排的報告，或是為下級的培訓工作，均能很好勝任；尤其是關于縣評劇團等的藝術指導及報告等，更是獲得了好評。 1962年11月，根據工作需要，結束了大興縣的整社工作，返回中央廣播事業局，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工作；歷任采錄組組長、文藝部副主任等職。當時的中央臺采錄組內，有外勤記者，還有音樂專家，甚至還有留學德國的專家等，最多時二十多個人（文革后采錄組和戲曲采錄合并，加入了戲曲節目的采錄任務，人員擴充到四十多人）。她除日常參加各類文藝演出的觀摩和采錄工作外，還大膽地提出建議并實施了多項重要計劃和工作：★她根據當時在京的老歌唱家、藝術家的年齡情況，搶救性地組織錄制了一大批作品，豐富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庫存節目。★參與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組織和彩排工作，并親自組織指揮實錄了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保證了在1964年10月2日該劇公演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同步播出。★對于“膾炙人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許多人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實是一個誤會。這首歌是東北的詞曲作家王雙印同志，創造于1964年的作品，當時的歌曲名為《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周恩來總理在一次迎賓晚會上聽到了王雙印的演唱，邊聽邊打著拍子跟著哼唱。演出結束后周總理把王雙印叫進貴賓室，親切地接見和鼓勵了他，同時建議修改了個別歌詞和音符等。王雙印按照周總理的建議對歌詞和曲譜進行了修改。后來，王雙印又接受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把歌曲的名稱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1965年初，當時最具權威性的《紅旗》雜志發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文革”中，只要周總理參加的活動，在結束時，都是他親自起頭和指揮唱這首歌。★在文革中，由于文藝節目的“貧乏”，引起了廣大聽眾的困惑和反感。經“革命群眾”的多次呼吁，再加上編播人員的提議，最終獲得了廣播局軍管會的批準（還有一說，是周總理批準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編革命民歌。她和音樂編輯王驚濤同志，受命此項任務，于1971年5月22日到達了西安，幾經交涉，批準了他們的提名，“解放”了幾個老同志，最終組成了10人創作組，赴延安等地體驗生活、搜集資料。創作組從原流傳于陜甘寧邊區反映中共中央在陜北13年歷程,歌頌毛澤東的民歌中,改編出《咱們領袖毛澤東》、《山丹丹開花紅艷艷》、《軍民大生產》、《翻身道情》和《工農齊武裝》等歌曲。在延安工作的10個日日夜夜中，經過同志們的努力奮戰，最終這凝聚著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結晶——《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終于改編完成。?《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改編、錄音、拍記錄片完成后，她又背負著大家的希望和單位重托，負責與國務院文化組聯系報批的工作。經努力，終于獲得了審查和批準。新編五首革命民歌在1972年春節前終于播出。播出后反響強烈，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好評。周恩來總理還表揚國務院文化組為全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文革剛結束，她建議并派出專人赴全國各省，采錄了大批《革命歌曲》，播出了《在歌聲中前進》的專題欄目。還特派音樂專家赴東北，努力尋找到一位抗聯的老同志，采集了口述的詞曲，回京后組織了排練，錄制了“東北抗日聯軍”的系列抗日歌曲，彌補了那個時期和階段抗聯歌曲的短缺。★她還參加并組織了“四屆”全軍文藝匯演的錄制和播出工作。在臺內組織錄制了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演出的《長征組歌》。參加并主持了東歐各國音樂團體來臺錄制音樂節目的工作。參與了建設中央臺三層錄音資料樓的建設工作。★1983年離休后，她繼續工作了四年。期間曾主持了第一屆全國優秀歌曲評選工作。她始終都是中國音樂家協會的會員。 王敬之同志參加革命七十六年來，始終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國家，忠于共產主義事業。她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堅信不疑，矢志不渝，始終與黨同心同德，經受了長期的考驗；她言行一致，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勇于堅持真理，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立場；她顧全大局，維護團結，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她有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豐富的文藝宣傳理論和實踐經驗；她平易近人，作風嚴謹，公道正派，密切聯系群眾，在群眾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工作勤奮，兢兢業業，以身作則；她嚴于律己，廉潔奉公，不謀私利，生活簡樸，對子女和親屬要求嚴格。晚年她仍能關心黨和國家大事，讀書看報，緊跟了形勢；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積極參加黨組織活動，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本色。 王敬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為黨的文藝和宣傳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她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永無止境的學習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她的崇高品德和樸實形象，將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摘自中央臺2015年2月5日為老媽去世時的生平介紹文） 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記事 回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間，在當時“極左路線和思潮”的控制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文藝節目播出中，僅剩八個“樣板戲”和八首“革命歌曲”可以播放。因為，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文藝節目播出，直接受“中央文化組”（當時相當于文化部）的控制，再加之江青多次說過，“民歌中的多數是靡靡之音”。于是，電臺每天除了八個“樣板戲”，就是八首“革命歌曲”，其它節目很難審查通過，更別提播出了。 長期文藝節目的“貧乏和枯燥”，引起了廣大聽眾的困惑和郁悶。經“革命群眾”地多次呼吁，再加上編播人員的提議，最終獲得了廣播局軍管會的批準（還有一說，是周總理批準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編革命民歌。同時決定由中央臺文藝部采錄組長王敬之（當年一野文工團演員）和音樂編輯王驚濤同志，帶著軍管會的公函，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到達了西安。 當時西安文藝界的老同志們基本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在“牛棚”里關押或在農場中“勞改”。為了完成征集和改編陜甘寧邊區革命歌曲的任務，同時能否借此機會“解放”幾個老戰友和老同志？于是，我們找到了陜西省廣播局領導，并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同時還尋求到陜西省歌舞劇院的支持和幫助，進行了小組人員的提名。我們點名要作曲家關鶴巖和劉烽同志；詞作家徐鎖、陜西臺的馮富寬同志，組成征集和改編陜甘寧邊區革命歌曲的臨時小組。但由于關鶴巖同志正在“牛棚”，還帶著“反動文人”的帽子；劉烽同志也在“管制”中。故幾經與陜西省廣播局領導交涉，又得到了當時省軍管會宣傳組長——劉宗卓的大力支持和斡旋，最終批準了我們的提名，“解放”了關鶴巖和劉烽同志，成立了這個領導班子，并由關鶴巖同志負責。 在陜西省廣播局領導邊春光同志親自陪同下，我們一行終于來到了延安，住進了“一招交際處”。在延安我們又吸收了文學作家李若冰同志，曲作家梁文達同志，成立了十個人的小班子。 到延安的第一天，我們先去訪問了為毛主席代耕的勞模——楊步浩；參觀了博物館；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館領導——李梓勝同志（省下放干部、美術家）的全力幫助，為我們提供了各種民歌資料，供小組選擇。 在延安工作的十個日日夜夜中，關鶴巖同志認真負責、任勞任怨；他為人和善，虛心納諫，盡職盡責；他既尊重了陜西省廣播局的領導，又團結了歌曲征集小組的同志們。在計劃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大家甚至連夜里都成為了研究資料，改寫歌詞的必要活動時間。在這個集體探討，有時還爭議不休的工作中，同志們工作是愉快的、團結和諧的，我們仿佛又回到了戰爭年代——再次成為了同一個戰壕的戰友加兄弟，大家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在緊張的氣氛和愉快的歌聲中渡過的。 經過日日夜夜的奮戰，這凝結著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結晶——《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終于改編完成。 王敬之同志背負著大家的重托和希望，帶著這些作品回京匯報。經過廣播局軍管會對改編作品的審查和批準，又加派了錄音導演、指揮家聶中明同志一起前往陜西省歌舞劇院排練并完成了錄音。回京后，迅速上報了“中央文化組”審查和批準。有意思的是，當時獲準播出前，還要先在《人民日報》上發評論員文章，然后才能在電臺上正式播出。 《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一經播出，立即在當時的社會上刮起了一陣“旋風”——無論男女老少人人詠唱，各類“團體”爭相排練演出。她——既像是“絲絲的春雨”，滋潤了早已“干枯”了多年的“文藝大地”；她——又給了當時在“牛棚”內關押、“勞改農場”田間地頭“苦苦掙扎盼解放”的老同志們，帶來了回憶和希望……。這熟悉的旋律、膾炙人口的詞句，迅速地傳遍了神州大地，獲得了全國人民的好評。 隨著歲月的流失，當年《五首民歌》的“總編輯”關鶴巖、總指揮聶中明、作家李若冰等老同志們都已先后作古，但他們留下的這《五首民歌》的巨大反響和永恒魅力，卻至今不衰！尤其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此歌就是在關鶴巖同志領導下，通過改詞、填詞和編曲后合成的）。 近幾年，經中央電視臺的介紹和成為電視劇《延安頌》的主題歌后，使國內再次刮起了“西北風”，掀起了詠唱陜北民歌的新一輪高潮，這些凝集著老一代詞曲家心血的《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也必將成為流芳百代的永世佳作。我們還堅信——具有延安精神的“山丹丹花”也將越開越紅艷！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二○○六年六月十六日草于京西 注：以上均為老媽王敬之口述，我（戴劍霄）記錄成文的。2006年先后刊載于《人民日報》文藝版和《人民音樂》。特此說明！ （上圖為工作小組在寶塔山下的合影） 附錄：一、《人民日報》當年（1972年春節前）的評論：“這五首革命民歌，產生并流行于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全國解放以后更加廣泛流傳。現由陜西文藝工作者改詞、填詞、編曲，重新發表。”二、《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目錄：1、咱們的領袖毛澤東陜北民歌2、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陜北民歌3、軍民大生產陜北民歌4、工農齊武裝陜北民歌5、翻身道情陜北道情以上五首歌曲的配器、合唱——尤達民（陜西省歌舞劇院） 幾位老西工團戰友們的合影照 在延安棗園毛主席故居窯洞前工作組全體的合影照 附記：《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的改編和播出，已經過去整三十五年了。當時主持和參與此任務的同志和領導們，也隨著時間的推移，各自的工作和崗位也相應的產生了變動。如：文革后關鶴巖同志任陜西省音協主席、省文聯副主席。作家李若冰同志任陜西省作協主席、省文化廳長等職。原陜西省廣播局長邊春光同志調回北京任職。原陜西省軍管會宣傳組長劉宗卓同志也回京任解放軍報社社長、總編。目前，這些老同志大多已屆耄耋之年，當時最年輕的，也已進入古稀。 曾和我同赴延安的我臺音樂編輯王驚濤同志（后任中音組長、高級編輯），當時年富力強，在老同志們的感染下，出于對革命圣地——延安的熱愛和崇敬，天天都利用午休攀登寶塔山，感受延安精神，豐富創作靈感，可如今他也已年過七十，身體欠佳。而當年帶領我們完成五首民歌改編和錄制任務的關鶴巖同志、李若冰同志、聶中明等同志均已作古，每每憶及此事，便感傷慟不已，只能再次告慰他們的英靈——安息吧！ 我——王敬之，也已年過八旬。至今，回憶起在延安（我成長的第二故鄉）戰斗和生活的歲月，總是心潮澎湃、浮想聯翩。今天，在迎接“七一”——我們建黨八十五周年之際，我仍愿代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原文藝部，向當年完成《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的改編、演出和播出任務的所有領導和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祝我們尚存新時代的同志們，健康長壽！在文藝界百花盛開的今天，生活更加美滿和幸福！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二○○六年六月十六日草于京西 　呵呵??！老媽當年來西安時，還專程到俺們（六八年入伍）當兵的空軍臨潼基地來探望了我和其他北京兵們呦??！住了一晚兒后，搭小車回了西安。俺們幾個還陪她重游了西安大雁塔等地！這是俺和老媽的合影照！ 　這是俺和秦川老伯（當年西工團的老領導/老戰友）兒子秦友友老哥+戰友與老媽在大雁塔下的合影照！ 　老媽和老戰友們完成改編陜北五首革命民歌后，秋季再次返回西安編排/採錄這些節目時，我陪她逛了逛臨潼華清池一帶，留下了這難得的合影照！ “一波三折”的《五首民歌》播出過程　　 1971年12月25日晚，《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陜甘五首民歌聯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看似尋常的歌曲播放，可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卻并不那么簡單，真可謂一波三折。《<戰地新歌>誕生記》一書，詳細記錄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播出審批的艱難過程。 據了解，5首陜甘寧邊區革命民歌完成錄制后，本應在中國共產黨誕生50周年期間向全國推廣的，可是作品報審后，“七一”卻未能播出，竟被擱置了下來？??！ 回看當年——1971年2月,那時國務院剛成立文化組，吳德（時任北京市市長）兼任組長，劉賢權擔任副組長，于會泳、浩亮、劉慶棠、王曼恬等人為組員，實際由江青掌管。國務院文化組下屬的音樂組由于會泳分管。于會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就想到了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過的熟人呂韌敏（呂叔叔尚健在）。呂韌敏不但是作曲的內行,行政能力也很強，當時供職于北京軍區。于會泳給吳德打報告，調呂韌敏過來協助主管音樂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想在新年時播一點其他音樂，便找到了呂韌敏。經過討論，呂韌敏讓她打報告到文化組審議。幾天后，王敬之送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等5首新編民歌和一個報告。呂韌敏找不到于會泳就直接去找了吳德。吳德看了報告說：“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個月江青剛在一次講話中講到民歌盡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呂韌敏據理力爭。吳德說：“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見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緩幾天。我沒什么意見，但還是慎重一點好。老于同意了，再上報給總理和江青同志審閱。”呂韌敏又找到于會泳。于會泳問吳德同志是什么意見，呂韌敏靈機一動說：“他讓你先批個意見，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樂的嗎？吳德同志的態度還是積極的。”于會泳匆匆地在報告上批了同意，然后又征得了周恩來總理和江青的同意，這5首歌曲才終于在1972年春節前得以播出。　　 這5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陜北和甘肅民歌曲調，質樸豪放，播出后反響強烈。197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開會，周恩來總理表揚國務院文化組為全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為是于會泳的功勞，很自豪。同時，《陜甘寧地區革命民歌選》單行本也由陜西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發行。中國唱片公司錄制了密紋唱片，歌曲還被編入了中小學音樂課本。????? 為配合在全國群眾中普及和傳唱這幾首歌曲，1972年2月7日,《人民日報》還以《陜甘寧邊區革命民歌選》為標題，全文整版發表了這5首民歌，并加了按語：“這五首革命民歌，產生并流行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全國解放后更加廣泛流傳。現由陜西省文藝工作者改詞、填詞、編曲，并重新發表。——《人民日報》編者”。　　 如此看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是“集體創作”的成果，是一首三段體領唱合唱的歌曲，不是純粹的原生態陜北民歌。八百里秦川向西延伸，吸收融合了陜西、甘肅、寧夏民歌的特點而成就了這首經典作品。應當說，它是“文革”中創作的當代歌曲，而不是當年紅色根據地老百姓流傳的“革命歷史歌曲”。這就像歌曲《十送紅軍》是解放后根據眾多當年中央紅色根據地流傳的紅色歌曲新創作的一樣，都不屬于“革命歷史歌曲”的范疇。（以上為06年以后的網絡文章摘錄） 以下均為保存了五十二年的陜甘寧邊區五首民歌宣傳冊的圖片 　　楊巧是陜西省歌舞劇院的演員，1943年10月生于陜西綏德縣，在延安生活了16年。1960年，17歲的她走進了陜西歌舞劇院，開始演唱民歌。　　 誰來領唱《山丹丹開花紅艷艷》？起初擬定由一個男高音領唱，大家普遍認為男高音可以唱出這首歌的氣勢，而楊巧和幾十名演員則是給這位男高音伴唱。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聶中明聽了那個男高音的演唱后不是很滿意，他提議大家現場推薦兩名女演員試一下。大家異口同聲地推薦楊巧和另外一名女演員。楊巧試唱后，聶中明連連點頭：“我要的就是這種感覺！就是她了。”　　 在西安電影制片廠的錄音棚里，楊巧完成了《山丹丹開花紅艷艷》這首歌的演唱錄制工作。“聽當年錄音組組長王驚濤說，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收發室每天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信件，是用大麻袋裝的。”楊巧回憶說：“好多在延安有過革命工作經歷的老同志聽了歌曲之后，都流著眼淚把信寄到廣播電臺，那信紙上都是淚痕斑斑，這樣的信件，每天都有幾麻袋，這首歌成了那個時代傳唱最多的經典歌曲。” 圖片中擔任合唱指揮的—聶中明聶中明（1929年12月29日～2005年2月27日）江蘇無錫人。我國著名合唱指揮家，音樂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廣播藝術團一級指揮、中國合唱協會理事長、世界國際合唱聯盟理事。 誰是《五首革命民歌》的背后推手？ 回溯到“文革”期間，在“極左路線和思潮”的禁錮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文藝節目僅剩幾個“樣板戲”、幾首“革命歌曲”在播放。流行音樂、抒情歌曲、民歌小調……就如同寒風中的荒草生機全無。可以想象，當時文藝作品如此稀少，人們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貧乏，對新作品、新歌曲的渴望有多么強烈。 一直到1971年初，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某場合中說過一段話，大意是：革命老根據地的歌曲很好嘛，陜北民歌也很好嘛！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的編輯們極其銳敏，有人就提出建議應該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的時候組織藝術家改編幾首陜北民歌在全國播放，理由是，作為紅色革命根據地，陜北民歌自然具有革命的屬性。 “五首陜甘革命民歌”的出現并非易事。“經多次呼吁，再加上編播人員的提議，最終獲得了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會的批準（還有一說是周總理批準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編革命民歌。” 當年擔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采錄組組長的王敬之在《人民日報》(2006年8月5日第8版)上發表的《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記事》一文中，詳細記錄了歌曲創作、錄制、播放的前前后后。 整理和改編這些歌曲也非一帆風順。1971年3月中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一次派人到陜西，準備委托陜西省委宣傳部、文化局出面組織人員整理、改編出幾首紅色革命民歌。然而，此時陜西文藝界的專家學者基本都被打成“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在“牛棚”里關押或在農場中“勞改”,協商創作歌曲的事宜沒有獲得預期結果。“他們不得不空手而歸，據說二人是含著眼淚離開西安返京的。”原陜西人民廣播電臺的高級記者、《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創作參與者馮福寬回憶說。　　 隨后，王敬之(當年一野文工團演員)和音樂編輯王驚濤兩人又帶著中央廣播事業局軍管會的公函重赴陜西，于1971年5月22日到達西安。他們再次找到省委宣傳部，協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直接委托有關人員整理、改編民歌。“在陜西省廣播局領導和陜西省歌舞劇院的幫助下，陜西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點名要作曲家、前陜西省的音協（時稱中國音協西安分會）主席關鶴巖和劉烽，詞作家徐鎖、陜西省電臺的馮福寬組成征集和改編陜甘寧邊區革命歌曲的小組。由陜西省廣播局副局長邊春光任組長。在邊春光組長的帶領下，大家來到延安住進了‘一招交際處’（延安交際賓館）進行改編創作，作曲家關鶴巖作為小組的業務組長，負責歌曲改編創作的具體工作。”　　 在延安，作家李若冰、曲作家梁文達也加入了創作組，組成了10個人的創作班子。陜西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馮福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王驚濤兩人負責組織協商事宜。　　 到延安的第一天，創作組的成員們就去訪問了為毛主席代耕的勞模——楊步浩；參觀了延安革命博物館，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館的全力幫助，提供了各種曾經流行于陜甘寧邊區的民歌資料，供小組選擇。　　 當時推行的是“領導出題目，群眾出生活，專家出技巧”的創作方法。創作組在原流傳于陜甘寧邊區的幾首歌頌毛澤東的民歌基礎上，改詞或填詞形成《咱們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翻身道情》和《工農齊武裝》等4首歌曲。 在改編4首民歌的同時，業務組長關鶴巖根據大家建議提出，應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紅軍和毛主席到達陜北這一偉大革命轉折時期的民歌。經反復商討后，確定選用由劇作家安全作詞、作曲家航海編曲的《跟上共產黨把革命鬧》和由魏風根據隴東民歌《女兒擔水》填詞的《永遠跟著毛主席》兩首作品為素材，編寫第5首歌曲。當年在延安工作的賀義、航海、黨音之等音樂界人士，也曾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民歌素材。　《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的編詞過程極富戲劇性。在延安交際賓館，歌詞執筆人徐鎖在院子里找到“靈感”后，飛快地跑進窯洞說：“這樣開始！這樣開始。”接著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來一道道水，咱們中央紅軍到陜北”。大家異口同聲地說：“好！”這個頭確實開得好，既符合陜北“信天游”的結構特點，又恰到好處地表現了中央工農紅軍經過千山萬水到達陜北根據地的生活現實。隨后，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一桿桿紅旗一桿桿槍，咱們的隊伍勢力壯”“千家萬戶把門開，快把咱親人迎進來”等歌詞順利應接下去。然而，就在歌詞要收尾時，創作組的才子們卻卡了殼。創作組的人先后試過了“紅似火”、“火樣紅”、“滿山紅”等，“但都覺得一般，不滿意。這時，關鶴巖開了口：“就用‘紅艷艷’吧”！“紅艷艷”一出，大家都拍手叫好，它不僅和前兩句押韻，而且“比前面所有的詞都生動，都新鮮”。　　 歌詞最后一段是“滿天烏云風吹散，毛主席來了亮了天。”雖然在陜北民歌中有“白天盼來黑夜里盼，中央來啦亮了天”的句子，創作組成員仍覺得“亮了天”不夠確切，因為這兒早已解放，已經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嚴重危機。所以，改成了“晴了天”。　　 1994年8月，關鶴巖在參與創作的《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陜西卷》出版座談會上曾回憶說，《山丹丹開花紅艷艷》歌名來自故事片《苗家女兒》（1958年江南電影制片廠攝制）中的插曲《滿山葡萄紅艷艷》。當時國內有一個英文雜志在向國外第一次介紹《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的時候，劉烽曾寫過一篇介紹歌曲背景的文章，直譯的名字就叫《野百合開得像火焰一樣》。　　 歌詞完成之后，劉烽等人使用陜北民歌和甘肅民歌的素材開始編曲。一首是陜北信天游《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而中間那一段則是甘肅的一首民歌——陜甘寧邊區隴東分區的《十八姐擔水》，曲調基本沒有改動。 其后，在陜西人民廣播電臺提供的一間辦公室里，創作組成員對所選每首民歌的曲子一個樂句一個樂句地共同編就，對歌詞則一字一詞地共同反復推敲，斟酌填改，充分發揮集體創作智慧，經過個日日夜夜的創作，這首凝結著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結晶——《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終于改編完成。 《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創作完成后，排練、演唱、錄制等工作也跟著開始，陜西省歌舞劇院（陜西省歌舞劇院，前身為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藝工作團）接受了演唱、錄制任務。（以上為06年后的網絡文章摘錄） 　　這就是前一段兒，俺又在家中發現的一本當年陜西省歌舞劇院贈送老媽的原裝攝錄鏡頭選老照片影集哦——五十二年啦，每張照片都是八吋的黑白照，不知他們的攝影師當年用的啥??，在哪個照相館放大的圖片——至今無霉點和損傷，掃描后仍然“光彩奪目”呦！???俺就按相冊里照片的排序展示給大家吧，養養眼，留個紀念嘍！?? 　這應該是七十年代初，延安寶塔山和延河大橋的歷史風貌！現如今的變化那可就太大了！?留個“延安情節”的念想兒吧！ 聶中明指揮著陜歌合唱隊演唱西安電影制片廠在拍攝時的現場照片 ??臺上的合唱演員們吧——真是典型的“陜北漢子和西北女子”滴扮相呦??！尤其是男演員們——頭上扎條羊肚白毛巾且前系式，粗布對襟上衣+丏襠褲，再勒條寬布腰帶，足登著圓口寬掌粗布鞋——個個都不愧為是“綏德滴漢”呦！?? 　通過本次憶念俺老媽的人生軌跡，我們可以看出她自從“摯愛上了”黨的文藝宣傳工作后，始終是以高昂的斗志、深深的情愫、濃烈的激情——獻身于黨的“音樂文藝、宣傳廣播”事業。她從一個戰地文工團的“土造”歌唱演員——演過民歌、唱過歌劇；執導過縣劇團演出；組織采錄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文革”的動蕩時期，敢于“挑頭”組織改編、錄制到“獲批”，直至最終播出了這“不朽”的經典名作——《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在改革開放后的“文藝/廣播事業復興時代”，她又嘔心瀝血、忠貞不渝的投入了其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及至她老人家離休之后，她與“音樂文藝、宣傳廣播”事業的情愫也始終沒有“釋懷或淡漠”——每日必聽收音機的廣播；革命歷史劇或音樂節目的電視必看；有關音樂/廣播的革命歷史采訪，她總是滔滔不絕的回憶與陳述。 到了耄耋之年，雖“底氣欠缺”但她還是每日必以民歌“練聲”，字正腔圓的高聲詠唱！老戰友相會/親友聚會時，她興致所至——必來幾段民歌/鄉曲小調助興，連小區中的左鄰右舍都聆聽過她的“激昂”唱段！直至她在病危搶救的五個月中，她可以失去“意識”不認人，但只要有音樂或歌曲奏/唱響在耳旁，似乎她都能產生意識的“共鳴”反應。不過，她老人家后半生最鐘情的還是《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嘍——這既是“她”的作品，又符合她的腔音/聲調，因此在她生前就確定了與她“告別”時的主題音樂。 可惜我們作為子女，在老人家有生之年，極少能聽到她的工作回憶（這是那一代人的共性—不炫耀自己），故而對她老人家的工作內容或貢獻等知之甚少；好在她在06年受人民日報和人民音樂雜志之約，口述并由俺撰寫了這一篇回憶——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記事，算是簡單記錄下了她的一個“重要”貢獻。另外還要得益于“網絡的發達”——可采擷他人（老戰友或當事人）相關的回憶文章——了解了我們老媽在該領域內的貢獻及客觀評價等，方便了我們收集、整理和編制老人家的回憶文集。本輯憶念老媽的美篇專輯，我們主要是選取了可以“追溯”到的老人家與《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改編和獲批及錄制傳播時的紀實記事、花絮及歷史圖片景況，來展現那個時期老媽為她鐘情的“音樂文藝、宣傳廣播”事業做出的部分貢獻吧！愿大家喜歡嘍！癸卯年元宵節于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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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媽和改編《陜甘寧邊區五首革命民歌》紀事的憶念

龍劍情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