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大哥

諾爺

元月五號早上醒來打開手機，發現夜半侄女發來信息，說她爸可能抗不過這波疫情。向侄女詢問了情況后，隨即與在北京的二哥聯系。二哥乍聽一愣：昨天視頻中看他還能走路，精神也不錯，怎么一下子會發展這么快呢？他說馬上與侄女聯系，問清楚情況再與我回話。放下電話，我正在想，大阿哥平時只說腿腳已有點不太方便，其它身體器官均無大礙，應該不會有大事情吧？希望他能挺過這一關。這邊正在為大阿哥祈禱，上午九時余，還沒等到二哥電話，侄子那邊就傳來噩耗，大阿哥在八時許已與我們天人永隔！侄女一聲我沒有爸爸了！不由人潸然淚下…… 我與大阿哥還有很多約定，想慢慢地去經歷，說好了我要帶他去兒時有記憶的地方走走，我們住的老房子地方、師橋外婆那邊的老地方、龍山虞洽卿故居等等……想不到，這突來的噩耗，使本想慢慢享用的天倫之樂戛然而止，成為永遠的遺憾！ 這幾天，大阿哥的形象一直浮現在我腦海。兒時父親教導我們，大阿哥是我們兄弟姐妹五人中最乖巧、最懂事、而且學習成績又最好的孩子，希望我們都能向大阿哥學習看齊，并且在我們的親戚之中，都對大阿哥稱贊有加。大阿哥長我十一歲，在我幼時，大阿哥的形象因此更顯偉岸。 由于老父親蒙冤受辱，大阿哥未能上大學深造，讀了師范后十九歲便參加工作，帶著“包袱”成為人民教師中最憋屈的一員，為父母親、也為我們整個大家庭挑起了部分生活的擔子。剛開始在小學任教師，由于工作努力，不久即成為學校的骨干，并通過自學取得大學學歷，最后從中學教師崗位上退休。一生為人師表，四十多年的教學生涯，桃李無數，堪稱弟妹們的楷模。 一九五九年春，由于當時政策的原因，父親被遣送回老家。除留下大阿哥、二阿哥在上海繼續讀書生活外，我們小的三姐弟（姐姐七歲，我不滿五歲，弟弟不滿二歲）跟隨父母親從上海回到慈溪老家（母親受此嚴重打擊，在四年后因貧病交加，含恨離開人世），從此開始了我們不一樣的人生。 小時候，我們生活在農村，每年就盼望著暑假寒假。這樣大阿哥、二阿哥就會從上海回來和我們團聚，這幾天是我們最開興的日子。要回家前幾天，大阿哥總會先寫信告知父母親，他（或他們）幾號回到家。待我們稍微長大點后，每逢這一天，我和弟弟吃好飯后，就早早地就去三里外的樟樹車站接站等候。由于當時我們年齡小，不知道車次等等具體情況，只要站長室的電話鈴響起，就有班車到達，我們會跑出去看看有沒有大哥二哥下車。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加上當時的火車汽車經常性脫班等原因，許多次我們往往都不能如愿接到，只能失望地回家。有時我們這邊剛到家，那邊傳來大阿哥他們到了。父親打趣道：只有自來人，哪有等來人啊！ 大阿哥他們一到家，就會給我們帶來好多吃的及玩具等。上海的伯父、外婆、舅舅、姨媽等一干親戚，會送給我們一些包括餅干糖果之類等吃的。尤其是外婆，對我們更是愛之切切。面對我們的艱難處境，老人家恨不得掏出心肝來幫助我們。上海的東西真是什么都好吃，就連饅頭都是用白面粉做的，哪是我們鄉下這黑不溜秋的饅頭可比的。更為重要的是，大阿哥每次來都會帶書過來，包括他們自己上學讀過的書和各種課外書。這在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當時，對我們是多么大的享受。我記得當時他給我的中學語文課本中有莫泊桑的《項鏈》一文，印象非常深刻。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一本叫做《少年文藝》的刊物，我想竟有這么好的書，真是百看不厭。每一本我都要從封面看起看到封底包括編輯、裝幀一字不落地看過又看。以至到我兒子上學，待他能看書時，我馬上連年給他訂了《少年文藝》這本刊物直至他小學畢業。 大阿哥、二阿哥在暑假期間，頂著烈日，與父親一起參加過我們農村的夏季“雙搶”生產，賺過生產隊的“工分”。也曾和我們一起捕魚捉鱉，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去田溝里用簸箕抓泥鰍，他上岸時被螞蝗叮滿雙腿的囧境，至今亦猶在眼前。 “文革”結束后，國家全面恢復高考。大阿哥馬上寫信給我，要我去報名參加高考，并說可去他那里幫我臨時輔導。由于各種原因我畏懼而退縮了，現在歸納起來應該有如下三方面顧慮：一是思想還轉不過彎來，長期被奴役、甘愿成為二等公民的思想已根深蒂固，認為自己“四類分子”子弟身份的這一行為，會不會被人認為蠢蠢欲動；二是認為自己僅僅拿得出小學畢業這一張證書的人能參加高考？太不自量力了吧？三是脫產去上海惡補，這里丟了工分，那里又要用錢，怎對得起含辛茹苦的老父親？最后雖未參加，但大阿哥對我的一片愛心和看好卻是真實地存在。如果說我現在還有一些文化底子的話，與大阿哥的關愛和教育是分不開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大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大阿哥抓準時機，寒假時返鄉請老父親回憶過去經歷，由他組織語言，叫我為老父親代筆申訴（他有公職，有所顧忌）。正因為大阿哥這一英明決策，使我們一家重見天日，從此生活開啟了嶄新的一頁。 七十年代末以后，在友人的關愛和提攜下，我逐步進入了村、鎮等單位從事財務管理工作。大阿哥知道后，為我感到高興的同時，諄諄告誡我，要守住法律的底線，切莫在經濟上犯錯誤。真因為有大阿哥的教誨，我一生從事財務工作，謹小慎微，經濟上從沒出過什么亂子，直至退休回家。 由于家庭的原因，大阿哥只能獨自在上海拼搏（二哥后去北京讀書，最后在北京落戶），經濟條件窘迫，結婚后住在女方家（女方獨女）。用世俗的眼光看，這不成了“上門女婿”了嗎？等有了侄兒后，他告訴我們取名岑□，我弱弱地問他：沒姓那家？他鄭重地說：我又不是上門女婿，只不過住在她家，這個是原則問題，不能退縮的！看來性格貌似溫順的他，也有剛烈的一面。 一九七五年春節，到鄉下十六年后我第一次回上海。那是因為家中建房，需要采購鐵釘、香煙等建房所需物資。當時物資奇缺，什么都需要憑票購買，上海的親戚能幫助我們購買。老父親知道我一直向往著外面的世界，就派我去上海采購，省親在滬親戚。我第一次出遠門，什么都感到新鮮，一個人穿梭于上海市區，見到了阿姨、小舅舅等一干親戚。他們都對我極為親切，大阿哥一家（包括他岳母），更是熱情款待，使我備感溫暖。記得一次大阿哥從單位拿到兩張電影票，他叫小舅子陪我一起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說好了叫他小舅子帶著我來回（他們家在“下只角”，到電影院應該有十多里路吧），哪知電影散場后因人擠我倆失散了。夜已深，我只能獨自乘公交回家。我到家后小舅子還遲遲未到家，原來是坐錯公交了，兜兜轉轉才回到家，被我嫂嫂挪揄道：你這個上海人還不如弟弟這個鄉下人認路。 父親平反后，牽涉到我們的有關政策落實問題，需要父親上海原單位及我們出生地派出所、糧管所等有關證明。由于年代久遠，行政區劃變動，查閱起來非常困難。大阿哥總是不厭其煩，跑東過西地為我們獲取證明，為弟妹們盡心盡力。記得有一次我腰痛要買一種治療儀器，我們這里買不到，一個電話托他在上海找找。他這時已是六、七十歲年紀的老漢，為我全上海到處尋找，最后跑了幾十里路找到買來寄給我。現在想起來真內疚自己的任性，同時也感受到，有大哥真好！ 斗轉星移，今非昔比。懸頂之劍已被掀掉，政治上我們已徹底翻身，再也不用夾著尾巴做人。而且現在我們的生活條件都已大大地改善，兄弟之間經常相聚，共享天倫，這是我們最大的樂趣。想不到這次疫情無情地奪去了大哥的生命，大阿哥的溘然離去，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悲傷…… 今天是正月初六，值大阿哥八十周歲誕辰，包括整個春節，我們家屬群內一片靜悄悄，大家以默默無聲表達對這位當然的大家長的哀悼，寄托哀思…… 去歲今日此時中，聯袂祝福老壽翁；紅包如雪紛紛下，一片歡騰共慶頌。 而今大哥八十正，群內寂寂悄無聲；兄長已駕祥云走，無盡哀思寄心頭。 大阿哥，如果有來生，我們繼續做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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