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一次會見

松松

2023年1月16日，我的同事、畫家張安樸在朋友圈發表了他20年的舊作《豐子愷故居》。 　　我在2021年2月見過豐子愷故居，已經是這副模樣。 　　正是張畫家這幅寫生，讓我重新想起小學時一段經歷。早先在2014年9月15日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曾在農場知青網發表過，現重新翻出再發表。 這是一次難忘的會見，它之所以難忘，因為我們當年這幾個小朋友見到了藝術大師豐子愷老先生。 　　我記得這是小學畢業前的最后一個暑假的一天早晨，接到大隊文娛委員吳念圣的通知，我們6個班級的中隊長早早就集中在校門口。在吳念圣的帶領下，我們排成一字縱隊，沿著長樂路向目的地進發。夏日的早晨，陽光照在身上還是熱烘烘的，但我們全然不顧。那時的長樂路十分幽靜，人煙稀少，馬路上幾乎不見車輛。離開學校，馬路的一邊都是弄堂民宅，對面就是我以后母校的后門；穿過瑞金一路，可見兩座大教堂（其中一座所在地已成為新錦江大酒店），再往前就是老錦江和蘭心大戲院；跨過茂名南路，便是法國總會（后改為文化俱樂部，現為花園酒店的一部分），對面是汽車廠（我老爸的單位，國產鳳凰牌轎車誕生地，后改為“迪生商場”），行進至陜西南路口，是有名的三角花園和紅房子西餐館。往陜西南路左手拐彎，不遠處便是陜西南路39弄長樂邨，豐子愷老先生的居住地。 小吳可能過去來過，帶領咱們走得熟門熟路。奇怪的是我們在一路上都沒有交頭接耳，可能在思索老先生長的什么模樣，與老先生見面說些什么……我小時候喜愛美術，知道豐老先生是著名的畫家，還是上海中國畫院院長，有機會能與他見面，是極其難得的，所以難以抑制興奮的心情。 　　豐老先生已經在客廳門口等候我們，一位慈祥的老人，臉上總是帶著微笑，見到他的心情，用現在的話來說，好像圣誕節孩子們遇到圣誕老人一樣。他把我們引入客廳，待大家坐下后，就與我們聊起天來。(照片取自網絡) 　　他對我們到來十分高興，這可以從他的臉部表情看出，他喜愛孩子，他的許多作品都以孩子作為題材，他曾經說過：“我真心地疼愛孩子：他們笑了，我覺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們哭了，我覺得比我自己哭更悲傷；他們吃東西，我覺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們跌一跤，我覺得比我自己跌一跤更痛……”他的語言十分平和、很風趣又富有磁性，我們都被他深深吸引，津津有味地聽著他的敘述，緊張和拘謹都頓時全消。 這張照片就是豐子愷在上海日月樓下客廳與孩子們在一起的情景。日月樓是解放后豐子愷為自己新寓所取的名，“不僅表示室中可以望見明月，而且有解放后遍地陽光、日月普照的含義”。(照片取自網絡) 　　由于年代久遠，當時又沒有在現場記筆記的習慣，回來后又沒有記日記，許多談話的細節已“失傳”了，十分可惜。當時也沒有相機，現場畫面都沒有記錄下來。 但是，有一件事還記憶猶新。我記得他講了一個“牛尾巴”的故事。他說，唐朝有位畫家，畫了一幅《斗牛圖》，被人所收藏。有一天，這位收藏人將這幅畫拿出來晾曬，一位牧童路過時仔細看了《斗牛圖》，忍不住大笑起來，收藏人驚奇地問小孩為什么笑，牧童指著圖畫說：“牛相斗時，力氣集中在角上，尾巴是夾在兩腿中間的，這位畫家沒看到過斗牛的情景，把牛尾畫得翹起來，他畫錯了。”豐老先生給我們講這個故事，是在告訴我們做什么事都不能想當然，要認真學習，要在實際中學、在生活中學，仔細觀察，獨立思考，并不是大人做的事都是對的。 　　在與我們交談中，豐老先生一直像慈父般的關心著我們，就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他看見我和小吳都戴眼鏡，就問我：“你有幾副眼鏡？”我回答說：“只有一副。”他馬上說：“那不行，你們孩子好動，不小心摔壞怎么行，要影響學習和生話的。應該再備一副，你們看，我就有兩副。”這時，我看到老先生眼鏡的鏡腳還用繩子串起來的，不用時可以掛在頸項上。當時，眼鏡鏡片都是玻璃的，很容易摔破。沒想到真的被他說中了，在讀書時，我的眼鏡至少摔破過兩副。 　　豐老先生畫過許多兒童題材的漫畫。這里收錄幾幅。 過年放鞭炮。 　　放學歸來放風箏。 　　大人帶孩子去游園。 　　大家一起來種花。 　　交談差不多結束了，豐老先生起身走到畫桌前，對我們說：“今天，我要畫一幅畫送給你們！”我們聽到這句話高興極了，紛紛站起來圍在他的身旁。 豐老先生的畫桌就放在客廳的中央，是一個長方形的桌子，上面鋪著一塊黑色的毯子，我這時斗膽地問了一句：“老伯伯，這是什么？”豐老先生說：“這是黑氈，用來吸水的。你們如畫國畫，家里沒黑氈，用幾張紙鋪在下面也可以的。”這時只見豐老先生拿出宣紙放在黑氈上，把它鋪平，提起毛筆蘸上墨水就要畫了。 我又好奇地問了一句：“您畫畫怎么不打草稿？”他笑著回答：“我不用，你們剛開始學畫時還是需要打草稿的。”只見他揮動毛筆，寥寥數筆，紙面上立刻出現兩位系著紅領巾的少先隊員，他們倆捧著一只大西瓜，栩栩如生，就像向我們走來一樣，我們都欣喜得鼓起掌來。接著他又題了四個字“種瓜得瓜”。 原來，豐老先生送這幅畫，是在教誨我們：一份耕耘一份收獲，只有付出自己的勞動，才能收獲勞動的成果。他鼓勵我們：好好學習，為將來建設祖國學好本領。 　　這是豐老贈送給朋友代明的一幅畫，那天他也是以"種瓜得瓜"為題為我們畫了一幅同樣的畫，不過畫面有些變化。 　　就在這次會見后過了六年，文革爆發，豐老先生也沒有逃脫厄運；他送我們的一幅畫，交給了學校，它的命運也不佳，可惜再也見不到這幅畫了。最近經過我就讀過的長樂路第三小學，它已經成為我母校向明中學的學生公寓了。雖然這幅畫的真跡再也見不到了，可這幅畫已經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 我根據記憶畫了一幅豐老先生《種瓜得瓜》的草圖，當然與原作的形、神已不可同日而語。 　　就要告別了，真的有點依依不舍，我們一起向豐老先生道別。 僅僅過了一年，我們這些同學也分手各奔前程。我考進了向明中學，周介安同學同時收到向明和上海評彈團的錄取通知，結果他選擇去評彈團，后在電視臺工作。吳念圣和其他幾位同學就不知去向了。后來從百度上搜索到，吳念圣已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近年他曾回到過他父親曾經執教過的學校，與學校師生座談。吳念圣能夠安排我們與豐子愷老先生會見，是因為他父親吳朗西也是位著名的日俄文翻譯家、出版家，他與魯迅、茅盾、巴金、胡風等許多文壇大家都有交往，與豐子愷的交情更深。 　　2021年9月2日澎湃湃客曾發表文章，介紹了1936年翻譯家、出版人吳朗西先生在編輯《漫畫生活》月刊時，初次向國人譯介挪威著名漫畫家古爾布蘭《童年與故鄉》這部作品。1951年，巴金先生創辦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正式推出這本書的中文版，翻譯者正是吳朗西，中文版的書名也是此時確定的。可貴的是，為了忠實還原原版“手寫手繪”的韻味，出版社請來大畫家豐子愷，用獨具個人風格的鋼筆行草抄寫全文的譯文，復刻出原書的意趣。原版書暖黃色的封皮，也采納到裝幀之中。所以1951中文版《童年與故鄉》的形貌，是中外三位大家共同促成的。這本書還收錄了吳朗西、豐子愷兩位先生的后記。 　　最后，我要補充一段插曲。世上居然有這么巧合的事：我報考向明中學初、高中時，沒想到作文都是同一個命題：記一件難忘的事（那時考題是由學校決定的），我寫的都是與豐老先生會見一事。我記得考高中時，幾乎是將考初中時的作文重新復述一遍，草稿紙幾乎沒用，而且只用了一半的考試時間，頗為得意地第一個離開了考場。 豐老先生的贈畫，這是他留給我們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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