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霎那間處讀論語（之六九八）

愛睦

【于霎那間處讀論語之六九八，公冶長第五第二十五章臆補（五）"總698。230115，迎春節讀點書】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怨”字，其實是由“歹”字和“犯”字加“心”組成，意思是別人犯過，自己內心承受也。錯在人家，這純粹是主觀意志，上不了法庭告不起狀。怨，人皆有之。生怨于人，人之常情。弗洛伊德曾分析：“未被表達的情緒永遠都不會消失。它們只是被活埋了，有朝一日會以更丑惡的方式爆發出來。”但我們要懂得，孔夫子這里可不是說家短里長，似乎是講“敵我矛盾”，政見等方面出現重大分歧且處于博弈甚至絞殺中了。要做“君子儒”式的臣子，對上要為君主做明君謀，對下要為老百姓做順民謀，必須講真話甚至刺耳不合時宜的話。這注定是少數派。多數人就放棄了，甚至也會附和指鹿為馬，孔夫子認為這是恥辱。 《論語公冶長第五》第二十五章里的 “匿怨而友人…”這句話，如果直譯，就是“把怨恨裝在心里，表面上卻裝出友好的樣子，左丘明認為這種人可恥，我也認為可恥。”其實，一般的個人喜好與私人恩怨，裝裝友好甚至不計較是一種大度，確實無需搞到劍拔弩張、你死我活。大可求同存異，一團和氣，能化解則化解，能釋懷則釋懷，尤其現代語境，承平環境下。但要命的是如錢穆所解釋的：“藏怨于心，詐親于外。”這是政治語境，關乎江山社稷，天下蒼生啊。孔子的這條原則影響了幾千來“有知分子”的秉性和操守。故劉向在《說苑》就將“邪臣”具體化了：“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茍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后害，如此者諛臣也。”如和珅。再而，“中實險诐，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如秦檜。 先說說專制無二的朱氏明朝吧，朱棣造反殺了侄兒“帝允炆”奪位成功，這顯然不符合儒家所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正統。朱棣需要一個“巧令”之說，從理論到史書都要“熨帖”。但受孔子學說浸潤已深入骨髓，于是，方孝孺被滅了十族，解縉被活活凍死，練子寧被割去舌頭、高翔被敲掉牙齒仍不屈服而伏誅，所謂“忠憤激發，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百世而下，凜凜猶有生氣。” 而宋朝有文雅醇和氣象，所以在變法問題上，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蘇軾、范仲淹等，越有才情越“反動”，誰也不服誰也不妥協，天子倒無非像是一個聽評書的。如，司馬光在《與王介甫書》中就說過：“曩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這經過元朝，朱元璋認為書生誤國百無一用，開國多年也不愿意搞開科考試。當然，宋朝不殺文官和言官，也可以使大家不匿怨而友，君子之交也。蘇軾與王安石，與司馬光政見之爭鬧得不可開交，即使影響到彼此仕途命運也不匿怨。有次蘇軾實在受不了了，退朝怒喝曾提攜過自己的司馬光為“司馬牛、司馬牛”。但蘇軾卻給朋友信中道：“昔之君子，惟荊（荊國公王安石）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溫國公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還是個制度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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