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

Angela

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簡單說，就是當時美國對日本和德國出現了巨額的貿易逆差。所謂“逆差”，就是進口多，出口少，這就意味著在很多領域，美國廠商都打不過日本和德國的對手，錢都被別人賺走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出現空前的保護主義，全球貿易體系瀕臨崩潰。（自己是負責印錢的一方，錢需要先流出去，再流回來，產生一個循環。從這一點上看，美國是希望大家都使用美元的，但人家生產出來物美價廉的產品送到美國換回你印的美金，想用它買你的高價技術，你又怕人學了去不肯賣，人家手里的美元多了，你又嫉妒。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日、德、法、英這五個大國的代表就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決定聯手讓美元相對下跌，讓日元和德國馬克相對升值，以這樣的方式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進而穩住世貿體系。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但這個廣場協議一直是人們理解貿易爭端、解決貿易爭端的重要參考。每一次世界貿易失衡，產生貿易摩擦甚至要升級到貿易戰、匯率戰的時候，廣場協議都會被提起。如今國際貿易又一次面臨失衡，這本書的中文版也就應運而生了。（好奇，且看他如何解釋） 這本書的作者船橋洋一是記者出身，他曾擔任日本一線大報《朝日新聞》的總編輯，獲得過被譽為“日本普利策獎”的日本新聞獎。在廣場協議期間，他是《朝日新聞》的駐美首席記者，這讓他有機會采訪到各國央行行長、財政部長等直接決策參與者和各國智囊團成員，全方面、多角度地展現了這次重大國際經濟決策背后的大國博弈。這本書，不僅獲得了1988年的“吉野造作獎”，也成了大家公認的關于廣場協議的經典。這個協議看似簡單，但背后的背景、動機、協調方式、行動步驟和后續影響卻是千頭萬緒、異常復雜，如果不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從書中眾多紛繁復雜的細節中讀懂廣場協議并不容易，就連很多媒體，都對廣場協議存在誤解。其中最典型的誤解有兩個。??一個誤解是說，廣場協議是美國為了解決對日貿易逆差問題，用強權來脅迫日本，讓日元升值；??另一個誤解，是說廣場協議直接導致了日本出現“泡沫經濟”，就連日本經濟走向“失落的二十年”，也是廣場協議的錯。這兩個誤解要是連起來，就更有點陰謀論的色彩了，等于說就是美國用脅迫的方法，打壓日本，讓日本走入衰落。但作者說了解這個協議的來龍去脈就會發現實際上卻并非如此。 咱們就先從廣場協議的大背景說起，就是美日貿易的嚴重失衡，是美國對日本產生了巨額的貿易逆差，讓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究其原因，美國對日本的貿易巨額逆差，一方面是日本戰后經濟不斷發展的結果。這一時期日本的制造業迅速崛起，出口逐年增加。但是，原因也不光是日本的發展，更重要的原因其實來自美國方面。1970年代，美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般認為比較健康的貨幣環境，通貨膨脹率應該在2%左右，而在那個時期，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飆漲到了13%左右，而且居高不下，這樣下去很有可能會出現金融體系的失控甚至出現經濟危機。所以1979年上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決定頂住壓力，擠出貨幣中的水分，降低通貨膨脹率。從1980年到1985年，美聯儲不斷加息，加息通常會讓流通貨幣總量減少，錢更值錢，就這樣讓美元的通貨膨脹率又回到了3%以下。（這與當前的美國形勢何其相似。這種陳年舊疾久不久就會來一次。加息可以吸引資金回流，減少市場的流動性，錢都回到銀行賺利息了，市面上的錢少了，從而了降低通貨膨脹率。）在美國國內，當然這樣的措施讓經濟回到了穩定增長的軌道上來，但這種對美元的強力干預，影響肯定不會只發生在國內，還會必然影響世界貿易的生態和格局。美國不是一個閉塞的小國，而是在全球貿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經濟大國，美元在世界貿易領域是重要的結算貨幣，世界各國都持有相當規模的美元作為外匯儲備。要把貨幣比作一杯蜂蜜水，那加息就意味著減少水分，提高濃度。現在美國在國內持續加息，擠出美元的水分，但是其他各國并沒有跟著美國一起動作。美元的濃度提高了，其他貨幣的濃度沒跟著變，這就必然會讓美元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大大的升值。（擠出貨幣中多余水分，令貨幣升值。這雖然可以增強購買力，但也會降低本國產品出口的競爭力。）結果從1980年到1985年，伴隨著通貨膨脹率的消除，美元相對其他主流貨幣，單邊升值了差不多50%。這就意味著，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美元的購買力增加50%，同時美國的商品也更值錢了，價格就相對貴了50%。??一方面是購買力上升，美國買其他國家的產品相對便宜了很多，??另一方面是美國的商品相對變貴，其他國家的購買美國商品的意愿減少。結果也可以想象，這一段時間美國自然是進口快速增長，出口日漸乏力，那貿易逆差也就自然逐年擴大了。這些逆差的來源，主要就是日本，所以出現的貿易關系摩擦，也就主要是在美日之間。這種情況下，最難受的當然是美國本土那些對出口特別依賴的企業，所以摩擦時有發生。但只要美國選擇堅決以消除國內通貨膨脹為首要目標，只要讓美元保持在高位，那貿易逆差問題就得不到解決，甚至還會越來越嚴重。美國本土的企業出口日益下滑，壓力越來越大，當然不肯坐以待斃。像工業巨頭卡特彼勒，通訊巨頭摩托羅拉、IBM這些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大企業，就開始帶頭在國會游說，希望美國政府能通過法案，對日本加征關稅，對他們進行貿易保護，換句話說就是對日本開打貿易戰。后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入游說，美國國會面臨巨大壓力，對日本貿易戰一觸即發。（這就是自己病了，責怪別人，還逼著別人吃藥。）日本當然不想打貿易戰，但是這種局勢之下，安心出口賺錢的形勢肯定是保不住了，美國肯定不答應保持現狀，美日之間的貿易格局必須轉變。要是不打貿易戰，那還有一條路，就是日元自己升值，中和掉前幾年美元升值的影響。經過權衡，日本方面更希望走日元升值這條路，同時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問題也解決得差不多了，走日元升值這條路也有一定的磋商空間。當然，匯率的事情還需要其他主要經濟體達成共識，所以日本就按照這個方針積極展開外交，來促成事情向著調節匯率的方向發展，防止貿易戰的爆發。那你可能就要問了，的確美國并沒有脅迫日本，但也讓人迷惑：你看我日本出口得好好的，為什么就必須削減逆差？我東西物美價廉所以就出口多，逆差就逆差唄，一直這樣不行嗎？為什么國家間要貿易，不就是因為每個國家的資源稟賦、科技水平、生產力條件等等都有差別，要分工互補，才產生了國際貿易么？現在日本產品有優勢，自然美國對日本的逆差就大。你美國的企業競爭力下降，要人家日本配合解決，看起來不就是美國很過分么？雖然不是脅迫，還是在欺負人。作者船橋就認為，話不能這么說。長期的貿易失衡一定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認清這個現實。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日本主動配合美國縮減貿易逆差都是合理的選擇。政治上，美國一直受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權力動力學影響。（哈哈，這個作者也太善于自我批評了吧。自己被人欺負了，馬上認定都是自己的錯，還要不停的反思自己錯在哪兒了。這種人欺負起別人來也特別的狠。）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呢？這個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他認為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會挑戰現存的大國，現存的大國也必然回應這種威脅，所以在經濟上、政治上甚至軍事上，都必然會出現戰爭。后來美國的政府顧問格雷厄姆·艾利森，發展了這種觀點，并用來解釋歷史上的歷次大型戰爭，對美國政府影響很深。其實，在廣場協議之前，美國對日本的敵意就不僅是在經濟層面，還出現在文化和政治層面。美國有很多人都不斷強調日本的民主制度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文化上也和美國有很大沖突，對日本抱有很大的敵意。在政治上尚且如此，在經濟上，那些受到實實在在打擊的企業，對保護主義的呼聲就更是越喊越響。大型企業和行業聯盟，有足夠的經濟動力和政治資源游說政府搞貿易保護，再加上政治和文化界人士添油加醋，美日貿易的長期巨額逆差必然是不可以長久持續的。（這就像在球場上打比賽，戰勝對手無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是憑真正的實力戰勝對手，一種是給對方使壞，打瘸對手或是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并隨時修改比賽規則，讓它更有利于自己，美國一開始是先憑實力，當對手追近了，就采取第2種方法了??，一勞永逸，不愧是大聰明國??）要想游戲長長久久玩下去，要保持自由貿易，確保經濟增長，那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日本就都需要考慮如何適當釋放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不然，任由矛盾越來越尖銳，經濟問題日益政治化，就會讓美日之間產生嚴重的對立。雖然看起來廣場協議有點吃虧，但實際上卻也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胳膊擰不過大腿，這是事實。認倒霉就是必然的選擇。）最終的結果，日本斡旋成功，廣場協議簽訂，五個主要經濟體承諾聯手干預國際貨幣市場，讓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所以說，廣場協議并不是美國強權脅迫日本的結果，而是日本在美日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到了必須解決的情形之下，自己推動的結果。雖然日本的出口貿易因此受到了打擊，但這的的確確是日本“兩害相權取其輕”以后的主動選擇。 那么是不是日元升了值，就天下太平了呢?廣場協議說起來簡單實際上復雜。匯率問題不是一國或幾個國家的問題，主要貨幣匯率的動蕩，全世界貨幣的格局都需要重新平衡。尤其是在那些貿易關系緊密的國家之間，傳導效應就更加明顯。比如德國馬克開始升值后，歐洲其他主要貨幣諸如法國法郎、瑞士法郎、意大利里拉等主要貨幣也會面臨升值壓力；而美元相對貶值之后，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比索也會受到一些影響。當初之所以出現美國對外貿易失衡，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從國內傳導到了國際。現在廣場協議以后，貨幣的匯率格局改變，在會引導貿易走入新平衡的同時，影響也勢必從國際傳導到各國的國內，對各國經濟造成沖擊。在這本書里，船橋洋一非常詳細地寫到了各個國家面對的問題和這期間決策和博弈的過程細節。當然受到影響最大的，還是日本，所以我們主要說說日本。在廣場協議后，日本受到的最直接的影響，當然就是出口開始減少，美日貿易逆差開始縮窄，畢竟廣場協議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出口減少會有什么問題呢？打個比方說，??如果把一個國家比作一個家庭，這個家庭如果是個農戶，自己種糧食不僅夠吃還有剩，需要衣服，需要日用品就得買；??如果這個家庭是個小工廠，那自己可以生產點日用品，但食品就要購買。也就是說，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特定優勢，也因此產生了貿易。貿易的產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比較優勢，大家合作分工，這樣有買有賣，出入相抵，賣比買的多，就是順差國，反過來就是逆差國。在美日之間，為什么日本就是順差國？是因為算總賬，日本的出口更多，也就說明日本的總的生產能力大于本國消費需求。實際上，日本當時走的是“外向型經濟”路線，也就是說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出口拉動來實現。現在日元兌美元升值，就好比要求日本的商品整體對美國漲一次價，而美國的商品整體對日本打一次折。那自然會對日本本土的經濟造成沖擊。這就意味著過去的產能出現了過剩，按照原有規模生產的東西會賣不出去，那怎么辦？要么就是去產能，企業該關門關門，工人該失業失業，但這樣經濟增長就會跟著放緩，說不定還會走入衰退；那要么就是要采取措施，一方面給企業減輕負擔，同時提振本國的消費需求，這就意味著增長模式從“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轉變。（這跟我們國家現如今的情況是一樣的。）日本當然不想衰退，而要想讓美日貿易關系可以順利再平衡，美國也希望日本國內的政策能配合國際匯率市場平穩過渡。這樣，日本就必須調整自己國內的貨幣和財政環境，有效地刺激本國的投資和消費，目的就是:??第一不要讓企業被動去產能，??第二要升級和發展國內需求。也就是說，通過供給側的扶植和需求側的鼓勵，讓國內需求成為經濟的動力源泉。（我們國家提出共同富裕的原則也是因應這樣的需求。擴大內需的前提是大家都有錢，才能消費得起。）具體到政策，日本當時主要是采用了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就是降息。廣場協議簽訂后，一年多時間，日本就進行了五次降息，利率從5%調整到了2.5%。降息意味著給市場注入流動性，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放水”，結果當然是可以促進國內的投資，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就很容易變成大水漫灌，產生資產泡沫。（用一個人體的例子解釋一下，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把政府放水理解成心臟加大泵血量，希望支血管，毛細血管都能得到充足的血液，可問題是血液都被主要幾個干血管截流了，導致血管膨脹，壓力升高，人看上去是紅光滿面，但手腳卻常常麻痹，這是爆血管的前兆。反映到國家當中就是，股市，樓市兩旺，但制造業哀鴻遍野。經濟空轉，這不是什么好現象。）而實際上，日本就是搞出了“泡沫經濟”。在這本書寫成出版的1989年，當然還沒有“泡沫經濟”，更沒有“失去的二十年”這種詞。但站在三十年以后，這次中文版再版，船橋洋一就特地對這部分的內容進行了補充，目的就是要澄清一下到底泡沫經濟和廣場協議之間的有什么關系。將廣場協議當成日本泡沫經濟甚至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元兇，這種誤解在中國非常普遍，但實際上，在經濟學界，這已經基本上被認定是一種誤讀。船橋明確地指出，日本最大的失敗在于，需求側沒有采取最佳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在供給側也沒有十分有效的鼓勵結構改革的措施。什么意思呢？大家公認，國際貿易來自比較優勢。廣場協議之前，日本對美國有優勢，是因為日本的產業結構特別適合當時的國際市場：你們缺的我都有，你們貴的我都便宜，因此才出口多多，經濟快速增長。廣場協議讓日元升值，讓日本產品統統漲價，實際上對??“你們貴的我都便宜”這類產品沖擊更大，而對??“你們缺的我都有”這一類“剛需”的沖擊就很小，應當區別對待不同的產業，有的放矢。而且，從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轉變，本身也是要讓一套適合國際市場的產業結構，轉變得適合國內市場，那對各個產業的影響也不盡相同。而貨幣政策的特點，就是刺激經濟通常是全局式、中央空調式的，是對經濟整體的刺激，資金真正流到哪些產業，常常難以預計，難以控制。（屬于散彈射擊，一打一大片。沒有準頭，但來的快，覆蓋面積廣）財政政策就不一樣了，對于特定產業、特定產品、特定人群的特殊稅收或者補貼政策，目標更精準，效果也更明顯。（屬于狙擊步槍型，一打一個準。但瞄準需要很長時間）日本當時的情況，就是在刺激消費的時候，太依賴于貨幣政策的“放水”，沒有綜合運用財政政策，結果就是市場上的錢不去進入實體經濟，不能循環實現可持續增長，而是“脫實向虛”去搞金融投資，炒房地產。（疫情期間，美國的直升飛機撒錢的方式也是屬于這種放水方式）在刺激生產的時候，供給側也沒有有力的政策來引導產業結構向適應國內市場的方向轉變。所以，廣場協議后，日本確實結束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確實經歷動蕩，也遭遇了失落，產生“不賴廣場協議賴誰”的誤解也情有可原。但要是兩種政策能有效地綜合運用，實際上還是很有可能讓日本轉型更加成功，不必讓經濟停滯不前，走向失落的。問題就在于，貨幣政策通常是央行負責，財政政策通常是大藏省負責，兩個部門之間不調和不配合，就無法在恰當的時點進行恰當的調整，找到政策的最優解。所以說，如果要檢討，應該去檢討日本政府的官僚體制，為什么各個決策部門沒能讓政策好好配合，為什么沒有選出最優路線，作出有利于日本長期發展的最佳方案。廣場協議、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挑戰，可是日本政府沒有給出很好的對策才是搞出“泡沫”、走向“失落”的原因。（日本應對美國制裁的失敗對我們國家很有借鑒意義。）說到這里，廣場協議的前因和后果你已經大概了解了，誤解也自然都澄清了。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產生的根源，是美國作為經濟大國，自己的貨幣政策必然影響到國際貿易格局的結果。現在要讓這個格局打破，讓日元升值，也不可能讓影響只停留在國際市場，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也需要有相應的國內政策來配合。其實無論是對廣場協議的原因還是結果，之所以會產生很多誤解，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對國際貿易似懂非懂。不得不說，無論哪一個國家，在國際貿易走入新的格局、新的平衡時，如何應對挑戰，都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船橋也指出，廣場協議那一次的世界經濟格局變動，雖然對日本來說成了增長到衰落的分水嶺，對于相鄰的中國來說，卻更像是一次機遇，中國就是在這個時期經歷了一輪高速增長，迅速崛起的。如今，世界貿易的格局已經不同往日，更加復雜，日本對于這個復雜難題的解答，功過是非，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成了世界各國參考和研究的絕佳材料，這也是這本三十年前出版的書籍至今不斷再版的原因。 總結一下:首先，我們從美國解決國內貨幣的問題說起，解釋了美國國內的貨幣政策如何影響了國際的貿易格局。美國國內著手解決通貨膨脹問題，進入加息周期，導致了國際貨幣市場上美元的單邊升值，擴大美國對外貿易的逆差。反日情緒高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主動斡旋，促成了廣場協議的簽訂。（就像馬克-吐溫說的，歷史不會重復，但總會押著同樣的韻腳。如今中美之間出現了同樣的問題，特朗普敏銳的捕捉到了民意的這個痛點，適時地投其所好，反華成了他被選為總統的民意基礎。到了拜登時代，甩鍋成了轉移社會矛盾，凝聚社會的一個絕佳借口和共識。）之后，我們又分析了國際匯率的問題又是如何從國際影響到各國國內政策的，如何對日本國內經濟產生挑戰，日本又如何因為應對政策不夠理想而產生經濟泡沫，并出現經濟停滯的“失落的二十年”。實際上，之所以會出現順差和逆差，根本原因還是各國產業結構的差別。但調整產業結構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以短期看??，無論干預的方式是調整匯率還是關稅，無非是讓逆差在不同貿易伙伴之間重新分配。廣場協議簽訂以后，實際上美國的逆差大部分就轉向了中國，巨大的海外需求直接帶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說白了，美國只需要一個苦力。苦力想通過辛勤勞動，精打細算，努力過上好日子，他就會先給你臉色看，你裝看不見，他就會大棒伺候??，要么他把你打殘，要么你將他干翻。日本自知干不過美國，只好主動自殘，書里用的詞兒是主動斡旋。2008年經濟危機過后，中國開始著手“內向型經濟的轉變”，把原來給出口企業的13%的退稅，撥到農村，鼓勵農民購買家電日用品，以此提振內需。此外，積極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非洲市場，實現去產能，保工業的目標。經過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經初見成效。由以往過度依賴美國一個市場，轉向內需加外部多元市場。所以今天才有跟美國對著干的底氣。這一戰是美國挑起的，是他主動放棄了道德制高點，既然一戰難免，就上下一心，全情投入，將損失壓縮到最小。）而長期看??，每一次貿易摩擦，每一次各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最終走向，實際上很難控制。比如廣場協議多年以后，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逆差穩定收窄，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卻又逐漸擴大。這是因為，隨著日本的產業結構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精密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過渡，所以又產生了相對優勢。從這一點來說，貿易政策的制定不僅僅要通盤考慮在世界貿易這個大體系里，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博弈，也要結合自身的自然和人力資源稟賦，對自身的產業結構和發展結構做出綜合考量。隨著全球化日益深入，國際貿易越來越廣泛，經濟大國的政策產生的外部性也越來越大，大國制定國內經濟政策也必須考慮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廣場協議之所以需要會聯合幾個主要經濟體來一起磋商，聯手來干預匯率，本身就是因為在全球化驅使下，大家必須全盤綜合考慮。從這一點上來說，這一次的大國聯合具有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意義。之后的各國央行行長級會議、財政部長會議等等，這些會議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廣場協議和后續相關的一系列會議。權利意味著責任，雖然說關稅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屬于一國的主權，但在日益復雜化的國際生態里，大國制定經濟政策必然產生巨大的外部性。美元、日元、英鎊、歐元等強勢貨幣做為國際結算的主要貨幣和各國外匯儲備的主要貨幣，對國際貿易格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尤其是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通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了國際貿易格局中最有力的組織者和影響者。這些經濟大國在決策時，必須具備國際視野，考慮到國內和國外金融和經濟秩序的穩定。尤其是在當今，全球一體化的深入發展讓世界經濟的復雜程度遠遠超過了三十年前，無論是老牌還是新興，對經濟大國來說，共同協調和維護國際貿易體系的穩定，都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必然面對的挑戰。（從責，權，利的角度上看，美國私心太重，完全不顧他國，甚至盟友的利益。沒有擔當，不配做世界領袖。） 長期失衡的貿易是不可持續的，買美債是讓美元回流，緩解社會壓力的一種方法，所以日本和中國是購買美債的大戶，實乃不得已而為之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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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

Ange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