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詩樂的“出土”與考證初探三楽 <p class="ql-block">唐朝詩樂的“出土”與考證初探</p><p class="ql-block">2021-09-22葉奕萬</p><p class="ql-block">音樂愛好者?訂閱 2021年9期?收藏</p><p class="ql-block">關鍵詞：祖傳楓橋唐詩</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葉奕萬</p><p class="ql-block"> 2010年元宵節，蘇州市滄浪詩社舉辦詩詞吟唱會，我吟唱了祖傳唐詩《楓橋夜泊》。滄浪詩社社長認為這是首古曲，號召學唱。此后因葉氏堂兄妹已耄耋之年，在詩社不斷的鼓勵和催促下，我們于2011年2月在蘇相敘，將葉夢得后裔傳唱之五首能唱全的唐詩古曲錄音并記譜。后我發覺祖傳古曲有唐朝音樂內在的特征，經考證，初步認定其中三首古詩樂可能是唐朝詩樂。</p><p class="ql-block">一、認定唐朝詩樂的依據</p><p class="ql-block">一則，徵調式是唐朝詩樂的主要特征。</p><p class="ql-block">葉氏祖傳的唐詩古曲特征與陜西民間音樂傳統相吻合。《楓橋夜泊》《春望》《烏衣巷》《遣悲懷》四首都是徵調式，而解放初期廣為傳唱的歌曲《東方紅》《翻身道情》《兄妹開荒》《北風吹》《紅頭繩》等也是徵調式，且都是陜西的現代歌曲。我于蘇州市圖書館查閱的陜西秦腔曲譜也多徵調式，據中國古代音樂史記載，唐玄宗曾吸收全國優秀人才，為政府和宮廷培養了數萬名樂工，其中可列入史冊的音樂家有數百人。當時，蘇州已有“人間天堂”之說，在唐朝蘇州就出了五十名狀元。不難推測，在唐玄宗培養的音樂家中定有蘇州籍人士，他們將唐朝詩樂流傳至家鄉也是很自然的。</p><p class="ql-block">二則，起始音為全曲的最高音。</p><p class="ql-block"> 這一特點有利于笛的伴奏和吟唱，符合唐盛行奏樂用笛的傳統，此為唐朝詩樂的又一特征。在五首古曲中有四首的起始音均是該曲的最高音。從《中國古代歌曲七十首》中可知，七十首歌曲均為唐朝以后的宋、元、明、清所譜之曲，其中僅有一首宋朝的《黃鶯吟》的起始音為全曲最高音。由此可以推測：起始音為全曲最高音或許就是唐朝在長安所譜詩樂的一個重要特征。這與葉氏祖傳五首曲子中有三首的起始音為最高音絕非巧合。</p><p class="ql-block"> 中國古代很早就重視音樂，據《晉書·律歷上》（卷十六）記載，晉代就有嚴格律數的管律，全套有十二支笛，各以十二律命名，以一音應一律，分別為“黃鐘之笛”“大呂之笛”等等。且在不設鐘磬的場合下，奏樂時根據這種特制的笛為弦樂器和歌唱家確定音調的高度。到了唐朝，由于發明了笛膜，笛的音色、音量有了飛躍，笛就成為室內音樂的主要伴奏樂器。</p><p class="ql-block"> 據唐《樂府雜錄》記載，唐開元年間宮廷女歌唱家永新造詣極高，有一次當她唱到激動人心的高潮時，為她伴奏的著名笛手李漠所用的笛子“曲終管裂”。唐詩的詩唱屬室內音樂，故唱詩者若用笛伴奏，只要聽笛試吹第一個音，就可知該曲的最高音。若此音過高，就可降調，反之亦然。</p><p class="ql-block"> 由此可知，把起始音安排在全曲的最高音是為了便于笛的伴奏和吟唱，此乃唐朝長安樂師對唐詩譜曲的一種約定，而非個別樂師獨特的設定。笛的吹奏在唐朝是十分流行的，從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一首即可見端倪。</p><p class="ql-block"> 再則，詩樂結構與唐古曲的對應。</p><p class="ql-block">以葉氏祖傳唐詩古曲《楓橋夜泊》為例，此曲為五聲徵調式，以詩人悲涼、憂郁的心情為主線，結合其余四音借長短變化的節奏和音符高低起落的變化組成旋律。其詩句及其聲調排列如下：</p><p class="ql-block"> 唐詩誦讀的要求是平聲長，仄聲短。由于律詩詩句中平聲字和仄聲字交錯排列，讀起來聲調高低間隔，悅耳動聽。第一句和第二句的平仄對立，即兩句在同一位置上的聲調相反，故讀后就有起落的感覺，第三、第四兩句同樣如此。還有第二、第三兩句中的二、四、六位置上的聲調均是“平、仄、平”，這在律詩中稱“相粘”，兩句讀后會有承上啟下的感覺，整首詩讀后就有“起承轉合”的音樂美感。</p><p class="ql-block"> 古曲的結構是四句體（復樂段），即兩個單樂段的四句體樂段。每個單樂段又分上、下兩句，這樣古曲共有四句，它對應著《楓橋夜泊》的四句詩。現知唐詩古曲是按韻律譜曲的，故所譜平聲字和仄聲字的音長也不同。在每一句中平聲字的音長相應的比仄聲字的音長要長一點。由此可見，從吳中葉氏世代傳唱的三首唐詩樂中音的組成、設置以及調式和按唐詩韻律譜曲等特征的分析，便可推定這三首詩樂源于唐代音樂。</p><p class="ql-block"> 二、唐朝詩樂能傳承的緣由</p><p class="ql-block">一則，唐朝音樂文化發展迅速。</p><p class="ql-block">在唐玄宗身體力行地推動普及下，唐朝音樂得到極大的發展，百姓可在家隨笛吟唱，可參加佛教寺院廟會的誦經活動，酒樓也時有詩歌的演唱。據薛用弱《集異記》卷二記載，唐開元年間，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三人到旗亭（酒樓）飲酒，正好遇見十幾位歌妓應著樂師的演奏，飲酒唱詩，三位詩人即興聽唱打賭，比誰的詩唱得多就是誰勝的故事。</p><p class="ql-block"> 二則，唐朝經濟繁榮，南北交流暢通。</p><p class="ql-block">唐朝經濟的空前繁榮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蘇州作為唐朝的賦稅漕糧重地，與京城長安之間在社會經濟與文化藝術方面的頻繁交流更是歷史的必然。唐朝詩人白居易有詩曰：“人稠過楊府，坊鬧半長安。”當時蘇州建城已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吳地文化隨著經濟的繁榮非常活躍，已有“天堂”的美稱，而江南的《吳歌》和北方的《西曲》同享盛名，隨著兩地的文化交流，長安的詩樂也廣為流傳。</p><p class="ql-block"> 再則，吳中葉氏家族的詩樂傳承。</p><p class="ql-block">葉氏八十二世孫葉夢得曾居現蘇州雙塔葉家弄。太湖中的東、西山是蘇州郊外的“世外桃源”，南宋時金兵入侵，不少達官貴人逃難于此。近千年的相對太平無事，當是葉氏祖傳唐朝詩樂得以代代相傳至今的一大客觀條件。</p><p class="ql-block"> 葉夢得（1077—1148），南宋愛國詩人，號石林，官至左丞，戶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有《建康集》《石林詩》《石林燕語》等傳世著作。他忠誠愛國，要求子孫以詩書傳家，尤為推崇唐詩這一中華民族文學藝術的巔峰之作，并向子孫口授祖傳的唐詩古曲吟唱。葉氏子孫不忘石林世澤，代代相傳，吟唱成風，學詩、唱詩、作詩是家族傳統。</p><p class="ql-block"> 七十七世孫葉逵至東山后，葉氏家族人丁興旺，子孫繁衍為二十四個分支。我先祖系葉夢得故居陸巷分支成員，他們不僅寒窗苦讀，還善于經商，乃東山“鉆天洞庭”商幫成員，因此有充裕的經濟為葉氏香火和文化的傳承提供可靠的保證。康熙年間天下太平，他們去南京六合后又至蘇州楓橋經商。由于經營得法，盈利頗豐，于是在木瀆、光福、吳江等地買下大批田地。公元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楓橋毀于兵燹，葉氏子孫才至木瀆定居。</p><p class="ql-block"> 葉叔平是我的祖父（1870—1926），清光緒年間秀才，在家設私塾，收過不少學生，如嚴家淦幼年時曾隨祖父學過孟子。祖父還親自教三子四女讀書、作詩和唱詩，在滬經商時認識康有為。康先生在1920年前曾來木瀆東街看望祖父，還一起游靈巖山，上海《申報》特作報道。</p><p class="ql-block"> 葉慶堯（聘臣）是我的父親（1900—1986），國畫家，曾被畫家呂鳳子校長邀請至丹陽正則藝專任教。父親年輕時在家與嚴家淦相好，嚴先生退政后還牽記葉氏弟兄。解放前他天天唱唐詩，在家時教子女學《古文觀止》、唐詩和做絕句。</p><p class="ql-block"> 葉夢得家族流傳下來的幾首唐詩樂是靠一代一代的吟誦流傳下來的。唐朝詩人賀知章有詩為準“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我國自隋唐開始，科舉制度規定必考詩賦，受到仕民重視。姑蘇文化底蘊深厚，文人對唐詩吟唱尤為鐘情，真是詩不釋手曲不離口。由于葉氏姐弟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故在“幼學如漆”的年代，幾首唐朝詩樂和蘇州方言一樣，代代口傳。</p><p class="ql-block"> 改革開放后，蘇州市成立滄浪詩社，開展了詩詞吟唱活動，這才使我有了吟唱機會。2011年7月，陶老師向我提出“徵調式”的問題，我才發現“徵調式”是陜西民間音樂的遺傳基因。此為花費十年時間去學習、探索，弄清古曲真相，使葉氏姐弟埋在頭腦中的唐朝詩樂逐步發掘“出土”。目前僅傳承下來五首唐詩古曲，其中三首比較完整，可在網絡上查詢“葉氏家傳唐詩吟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