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世界語運動的積極推動者

青青柏楊

魯迅先生是中國世界語運動先驅之一。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魯迅即追隨蔡元培先生投身華夏世界語進步文化運動，他曾為世界語在中國的推廣和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特別是他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期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國際世界語運動史冊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踏上世界語道路 1923年6月7日，魯迅被蔡元培、吳稚暉、陳聲樹創辦的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聘為董事并負責講授《中國小說史略》、《文藝理論漫談》等課程，從此魯迅踏上了世界語的道路。魯迅對世界語一直懷有一種熾熱的情感，早在他與胞弟周作人來北大任教時，就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影響而接觸了世界語。蔡元培領導下的北京大學從1917年就開設了世界語課程，聘請了孫國璋講授世界語。1922年3月初,又聘請了由魯迅推薦的俄國世界語盲人作家愛羅先珂講授世界語，已是北大文學教授的魯迅常常前去聽世界語課，他與愛羅先珂有一段真誠的文學交往，他先后翻譯了愛羅先珂的童話《魚的悲哀》、《世界的火災》、《鴨的戲劇》等文學作品，從而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1922年5月23日,北京世界語學會宣告成立，周作人當選為該學會的會長，魯迅親自參加該學會成立的慶祝活動,照相機記錄下周氏兄弟一起參加北京世界語活動的珍貴鏡頭。魯迅深深地愛上這一門有利于世界各國革命和世界各國人民文化交流的語言，從此他便與世界語結下了一段深深的情緣。魯迅先生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授課是兼職，他還繼續擔任北京大學的文學教授。每星期二、五的下午時間，他不顧身體的疲倦，從北京大學到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舊北京西城孟瑞學校），他有時步行，遇到時間緊就乘坐黃包車。不論多么忙碌，他都沒有耽誤過一堂課。歷史的記憶曾記錄下那難忘的一幕：在風風雨雨的京城街路上，常常出現一個穿長衫的消瘦的身影……魯迅先生熱情地為中國世界語運動而奔波，從而贏得了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學生們的崇敬和愛戴。學生們都很愛聽魯迅先生的講課，他一如在北大的教法，一堂課兩個鐘頭。每當魯迅先生走進教室的大門，教室里立刻一片寂靜，每次不到20分鐘，總會聽到學生們激動的笑聲。 遇到青年詩人柔石 上世紀20年代初，古城北京的新文化運動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世界語的春風蕩然勁吹，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成了中國的世界語進步文化的搖籃。魯迅憑著對世界語的真摯的情感，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這塊土地上，播下了一顆顆希望的種子。歷史就是這樣有趣！魯迅巧遇到了來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來學習世界語的一位有抱負的文學青年，他就是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青年詩人柔石。這也是青年詩人柔石第一次見到他心底推崇敬慕的文學大師魯迅先生，魯迅也很喜愛這一位思想進步的有才華的文學青年,他曾對柔石說：“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世界語則可以為溝通世界人民的感情的國際語用……”魯迅先生還給柔石講了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情況。此后，青年詩人柔石回到了上海，勇敢地投身到為人民大眾吶喊的革命文學戰線，直到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獻出了他那年輕寶貴的生命。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的日子里，魯迅都在盡心盡責地教書。他常常鼓勵學生努力掌握世界語，從事世界語進步文學翻譯，并勉勵學生胸懷遠大抱負，投身于中國的進步事業。在魯迅先生的扶持下，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培養出了柔石等一批紅色革命青年。還培養了王秋士、呂蘊儒、李文輝、李瑞甫等青年世界語翻譯人才。他們先后翻譯了很多的文學作品發表在當時的《京報副刊》、《黃報副刊》等報紙上。 在北京義務授課 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是一所民辦學校，在這里讀書的大部分是窮學生，從而學校的教育經費相當困難。當時學校決定給聘來講課的教授每月馬車費20元，作為學校的董事之一的魯迅先生深知辦校艱難，總是不肯收取這筆錢，為此學校教務處負責財務的陳空三和馮省三兩位先生很為難，何況馮省三又曾在北大讀過書，還是魯迅的學生。魯迅曾對送錢的陳空三說：“學校經費困難，我是曉得的，所以這錢我不收，你還是帶回去，每一個世界語者在目前環境下應盡自己的力量做出貢獻，然后世界語才能廣泛地傳播出去，我自己雖然沒學好世界語，但我是支持這個運動，因為我贊成它。”后來，由于陳空三再三地堅持，魯迅才答應少收一點。《魯迅日記》中記載著魯迅先生只收了有限的幾次，而且從來沒有收過20元。實際上魯迅當時的經濟狀況也頗窘迫，可是他寧可到朋友處借錢，也不愿讓這所世界語學校在經費開支上為難。為此，魯迅先生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是義務授課。魯迅先生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授課一直堅持到1925年3月20日學校停辦，他任教了1年零9個月，這段時光盡管很短暫，但魯迅先生在這片中國世界語文化土地上默默地耕耘播種的高尚的奉獻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追思。 熱心世界語翻譯工作 他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期間，勉勵學員多翻譯一些世界語的文學作品。他曾支持胡愈之、周作人、王魯彥、孫用等人翻譯世界語文學作品，并在自己創辦的刊物上，為世界語譯作提供發表園地。《世界》雜志曾于1936年8月寫信給魯迅，征詢他對世界語的意見，當時魯迅雖已重病在身，但仍勉強支撐，復信《世界》雜志社說：“我自己確信，我是贊成世界語的，贊成的時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年了吧。但是理由卻很簡單，現在回想起來：一是因為可以由此聯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壓迫的人們；二是為了自己的本行，以為它可以互相介紹文學；三是因為見了幾個世界語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義者之上。后來沒有深想下去，所以現在的意見也不過這一點，我是常常如此的：我說這好，但說不出一大篇它所以好的道理來。然而雖然如此，它究竟會證明我的判斷并不錯。”魯迅的回信在《世界》雜志發表以后，使世界語者深受鼓舞。魯迅逝世以后，中國世界語者為翻譯出版他的著作了很多的努力。1937年馮文洛將《孔乙己》譯成世界語，發表在匈牙利出版的《文學世界》上；1939年世界語版的《魯迅小說選》出版，1949年以后，魯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和《魯迅小說集》等被翻譯成世界語。 ——摘自付曉峰《魯迅的世界語情緣》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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