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十大名碑

藝舟軒自軍

“保山十大名碑”目錄一、《觀音山靈應蘭若碑記》碑刻概述：《觀音山靈應蘭若碑記》，元至正五年（1345）立（距今677年），為保山市域內迄今僅見的元代記事碑。此碑書寫者武山趙資，碑刻書體為楷書，魏碑風格，筆法干練，行筆自然流暢，堪稱精品。二、楊寧撰《金齒新建廟學記》碑刻概述：《金齒新建廟學記》碑，立于保山第一中學原金齒司（永昌府）儒學大成殿內。明正統十一年（1446）五月金齒司儒學興建落成時(距今576年），由參與主持修建工作的南征將領——刑部右侍郎楊寧撰文并書，時任巡按云南監察御史劉福篆額。碑為青石質，直幅，冠蓋形?，F碑額、碑座均已散失。碑身通高196厘米、寬83厘米。正文楷體直書22行，通行58字，全文計1052字。內容主要記述當年地方軍民捐資興建金齒司儒學的歷史背景、建設經過、建筑規模及在地方文化發展史上的意義等情況，是目前所知有關保山辦學歷史的最早記錄。碑刻書法為典型的臺閣體正楷。三、王英撰“明金齒司指揮使胡琛墓碑銘”碑刻概述：“明金齒司指揮使胡琛墓碑銘”，原立于保山城南王官屯胡姓祖塋胡琛墓前，明正統十三年（1448）三月胡琛逝世后，由其子胡志拜請時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英撰，禮部郎中黃養正書，太常寺少卿兼經筵侍書程南云篆額?，F移置于保山太保公園。碑為青石質，上有半圓形碑額，下有龜座。通高287、寬86厘米，額篆“大明故昭勇將軍贈僉都指揮使司事胡公之墓碑”20字。正文直書陰刻20行，728字，主要記載墓主胡琛的家世淵源和在充任順化衛指揮使、金齒司指揮使期間率軍平定叛亂，維護邊疆穩定的生平業績。是研究明代前期保山軍政設置和世襲金齒司指揮使胡姓家族史的重要資料。碑文書法甚為精妙，骨健肉豐，平正中變化豐富，研美中有隸書的樸素。其氣息可追中原名碑“張黑女墓志”。四、彭時撰“大明右軍都督僉事胡志墓神道碑”碑刻概述：“大明右軍都督僉事胡志墓神道碑”，原立于保山城南王官屯胡姓祖塋原金齒司指揮使胡志墓前。明成化四年（1468）十月胡志故世后，由其子胡亮拜請時任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撰，尚寶司少卿直文華殿汪容書，奉天羽衛宣力武臣定襄伯郭登篆額。上世紀六十年代墓毀后移作他用，現移存于太保公園碑林。碑為青石質，上有半圓額，下有龜座。通高332、寬113厘米。額篆“大明故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儉事胡公神道碑”21字。正文直書陰刻28行，1394字，記述胡志的家世淵源和擔任金齒司指揮使30余年間參與三征麓川，平定邊患，使金齒“隱然為西南一巨鎮”的歷史功績。是了解研究明代前期滇西邊防建設和胡姓家族發展史的重要資料。碑刻體量宏大，制作精細，其楷體書法從顏真卿出，結體寬博大方，卻又寫得秀逸活潑，用筆輕重，提按豐富，是難得一見的宏篇巨制。五、明世宗“敕永昌知府嚴時泰”詔書石刻碑刻概述：明世宗“敕永昌知府嚴時泰”詔書石刻，原立于保山城區西側原永昌府署御書樓內，系明嘉靖二年世宗皇帝為重建永昌軍民府而頒給新任知府嚴時泰的詔書敕令。嘉靖七年（1528）嚴時泰離任時將其上石立碑，建御書樓以示后人。近世以來，因府署被毀，幾經周折，現移存于太保公園碑林。碑為青石質，額、座均散失，碑身高244厘米、寬94厘米。碑文楷體直書13行，通行字，計506字。內容涉及當年朝廷決定廢除明初設立的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重建永昌軍民府的原因、背景和任命嚴時泰為新設永昌府知府的職責要求等情況，是了解研究明代中前期保山地方軍政體制設置變遷歷史的寶貴資料。詔書中所指的嚴時泰，字應階，浙江余姚人，明正德六年（1511）與四川狀元楊慎為辛未科同榜進士。初授江蘇溧（li）陽縣知縣，后歷南京江西道御史、鎮江府同知、福建鹺（cuo,鹽）司，因“素有才干”，政績突出，于嘉靖二年（1523）正月被指定擔任云南邊地新改設的永昌軍民府知府。任職期間“書法定制，撫安瘡痍，控制邊服，公廉威愛，變通宜民”，為改變原來軍人專斷，文治不興的局面，確保西南邊疆的和諧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嘉靖七年升職，歷福建按察使、四川巡撫、南京工部侍郎等職。從書法上看，該碑恭錄皇帝詔書，楷書筆劃工整，結構勻稱嚴謹，是典型的明代館閣體范本。備注：嚴時泰（1492—1566），浙江余姚人，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科考中湖廣榜舉人，正德六年（1511）與楊慎同榜進士。六、張志淳撰張勝宗墓《山阡表》碑刻概述：張勝宗墓《山阡表》，原立于保山城西寶蓋山張姓祖塋張勝宗墓前。明嘉靖二年（1523）正月張勝宗之孫原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志淳為補原墓表缺失而撰制。1980年代墓被毀后由隆陽區文管所收存，現存于太保公園碑林。碑為青石質，額、座均失。碑身斷為兩截。碑身高192厘米、寬82厘米。碑文楷書陰刻18行，通行55字，計863字。碑文內容主要記述張勝宗的家世源流和平生“心莫若慈，力莫若勤，語莫若實，用莫若儉”的種種善行義舉，是明代保山張姓望族的重要史料之一。碑刻文字類歐陽詢行楷，筆力剛正險峻，一絲不茍。此碑書法為典型的“二王”書風，在保山歷代碑刻書體中十分罕見。七、李時撰“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志淳墓志銘”碑刻概述：“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志淳墓志銘”，原存于隆陽漢莊鎮張家山張志淳墓中，保山明代重要碑刻之一。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五月張志淳故世時，由其子張合拜請時任吏部尚書李時撰文、刑部尚書唐龍書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文盛篆額。2004年初因墓遭盜掘，由保山市文管所組織搶救清理后收存。碑為青石質，由上下兩蓋組為一合，正方形，邊長105厘米。其中，上蓋飾24組線刻生肖花卉圖案和“天恩賜葬，為國正臣，吉壤良辰，以昌興后”四句贊詞，中刻“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公墓”16個大字。下蓋以松柏梅飾邊，中刻楷書墓志42行，通行46字，計1559字。內容詳細記述了墓主張志淳的家世源流、本人平生曲折的為官經歷及退休后輝煌的學術成就，具有重要的史學研究價值。藝術上，碑志形制規整，工藝精細，裝飾華美，具有很高的藝術品味。其中尤其是一代名師唐龍、汪文盛的書法，筆力深厚，結體勻稱，風格古雅，是難得的碑帖范本。八、明張含撰《方田子鄭國秀墓志銘》碑刻概述：《方田子鄭國秀墓志銘》，原存騰沖城南來鳳山鄭國秀墓中，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其子鄭邦浩等為之修墓重葬時，專門到保山拜請其姻親、大詩人張含撰文，并通過張含邀約文友——四川狀元楊慎、大理文豪李元陽書丹和篆額。1988年騰沖城擴建遷墳時出土，由騰沖縣文管所收存。碑由上下兩蓋組成一合，均為青石質，正方形，邊長各81厘米。其中，上蓋碑額以線刻十二生肖神像和八卦圖案裝飾，中鐫篆書碑題“明處士方田鄭君之墓”九個大字。下蓋主碑以勾連卷云紋飾邊，中鐫楷書墓志44行，通行50字，全文計2028字。內容系統真實地描述了墓主鄭文英輝煌的家世淵源、坎坷的人生經歷和感人的仁人風范。墓主鄭國秀，本名鄭文英，云南永昌騰沖衛人，生于明弘治七年（1494）。先祖鄭元方原籍福建同安人，明正統年間隨王驥征麓川落籍騰沖，傳至文英時已有三代。文英兄弟共三人，長兄文表和三弟文燦自幼讀書有成，頗具文名，但均不幸在科考途中病亡。文英自幼性資淳厚，不擅文墨。先是隨父鄭永生辛勤務農以支持倆兄弟求學赴考。之后，又以經營土雜山貨支撐門。經過多年不懈地努力“遂起家，富有資”，成為一方殷實人家。致富之后，他一方面嚴于律已，節儉持家，“善事父母、克遵克養、愛敬備至”；一方面寬以待人，熱心公益，經常出資修路搭橋、救濟貧困，贏得當地紳民的廣泛好評和敬重。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五月二十七日因長期辛苦勞作，心力交瘁而故世,享年56歲。墓志以氣勢磅礴的駢賦筆調，系統記錄了墓主的生平經歷和業績，內涵豐富，書刻精到，具有極高的學術藝術水準。其中，特別是四川謫戍狀元楊慎的楷書碑文，法書風格源自元代大家趙孟頫書體而又獨具個人功力，筆劃雅健自如，氣象寬博大氣，是難得的書法藝術精品。被專家譽為是騰沖明代的“三絕碑”（張、楊、李）。備注：張含(1479~1566），字愈光，云南保山人，學者稱禺山先生，明代云南著名詩人。少舉于鄉，不樂仕進，與楊慎友善。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卒年87。著有《云南通志·明世說新語》。楊慎(1488-1559)，字用修，初號月溪、升庵，四川新都人，祖籍廬陵(今江西吉安)。明代文學家、學者、官員，明代三才子之首，東閣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李元陽(1497-1580)，白族，云南大理人。明代云南著名文學家、理學家。九、李元陽撰“明敕封文林郎張含墓志銘”碑刻概述：“明敕封文林郎張含墓志銘”，原存于保山城北白塔空墳山張含墓內。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張含故世后，由其季子張禎按其遺愿拜請大理原福建監察御史李元陽撰文、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趙汝濂書丹、原廣東按察司副使郡人邵惟中篆額。近因墓葬被毀，墓志由保山市博物館收存。碑為青石質，由上下兩蓋組為一合，高82厘米、寬83厘米。上蓋周邊飾線刻鳳凰、麒驎和八卦圖案，中篆“明敕封文林郎禺山張公之墓”12字。下蓋為墓志正文，小楷直書39行，通行47字，計1700余字。碑文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敘述了作者自己長期與張含相識相知的深厚友誼和為之撰寫墓志的緣由；二是詳細記述了張含深厚的家世淵源和本人“齠年能詩，時出警句”，而“不喜舉業”，篤學好古，專注詩文，與四川謫戌狀元楊慎往還酬唱，交往密切，“平生著述凡三十三種，行于海內”，“竟與孝例緒大家并名于世”的輝煌成就，是目前所知保山明代張姓世家發展演變歷史和大詩人張含生平業績的最完整準確的重要史料。墓志形制規整，工藝手法精湛。趙汝濂的工楷老到優雅，邵惟中的篆書柔和圓潤，均是難得的書法精品。備注：李元陽(1497-1580)，白族，云南大理人。明代云南著名文學家、理學家。嘉靖五年中進士。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借奔父喪，棄官回鄉，從此隱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他寄情于蒼山洱水之間，既與楊士云、楊慎、張含、李摯等文化名流詩文唱和，又勤于著述。趙汝濂(1495-1569)，云南大理人，白族。明嘉靖進士，以翰林院庶吉士授吏部孝功司主事、郎中，歷官至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辭官歸籍，不治產業，筑一草庵以居，世人稱其高風亮節。邵惟中（1515-1589），字希舜，號纓泉，云南保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十、李士達撰施甸《恤忠祠記》碑碑刻概述：《恤忠祠記》碑，存立于施甸姚關街南清平洞山門東側碑亭內。明萬歷十五年（1587）指揮抗緬平叛戰爭的愛國名將鄧子龍倡導修建姚關恤忠祠時，由當時參與戰爭的云南按察司分巡金滄僉事李士達撰文、云南按察司按察使姜忻書丹、云南按察司分巡金滄副使胡維新篆額。碑為青石質，冠蓋形，因歷經動亂，額、座均已損毀散失。碑身通高2.2米、寬0.96米，碑文楷體直書33行，通行96字，全文記2426字。碑文以紀實手法，客觀真實記述了明萬歷初年緬甸叛酋莽瑞體、莽應禮父子勾結滇邊隴川土司內奸岳鳳、耿馬土司罕虔、彎甸土司景宗真等興兵內侵的戰爭背景和江西武靖參將鄧子龍奉命率3000精兵緊急馳援，以施甸姚關為基地，巧施計謀，在施甸舊城、昌寧彎甸和耿馬三尖山等地三戰緬夷叛軍，大獲全勝的戰斗經過及日后鎮守姚關，恢復邊疆穩定的歷史功績，是目前有關此次抗緬平叛戰爭的最全面、最準確的歷史記錄。碑文書法結構工整勻齊，筆劃清秀優雅，是一件無可挑剔的館閣體楷書作品。備注：鄧子龍(1528-1598，一說1531-1598)，江西南昌豐城(今江西豐城市)人，字武橋，號大千，別號虎冠道人，明朝名將、杰出的抗倭將領、軍事家、民族英雄。萬歷十一年(1585)二月，緬甸木邦部落侵犯云南，萬歷皇帝派鄧子龍駐兵永昌。時緬甸首領莽應里勾結灣甸土知州景宗真兄弟四處劫掠，攻打姚關。參將鄧子龍（正三品）率領軍隊于攀枝花和緬甸軍隊激烈戰斗，成功擊退緬甸軍隊，此后趁勝追擊，直搗敵巢，活捉緬甸軍一眾首腦，因此升任副總兵。隨后鄧子龍又協助高國春擊敗進犯猛密的緬甸人，使得邊境蠻人歸附明朝。李士達：與鄧子龍同決戰事的隨軍參事、奉議大夫、云南按察司分巡金倉僉事。姜忻：明朝萬歷初年,鄧子龍將軍奉詔馳援南疆,駐防姚關時,姜忻任監軍副使。胡維新（1534—？），字文化，號云屏，明代中后期余姚（今慈溪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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