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浮沉錄（302）-我的七十五年的生涯回顧

羅家融

第3章沉重的青年時代（302）1969年1月23日這是一個刻骨銘心，使人難以忘懷的日子。這就象金榜題名、洞房花燭一樣令人融入血液的日子，但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苦難日子的起點。從這一天起，我的戶口就被遷出上海，這個全國數一數二的繁華都市，而踏進我們一無所知的安徽淮北農村，去接受新的老師—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晚上，北上的列車停在老北火車站的北區，寶山路入口，站臺上擠滿了送行的親友與同學，黑壓壓的一片。說不完的囑咐語，道不完的離別情，站臺上大家依依惜別，強抑留戀與悲痛的情感，強作笑顏，故作輕松。當七點多鐘，發車的預備鈴響起時，人群開始騷動，列車上的人與送行的人，車上車下緊緊拉著手，舍不得放開，列車緩緩地開動，站臺上送行的人跟著列車奔跑，同時車上車下爆發出一陣悲慘的哭泣聲，驚天動地，這就象是生離死別的場景。火車到了固鎮縣城，有部分知青在這兒下車，然后，火車又折回到了曹老集。這是津浦線上的一個小站，位于蚌埠以北約20公里。曹老集也是公社機關所在地，公社干部告訴我們分在楊家大隊。插隊的村莊距公社約2公里。大件行李還未運到，鄉親們用牛車把我們隨身攜帶的被褥和少量食品送到了我們的第二故鄉---楊家大隊。我與叢英武，石兆云和吳安法（他們三人均是新光中學，現延安中學西校的67屆初中畢業生）四個光郎頭被分在了東王生產隊。在這一年中我們必須要過五關斬六將，才能獨立生存。所謂的五關就是下放農村必須掌握的基本生存的能力：（1）寒冷：1969年是淮北歷年來最冷的一年，連續一個月的大雪，溫度降到零下25度。在透風的牛棚里，雪花不斷飄進厔里，聽著屋外呼呼的北風，加上連冷帶嚇，久久難以入眠，早晨醒來，只見屋沿下掛著根根白色的冰柱，而棉被上靠近我們頭部，已把我們呼出的熱氣，凍結成一層薄薄硬硬的冰。（2）挑水：我們來到東王后，很快就同井打上了交道。吃慣自來水，習慣擰擰龍頭，自來水就滾滾而來的我們，要自己從井里打水、挑水了。生產隊幫我們置辦了一口水缸，挑滿它要三擔水，也意味著從牛棚到水井，約100多米的路，要來回走3次。而這個路又是田間的小徑，並且經過雨雪水的浸泡，泥土既粘又滑，即使空手走路，稍不小心也會滑倒，更不要說挑著滿滿二桶水走路了。（3）和面： 我們這批在上海飯來張口的人，要一日三餐自己打理了，確實是一個難題，再加上我們集體戶四個光頭，誰也沒做過飯，更不要說做面食了。和面是關健，它要面光，盆光和手光，過了1年多才馬馬虎虎學會和面。（4）如廁：在上海，我們用的是抽水馬桶，這里連自來水也沒有，會有抽水馬桶嗎？一個大破缸埋在屋后，周圍用高粱桿圍一下，就算是廁所了。上面是沒有頂的，到冬天去如廁是件非常艱難的任務，必須從速介決否則你的屁股可能會凍僵。到了夏天，蒼蠅蚊子圍著你轉，使你實在無法專心如廁。這樣的如廁條件，我們從城市里來的人，需要經過一年半載的時候才能夠適應過來。（5）蚊子：淮北的氣候特點是冬天很冷，夏天非常熱，攝氏40度是家常便飯。一到晚上我們就把床搬到最通風的地方休息，但是蚊子是多如牛毛，承蒙政府的關心，在臨下鄉前發給我們買蚊帳的票，使我們每人都有帶了一頂蚊帳。這能馬馬虎虎地抵抗蚊子的入侵，但是我們床的底部是幾根繩子，盡管鋪上了席子，但蚊子還是不斷地入侵。由于白天勞動實在太疲倦了，倒也能進入睡，第二天早上總能發現在帳中了幾十個吸滿了血的蚊子。最可怕的是蚊子會傳染瘧疾，它會使我們間歇性的寒戰和高熱。估計所有下放到農村的人都曾經得過瘧疾，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后遺癥。所謂的斬六將就是在農村必須學會的農活：（1）人力犁地： 在淮北插隊期間，我們代替牛作過犁地的活，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做牛做馬吧。實際上，這也是無奈之舉，生產隊地廣人稀，只有幾頭皮包骨頭的瘦牛，要靠它們去完成犁地、耙地、播種、運輸等繁重任務，簡直不可能，怎么辦？只能以人力代替畜力。（2）插秧：曹老集公社領導仗著公社有電灌站，不按自然規律要求所有大隊插種水稻，于是每年冬天就要維修水渠，每年要投入很多勞力，但由于此地土質比較松散，從電灌站引來的水有很大一部分要流失，屬于得不尚失。插秧是最痛苦的一件事，通常是左手拿秧把分秧，右手插，時間一長，老彎腰受不了，于是半蹲，左手擱在左大腿上權當支撐，夏天淌汗，手腳貼在一起處容易潰爛，好像每個人的左腿上都有一個“疤痕”。要種水稻旱地變水田，就會引來了螞蝗，我們幾乎每個人都有被螞蝗叮咬的經歷。吃了這么多苦，但是到頭來還只能收到一點點的稻谷，這就是不遵循自然規律的結果。（3）栽山芋： 山芋是當地的主糧，由于可耕層淺，通過人拉犁，把土犁成一隴一隴的田，就在隴上隔半尺，用短鋤頭刨一個小坑，從田頭的小水溝挑水，用葫蘆瓢盛水，往小坑里澆半瓢水，然后把培育好的山芋藤栽在土坑里。雖然經過冬天挑水的鍛煉，我們已能勝任，但一天挑上百桶的水，也壓得我們肩頭又紅又腫，又酸又痛。（4）鋤草： 到了夏季，除草是重頭戲，春播下去的旱作物逐漸長高了，期間要多次除草，以免雜草叢生，與糧爭肥，而土本來就貧。一般想來，鋤草是個技術活，下鋤的力道必須拿捏住:太重，則費力，且把草與泥塊一鍋端，草依然依存泥土活著，太輕，則僅刮著地皮，草根沒除，也就是沒有斬草除根呀。而鋤草時間久了，由于動作不協調，也是腰酸背痛的。鋤草的最佳時間，則是艷陽高照的時間，只有這時才能迅速把鋤下來的草，曬干曬死，正是鋤禾日當午呀。在不通風的高梁玉米地里前行，也是熱得汗流浹背，累得夠嗆。（5）割麥子： 這里地廣人稀，廣種薄收，成百乃至上千畝成熟的麥子，必須在短期內收割完畢。人站在壟溝一側，右手握鐮刀柄末端，開割時，先將鐮刀伸出用刀頭勾住前方的麥子，使之向自己傾斜，再用左臂夾住鉤過來的麥子，然后鐮刀貼地面刀刃與麥子呈45度角用力一拉，一棵棵麥子就紛紛倒下。似乎割麥并不難，我甩開膀子勁頭十足地往前割，干著干著胳臂開始發軟，腳步開始變亂，一會工夫已是大汗淋漓，握鐮刀的手不住地打滑，臉上手上被麥子劃出一道道小口，讓汗一蟄如針扎般難受。我急了，揮動鐮刀拼命地割起來，由于不得要領，刀磨得不快，又急于往前趕，鐮刀運作已全無章法，東—下西—下，有些麥子不是割下的而是連根從土里拔出來的，完全變成了—種蠻干。就在我心急火燎地胡割亂砍之時，手中的鐮刀一滑，沒割斷麥子卻割在我的胳臂上，頓時胳臂張開一月牙形口子，血流出來，我忙按住血口。此時露水汗水濕透全身，更糟糕的是握鐮刀的手打滿了大大小小的水泡，且有的已破口出水。傷口的疼病，渾身的濕漉，極度的疲憊，一起向我襲來，渾身所有的力氣幾乎用盡，我挺不住了?？纯辞胺?，漫長的麥子地一眼望不到盡頭。這時我感到割麥哪里一件輕松的活，它簡直太累太難了，我恐怕堅持不到地頭，索性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干了。突然，聽到遠處有人喊，小羅加油啊，快到地頭啦!那是隊長在喊，那聲音是鼓勵也是鞭策。我猛一激靈，又站起來，心想，要頂住，別人能干到地頭，我也應該干完，可不能給咱下鄉青年丟臉。我用衣袖纏住傷口，咬緊牙關，忍著疼又操起了鐮刀……我究竟是怎樣跌跌撞撞地割到地頭的，已記不清了。看著老鄉們彎著腰，遙遙領先的身影，想想前幾天，還在為我們評工分，僅為強勞力的八折，而憤憤不平的情景，不覺有點臉紅。（6）打秫葉：打秫葉是一個苦活與累活，淮北的熱天非常熱，只要連著刮幾天西南風，溫度要在在40度以上。高梁與玉米長得一人高，枝葉茂盛，密不透風，俗稱青紗帳，進了帳內真是又悶又熱，再加上必須長衣長褲，否則秫葉邊緣的鋸齒，會把手臂與腳割出一條一條的血痕，又腫又癢，還會發炎潰爛。你想象一下，全副武裝的"防化兵"，進入蒸籠似的秫秸地，還要一手把秫櫛下部的老葉剝下，一手挾抱著，總算到了田頭，人簡直要虛脫了，真象出了煉獄一般。我們經常在小說或影視劇里可以看到在高梁地里有浪漫事情發生的情節，其實這只是沒有經過真實經歷的作家想象出來的，現實生活中人已快虛托了還會有什么浪漫的情節。只有過了五關斬死六將，才有可能獨立生存。想想小姐真是可憐，在奉賢農場的大田里生活了8年，盡管不須過五關，但斬六將是必須的呀！但是每次她回家總是笑瞇瞇地告訴我們,在農場里過得很好，她是怕家里人為她擔心呀！這可能與她13歲就離開了母親的懷抱，盡管外婆小姨和舅舅待她很好，但一個豆蔲年華的少女只能在母親的面前撒嬌，總不能在小姨面前也撒嬌，很早就陪養了獨立生存能力有關吧！1970年 春節回家正好8號里的大伯母生病住院在南京西路黃陂路交叉口的靜安區中心醫院，她只有一個獨生子，正擔任著上海機床廠的重要任務，無法分身承擔照料母親的任務。最后這個任務落到了只有22歲的鄉下人侄子身上了。還好經過了一年在農村的鍛練，我已初步從一個不懂亊的小孩成長為青年了。經過一個多月的住院治療，大伯母終于被醫生搶救了回來。出院后大伯母逢人就說我這一次從鬼門關回來，多虧了我的侄子細心照料啊！其實我也沒有多少細心地照料，仗著年輕精力好能夠多熬夜而已。麥收之后，好消息傳來，知青安置建房經費下撥了，這也意味著，我們的牛房生活，即將劃上句號了，我們也將告別牛棚，遷入新居了。記得，我們 4 人是分得 0.4 方木料，160 元現金。農村造房很簡單，一般多是就地取材，除了房頂上的大樑，因為這里缺少大樹。建造知青房，木料是國家專門供應的，造房的勞力就是隊里的老鄉，算出工，由隊里給記工分。起墻當日，以我們知青名義請參建者吃“開工飯”，當中好像為搶工時還另外專管過幾次飯。先期雖已完成了脫坯，但仍另要從較遠的田間取土，將麥穰潑水攪和其間，堆壘為墻。到上梁時我們又張貼紅紙，燃放鞭炮，完全按照當地習俗做。扎把子上頂，選麥秸繕草，然后便是泥墻、上門、平地，整個過程我們參與始終，或打下手，或看熱鬧，或學幾招，也算是有點成就感的了。于是，在選好的造房地點，用車運土，堆上厚厚一層土，並把它擂實，用石滾反復碾平壓緊，這就是平房的地基與地坪了。由于是為我們造房，我們四個人，個個赤膊上陣:一會兒拉滾碾地，一會兒光了腳和泥，一會兒鏟泥拖土坯，一會兒遞水遞煙……。沒幾天一排新房建起來了，雖然墻是由土坯壘起的泥墻，窗是泥墻上留了二個大方孔，中間用土坯略加遮擋，房頂是在高梁桿上鋪上茅草，但我們從此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小窩。年輕一些的貧下中農子弟們愿意到我們新房里來湊熱鬧，閑拉呱，聽收音機里的樣板戲，磕磕煙袋，卷卷紙煙，我也就從那時候起學會了吸煙。 這就是我們的小窩，攝于1972年，那個豬就是我們所飼養的名為小出佬的豬。北京有幾所大學已開始招收經過勞動鍛煉，經基層推薦的所謂工農兵大學生，有關部門也決定:工礦企業可以招收經過二年下鄉勞動鍛煉的知識青年。這樣，每年全國有近百萬的城市知青，繼續不斷地下放到農村，同時也有少量的知青開始被推薦招工或入學，進入縣城或其它城市。當時還在文革期間，極左思潮盛行，講出身論成份是主流，雖然也有"講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說法，但首先是有，其次是不唯，第三才是重在表現，孰輕孰重，不言自明。地富反壞右是黑五類，資本家小業主是剝削階級，知識份子是臭老九，再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會道門，黃色工會，國民黨三青團童子軍，海外關系等等，只要把檔案袋翻一翻，名單就出來了。經過生產隊，大隊推薦、把關，5隊的女知青邱靜華毫無爭議被提為上調第一人，她是紅五類出身。但不知什么原因我隊的石兆云也在名單之中，最終他們兩人高高興興地抽調到淮南工作去了。招工刺激了我們，讓我們看到只要好好干，我們并非脫離不了農門。但農村的活并不適合正在發育的我們，況且我們又沒有正常的營養，只好在自己認為盡最大努力情況下勞作。參軍是農民孩子解決自己困難的唯一出路，復員后，至少找對象比沒當過兵的容易些，所以知青當兵就非常難，我們大隊九年里就5人當兵了，當然全是當地人。1971年 三哥在重慶經人介紹認識了我的三嫂，兩人一見如故，就準備來春節上海結婚。可能當時有些情況我三哥沒向三嫂介釋清楚，于是發生了一些誤會，好在我三哥的脾氣好，把誤會介釋清楚，他們兩人又和好如初了。二嫂大度把她9平方米的媧居作為三哥三嫂的臨時婚房，當時我家的條件根本是無錢辦婚宴和拍婚鈔照的（好象時局也不允許），就去照相館去拍了一張雙人照作為結婚照。 1971年 6月13日父親刑滿釋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提出了，就是刑滿釋放以后去那里，當時的政治時局下，回上海絕對是不可能的。而寧波老家我們也沒有房子了，所以無法回寧波，所以大家最后只能作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決定，暫時留在青海農場，以后擇機而動。可能這是一個正確的決策，在1980年平反的時候，當時一起被判刑的13個人當中只有兩個人看到了自己的平反判決書，其余的大部分在回到了故鄉之后都被折磨得病死了。這一年的秋天，天下著雨，我和小吳在我們的小窩內休息下棋，村里的幾只母雞在我們門口避雨，“搞不搞？”“搞！”，撒點麥粒，一只雞進來了，我們悄悄掩上門，屋里頓時暗了下來，小吳很溫柔地抱起雞，一聲不吭地把雞給宰了，雞血就滴在灶灰里，起火燒鍋準備燙雞，外面有人拍門：“蠻子能啥來？開門?。　毕掠晏?，人家想來玩?！安恢硞円獰丛琛?。小吳搞吃的還真是有一手，利索，干凈，很快白水煮雞完成，我和小吳一人一半，雞雜全歸他。那半只雞真是美味，而且記憶猶新，在驚恐和興奮陪伴中蘸醬油吃雞，真叫一個香。過幾天我們去趕集，走到半道，順手一揚，把用塑料袋包的嚴嚴實實的雞毛撂到了南面的塘里，我們許多知青兄弟，竊的本事比我們高，但善后處理太差，老鄉仰喚雞不見了，他們發誓毒咒沒偷，結果在他們門口的糞池里找到了一團雞毛！現在回想起來真對不起父老鄉親，這個母雞是他們每個月的油鹽醬醋錢，我們卻把它宰了，正是缺德?，F在真想對他們說一下，對不起。偷菜，在當時插隊的知青中還真不算什么事，沒有錢買，還不會種，又想果腹，于是想出了這么個無賴招，只要沒人抓住，還挺管用的。夏天的茄子冬瓜辣椒，秋末的白菜蘿卜大蒜，都是我們垂涎的美味。小叢可是個高手。他個小膽大，天一黑了，他帶一只旅行袋，一把菜刀走了。一會滿載而回，而且已經過前期處理：冬瓜去瓤切成一塊塊，蘿卜洗去泥，白菜去掉老葉。他床頭有一個大紙箱，是放被絮的，上摞一個大皮箱，那收獲的菜就放在紙箱里。第二天，被偷家的男主人一定會到我們屋里來“坐坐”，說說閑話，其實是用眼睛四處尋巡脧。我們就兩間屋，外間：一堆柴火，水缸，案板，臉盆，面缸，幾件農具；里間：四個箱子，四張床，床尾有時放著一個笆斗，盛著麥子，屋拐靠著一袋或兩袋糧食，床下空空蕩蕩，散落著幾雙鞋子，怎么看都是一目了然啊！老頭們說了會閑話，走了。后來聽說幾個干部研究過幾次也沒什么結果，說估計外來的什么人干的，但他們也吃驚這賊膽恁大，竟然在菜園里選菜、擇菜、然后抱到井沿上洗菜，留下老菜幫、冬瓜瓤等物證，最后揚長而去的。有時，聽著老鄉在外面撅罵，大家還偷著樂，也不會從道德、素質的高度對照衡量自我?，F在回想起來，這種偷竊行為有環境、生活、物資的匱乏和無奈，還有教育的缺失和行為的放縱。偷竊，還是讓我們臉紅的。1972年 春節回上海聽大姐說他們準備結婚了，我就計劃幫他們去裝修房子，還沒有開始動工，他們就發現我的眼底發黃。到醫院經檢查發現我患上了甲型肝炎，于是就在醫院的隔離病房住了兩個禮拜。由于在70年時我細心地照料了病重的大伯母，作為回報她要每月給我10元錢作為營養補貼，接受了一年之后我就拒絕了資助。不過每次我返回農村的時候，她還是送很多東西給我。回家后休養了兩個月就返回了農村，因為想表現好一點可以早日上調招工，其實象我這種出身的人是毫無希望招工招生的，自欺欺人吧！盡管這時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皮膚曬得黑里透紅也沒有用！這一年曾到公社的招生考試現場去看了一下。下面是考試現場的實況，曹老集中學的教室里，幾個老師坐在課桌后面，知青考生走了進去。老師：你會什么？ 知青：我會無線電。老師拿過一個去掉后蓋的半導體收音機：請說出里面各個零件名稱，（電容、電阻、線圈、三極管、二極管）知青：……這個可能是電容吧？（他指著一個電阻）老師：你學過針灸？知青：對，我在生產隊還幫人看過病呢！老師：那你說說，感冒針灸什么穴位？（鳳池、風府、合谷）知青：好像？老師：毛主席的6.26指示主要指農村什么新生事物？（赤腳醫生）知青：……我們在邊上看了著急，有個同學假裝自說自話：“不穿鞋的！”知青：不穿鞋的！老師翻了我們一眼。考過后，各種考題讓我們大開眼界，不像考試更像智力競賽。比如他不問為什么自行車前后輪鋼絲為什么不一樣？卻問自行車前后輪子各有幾根輻條？（當時標準答案是前36后40）不問犁鏵面上的疙瘩起什么作用？卻有問犁鏵面上有幾個疙瘩？還有很多農諺、生活常識類的，總之都和農村生產有關的。最后，通知下來了，公社有一個女知青被錄取了，她碰到熟人就說，我都愁死了！怎么上學？下放到我們公社的知青中，有好幾個小學都沒上完就輟學了，我不知道上山下鄉辦公室是怎么把他們也卷裹到上山下鄉的大潮里下來的？她寫信還要靠別人代寫呢！但是她家屬于“根紅苗正”的工人階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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