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共讀】《目標感》（第一期）

小鳥

榆次區第一幼兒園 　　各位老師好！今天推薦一本發展心理學的小書，叫作《目標感》。《目標感》這本書看起來不厚，它的作者卻大有來頭，叫威廉·戴蒙。威廉·戴蒙是什么人？《兒童心理學手冊》，就是他寫的書，而且這兩本大部頭的書還只是《兒童心理學手冊》的四分之一，可想而知這套手冊的體量多么巨大。這套書引入中國以后，獲得了“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的提名。 威廉·戴蒙是一個非常權威的兒童心理學專家，他同時也研究發展心理學。目標感能解決什么問題呢？用作者的話講，就是一種“漂泊感”。什么叫“漂泊感”？就是無所事事，覺得干什么都沒勁，用我們普通人的話來講就是空虛。 　　現在這個社會，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感受到生活的無趣。到了時間點，你需要他工作，他就去工作；需要他考研，他就去考研；需要他找到一份工作，他也會好好干，但問題是他覺得沒意思，做什么事都沒勁，甚至該結婚的時候不結婚，該生孩子的時候也不想生孩子，不斷往后拖延。在八九十年代，年輕人二十五六歲就已經當上爸爸了。但現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都不斷地把成熟時間往后拖延，這個現象叫作“延遲承諾”。 什么叫“延遲承諾”？你想，“要當爸爸”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承諾？“要當丈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承諾，“要當媽媽”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承諾。但是我們不想長大，不斷往后推遲長大這件事情的發生。同樣是在全球范圍之內，越來越多的國家還出現了“啃老族”的現象。作者把這種狀況叫作“卡殼了”，很多年輕人被卡在了一個地方，不愿意進入他們的社會角色。 那是不是這個社會越來越糟糕了？其實也不是。從對比的角度看，我們現在的社會更安全，生活條件更好，物質更豐富，甚至年輕人的修養也變得更好，更有禮貌，這都是進步的表現。但問題在于，大家都不愿意更早地承擔角色責任，這就是這本書所要解決的問題。 在近期的一個調查中，令作者大吃一驚的是，美國有45%的大學生都出現了嚴重的抑郁癥狀。甚至心理學家還為大幅延長的青春期提出了一個新的名稱，叫作“成年早期”。為什么不叫青春期？因為青春期不會一直延續到30歲。很多人過了青春期以后并沒有進入成人期，而是進入了成年早期。 去采訪這些“漂泊”的年輕人，問他們有什么共同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他們從未感覺到所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他們認為自己每天渾渾噩噩地養家糊口、還房貸，但從來沒有感受到做這些事的意義、價值、重要性。這是這本書所要解決的問題。 那么目標感能夠解決什么問題？作者說：“‘人生目標’就是‘終極關切’。它是‘為什么’問題的最終答案：‘為什么你在做這件事情？’‘為什么它跟你有關？’‘為什么它很重要？’人生目標是短期目標和驅使大多數日常行為的動機背后所隱藏的深層根源。”如果你希望自己活得有勁、有韌性、有活力，那就不能只滿足于找到一個物質層面的目標。 比如，很多人說“我近期的目標就是買房”“我近期的目標就是搖號”，這是一個短期的物質目標，它可能給你帶來了一時的動力，你不需要太長時間，可能努力一兩年后你自己都會奇怪：“買房真的那么重要嗎？”或者等你實現了目標以后，你會發現房子沒有給你帶來預期的幸福感。所以，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更深層次的、更宏大的目標，才能夠從本質上解決漂泊感的問題。 　　目標與精彩的人生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它可以解決兩個最基本的問題：一個是活力，一個是適應力。為什么有深度目標的人會更有活力？是因為活力來自目標的激勵作用。長期目標帶來激勵作用，而適應力來自奉獻精神。 作者在這里引用了我們曾經講過的一本書《活出生命的意義》，它是心理學意義療法的奠基之作。當這個作者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看到身邊的人一個一個死去的時候，是什么支撐他繼續活下去？他說：“我要把這段經歷變成我的心理學研究，最后一定要寫成書，一定要發表演講。”他每天甚至能想象到自己站在臺上講這段經歷的樣子，最后硬是活了下來，成為心理學意義療法的奠基人。 青春期的時候，人類的大腦正處于高速發展的時期，而且精力也達到了人生最旺盛的階段。如果這個時候孩子們沒有宏大、扎實的目標，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狀態就會是“空虛”和“憤慨”。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們身邊很多年輕人充滿了憤怒，或者每天提不起勁。空虛和憤慨，是青春期無處安放的精力要去的地方。當精力無處可去的時候，它就會去向空虛和憤慨的方向。 作者給他所說的目標下了一個定義，他說：“目標，是指為了完成對自我有意義，同時對自我之外的世界也有意義的事情時，產生的穩定且可概括的意圖。”這里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個是對你有意義，第二個是對這個世界有意義。我們后面會解釋為什么對這個世界有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作者現在是個老人家，在他年輕的時候，全世界最有名的兒童心理學專家是瑞士的皮亞杰。皮亞杰的《兒童心理學》是非常有名的。在皮亞杰快退休的時候，作者有緣到皮亞杰的心理學研究所，跟著這個偉人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雖然皮亞杰沒跟他說過幾句話——因為人家是大師，他只是一個在那兒實習的年輕人——但是他受到了極大的啟發。 有一天，他聽到皮亞杰跟別的同事在聊天，那個同事不明白，總問皮亞杰：“為什么你覺得平衡很重要？你總是在強調平衡很重要，你能不能告訴我平衡為什么很重要？”皮亞杰年紀大了，覺得你怎么連這些都搞不明白，他很不耐煩地講了一句：“游過泳嗎？一個人在游泳的時候怎么能夠不掉下去？”這位同事就說：“那就是踩水，使勁原地踩水。”皮亞杰說：“哪有原地踩水不掉下去的？往前游不就行了。” 你注意，往前游其實就是平衡。當你找到了一個可以不斷向前努力的方向的時候，你的人生其實反而更容易平衡。我們很多人忽略了這一點，總覺得自己的平衡來自努力地踩水。你想要保持一切不變，希望生活一直停留于現在的情況，不要發生任何意外。這時候你會發現你很累，而且哪兒都去不了。所以，皮亞杰總結這一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平衡，就是動態地朝著一個方向去努力。 　　方向和意義比任何特定行為指標都重要，這句話是這本書里邊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但是我們的大腦特別喜歡盯著那些特定行為指標，比如小學三年級的孩子必須認識1000個字。你覺得這個指標重要嗎？對做教育的人來說，這很重要，但作者認為這一點都不重要。比如海倫·凱勒，她是一個殘疾人，看不見，聽不到，還不能說話，但她最后成為了不起的作家。如果把她和別的孩子對標，在每一個時期里，她的身體發育水平、語言能力、文字能力，肯定都不合格，但是她有一個了不起的、偉大的目標。 作者研究了一輩子兒童發展心理學，他給大家最重要的建議就是不要讓孩子去對標那些特定行為指標，因為孩子跟孩子不一樣。谷愛凌說她每天要睡十個小時，好多人就留言說，馬上讓孩子睡覺，必須睡夠十個小時。孩子睡覺當然很重要，但問題是人跟人是有個體差異的，有的孩子睡得短，精力也很旺盛。所以，不要去追求過多的特定行為指標，看到人生的方向和意義是最重要的。 作者說，每一個孩子在人生發展的過程中，如果遇到了不起的目標，有可能會出現鉤形的現象，也就是“J形現象”。“J形現象”是什么？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先走下坡路的情況：你希望自己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找到人生方向再去努力時，反而會先往下走。但如果這個方向和目標給的力量足夠強的話，你會發現“J”跟“U”是不一樣的，它會到很高的高峰。所以，方向和目標是最重要的。 而且，只有崇高的目標才有用。這一點跟我們曾經講過的《自卑與超越》中的觀點一模一樣。在《自卑與超越》里，阿德勒講：“你必須把你的目標和社會的目標統一，這個目標對于你的人生才是有價值和意義的，崇高的目標才有作用。”為什么呢？用英文來講，這叫calling，也就是你要找到那種“召喚”。“召喚”不僅僅來自了不起的工作，大家一說崇高的目標，就會想到“成為偉人”，其實不一定。你可以做非常普通的工作，但在做這份普通工作的同時，你得能感受到那種使命感、召喚感。 比如作者曾經去過一個小鎮，發現小鎮上有一家餐廳，餐廳的飯食其實一般，普普通通，不是特別好吃。但這家餐廳有一個特點，他們用的服務員全是鎮上的年輕人。鎮上有些年輕人很不服管教，但只要把他們送到這家餐廳，讓領班帶一段時間，他們就會逐漸變成好孩子，他們開始關懷他人，成為良好公民。大家不明白，就去找領班問這是怎么做到的，領班說他就告訴那些孩子：“我們的使命是讓顧客餓著肚子進來，然后開開心心地離開。”也就是說，我們所做的服務不僅僅是為了賺錢，不是為了賺小費，不是為了勤工儉學，而是要帶給這些客戶快樂，為這些客戶解決問題。 如果你所做的任何一份工作能夠帶給他人、帶給那些具體的人一些幫助和改變，這就叫作“召喚”，你就找到了一個真正崇高的目標和意義。 具有召喚感的目標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個，“對自己的能力有切實的認知”。比如有的人喜歡空想，經常想的是“我要拯救世界”“我要干嗎干嗎”之類的奇怪想法，但這跟他一點關系都沒有，因為他根本沒有考慮自己的能力。 第二個，“想要了解這些能力可以如何服務于這一世界某方面的需要”。這句話有點拗口，換種說法就是，你需要知道自己的能力能為這個世界解決什么問題。 第三個，“能從用這種方式發揮個人能力中體會快樂”。 這三條原則適用于任何一個職業。能力、意義、快樂，這三種東西加在一起叫作“召喚”。你可以試著畫三個圓圈，交疊在一起的中間部分，就是你最能夠找到使命感的那份工作。它既能夠給你帶來快樂，又能夠為這個社會帶來意義，同時又是你能力范圍內能夠努力做到的事情。這就是calling，也就是我們找到的使命感。 　　接下來，我們再看年輕人對目標的分類。首先作者做了一個調查，叫作“目標來源的調查”，也就是了解每個人人生中最主要的目標來自哪里。這個調查每過幾年就會做一次，它的結果一直在變化。目前來講，排在第一位的年輕人的目標來源是“家庭”，也就是我希望家庭幸福，希望給家庭創造更多的財富，希望家庭能夠過上美好的生活。排在第二位的是職業，排第三位的是學業成就。目標本身無所謂好壞，因為時代的發展使得孩子們跟過去不一樣。 作者把年輕人分成四種，第一種人叫作“疏離者”。什么叫“疏離者”？作者在跟年輕人進行訪談的過程中，有些年輕人沒有陳述過任何目標，他唯一想要做的事就是思考怎樣減少一點生活中的痛苦，怎樣用最無壓的方式過日子。他每天所想的都是怎樣結交異性，怎樣看場電影，怎樣買到一部新的手機，怎樣能夠活得更開心，他所想的全都是玩、全都是物質。這種人大概占到25%，有四分之一的年輕人是疏離的狀態，他沒有目標。 這種狀態不好嗎？這不挺好的嗎？每天傻吃傻喝，好像挺開心的，但疏離的人往往會痛苦。你會發現，以手機為目標的人，無論他得到了還是沒得到，他都不高興。得不到手機，當然很痛苦了；得到了手機，沒多久又出新款了，所以他永遠都覺得沒意思、無助、無聊。這是疏離者，占到年輕人的25%。 第二種人叫“空想者”。空想者的特點是有幻想沒行動，而且他們所幻想的方向往往是戲劇、娛樂、體育這些方向，比如要成為一個明星，要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要成為一個藝術家……他想了很多大而無當的方向，但是沒有做過任何行動，只是天天幻想。這種人也是有的，也占到25%。 第三種人叫“淺嘗輒止者”。淺嘗輒止者的特點是什么？他參與過有目標感的行動，但是他不了解超越于當下的意義。他追求的目標來自虛榮和待遇，當他看中一份工作的虛榮和待遇的時候，他可能會為此努力一下，比如考證。但他往往做一段時間就會放下，或者做一段時間就沒勁了，因為虛榮和待遇所帶來的動力是不夠持久的。時間一長，他就會質疑這件事情。所以這種人變成了淺嘗輒止者，大概占到年輕人的31%。 剩下的第四種人叫“目標明確者”。目標明確者大概占到年輕人的20%，他能夠找到目標，能夠努力和聚焦，并且能夠看到這個目標背后的意義。即使是很年輕的人，也可以成為一個有目標的人。作者舉了一個讓人很感動的例子，有一個叫瑞恩的男孩，年僅六歲，他看到網上報道非洲很多地方喝不到干凈的水。他覺得自己這里喝水這么方便，無法想象非洲人沒有水該怎么生活。于是，他就把自己的零用錢拿出來，打算捐給非洲的人打一口井。 這位六歲的孩子從此立了一個志向：要為在非洲打井這件事募捐。他開始參與各種各樣的活動，先是自己去掙零用錢，掙完零用錢以后又號召大家捐款，做了一個長期的活動，叫作“瑞恩的井”。到他十幾歲的時候，瑞恩在非洲已經捐了幾百口井。作者舉了好多個這樣的案例。如果一個年輕人能夠找到一個關懷社會的目標，并且愿意為之努力的話，他是有可能創造奇跡的。這種人叫作目標明確者，占比為20%，他們的特點是樂觀，性格里有理想主義色彩。 還有一類人，作者沒有把他們歸到這100%（上述的四類人）里面，因為這種人很少，叫作“被目標困擾的人”。什么叫被目標困擾的人？這類人找了一個反社會的目標，比如說實施恐怖行動的年輕人、校園槍擊案的主角。我們去調查這些孩子的背景，會發現他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就是要報復別人、報復社會。 那么怎么區分反社會目標和親社會目標？作者不愧是心理學大師，他找得太準了。他說，如果一個人沒有找到親社會目標（類似“瑞恩的井”就是親社會目標，是為別人好的目標），而是找到了一個反社會目標，這個人表現出來的最典型的特征是憤怒和自我吹捧。 我最近正在讀《第三帝國的興亡》，講的是希特勒的人生經歷，這是一本很厚的大部頭的書。《第三帝國的興亡》里描述的希特勒，最典型的特點就是這兩條：無處不在的憤怒，以及無時無刻的自我吹捧。 如果一個孩子的狀態是樂觀和理想主義的，這意味著他找到了親社會的目標。如果他表現出憤怒和自我吹捧，那我們要小心，因為他很有可能找到了一個困擾他的目標。 　　那么怎么才能通往一個正確的目標？作者給出了一系列建議。通往目標之路有這么幾個步驟： “1.和直系親屬之外的人進行有啟發性的溝通。“2.觀察有目標感的人是如何工作的。“3.第一次啟示性的時刻：世界上有一些重要的東西可以被改正或改進。”就是孩子會感受到第一次的啟示，就像瑞恩從報紙上看到有關非洲的報道一樣。“4.第二次啟示性的時刻：我可以為此做出一些貢獻，讓情況有所改變。”他看到了自己的力量。“5.對目標的認同，同時開始嘗試完成一些事情。“6.獲得家人的支持。“7.以獨創和具有影響力的方式進一步加大對追求目標的付出。“8.掌握追求目標所需的各種技能。“9.提升執行力。“10.變得樂觀和自信。“11.對目標的長期承諾。“12.把在追逐目標中所掌握的技能和培養的性格優勢應用到生活的其他領域。” 這就是一個人找到了親社會目標以后的過程。 親社會目標為什么可以遷移呢？比如，我現在在非洲打井，我以后還可以做很多別的事情。原因是這類目標能夠帶來三樣非常重要的東西：力量感、持續性和心流。谷愛凌滑雪跳高臺的時候，她說：“我不是來戰勝別人的，我是來挑戰我自己的，我就喜歡這種感覺。”這就是心流的狀態。所以，當一個人能夠找到力量感、持續性和心流的時候，他做別的事也可以成功，這就是目標的重要性。 　　接下來的一章非常重要，叫作“超越急功近利的文化”。目前社會上急功近利的文化實在是太強大、太可怕了。每個人都在問：年薪百萬在北京是什么水平？多少錢能夠實現財務自由？我們天天想的都是這些急功近利的話題。現在人們對價值觀做了一個排序，你會發現，在年輕人價值觀中排首位的竟然是實現財務自由。當然，這沒有什么問題，人人都有權利追求財務自由，但如果整個社會都把實現財務自由排在價值觀的第一位，這就是一個問題。 為什么割“韭菜”特別容易？我給這種行為起了一個名詞——這不是作者說的，是我自己起的名詞——叫作“實用性媚俗”。什么叫實用性媚俗？比如我告訴大家，教孩子要放松一點，你不要打孩子，孩子的成績沒有那么重要，成績不能決定他的一生。我認為我這樣說是對的，而且是很多書上講的，我也是這樣實踐的，所以我講給大家聽。 很多人聽了以后覺得不順耳，說：“你這樣說話，這叫‘撤梯子’。”什么叫撤梯子？他們會說：“你成功了，你不在乎你的孩子考得好不好，但我在乎。”所以，什么樣的人說話更容易吸引到大家？就是說這些話的人：“別聽那幫專家瞎說，孩子的成績就得盯死，因為他一生當中就這幾年機會，錯過就沒有了。”這就叫作“實用性媚俗”。 如果我們的價值觀僅僅停留在“實現財務自由”“讓孩子出人頭地變得更成功”等這些功利層面上的時候，你越是講這種實用性媚俗的話，越是講那些顯得特別接地氣的話，因為這些都是老百姓能夠理解的話，所以傳播范圍更廣，更多人愿意買單。但教育的核心目的是改變，而不是迎合。所以我不能講那些讓大家覺得很接地氣的話，我就是要講我從書里讀到的、我認為正確的東西。 注明：本期內容來自于“樊登讀書”《目標感》演講實錄文稿；可掃描上方二維碼，“喜馬拉雅”免費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