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學張心健

風舞云飄

<p class="ql-block">　　都說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很多情況下，出生也決定命運。</p><p class="ql-block"> 我的高中（中專）同學張心健是著名畫家張大千的幺兒。</p><p class="ql-block">張大千（1899年—1983年），四川省內江市人，原名正權，后改名爰，字季爰，號大千，別號大千居士、下里港人，齋名大風堂，中國近現代國畫家，被徐悲鴻譽為“五百年來第一人”。</p><p class="ql-block"> 1919年，張大千的未婚妻謝舜華（也是其表姐）去世，他到江蘇松江禪定寺出家，法號大千；3月后還俗，奉命歸川，與曾正蓉結婚。</p><p class="ql-block"> 張大千一生有4位妻妾，共生有九子七女。</p><p class="ql-block">第一位夫人曾正蓉，父母包辦婚姻所娶，舊式家庭婦女；第二位夫人黃凝素，后與大千分離；第三位夫人楊宛君，原是北平唱京韻大鼓的藝人；第四位夫人徐雯波，是其女兒張心瑞（黃凝素所生）的同學和閨蜜。1947年張大千48歲娶她時，她年方18歲。</p> <h5>張大千與四太太徐雯波</h5> <h3>　　1949年，徐雯波生下張心健。</h3> <h5>徐雯波與女兒張心碧、兒子張心健</h5> <h3>　　那一年，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爭奪政權的戰爭中失敗，蔣介石率殘兵敗將逃往臺灣。張大千也準備離開大陸。但當時機票緊張，不能帶更多的親人走，他最終決定帶上四夫人徐雯波以及黃凝素之女張心沛，從成都飛赴臺灣，而將尚在襁褓中7個月大的幺兒——張心健留下，交給一位熟識的裱畫師鐘先生撫養。<br>　　俗話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幺兒”。按人之常情，張大千既然在關鍵時刻，選擇帶最寵愛的四夫人徐雯波，那理所應當同時帶上徐為自己所生的幺兒一同出走。可是，為什么張心健被留下了呢？網上有人撰文解釋：由于張大千對徐雯波非常寵愛，而二太太黃凝素眼看丈夫娶了一個又一個女人，不免心灰意冷，最后決定離婚，將女兒張心沛留給張大千撫養。對此，徐雯波或許是出于對黃凝素的歉疚之情，因此才將其女帶上飛機，而拋下自己的幺兒張心健。<br>　　在舊中國，經濟條件許可的男人，都可以名正言順地三妻四妾。要說后來娶的妻妾對前面的妻妾有什么歉疚之情，是說不過去的。如果有歉疚，也應該是丈夫歉疚吧。<br>　　據張心慶說：</h3><h3> “小多毛——心健弟1949年4月19日出生，是雯波媽的兒子。當時，雯波媽還有個三歲大的女兒心碧妹。小多毛剛出生半年，父親和雯波媽就在11月離開大陸到了香港，把當時三歲的心碧妹和不到一歲的心健弟留了下來，因為他們年齡太小，帶著出門的確很不方便。”<br> “那時，素凝媽剛和爸爸離婚，素凝媽的女兒滿妹（張心沛）在成都布后街由保姆李秀云帶著。父親去那里拿東西，滿妹只有三歲，吵著要爸爸、要媽媽。父親心里一疼，順手就把孩子抱在手里，毅然決定帶滿妹走，而留下了心碧。我想，父親大概覺得，心碧還有機會見到媽媽；而心沛的娘已經離開了，孩子很可憐。這個決定使得她們姐妹二人的命運截然不同。心沛跟著爸爸、雯波媽媽過著安定幸福的生活，而心碧妹卻不幸夭折了。”<br> 而鄧賢在《五百年來一大千》中寫道“眼看到了12月中旬，畫家（張大千）好容易通過張群、陳誠和胡宗南的關系獲得兩個登機特許證，......”<br> “萬般無奈之下，大千決定帶四太太徐雯波登機去臺，......”<br> “去新津機場登機頭天，幼女心沛忽然生病發起高燒來，張大千眼看幼女飽受病痛折磨于心不忍，臨時決定放棄部分隨身行李，而這些行李中都是他從敦煌帶回來的草稿、創作和臨摹畫，遂換得軍方同意將幼女抱在懷里登機。”<br> 臺灣著名作家高陽在《梅丘生死摩耶夢——張大千傳奇》中也肯定“三十八年（即1949年）十二月初，（張大千）由成都逃到臺灣，旋即轉赴香港，......”<br> 歷史煙云撲朔迷離，許多往事猶如霧里看花，真假難辨。按理說，張心慶是張大千的親女兒，所說應該不虛。但父親決定帶心沛走，當時她未必就在現場。從另一方面看，鄧賢與高陽都是嚴謹的歷史傳記作家，他們所寫，也不會是空穴來風，道聽途說吧？存疑待考證。<br> 不管怎么說，反正張大千在一念之間，決定帶張心沛走，而留下張心健與張心碧，那可真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啊！張心健的最終結局，也許在那時就已經注定了——難道這就是誰也逃脫不了的“因緣果報”嗎？<br> 張心健離開父母時尚是嬰幼，懵懂無知；待長大醒事后，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著名的大畫家。<br> 地球雖然只是一個“村”，但中國與巴西（張大千后來長期定居該國）相隔幾萬里，天遠地遠。誰料1949年骨肉分離，竟成永訣。張心健自幼失去親生父母的愛（他自己都認為“我是一個從小被遺棄的孤兒”），直到他離世，從來沒有機會喊一聲張大千“爸爸”，喊一聲徐雯波“媽媽”！<br> 1953年，因為張大千少有寄錢，又不通消息，裱畫師鐘先生經濟拮據，生活艱難，實在不能繼續撫養張心健，只得敲開張大千原配夫人曾正蓉的家門，將其交給她照管。<br> 曾正蓉是張大千母親的侄女，孝順體貼，賢惠能干，勤勞理家，是封建社會標準的“賢妻”。幼時受教于私塾老師，略通文墨。但她不懂繪畫，與丈夫缺乏交流；再加上是包辦婚姻，沒有感情基礎，因此夫妻間關系比較淡薄，結婚兩年多，也沒懷上孩子。在張大千迎娶第二位夫人黃凝素幾年后，也就是曾正蓉嫁給張大千十一年后，她才有了自己與丈夫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孩子張心慶（女兒，小名“十一”）。<br> 曾正蓉生性善良，大度寬容，雖然張心健非親生骨肉，而且自己生活也不富裕，但還是毫無怨言地收留了他。那時曾正蓉主要靠做縫紉活路，與女兒張心慶相依為命。<br> 曾正蓉曾在日記中寫道：<br> “我一生都在期盼和等待中......”<br> “我今天真后悔，為什么要打小多毛（心健）？他是個孩子，調皮不懂事。嬰兒時，父母就把他扔給別人，沒人管。而我呢？長時間沒和丈夫在一起，我們都是在感情上被遺棄的人，我們就是孤兒寡母，我們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我應該加倍地愛他才對。我發誓，今后再也不碰小多毛一根寒毛了。”<br> 曾正蓉內心的凄苦、本性的善良，可見一斑。<br> 從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張心健兒時還是比較調皮的。例如，他在讀醬園碑小學時，曾玩火點燃堆在田邊的草堆，殃及農民的草房，差點闖下大禍。張心慶只得將他轉到支磯石小學讀書。</h3><h3> 張心健在支磯石小學的同學、朋友易先德回憶道：</h3><h3> “我和先明（易先德的妹妹）和心建與他姐姐很熟悉。那時正值困難年代，成天覺得肚子餓。先明和我常放學后到他們家去玩（那時就我和先明兩人住在桂花巷29號，斜對面就是仁厚街小學開在桂花巷的一個小門），張心慶就會煮白米飯拌花生油來招待我們。那時張大千會從巴西給他們寄吃的，花生油就是寄來的，20——30斤的圓鐵桶裝。有時我們就留宿在那里（記憶中好象是東門街36號），和小咪（叫張敏）一起在很大一張床上‘狂'。小咪很巴我，她那時大概4——5歲，上西馬棚幼兒園。我有時去接她放學，還要我背她回家。”<br> 張心慶自幼喜歡唱歌，1950年考上四川藝專（四川音樂學院前身）學習聲樂。1951年離開成都，參軍到了部隊文工團。1955年，張心慶復員，從福建回到四川。因父親張大千對新政權心存疑慮，定居海外拒不回國，影響到她就業，她只能到農村當了農民。</h3> <h5>1951年穿上軍裝的張心慶</h5> <h3>　　張心慶既有音樂特長，當然不甘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她參加教師省考，于1956年成為成都市一名小學音樂老師。同年，張心健剛好上小學一年級。<br>　　1958年，張心慶生下女兒“小咪”（張敏）。而在小咪出生前三個月，張心慶的丈夫、小咪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分子”，送到四川汶川煤礦勞改。兩人離婚。<br>　　張心慶從醬園碑小學（后改名為草堂小學）轉到仁厚街小學后，該校的體育老師龔萬興（運動員轉業）一個勁地追求她，最終與她結婚。<br>　　1961年，曾正蓉因病去世，張心慶挑起起亦姐亦母的重擔，不但要撫養自己的孩子，還要撫養弟弟張心健。1982年，張心慶到美國探親。此時張大千住在臺灣，因為身體原因，不能到美國與她相聚。張大千在電話中對張心慶說：“你娘是阿婆討的媳婦，跟我沒有感情，她生前我們很少在一起，死后我連棺木都沒給她買一副，我深感內疚與痛苦。”</h3><h3> 可惜曾正蓉再也聽不到了。<br> 龔老師后來調到林家巷小學教體育，我夫人的姐姐曾是他的學生。她描述龔老師“高高大大的，形象不錯”；張心慶“漂亮”；她的女兒“小咪”也“漂亮”。龔老師歲數比張心慶小很多，熟悉的人都說，他找了一個有錢人結婚。我夫人的姐姐與同學還到龔老師和張心慶家里去玩過，吃過他們給的蜜餞。也見過張心健，說他“個子小，很瘦”。還說張心慶當時出售的張大千畫作，“才100元錢一幅！”<br> 1963年，派出所交給張心慶一封父親從境外寄來的信（當然是經過審查的），父女恢復了聯系，從此張大千才能給她寄錢。</h3><h3> 張心慶敘述：“1963年，我曾去香港看望父親。當時，小多毛（張心健）還在上小學。本來申請讓他和我一起去看爸爸，但組織上沒有批準。我特地去問了原因，被告知，學生在上學期間不能出國。”</h3> <h5>1963年，張心慶到香港探望父親張大千。</h5> <h3>　　張大千是世界知名畫家，在國際上有影響，而張心慶是張大千惟一嫡女，如果張心慶能當面勸說張大千回到國內，當然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重大勝利，以證明我們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有關方面考慮到，張心慶在國內有家室，按人之常情，不太可能一去不返，所以才放心讓她出境。而張大千的幺兒張心健單身，無牽無掛，如果出去了，很可能就跟隨父親，不再回來。</h3><h3> 在那個年代，中國與外國或香港等地人員之間流動很少，尤其是中國人出國出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首先“政審”就是一道極其嚴格的關卡。如果有人出去了拒不回國，不但會背上“投敵叛國”的罪名，而且也被認為是當局在政治上的失敗。<br> 因此，張心健無緣去香港見親生父母。<br> 張心健小學畢業后，進入成都市東風中學（成都市政協辦的一所專為解決政協成員與共產黨干部子女讀書的學校）讀初中。前川軍將領潘文華的孫兒潘錫強是他同學。</h3> <h5>初中時的張心健（前排右三）</h5> <h5>張心健初中畢業照（第四排左二）</h5> <h5>張心健與同學在成都望江公園（第二排右五），拍攝時間不詳。</h5> <h3>　　東風中學坐落在成都西城區東二道街，曾正蓉與張心慶、張心健的家在附近的燈籠街。而當時我住家寧夏街成都市婦聯機關大院，后門就開在燈籠街。我上學的成都十三中，也在不遠的青龍街。其實我們同在一個片區，只是當時互不相識，“比鄰若天涯”罷了。</h3><h3> 初中的張心健體形瘦小，神態機靈，同學們戲稱他為“金絲猴”。上課時，后座的一位同學喜歡惡作劇，經常騷擾他，有時他受不了會驚叫。班主任老師知道后，避開張心健，召集全班同學叮囑道：他（張心健）的父親是華僑，在國外，他在這里相當于孤兒，你們要好好對待他，不要欺負他。</h3><h3> 1965年，張新建與潘錫強被分配到成都市農業職業學校讀書，我也從成都市第十三中學初中畢業被分配到該校。成都市的中學，除了四、七、九這幾所一流學校外，十三中算是排名靠前的好學校。我就讀十三中時，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曾擔任外語（俄語）、美術科代表、軍體委員（體育科代表）。中考時，根本沒聽說過什么“農業職業學校”，報考志愿里也沒有填它。可為什么會被“發落”到這所學校呢？其中的緣由，說來話長，另文再敘。</h3><h3> 1965年秋，我到農職校報到，被安排在機電排灌102班，與張心健同班。潘錫強在機電排灌103班，他與張心健是朋友，關系比一般同學好。張心健個子瘦小，膚色較黑，臉上汗毛較密（其父不是大胡子嗎？肯定有遺傳，所以曾正蓉與張心慶稱他“小多毛”），背微駝。下巴尖，濃眉大眼，透著聰明勁，也隱隱透出一種憂郁的神情。</h3> <h3> 大家都知道他是張大千的幺兒，但并沒有對他另眼相看。他和同學相處尚融洽，不愛出風頭。只是遇事愛較真、愛掰道理，得一綽號“曰兒”（成都人定義喜歡引用書本理論與人爭辯，言談舉止有書呆子狀的人，謂之“曰”）。<br>　　張心健曾拿出其父從巴西寄來的襪子給我們看（好像是羊毛的吧），感覺質量非常好，至少當時國產的襪子比不上。同時，我們還見過其父寄來的餅干等食品。在物質不太豐富的年代，已經很不錯了。<br>　　農校地處成都東郊大觀堰，距市中心八、九公里，學生平時都住校。而絕大部分學生的家都在市區。星期天回家，為了節約一兩角錢的公共汽車費，很多同學都選擇步行。進城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過靜居寺、九眼橋，另一條是經過沙河堡、鋼管廠。張心健有時也和我們一道步行進城，回姐姐張心慶家（在橫小南街附近，也是他在成都惟一的家）。<br>　　1966年，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發表，拉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br>　　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戴上紅衛兵袖章，將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推向史無前例的高潮。</h3><div>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至此，以在校學生為主的“大串聯”浪潮洶涌澎拜，迅速席卷全國。<br> 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八次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br> 農校不是世外桃源，同學們紛紛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中，“在游泳中學會游泳”。為響應“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我和張心健等同班同學共5人，相約踏上赴京“串聯”之路，憧憬著被偉大領袖接見的幸福時刻。<br> 當時我母親是“四清”工作組成員，在成都近郊羅家碾開展工作，我匆匆到她住地要了5元錢，就義無反顧地踏上“革命征途”。<br> 學生“大串聯”，乘坐火車、汽車、輪船等公共交通工具都免費（當然飛機不敢免費，成本太高，而且那時中國的民航業也不發達，飛機不多）。但是普通乘客加上學生，車上爆滿，常常是人挨人，人貼人，一座難求，只能站，“站”過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直站得腰酸背疼腿抽筋。不過那時我們年輕，倒也能堅持。如果運氣好，可以在廁所內搶到一塊巴掌大的地盤坐坐，也顧不得臟與臭了。<br> 后來，我們“發現新大陸”，找到特殊“臥鋪”——鉆進長座椅下或爬上行李架，就可以“躺平”，比起站十幾個甚至幾十小時來說，不啻是莫大的享受。<br> 車上人多空間小，難免空氣極差：體臭、屁臭、汗味、煙味等等聞了不少。要是放在今天大家如此講究環保、講究空氣質量的前提下，簡直不可想象——是可忍？孰不可忍！<br> 聽說有同學的弟弟坐在靠窗的小桌子上，夜里太疲倦睡著了，從打開透氣的窗戶掉下飛馳的火車，命喪鐵道線。“出師未捷身先死”，悲哀。<br> 當時雖然全國人員流動規模空前，亂是亂，但基本沒有渾水摸魚的小偷或者搶劫、強奸等刑事犯罪案件出現。為什么？值得研究。<br> 熬過幾天幾夜的車上時光，終于到了首都北京。第一件最重要的事，便是到天安門廣場“打卡”：手捧“革命群眾”必帶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擺好造型，快門一響，留下時代印記。<br></div><div><br></div> <h5>前排右為張心健 </h5> <h3> 我們落腳清華大學，吃住免費（因為是“毛主席的客人”嘛），在學生食堂就餐，幾乎每天都是豬肉粉條燉白菜。味道雖然比不上川菜，倒也不難吃。飽餐后，除了在清華園內，還奔赴北大、北航等大學，抄大字報，看“內部”消息，了解文革進展情況。<br> 在京期間，我們滿腦子只有“革命”，根本沒有旅游的概念和愿望，就連最著名的景點如頤和園、長城等等，都顧不上“到此一游”。<br>　　在北京等了幾天，沒有毛主席要接見的消息（不會提前預告的），我們以為他老人家不會再接見紅衛兵了，于是轉往上海。豈料，在火車上聽到9月15日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紅衛兵，心里不免遺憾，但也無可奈何。<br>　　此后，從上海乘江輪經武漢、重慶，回到成都。<br>　　在外地去學習了“革命造反”的經驗，洗了腦，“革命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燒，仿佛打了不止一針雞血，渾身熱血沸騰，“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萬丈，就像四川人說的“勸都勸不到”。回校后，我和張心健等七位同學在班上發起成立“十.一一”狂飆戰斗組，用實際行動開始“革命”、“造反”、“打倒”、“保衛”。<br>　　成立宣言是我起草的，其中對組員的標準第一條是：“在運動前期決不收黑五類子女......”而張心健能夠成為戰斗組的發起人之一，說明他的家庭成分不是“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大家對他有海外關系的身份并沒有歧視與排斥。</h3> <h3>　　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我和張心健都加入了農校最大的造反組織“紅八月戰團”（其骨干分子是“八.一八紅衛兵”），“十.一一”狂飆戰斗組不復存在。<br>　　再后來，“八.一八紅衛兵”被成都市最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之一的“紅衛兵成都部隊”收編，成為“正規部隊”——“成都市紅衛兵部隊農校支隊”，其外圍組織依然叫“紅八月戰團”。<br>　　張心健不是紅衛兵，僅是“紅八月戰團”成員。</h3> <h3>　　1966年12月28日至31日，上海爆發康平路武斗事件，吹響了全國各地武斗的號角。<br>　　1967 年 7月22日，江青提出了 “文攻武衛”的口號，23日上海《文匯報》公開刊登了該口號。此后，全國各地武斗事件不斷發生。<br>　　9 月5 日，江青接見安徽“造反派”代表時再次大談“文攻武衛”，中共中央辦公廳于9月9日發出通知，號召全國各地學習江青9月5日的講話。于是“文攻武衛”的星星之火，迅猛發展成燎原之勢。“造反派”與“保皇派”打，“造反派”與“造反派”打，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直殺得天昏地暗，不斷升級，甚至發展到破壞交通設施，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等等——不是內戰，勝似內戰。<br>　　雖然農校的造反派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武斗之中，并在農校所處的成都東郊大觀堰、沙河堡、乃至大面鋪、龍泉驛地區“殺出”名聲，但張心健除了有時摸摸槍支，并不是武斗的積極參與者。</h3> <h3>　　1967年夏天，張心健參加“紅八月戰團”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主要擔任“三句半”節目念誦最后半句的演員（三句半：曲藝曲種，以一組表演詞僅三句和一個短語而得名。表演者為四人，前三人每人說或唱一句，第四人則念誦歸納前三句內容的詞或短語，反復循環，直至結束）。隨隊徒步或搭乘汽車，從成都一直到了陜西略陽，宣傳毛澤東思想，宣傳文化大革命。<br>　　1968年初，農校“紅八月戰團”成員、我與張心健的同班同學邱云清被另一派的人打死，張心健參加了他的追悼會及安葬活動。</h3> <p class="ql-block">　　“文革”后期，打倒了“走資派”，又開始收拾打“走資派”的“造反派”。毛主席召見五大學生領袖時說：“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p><p class="ql-block"> 紅衛兵運動到了尾聲，大、中學校進駐“工宣隊”、“軍宣隊”，清算造反派“武斗”與“打、砸、搶”的“罪行”。農校也不例外，造反派骨干被抓起來，在校內監禁、批斗。張心健雖然參加過造反派“紅八月”戰團，但僅是一般成員，也沒有積極介入武斗，所以不但沒被清算，還擔任了看守被監禁人員的任務。</p><p class="ql-block">　　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通過《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農校被監禁的某紅衛兵聽到廣播里說，中央決定還是要給劉少奇出路時，不免對著張心健發了幾句牢騷（因為平時與張關系還不錯）。大意是說，既然劉那么大的罪行都要“給出路”，而我們是響應號召反對劉的，為什么犯了一點錯誤（連毛主席都說是“小將犯錯誤”）就被如此對待？沒曾想，張心健轉身就報告給“上面”，以致在隨后的批斗會上，這些話又成了該紅衛兵的一條新“罪狀”。</p><p class="ql-block">　　文化大革命，路線斗爭，階級斗爭......“與人斗，其樂無窮”，逼出了人的本性中負面的潛質。</p><p class="ql-block">　　1968年底，毛主席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由此大規模展開。普通中學大批學生都被安排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農校因為是中專（文革初期，農校學生中的“造反派”進駐學校的業務主管單位四川省水電廳施壓，逼迫其將“成都市農業職業學校”更名為“成都農業學校”），學生不用“上山下鄉”。可是，因為“停課鬧革命”，有關農業的專業知識又沒學多少，所以就被“一鍋端”地分配到成都鐵路局就業。</p> <p class="ql-block">　　張心健被安排到成鐵局綿陽供電段馬角壩電力工區當工人，好朋友潘錫強在馬角壩養路工區，同住在馬角壩火車站。張心健工作上踏實肯干，同事之間關系融洽。據他的同事、同學、朋友回憶，領導曾將他列為“吐故納新”的“新鮮血液”，培養對象。</p><p class="ql-block"> 而張心慶在《我的父親張大千》中說：“他申請入團，但是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未被接受。據說，當時是這么答復他的：‘你父親張大千是叛國分子、賣國賊，你還想入團？'”</p><p class="ql-block"> 兩種說法，完全不同。存疑。</p><p class="ql-block"> 都說“長女如母”，4歲的張心健來到曾慶蓉家時，張心慶已經是23歲的大姑娘，對這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既是大姐姐，更像母親。因此，姐姐的家就是張心健在成都唯一的家、相對安全的避風港。但在1970年前后，姐姐與姐夫龔老師關系越來越糟，矛盾不斷，這個家，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溫馨和吸引力，他再也不愿回去。</p><p class="ql-block"> 1970年秋天，潘錫強參加成都鐵路分局革命樣板戲宣傳隊到馬角壩演出，張心健向他訴說龔老師對姐姐不好，家庭矛盾尖銳，氣氛緊張、壓抑，再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甚至說出“不想活了”的話（后來，張心慶與龔萬興離婚）。</p><p class="ql-block"> 正當張心健在大山深處的鐵道上，日復一日地打發著漫長又無聊的時光，心里難言的苦悶無處宣泄時，陰霾的天空出現了一道彩虹，一位姑娘走進了他的生活。她名叫鄧菊仙，是來自內江的一位小學超齡生，單位上的同事，工人家庭出身。姑娘并沒有因為張心健不是“紅五類”而嫌棄他，接受了他真誠的愛，也給予他愛的溫暖。初戀的感覺是美好的，它能撫平張心健心靈的創傷，暫時忘掉現實中的種種不如意與煩惱，對未來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p><p class="ql-block"> 但好景不長。起因是單位的負責人張正高（轉業軍人，電力領工區“連長”，相當于車間主任）找姑娘談話，說張心健的父親是逃到外國去的“叛國分子”，他有海外關系，你和他交往，在政治上會受影響，是沒有前途的。</p><p class="ql-block"> 要知道，在“政治掛帥”年代，一個有“海外關系”的人，等于被貼上“政治上不可靠”、不能被信任或重用的標簽，是被“打入另冊”的人。</p><p class="ql-block"> 當時姑娘正追求進步，爭取加入共青團，她柔弱的身軀怎能承受住“政治”這座大山沉重的壓力？在愛情與政治前途之間，她無奈地選擇了后者——與張心健分手。這對張心健來說，不啻當頭挨了狠狠一棒！</p><p class="ql-block"> 天空中的彩虹消失了，照亮生活的最后一縷陽光，也被烏云遮住了。看不到希望，前途一片漆黑，還有活下去的勇氣嗎？ 1971年7月的一天下午，馬角壩火車站，滿懷心事的張心健來到距自己宿舍不足200米的好朋友潘錫強住處找他，被人告知潘回成都休假了，只得失望而歸。而其他同學兼工友，此時也都不在。</p><p class="ql-block"> 殘陽如血，天色漸暗。黑夜如潮水吞沒了世間一切。大山魅影疊嶂，山風嗚咽，如泣如訴。張心健倍感孤獨落寞，心中郁積的苦悶向誰傾訴？哀莫大于心死！萬念俱灰的他，徘徊躊躇，望著車站上一列即將啟動的火車，仿佛被宿命推著，走向鐵道，躺在冰涼的鐵軌上，準備結束短暫的一生。</p><p class="ql-block"> 當火車巨大的鋼鐵身軀迎面撲來，車輪與鐵軌沖撞的轟隆聲與尖銳刺耳的汽笛聲，似乎又喚起他求生的欲望——是想回成都與自己唯一牽掛的、至親的親人心慶姐再見一面，還是再等等、再等等，或許可以等來與親生父母團聚的機會?他掙扎著向鐵道外爬去......但為時已晚！呼嘯而過的車輪將他一雙小腿齊齊軋斷，霎時血流如注，染紅了锃亮的鐵軌與路基上顆顆石子。 </p><p class="ql-block"> 很快，張心健被人發現，送到成鐵局馬角壩衛生所搶救，做了截肢手術。</p><p class="ql-block"> 衛生所有一位年輕的外科大夫葉醫生（上海醫大畢業），是不是他為張心健做的手術待考證。工友李云鵬（北京南口技校畢業）給張心健輸過血。</p><p class="ql-block"> 本來，大家以為這是一起意外事故，是工傷。因為那時鐵道線上被火車軋斷腿腳的事故較常見。但隨后，幾位工友在張心健的宿舍里找到他寫的遺書，字里行間，對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發出了悲憤而絕望的抗議。單位軍代表看到遺書后，說張心健是自殺，是“自絕于人民”（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因政治問題自殺者，都被定性為頑固到底，以死來對抗D和人民，稱之為“自絕于人民”）。因此，衛生所便不敢采取轉院等更加積極有效的措施搶救。</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被救治期間，幾位農校同學（馬角壩工務段的工友）曾到衛生所看望他，被綿陽供電段派來處理此事的人認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告發到工務段，希望“理抹”（追究）他們。所幸工務段有關領導是一位南下干部，政策水平較高，也比較通人性，將此事壓了下來。</p><p class="ql-block"> 三天后，從成都趕來的姐姐張心慶見到弟弟最后一面，除了傷心，也無能為力。</p><p class="ql-block"> 7月盛夏，天氣悶熱，但張心健的心卻如嚴冬一般冰涼。因為自己本人所不能決定的出生問題，這個社會就對他如此冷酷，這是為什么？他想不通！就這樣，在衛生所簡陋的病床上，張心健，一個22歲的年輕生命，帶著“不愿有來生”的極度失望與悲憤，離開了人世。</p><p class="ql-block"> 張心慶回憶：“他臨死前，抱著我叫了一聲：‘姐姐，我想叫你一聲媽媽，可以嗎？'我抱著他說：‘只要你高興，叫我什么都可以，姐姐永遠愛你。'最后，他叫了一聲：‘姐姐，你是我的好媽媽！'淚水滴在我臉上，我再也叫不醒小多毛了。”</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寫給姐姐的遺書：“姐姐：你的命運悲慘，但我不一定比你幸福。我是一個從小被遺棄的孤兒，卻被認為跟海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只有你知道我是愛國的。為了你的一對兒女，你要堅強地活下去，不要選擇我這條路。世上我惟一的親人，我的好姐姐，永別了！</p><p class="ql-block">你的弟弟：心健”</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的遺書共有3份，其中一份給姐姐張心慶、一份給好朋友潘錫強、一份給其他幾位同學。據潘說，遺書當時就被單位上全部收了，至今未看到，其內容當然不得而知。</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的死訊上報到成都鐵路局，分管僑務的一位領導指示，不能定性為“自殺”，只能定為“工傷死亡”。該領導頗有政治遠見，他考慮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政治風向轉換不定，萬一哪天張大千在國內又成了“香餑餑”，而他的幺兒是被逼自殺的，鐵路局怎么向各方面交代？</p><p class="ql-block"> 張心慶失去弟弟，雖然萬分悲痛，但并不敢立即將這一噩耗通知父親和雯波媽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因為怕他們責怪自己沒有看護好弟弟。其實，這哪是當姐姐的錯呢？在狂風驟雨般的政治大潮中、在婚姻家庭的紛繁困頓中，她也自顧不暇啊。</p><p class="ql-block"> 也許是心靈感應吧，張大千在1974年從美國發出寄往中國大陸、給三哥張麗誠夫婦的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心健侄（信中以三哥麗誠口吻稱之）十年無音訊，想已死亦。兄有否聞。倘有所聞望告知，弟決不為此傷痛也。”</p><p class="ql-block"> 中國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初，張心慶才在電話中告訴父親張大千，弟弟心健已經離世。潘錫強說，當時，電話那頭，張大千老人哭得“甕呀甕”的（成都方言：嚎啕大哭），心中悲慟，無以言表。白發人送黑發人，人生一大悲哀事啊！肯定，對自己遺棄在祖國大陸的幺兒，他心中一定有深深的歉疚吧！</p><p class="ql-block"> 張大千1983年4月去世。</p><p class="ql-block"> 2010年，張心慶《我的父親張大千》一書出版，她贈書給心健弟的朋友易先德，并題詞寫道：“時代的苦難，他走了，我雖然不信奉上帝神靈，但心里卻充滿了奇異的幻想‘他是在天堂與父母團聚了'！”</p> <h5>圖中為張心慶，右為張敏（小咪），左為易先德，拍攝于2010年，美國。</h5> <p class="ql-block">　　但不知，張大千、徐雯波夫婦與他們的兒子張心健在天國團聚時，是感到激動、高興，互訴衷腸，還是“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p> <h5>張大千晚年與徐雯波在臺灣“摩耶精舍”</h5> <p class="ql-block">　　張心健死后，棺材是用鐵路供電段電桿橫擔的木材做的。出殯那天，只有一些農校同學（也是鐵路工友）為他送行。他被埋葬在馬角壩鐵道旁一處山坡上，向著成都的方向。沒有墓碑，沒有花圈，只有一座低矮的土堆。曾經有無限可能的人生，就這樣畫上了句號。“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p><p class="ql-block"> 數年后，有同學前去探望，只見滿山野草青青，葳蕤茂密，綿延直到天邊。那墳頭，已不復存在，隱入塵煙了——孤魂無依！</p><p class="ql-block"> 只有，只有知情者的記憶留在世間。</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的死，是多種因素造成的。除了當時的政治氛圍，自幼被親生父母遺棄，失去家的溫暖與依靠（姐姐與姐夫關系破裂，家庭關系極度糟糕），失去親情的支撐，他就像一棵無根的小草，飄搖無定，獨自承受風吹雨打。至于失戀，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擊垮他心理承受力的致命一擊，選擇自殺的直接誘因。有同學分析，如果那天他找到了同學、朋友，一吐心中苦水，或許就不會走上不歸路。</p><p class="ql-block"> 或許，這印證了：出身決定命運，性格也決定命運。</p><p class="ql-block"> 逝者為大。在此，就不過多探討了。</p><p class="ql-block"> 這是張心健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極“左”時代的悲劇。</p><p class="ql-block"> 但愿，悲劇永遠不再重演！</p><p class="ql-block"> 張心健安息。</p><h5> </h5><h5> （后記：本文寫作過程中，除了查閱有關資料外，還得到一些朋友、同學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寶貴的照片與信息。在此謹表衷心感激！）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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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學張心健

風舞云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