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代課的往事

獅子狗

1965年夏我在大余中學高中畢業，參加了高考，但名落孫山無緣進大學門，成了一位“社會閑散人員”。這時，西華山鎢礦位于新華大廟前的選礦廠正在修建二號尾礦庫（俗稱尾沙壩），由于當年機械化程度低，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得知這一情況，我與幾位住在縣城同是礦山子弟的高、初中畢業的“閑散人員”（記得有李安、孔祥瑞等人）相邀一起去尾沙壩工地做工，挑泥打夯，每天工資一塊兩毛伍分錢。當時縣城余西街街政府一位姓藍的文書也領隊帶了縣城的一批“閑散人員”在工地上干活。 　　上圖為西華山鎢礦選礦廠 　　在二號尾沙壩工地干了一段時間，有天晚飯后不久，大余中學的教導處副主任（教導處主任是副校長呂枕華先生兼任）張書元先生來到我家，他曾是我在東門小學讀書時的校長，是大余中學老資格的教導主任。那時我家租住在縣城勝利路“鐘元昌”家（現“黃金樓”一帶），見老校長老主任的到來，有點不好意思，覺得沒考上大學，辜負了老師的教誨。張先生問了問我現在在做什么后，就直截了當的說，要我回母校大余中學代初中二年級的俄語課。我怕自己勝任不了，可張先生說是我高中的俄語老師富建明先生推薦的，富老師說我行，能勝任，我不好推辭就答應了。富老師是江浙一帶人，據說原是冶金部的俄語口語翻譯，因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專家撤走而調到學校當俄語老師的。當年還有位姓高的俄語老師，原是東北旅順口的軍事翻譯，也因旅順口交還給中國后蘇軍撤回而調入學校任俄語老師，雖沒教過我，但我們都尊稱其為高翻譯，不過在大余中學任教不久就調走了。 　　上圖為1963年7月，大余中學初中第廿屆第五班的畢業照。背景是大余中學的大門（稱南大門），大門兩側有副對聯：教育為工人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生產密切結合。大門兩側有“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八個大字，照相時沒有照到。照片第二排：右四為譚信文校長，右五為劉大化書記，右一為梁禮金老師，左二為朱昌錦老師。 　　上圖為1962——1963學年度，大余中學初三（2班）的畢業照。第二排：左四為譚信文校長，左五為劉大化書記，左六為副校長兼教導主任呂枕華先生，左七為朱昌錦老師。 　　第二天我來到母校大余中學，在教導處見到了張書元先生。他告訴我，由于教初二俄語的劉柳英老師要休產假，因此要我代她上初二（3）、初二（4）兩個班的俄語課。這時，正好學校黨支部書記譚信文先生也來了。譚書記原先是大余中學的校長，由于身體原因，1964年秋季開始任學校黨支部書記。校長則調原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朱光倬來擔任，而朱校長在1965年4月又被縣里抽調帶隊去搞“社教”，所以當時學校各項工作仍由譚書記負責。譚書記熟悉我的情況（我在初中和高一、高二時任大余中學校長，與其女兒是高中同班同學）知道我高中畢業不久，沒有給學生上課的經驗，就要我先跟班聽一個星期的課。大余中學從南大門一進，走過幾株老香樟樹，對到的就是兩層樓的“東風樓”。“東風樓”樓下是學校的一些辦公室，樓上則是單身老師的宿舍，學校總務安排我在二樓朝北的一間房住宿，教俄語的富建明先生和梁禮金老師也住在二樓。富老師是我高二、高三的俄語老師，而粱老師教過我高一的俄語，當年正在教初二的俄語，因而學校安排我跟班聽粱老師的課。 　　上圖為1965年4月14日，我們大余中學高中第十三班（65屆）的學生歡送朱光倬校長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合影。這天，照完相后我們就要下鄉勞動去，因此很多同學都穿的是破舊衣服，還有不少同學打赤腳。第二排左八為朱光倬校長，第三排左十為筆者。 　　上圖為1965年6月28日，大余中學高中第十三班（65屆）的畢業照。第二排左起：朱昌錦老師、梁禮金老師、富建明老師、陳躍輝老師、楊家驊老師、張書元副教導主任、伍年魁老師、羅學能老師、譚信文書記、王際休副校長、吳榮開教導主任、黃貴初班主任、楊文進副教導主任、華夏老師、彭家玉老師、劉大權老師、李發基老師、王哲總務主任、黃化老師、魏海瓊團委書記、高蘊琪老師、張佑文老師。第三排左起第九人為筆者。 　　上圖背景為大余中學東風樓（外景） 　　一星期一晃就過去了，我開始上課了。說實話，雖然在聽課時，認真觀察注意梁老師上課的方式方法、言談舉止、板書設計等，但在平生上第一節課時，站在三尺講臺面對四五十個學生，心里還是相當緊張的。當上課開始師生用俄語互致問候時，緊張得舌頭都“打結”了，這節課我也不知是怎么講完的。第一節課后，漸漸的我消除了緊張感，慢慢的也適應了教學環境，初步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的“角色”轉換。初二年級的學生，一般只比我小五六歲，而我教的學生中年紀最大的是個礦山子弟只比我小三歲，因而我把學生當弟妹看待，實際上我教的學生中也是有我高中同班同學的弟弟和妹妹。有的學生與我很玩得來，后來下放、參加工作后都與我保持來往，二十年前，有個班搞同學聚會時編了本通訊錄，有個學生還給了我一本。 　　上圖這本大余中學六七屆初三（4）班同學聯誼通訊錄（二OO二年十二月編）是筆者代課時教過的一位學生送的。 　　我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學校就開設了俄語課，到高中畢業已學了五個學年的俄語，現在上初二年級的俄語課時并不感到吃力。俄語與英語不同，沒有什么“國際音標”，單詞基本上會讀的話書寫也不成問題，俄語難就難在文法，特別是“變格”。俄文中有六個“格”，從第一格到第六格在變化時又有第一式、第二式、第三式變格法和特殊變格法。而不同詞性的詞如名詞、形容詞、數詞、代名詞、動詞等在變格時又是不完全相同，就是同一種詞如名詞，又分為陰性、陽性、中性，另外還可分為單數、復數，在變格時也是不一樣的。代名詞更復雜，分為：人稱代名詞、自復代名詞、疑問代名詞、否定代名詞、不定代名詞、物主代名詞、指示代名詞、限定代名詞等。就是形容詞的變格法都分為詞尾前面為硬音字母的變法和詞尾前面為軟音字母的變法。那時很少教學參考書，幸好我在讀高中時郵購了一本《俄語簡明語法》，這本書上的語法知識對教初二俄語來說是足夠了。在備課時遇到了不太清楚的地方我則虛心向梁禮金老師請教。梁老師（后來調回贛州了）住在我斜對面，當年還未結婚，我與他很談得來，課余時常去他房間玩。他告訴我，他有個蘇聯朋友，雖然沒見過面，但常會通信聯系。知道我喜歡集郵，他也會將他收集的精美蘇聯郵票拿出來給我欣賞，在粱老師的影響下，我也收集了些蘇聯郵票。 　　上圖為筆者收集的部分蘇聯郵票。 　　上圖為 63—64學年第二學期大余中學高三（3）班一位學生的俄語畢業考試試卷。 　　上圖為筆者讀高中時買的《俄華辭典》，該辭典是蘇聯國立外文與民族文辭典出版局出版，（中國）時代出版社修訂出版。 　　那年代，大余中學每個年級有一半的班級學英語，另一半的班級學俄語。老師教研活動時，英語、俄語兩課的老師是合在一起，稱之為“外語組”，組長是教英語的王哲先生，他當年還是學校的總務主任。俄語老師中，富建明先生任教高三年級，拿現在時髦話來說是“學科帶頭人”（我代課時高翻譯已調走）。富老師教我們的俄語時候，他那帶江浙口音的語調我現在還記憶猶新。富老師不僅教我們課本上的知識，還教我們唱俄語歌曲，現在我還能用不標準的俄語唱幾句俄羅斯民歌《喀秋莎》。他還將中國當年流行的十幾首革命歌曲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學習雷鋒好榜樣》、《我們走在大路上》、《高舉革命大旗》等翻譯成俄文，親自刻鋼版油印歌本并教我們用俄語唱。富老師還有一臺照相機，雖然只能用“135”的膠卷，但那時也是很稀罕的東西，富老師用他這臺照相機，給我們學生照了不少像片。富老師還在學校里布置了一間暗房，親自配制顯影液、定影液來洗印照片。由于“135”膠卷洗印出來的照片太小（僅一寸），富老師又向縣文化館借了臺放大機，將一些照片放大。我讀高三時住校，晚自習后，有時富老師也會要我到他的暗房里幫忙洗印照片，不過第二天早上我不參加早操，室友同學知道我睡得晚，早晨起床時也不打擾我，讓我睡個懶覺。1966年蕩坪鎢礦在崇義寶山新建坑口，我在母校代完課后就與幾個伙伴（記得有李安、黎躍華、劉若雷、李配升等人）去那里做民工。富建明老師知道后，特意寫信給我，要我回大余中學復讀，并告訴我學校領導同意讓我以應屆畢業生的身份參加高考，可我有自知之明，婉言謝絕了富老師的好意。 　　上圖為1965年筆者高中畢業時，富建明老師送給筆者的照片。 　　上圖為1965年3月21日我們游丫山時，在丫山山頂上富建明老師用他那照相機拍的一張小照片。前排右二為教導主任吳榮開老師，右一為班主任黃貴初老師，兩人背后的是筆者。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時社會治安不是太好，校園里會有流竄的小偷光顧。記得我在初二時，晚上就寢熄燈后值日老師會拿著手電到寢室里查看。有次流竄小偷進了校院，拿著手電筒溜進學生寢室（那時初中生是睡大寢室，每個寢室睡十幾二十個學生），那時天冷，看見學生壓在被子上的較好衣服就偷走。有個別學生可能沒睡死，覺得有人進了寢室會翻動身子，小偷竟敢拿手電筒照這個學生的眼睛，學生以為是老師查夜便不敢哼聲。有天夜里有流竄小偷進了校園，將學生涼曬在寢室天井四周鐵絲上的衣服收走裝在谷蘿里挑走。后來被夜晚巡邏的民警發現，一路追趕，直追到金蓮山下并鳴槍警告后，流竄小偷才停下不敢再逃。另外，那時化肥還很少，附近農村人家種的自留地缺少肥料時會挑著尿（糞）桶到城里居民家買尿，一桶尿也要化五毛錢左右，因而為了省錢也有人會到學校的廁所偷大糞。學校有不少萊地，分給各班勞動種植，在南潭里那邊還有一些水稻田，本身就需要肥料，因而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比如在學校靠西邊的大廁所旁邊的圍墻這里有個去章江河邊菜地的小門，在小門上安了個機關，只要有人從外面推門或撬門，機關連接到里面老師寢室的電鈴就會響起來報警，聽見報警聲老師們就會出來去抓偷糞的人。 　　上圖為大余中學的側門，俗稱“東大門”。旁邊的小城門是水城古城墻的“細水門”，電影《從奴隸到將軍》曾在這里拍過激烈戰斗的鏡頭。 　　在我代課時的有天晚上改完作業正在備課時，在東風樓下辦公室的一個老師跑上樓來說，有人報告在居士林南面廁所后面的圍墻上發現有人跳墻進來，可能是流竄犯，要我們幾個年輕老師下樓去。到了樓下辦公室，當時有位老師（忘了是誰）簡單的說了下情況，要我們兵分兩路，幾個老師拿槍從校園里直往居士林方向的那個廁所；我和幾個老師則拿著槍從學校南大門出去繞到廁所南面的圍墻那里。那年代，縣武裝部發了步槍給學校搞民兵訓練，學校里有二十多個年輕老師（我也在內）每天早操時間都在健康門外的操場上訓練。學校圍墻外面是個私人菜園，我們看到菜園里有兩個人影，便“嘩嘩”拉了幾下槍栓。那兩人聽到拉槍栓聲后便不敢動了，在黑暗中也看不清他兩的相貌，只是喝令他們跟我們走，他兩就乖乖的挑著尿桶從菜園里走出來——原來不是偷衣服的流竄犯，而是來偷大糞的。我們把抓到的這兩人押送到東風樓下的辦公室，這時去校園里面這路的老師也抓到一個送到辦公室來。我眼睛近視，在辦公室門外一下子還沒看清楚這幾人的模樣，一位教過我的老師笑著對我說：你把你的同學都抓來了。在辦公室明亮的燈光下我才看清，我們這路抓到的這兩人中有一個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學，幸好當時我還沒進辦公室，否則會感到很尷尬，于是放回步槍后便返回寢室了。 　　上圖為筆者在1965年代課時剩下的教師備課用紙。 　　上圖是在大余中學東風樓一樓過道中拍攝的。 　　有天下午課外活動時，一位老師來通知我說學校圖書館管理員張浩凡先生要我去一下他那里。我在大余中學讀初中時，學校圖書館是在“居士林”的二樓，一樓是女生宿舍（那時住校女生很少），還有幾位老師家里也在那里，我初三的班主任華夏老師及其夫人林梅馨老師帶著女兒也住在那邊。那時我常去圖書館看書、借書，當時的管理員人稱其為“賴右派”（外號）。順便說一下，據說“居士林”原來是發現大余西華山有鎢砂的德籍牧師鄔禮亨的住所，有一年暑假，學校還組織人將一樓的地板撬開尋找當年鄔禮亨收購鎢砂時的殘留礦。后來，學校在池塘南面新建了棟樓，一樓為物理、化學、生物等實驗室；二樓為圖書館、閱覽室，此樓名為“科學館”，這時張浩凡先生已接替“賴右派”在二樓圖書館任管理員。 　　到了學校圖書館，我看到已有十幾個年輕老師在那里，其中有一個姓郭的代課老師（1964年大余中學高中畢業，代生物課）也在場。張浩凡先生見人到齊后，就直接說：學校要為今年冬季歡送新兵入伍時演臺獨幕話劇《一百個放心》，今天要在你們之中挑選幾個演員。隨后便叫我們在場的每個人念段劇本臺詞，念完臺詞后便確定了幾個老師為演員，其中包括我。當時我對張先生說：我怕，不敢上臺演戲。張先生回了我一句：當老師的人還怕上臺？弄得我無話可說，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了這活。 　　張浩凡先生多才多藝，過去學校老師排演節目幾乎都是他當執行導演。記得我讀高中時，有次學校老師排練了一臺話劇，名叫《年輕的一代》，劇情是說一些年輕人放棄城市里的優裕生活，甘當勘探隊員為祖國尋找礦藏的故事。男主角“蕭繼業”由廖華榮老師擔任，女主角“夏倩如”由邱慧娟老師擔任，執行導演是張浩凡先生。學校安排我們全班的學生協助老師演這臺戲，包括到外單位借道具、在舞臺上搬布景、伴唱主題歌《勘探隊員之歌》和后臺其他一些雜務，實際上就是“綜合劇務”。后來，《年輕的一代》在縣人民會堂正式演出，演出相當成功，獲得觀眾們的熱烈掌聲。在這次任“劇務”的過程中，我看到了張先生的才華，對其油然而敬。 　　《一百個放心》是獨幕方言劇，要求用方言演出。該劇劇情是說一新戰士入伍后，其爺爺不放心，便到部隊看望孫子，看到孫子一切都很好時，才放下心來。該劇的主角“爺爺”是由朱昌錦老師扮演，“班長”由劉銘清老師扮演，我扮演“新戰士”，演員還有劉德明等人，唯一的女演員鐘文先老師則擔任報幕員。 朱昌錦老師曾教過我數學，他在讀大學時就是個文藝積極分子（朱昌錦老師后來調南康蓉江中學任教，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我去南康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時曾去蓉江中學拜訪過時任教導主任的他。）；劉銘清老師是從外地調回大余來的，魁梧高大一表人才；劉德明老師則是大余中學有名的文藝骨干，其夫人在水城幼兒園任教；鐘文先老師雖個子不很高，但氣質優雅。我們這些業余演員在學校課外活動時間都集中到科學館的二樓，在張浩凡先生的指導下背臺詞、對臺詞、練動作表情，認真的排練起來。 　　筆者（左）與當年在獨幕方言話劇《一百個放心》中扮演“班長”的劉銘清老師（右）合影。 　　很快就到了冬季新兵入伍的時間，我們的話劇也排練好了。在新兵離開大余的頭天晚上，縣武裝部在人民會堂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參加歡送大會的除縣武裝部、接兵部隊的官兵和新兵及其家屬外，還有大余中學的師生。在各位代表講完話后，開始演出大余中學老師演出的獨幕方言話劇《一百個放心》。正如張浩凡先生說的，“當老師的還怕上臺？”我在正式演出時并不覺得緊張，臺詞也用大余方言說得很流利，其他幾位老師表演得都很出色，整個演出相當成功。演出結束后，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縣武裝部的領導和部隊接兵的領導還上臺與我們一一握手，祝賀演出成功。 　　在母校代課的空余時間，我拜訪過高三的語文老師羅學能先生。羅老師房間里的書柜中，古典書籍最多，他對大余的人文歷史風俗典故知道得相當多。1963年1月，田漢等人來大余視察，縣政府還特意請曾經擔任過大余縣副縣長的羅學能先生全程陪同。在游覽梅嶺憑吊牡丹亭舊址時，都是羅老師向田漢等人講解介紹當地的一些趣聞典故。當年羅老師曾對我說過，他喜歡看《資治通鑒》，這是本好書；并說大余在北宋皇祐年間在縣城西建有寶界寺，該寺很有些故事，如北宋建中靖國元年，蘇東坡從貶所北歸時，因水涸待舟居大庾（大余）城時，曾在寶界寺東廊粉壁上畫了幅《竹石圖》；南宋紹興年間禮部侍郎張九成被秦檜迫害被貶南安軍橫浦（大庾），寓居寶界寺十四年，自號“橫浦居士”，潛心經學，著有《橫浦文集》二十卷等等。但該寺已圮，他想查找有關資料弄清楚該寺的具體位置在那里（我想，會不會是在元延祐三年〔1316年〕大庾（大余）漲洪水，大水從西門入東門出，破城為二時將寶界寺沖毀？）。然而，在1966年羅學能先生卻被迫害致死，實在令人痛心。 那時學校教導處有兩個干事，一是張士培先生，一是蔡良波先生。張士培先生寫的一手字很有特色，我的高中畢業證上的毛筆字就是他寫的。張先生還喜歡種花，我還在讀高中時，他就曾邀請我和班上的幾個同學一起到他家賞花。他家離大余中學不遠，在院子中間有棟二層的小樓房。院子里種了好些花卉，在一些較高的茶花上面還裝飾了小彩燈，晚上亮燈賞花別有情趣。他樓房里的底層也種植了多種花卉，特別是還種有在當年大余還相當稀少、名貴的瑞香。為了預防有人來偷花，他請人夯的土圍墻居然是高達十三板的墻（“一板”大概有一市尺高），比一般人家的土圍墻高許多。蔡良波先生是1960年大余中學的高中畢業生，是我的學長，據說是因為身體原因沒參加高考而留校工作。他們那屆俗稱“高八班”，高中畢業僅一個班，且多數人都考上了大學，如杜華榆（他弟弟杜華堂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學，初一時兩人會去他們高三寢室里玩，初三時同桌）考上清華大學，呂家鴻考上中國科技大學，魏先清考上上海體育學院……而我們這屆俗稱“高十三班”，高中畢業也只一個班，當年朱光倬校長常鼓勵我們要以“高八班”的大哥大姐們為榜樣，努力學習，爭取高考考出好成績。 　　筆者的高中畢業證，上面的毛筆字是張士培先生的手跡。 　　1977年我在返城待業期間，曾第二次到母校大余中學代課。在代課結束時，教導主任吳祖蔭先生還特意送了本江西大學圖書館編的《魯迅詩歌選注》給我。吳祖蔭先生后來調贛州師范專科學校附屬中學任教。 　　上圖為原大余中學教導主任吳祖蔭1977年送給筆者的江西大學圖書館編的《魯迅詩歌選注》。 　　后記：在大余中學代課的時間雖不長，但對我來說的確是個極好的學習、鍛煉機會。1978年6月我頂替父親在西華山鎢礦當了名工人，三個月后礦組織部就調我到位于浮江工人村的礦子弟學校任教，學校安排我上高一年級兩個班的化學課及高一（3）班的班主任。在礦中上第一節課時，學校教導主任和幾個化學任課老師來聽我的課，課后進行評價時，都認為我上課時不拘束不緊張，不像第一次上課的老師，這確是得益于我當年曾在母校當過代課老師得到過鍛煉的緣故。 施千里 2022/09/18 于壩上西華山工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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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校代課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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