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通華山煥彩，國基永固金碧騰輝！》，一件云南抗戰時期的楹聯墨寶背后的經典傳奇！

藏雅拾趣

壬寅孟秋，偶見一民國原裱賀聯！細讀觀之，發現為云南中國銀行新屋落成，中國公路交通史上重要歷史名人譚伯英先生所書墨寶，上款人亦為首任銀行經理王振芳先生。收藏研究代表云南歷史名片之文物已多年，深感此墨寶對宣傳展示云南滇緬公路史及抗戰史頗有意義！保護宣傳歷史文物任重道遠，個人綿薄之力委實不易，故整理相關文字資料于美篇分享于同好，愿讀者開卷有益罷！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國銀行隨同國民政府撤往大后方。中行總管理處以 “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 的擔當精神，迅速在西南、西北等大后方各地建立機構，在服務抗戰、供應軍需鈔券、穩定全國金融、支持后方建設、扶助對外貿易、募集外匯資金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為抗戰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 1938 年11月1號，在昆明象眼街10號，19名員工將中國銀行的招牌鑲嵌在了一座老房子的門楣上，從此開啟了與云嶺大地休戚與共，相融相伴的輝煌篇章。 這期間，在著名的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上，中國銀行的運輸隊成為中行服務抗戰的一支重要力量。滇緬公路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西南后方的一條歷時最久、運量最大的國際大通道。在滇越鐵路中斷后，滇緬公路成為當時中國正面戰場唯一對外的交通運輸線。 滇緬公路全長1146公里，中國段起于昆明，止于云南畹町。1937年8月，時任云南省主席龍云向國民政府提出建設滇緬公路和滇緬鐵路的計劃。1937年底，在原中國銀行總經理、時任交通部部長張嘉璈的主持下，滇緬公路正式開始修建。1938年8月，在缺乏壯勞力和機械的情況下，滇緬公路沿線20多萬各民族的老人、婦女和孩子歷時9個月，依靠雙手打通了這支中國抗戰的“生命線”。中國銀行作為戰時四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中重要的一支金融力量，積極投入貸款支持包括滇緬公路在內的西南、西北交通建設，對于開辟戰時國際交通路線、開發西部資源發揮了重大作用。1937年至1942年期間，中行貸款在全部后方交通建設資金中份額約占到三分之一，為大后方生產建設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 中國銀行是承擔發行法幣職責的國家銀行之一，發行數在1938年三季度之前一直是四行中最多的。中行鈔券當時主要由英國德納羅公司承印，印妥后由倫敦直運上海，經總行加印簽字后發行全國。抗戰爆發，上海和沿海港口悉數落入敵手，大西南的云南、廣西兩省成為對外的交通要道，在這兩個省設立分支行緊急調運鈔券、服務大后方金融需求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于1938 年8月緊急通知滬駐港處：囑令在云南、廣西兩省籌建支行。派原上海分行襄理兼虹口辦事處主任王振芳籌建昆明支行。經過緊張籌備，1938年11月1日昆明支行開業。昆明支行成立后迅速在滇越鐵路沿線的滇南地區設個舊、玉溪、開遠辦事處，在滇緬公路沿線的滇西地區設下關、保山、畹町、壘允辦事處及祿豐、楚雄、祥云、彌渡、大理、芒市辦事分處；抗戰后期為服務盟軍，在昆明郊區設立關上辦事處；為便利中印驛運設立麗江辦事處。中國銀行在為大后方的抗戰軍需、政府機關、企業民生提供金融服務等各項功能中，從沿海為后方調運鈔券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1940年6月，日本帝國主義脅迫法國維希政府禁止從越南轉運物資到中國內地，這樣，只剩下滇緬公路成為唯一的通道。中行鈔券只能通過滇緬公路運送，即將印妥的新券，先海運到仰光，再經鐵路運到緬北臘戌，最后通過綿延1100多公里的滇緬公路運到昆明分轉各地。滇緬公路主要承擔的是搶運軍需物資的任務，如果再由運輸部門代為轉運鈔券，極有可能遭到延誤。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保證鈔券運輸的安全，保障戰時金融穩定。中國銀行于1940年10月成立臨時運輸處，決定自行訂購卡車170輛，行駛西北、西南各地，自行辦理戰時鈔券的內運工作。運輸處成立之初便遇到了不少困難，如運輸處的承運范圍尚未核定，沿途常有阻滯。又如沿途尚未設立運輸服務站，司機大都是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從南洋華僑中臨時組織回國服務的年輕司機和技工，沒有經驗有的甚至根本不會開車，滇緬公路大都是盤旋在山嶺上的盤山公路，新手駕車困難重重。經過緊張的司機培訓和幾個月的經營以后，運輸處的業務逐漸走上了正軌。交通部運輸統制局在1941年 2月也明確了中行運輸處的運輸范圍，即中行鈔券和代運交、農兩行的鈔券，中行及所屬單位的物資，運輸處及中國銀行使用的汽油、汽車零件以及紅十字會的藥品。同時，在中國銀行仰光經理處、臘戍分經理處、昆明支行和運輸沿線各辦事處的支持和協助下，運輸處總處在臘戍成立，在昆明和仰光分別設立了辦事處，在畹町、龍陵、保山、水平、下關、楚雄、安寧等地建立了運輸站，還在臘戍、保山、昆明三地附設了專門的修車廠。與此同時，中國銀行運輸處的組織體系得到了健全，運務也逐漸增加。到了成立一周年的時候，中行運輸處已有員工500 多名。1942年4月，日軍由緬甸臘戍入侵滇西。中行畹町、壘允、芒市、騰沖等4行處撤至保山。5月4日，日機飛臨保山大肆轟炸，員工為安全計，連夜將重要帳冊及庫存現鈔轉移太保山石庫內。保山中行在轟炸中中彈3枚，員工被炸死1人，失蹤無下落的1人。雖保山城被炸成廢墟，我行遭受重大損失，但藏有賬冊和現鈔的石庫安然無恙。總處運輸處得到消息后星夜派車趕到保山，搶出了最后一批庫存現鈔230萬元。運輸處還趕在日軍侵占仰光之前，將緬甸境內雍興公司的機器約1600噸，裕滇紗廠的機器約500噸，運輸處本身零件40噸搶運入境，保障了財產安全。運輸處在臘戍、保山、昆明三地各附設一修車廠，還抽出8輛卡車，組成一支流動修理隊，停駐于畹町近郊，平時修理車輛，緊急時可隨部隊疏散中行員工及眷屬。這之后，隨著日軍的步步進逼，滇緬公路也被迫中斷，不久之后，政府又將鈔券發行的業務集中于中央銀行。此時，中國銀行的運輸處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至1942年10月停止服務時，運輸處兩年運作時間里，除了完成運輸自身中行鈔券1022噸之外，還先后從緬甸運進機器2080噸，汽車零件395噸，汽油、機油383噸，車胎2000套，代運兵工署物資70噸，工礦調整處物資92噸，紅十字會藥品171噸，代運國營出口外銷物資鎢砂、錫、桐油、生絲等2000噸以上。保證了抗戰軍需和各地的需要，減輕了軍務運輸的壓力，為大后方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滇緬公路上中國銀行運輸處存在的兩年，正值抗戰最緊要的時期，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語言不通、生活必需品極度匱乏的崇山峻嶺間，中國銀行的行員冒著敵機轟炸、山路崎嶇、煙瘴蟲害等危險，克服重重困難，完成了并非銀行專業的戰時運輸任務，這既是中國銀行上下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救民于水火的抗戰使命驅使，更展示了中國銀行員工愛國愛行、不懼犧牲、擔當民族復興責任的崇高精神。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 1938年10月, 在日寇鐵蹄踐踏下, 華北、華東、華南廣大地區淪陷, 廣州、武漢相繼失守。為此許多政府機關、大學、工廠、企業相繼搬遷到西南地區的昆明、重慶等地。為加強抗日后方建設,支援抗戰，“四聯”總處(即國民政府當時控制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組成的組織)決定在西南增設機構，履行政府對金融的控制，并指定中行在昆明、貴陽、桂林等地設行。據此，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以下簡稱總管理處）于1938年以342號函通知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以下簡稱滬中行）駐香港管理處（簡稱滬駐港處）：“茲在昆明、桂林（時為桂省省會）兩地方添設支行，昆明支行略名滇支行，桂林支行略名桂支行，歸滬行管轄，仍照非戰區支行處辦法，兩處就近在港代為管轄。除已經分別選派經理由人事號函告知外，即希督同該支行經理進行籌備，并將籌備情況具報?！笨偣芾硖幱?938年8月1日以人字第特127號函通知滬駐港處：“茲派滬行襄理王振芳兼任昆明支行經理?！?lt;/p> 1938年8月，王振芳由香港轉越南海防經滇越鐵路來到昆明，在象眼街10號租用民房籌建滇支行（以下統稱滇中行），經過三個月的緊張籌備，于同年11月1日籌建就緒開業。至此，滇中行在抗日烽火中誕生。新成立的滇中行歸屬滬中行管轄，當時共有員生19人。開業不久，由于業務發展迅速，人員增加，原營業場所不能滿足業務發展需要，滇中行在昆明護國路南段購得臨街鋪面房一幢，略事裝修后作為新的營業辦公場所，于1939年1月1日從象眼街10號搬到護國路341-345號新址營業辦公。1942年滇中行的業務漸臻發達，房屋不敷應用，又租用了相鄰的數間民房。是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占香港，滬駐港處撤消，總管理處遷至重慶，滇中行改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直轄支行?？谷諔馉巹倮?，總管理處遷回上海，于1946年8月將滇中行劃歸中國銀行重慶分行（簡稱渝中行）管轄。隨著機構的歸屬調整，管理人員也有所變動。王振芳經理于1946年8月調升為中國銀行廣州分行（簡稱粵中行）經理，滇中行經理由襄理朱季遠升任。1948年12月朱季遠提升為渝中行副經理，兼任中國銀行投資的云南最大紡織企業—裕滇紗廠總經理。滇中行經理一職，由渝中行派蔣承惠接任。 王振芳和云南王龍云還有一段影響歷史的故事……1945年10月3日凌晨，杜聿明指揮第五軍等部隊突然占領昆明各要害地區，包圍了“云南王”龍云的住宅，龍云倉皇逃上五華山，指揮僅兩個連的警衛部隊進行抵抗，并準備發出通電，命令部下“勤王”。但通信被切斷，電報未能發出。 同時，國民政府“免去龍云的云南省主席一職，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任命盧漢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到職前由李宗黃代理” 的命令也被杜聿明公開。到了清晨，市內零星戰斗全部結束，杜聿明認為龍云大勢已去，除派駐部隊監視五華山等待龍云答復外，昆明全市可以解除戒嚴，恢復秩序。于是在中午，杜聿明發出安民布告，解除戒嚴令，恢復昆明正常秩序。但是解除令發出不久，由于龍云尚在五華山負隅抗拒，親龍云的一些力量，又起來響應，城內槍聲又響了起來，杜聿明只得臨時改變計劃，將昆明金碧路以南及東西城墻以外地區恢復交通，其余地區仍繼續戒嚴。當時昆明情況緊張，市場關閉，居民糧食菜蔬無處采購，特別是西南聯大數千師生的伙食發生了問題，聯大總務長查良釗非常著急。第五軍兵站分監蔣瑞清了解到這一情況，向杜聿明建議給師生們送些軍糧供應。杜認為很對，馬上下令給西南聯大送米送面。事件爆發后，昆明各界士紳及與龍云有關人士，對龍云此人雖然褒貶不一，但大都希望早日解決問題，以安社會。其中李西平、李子厚、李希堯等人給杜聿明打電話，要求到崗頭村的指揮部見杜，商討解決辦法。杜聿明和李子厚等人見面后，擬定了幾條寬大方案，大家認為可行，回去便上五華山勸說龍云。龍云一方面感到大勢已去，不得不表示自己是服從命令的。但另一方面又表示，他在云南十多年，手續需要交代，不能在10月4日前到重慶去。蔣介石雖派有專機在昆明機場等候，而龍云堅持暫時不能走，于是又形成了僵局。10月5日，蔣介石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由南京飛到昆明勸龍云。何應欽一見杜聿明就說：“叫你們不要胡鬧，現在出了事，騎虎難下，又要我來善后。”可是，龍云給何應欽吃了個閉門羹，拒絕與何見面。后經滇中行昆明分行行長王振芳從中傳達何應欽的善意，龍云才表示歡迎王振芳上五華山會談。王振芳與龍云見面后回到機場說：“龍云表示必須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親來昆明，并保證他的安全，他才可以去重慶?！焙螒獨J見不著龍云，碰了一鼻子灰，又尷尬地向杜聿明說：“幸虧你們用武力解除了他的武裝，不然真要造反。”王振芳與重慶通電話后，當晚赴重慶向蔣介石當面報告。10月6日，宋子文來到昆明，他親上五華山與龍云長談，龍云這才表示愿于當日離開昆明去重慶。龍云與宋子文乘飛機前往重慶前，杜聿明和龍云的親友部屬到機場送行，杜向龍道歉說：“對不起院長?！饼堅普f：“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龍云雖然口頭上說不怪杜聿明，但內心是很不滿的，他到達重慶后，不敢直接對蔣介石發火，便把他的一肚子怨氣向杜聿明身上發泄。龍云對蔣介石說，他是絕對服從命令的，就是因為杜聿明不先送命令給他，而先動武力，這是一種背叛長官的行為。龍云還要求蔣嚴加懲辦杜聿明否則，即便他能原諒，云南老百姓也是不能原諒的，勢必造成更加混亂的局面。龍云在前去訪問他的人面前，也都要大罵杜聿明一番。龍對關麟征說：“一定要懲辦杜聿明，并調出云南”，并表示歡迎關麟征到云南去。關麟征也向龍云表示，自己愿意到云南而不愿去東北(這時關已發表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龍云離開昆明后，杜聿明就照蔣介石的指示著手改編龍云在云南的軍事勢力，他將龍云的舊部集中起來編為一個師及一個憲兵團。杜聿明還下令，昆明過去的所有文武官員的私有武器，要限期辦理登記，不得私藏軍火。10月14日，杜聿明忽然得到蔣介石的命令，要他到重慶去。杜于15日飛抵重慶。這次蔣介石接見，與過去大不相同，對他優禮有加，還很有興趣地詢問了解決龍云的經過。繼而，蔣介石吞吞吐吐地對杜聿明說：“你解決龍云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龍云。你應該為國家背過，任勞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別的職務。”杜聿明是一個歷來替蔣背過的人，他很了解蔣的心理，就慷慨地說：“只要于國家有利，個人不計較任何名義地位?！?lt;/p>蔣介石聽了很高興，笑容滿面地說：“你這樣識大體，明大義，很好。就照我的命令辦吧。不過因為照顧龍云的關系，處分你的命令要先發表。你明天就到昆明辦理交代，18日就來重慶?！?lt;/p>10月16日，蔣介石發表命令：“杜聿明在云南處理失當，著即撤職查辦。調任關麟征為云南警備總司令?！边@項命令，還特別在《中央日報》上以頭號標題登載，當然其目的不過是掩人耳目，平息龍云的怒火罷了。就在18日，杜聿明離開昆明回到重慶的這一天，杜又被任命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 我們來了解一下此件楹聯的書寫者譚伯英先生！ 譚伯英生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是清政府甲午戰爭失敗之年。他的父親叫譚召南，與凌文淵是朋友，思想相近。譚伯英祖籍揚州高郵，成長于泰州樊川鎮（現屬江都），成年后移居城內（與凌文淵宅相鄰），早年家境清貧。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考試，譚伯英在泰州接受了近代中小學教育，之后進入兩江優級師范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兩江優級師范學堂以培養初級師范學堂和中學堂教員為宗旨，譚伯英選修的歷史地理科，他在《修筑滇緬公路紀實》一書說自己“在大學里最早是攻讀歷史和地理”，即是指的這一段經歷。有人說譚伯英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是沒弄清楚他的具體所指。兩江師范在1907年招收歷史地理科預科，學制為一年；1910年新設地理歷史部本科，學制為三年。從譚伯英的北大檔案推測，他應該學的本科，時間在1908-1911之間。1915年夏，譚伯英考上北京大學工學本科，進入采礦冶金學門學習。當時北大本科課程為三年，第一學年基礎課，第二學年專業課，第三學年設計及實習，交畢業課藝及自著論說。采礦冶金門一年級基礎課包括礦物學、地質學、冶金學等9門課程，二年級專業課包括鑄鐵學、選礦學等9門課程，三年級有采礦計劃、冶金計劃、鑄鐵計劃等8門課程。 雖然學習的是工科，但譚伯英本人喜愛文學藝術，積極參加學校的文藝活動。1916年秋，他與夏宗淮等十二位北大學子，共同成立課外團體音樂團（后改名音樂會），以“研究音樂，陶冶性情”為宗旨，受邀參加了萬國音樂會、水災募款等演出。譚伯英還利用暑假時間，翻譯美國惠亭的著作《亞拉伯人民寫真記》，介紹阿拉伯地區的歷史文化和民俗風情，連續刊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在前言中，他希望國人能從猶太族民的亡國歷史中警醒，勇于革新自強。1918年7月，經過三年刻苦的學習，譚偉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得分為86.4分，名列整個采冶系的第二名，為甲等畢業生，受到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嘉獎。北大三年的學習，為譚伯英在工程技術、學識視野等方面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對其人生的展開具有毋庸置疑的影響。大學畢業后，譚伯英先是進入山東省立礦業專門學校，擔任敎務主任，時間一年左右。隨后又進入湖南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擔任主任敎員。在教學之余，他編寫了一部《定性分析化學》教材，由化學家俞同奎校正，書稿曾交商務印書館審核，最終因出版社擔心銷量問題，沒有正式出版。 為了更能發揮技術專長，1919年底譚伯英離開教育界，進入工商界打拼。他先是入職上海慎昌洋行，擔任工程師。1920年，譚伯英參加蘇社。蘇社由張謇組織，目的是發展實業，推進地方自治事業。譚伯英曾將他發展中國實業的想法，向蘇社同人宣傳，引起了穆湘瑤的注意。穆湘瑤（1874-1937）是上海浦東人，與弟弟穆藕初同為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當時，穆湘瑤正與人合股，在浦東興辦源大紗廠。穆湘瑤極為賞識譚伯英，認為譚是中國發展實業所需要的專業人才，遂聘譚為工程師。同年，穆湘瑤資助譚伯年赴德國考察實業。 穆湘瑤是浦東開發的先驅，他的產業大多以家鄉為基地，除了開辦源大、恒大等紗廠外，他還成立交通公司，組織修建上南公路（上?？h到南匯縣的交通要道，后改建為鐵路）。在興辦紗廠、建設公路（鐵路）過程中，穆湘瑤頗為倚重譚伯英的專業才能。因為譚伯英在歐洲考察學習，購買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設備和車輛等，均委托譚伯英負責。從1920-1926年，譚伯英在歐洲六年，期間還兼任海州商埠督辦公署特派駐歐考察市政專員。他花費四年時間，考察了英、德、法、瑞、奧各國的城市水電及交通情況，擔任德國柏林火車廠工程師一年，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之后，譚伯英進入柏林工業大學深造機械，學習水電廠之計劃設備、及交通器具之構造。1925年，徐樹錚在歐美考察，譚伯英被遴選入考察團，負責在德國的考察聯絡。此后，譚伯英獲得德國國試工程師學位。這是當時德國最高學位，我國得此學位者只有他一人。據悉，當時在德國的外國學生參加國試的僅有三人（中國、日本、英國各一），譚伯英獲第一名。1926年，譚伯英回到國內，繼續為穆湘瑤服務。譚伯英回國伊始，即著手改進上南鐵路上的機車。當時上南鐵路只配備了汽油內燃機車，功率有限，成本又高。他提議采購德國先進的蒸汽機車。在穆湘瑤的支持下，他返回德國，親自設計一種輕軌機車，委托德國斯華治可夫柏林機車廠制造。同年7月和9月，兩臺蒸汽機車，包括煤車、客車底架等運抵上海。此后上南鐵路運行能力大大增強，并較好地推動了地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上南鐵路開了浦東現代交通之先，工程師譚伯英功不可沒。圖片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鑒于上海在政治、經濟上的重要地位，把上海辟為“特別市”，意圖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嶄新都市，并謀劃啟動“大上海建設計劃”。大上海的建設，迫切需要市政、交通等各方面人才，譚伯英因人推薦，被任命為上海公用局技正及交通科科長，技正相當于今天的總工程師。他同時又兼任上海市政設計委員會委員，就此進入政界。市政局負責整個城市的規劃建設，而譚伯英所在的交通科，事務繁雜，他辦事認真，能力很快得到認可。交通科負責人力車、汽車、輪渡等各類交通工具的檢驗，譚伯英每次都親自坐鎮。《申報》曾經報道一個故事：譚伯英檢驗人力車非常認真，只要不合格一律不發證照，有一個車夫的車子后檔稍短，有安全隱患，必須整改，車夫并不服氣，譚伯英當場試驗，車子隨即翻到，眾人方才信服。不到半年，譚伯英就被嘉獎加薪。譚伯英在市政局的工作成效卓著，滬上報紙多有報道，之后還曾短暫代理過公用局局長。 1933年，上海成立興業信托社，為官辦企業，具體承辦各類市政公用事業。譚伯英辭去公用局職務，擔任信托社輪渡管理處經理。當時黃浦江上還沒建大橋，過江主要靠擺渡，輪渡在城市交通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一崗位上，譚伯英得以獨當一面，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做了不少實事。他親自設計建造了一種新式渡船，渡船兩頭均可開動向前行駛，安全舒適，并置有消除煤煙設備，故又稱無煙船，成為黃浦江上靚麗的風景線。增辟東溝、慶寧寺、高橋等多個碼頭，設計建造了上海北京路外灘雙層自動升降浮碼頭，新穎堅固、外觀壯偉。新開辟、延申滬松、慶定等多條航線。當時社會上評價輪渡處的工作，“在上海市各種建設中，別樹一幟”。 譚伯英還頗有經濟頭腦，在輪渡主業之外，還開辦了眾多副業，經營得有聲有色。他利用外灘碼頭的上層空間，辦起水上飯店。飯店主營西餐，名廚掌勺，環境高雅，聘請紅星和樂隊表演，又能觀賞浦江夜景，成為上海灘的高檔休閑去處。該飯店一直延續至1993年才拆除，成為幾代上海人共同的記憶。他還利用停航船只，開辟了黃浦江夜游航線，至今也是上海的標志性旅游項目。譚伯英在政府任職時，曾負責高橋海濱浴場的規劃建設，選擇民間公司承辦浴場。任職興業社經理后，他重新接辦浴場的經營，開辟完善從市內到浴場的公共汽車和航線，提升浴場的體驗環境，在1935年正式開業。開業當天盛況空前，張學良、吳鐵城、杜月笙等名流送賀匾，王人美等明星前來捧場。海濱浴場成為上海市民夏季的消暑勝地，梅蘭芳、聶耳、聶伯尼什夫婦等名人都曾來此暢游。 譚伯英的工作并不止于輪渡事業。1934年，他被委以修建浦東自來水廠的重任。當時浦東沒有專門水廠供水，居民吃水只能依靠黃浦江，很不衛生。上海公用局從1930年就籌劃建設浦東水廠，可困難重重，一直未能如愿。譚伯英接手之后，雷厲風行，先是請羅德洋行設計，規劃一座日供水量2000立方米的現代化水廠。隨即在1935年5月開工建設，從德國西門子洋行購買機電設備及管材，終于在1937年6月正式對外供水，解決了浦東人的吃水難題。1936年初，交通部直屬的招商局改組，譚伯英被推薦為副總經理。招商局是近代史上第一家輪船運輸企業，也是唯一的國營航運企業。當時招商局內部百弊叢生，交通部選擇譚為副總經理，就是想借重他的航運才能，繼續推進招商局的全面整頓。譚伯英上任之后，力主設立棧埠碼頭處，自認處長，全面整頓各處棧房碼頭，改進設備，廢除輪船買辦制度，以圖挽回市場信譽。譚伯英的工作，引起時任總經理蔡增基的猜忌，蔡屬于孫科派系，本人并不精通航務，卻對譚伯英諸多掣肘。第二年譚伯英就主動辭職，重新回歸興業社。這一時期，譚伯英還擔任了一些重要的兼職。1931年，國民政府設立全國經濟委員會，是統籌全國經濟事業的最高機構，其下分設公路處，主管全國交通建設。公路處為了推進公路聯運，組織了蘇浙皖京滬五省市交通委員會，由各地管理運輸之直接負責人參加，譚伯英任委員（即便是他以后離開政界，也一直被聘為專門委員）。譚伯英在委員會內非?；钴S，推舉為擔任五省市互通汽車小組委員會主席，統籌規劃五省市間的汽車運輸業建設，擬定互通汽車暫行章程，提交統一長途運輸汽車構造、地名標志，取締自用汽車私路通行費，救護車及消防車緊急任務時優先通行等一系列議案，極大地推進了長三角地區的汽車運輸聯通。1934年，譚伯英被任命為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委員會委員，側身于全國最頂尖的交通運輸專家之列。當時公路處多次開辦公路工程師短期培訓班，譚伯英被聘為授課老師，還編著了《公路運輸》講義教材。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譚伯英撤退到大后方。因為戰時需要，國民政府對所屬機構進行改革，于1938年撤銷全國經濟委員會，譚伯英成為交通部職員。交通運輸是戰爭勝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抗戰中我國沿海一帶先后被封鎖、淪陷，亟待在西北、西南開辟國際援助運輸通道，譚伯英即投身于這一艱巨而偉大的使命中。1937年8月，中國和蘇聯正式簽訂條約，蘇聯成為抗戰前期中國主要的援助國。當年10月20日，譚伯英作為特派員抵達新疆，指導中運會接收蘇聯援助的第一批物資，譚伯英具體負責接收汽車，為時一個月。同年12月，國民政府在蘭州改設陜甘運輸管理局，專門負責蘇聯物資的國際運輸和軍運，譚伯英任局長。1938年1月，陜甘運輸管理局改隸交通部，更名為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譚伯英仍任局長。 西北局主要負責中蘇間運輸通道的暢通。在蘇聯的大力支持下，在抗戰初期中蘇公路即告通車。這條公路從西安起，到甘肅蘭州，再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經霍爾果斯與蘇聯相通。公路全長4000多公里，由沿線各省軍民義務勞動修建。譚伯英在任時，要負責蘭西、鳳漢寧、甘青三條道路的修建。西北地區缺乏工程技術人員，譚伯英從上海大量招聘自己的舊屬到西北服務。為了解決公路沿線的后勤保障，譚伯英還與中國旅行社簽約，商定在公路沿線設立旅館，促進了西北地區旅游事業的發展。譚伯英在西北局任上不到一年，但他改建西北公路的經歷，為以后修筑滇緬公路提供了寶貴經驗。1938年8月譚伯英返回交通部，旋即于10月被任命為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局長。滇緬公路由云南省主席龍云提出修建。公路全長1146.1公里，起于昆明止于緬甸臘戍，連接仰光——曼德勒鐵路，最終抵達仰光港，可以成為中國爭取外援的重要通道。云南段全長959.4公里，于1937年11月正式開工建設。在極其艱苦和原始的條件下，云南各族人民硬是用生命和血肉創造了世界奇跡，僅用8個月基本完工，比預期提前3個月。 滇緬公路運輸管理局主要負責滇緬公路的工程改建、公路運輸及管理等方面的業務，還有物資運輸的各項保障，包括電報和電話線路等通訊設備；以柴油為動力的電站的油料供給，特別是召募和訓練大量的汽車機工。譚伯英剛上任時，滇緬公路雖然已基本貫通，其實仍然未能實現通車。為了盡早實現運輸，譚伯英做了大量的努力。比如公路信號標牌的制定，考慮到駕駛員來自不同的種族，包括緬甸人、中國人、歐洲人和印度人等等，文化程度不一，標牌的設計就因勢利導，沒有完全按照國際公約的標準來制作，而是選用所有人都能看明白的符號——如老式的橡膠喇叭圖案來代替。1938年12月，滇緬公路正式通車，維護和提升公路的運輸能力就成為譚伯英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困難超乎想象：一千多公里長的公路線上塌方、落石無處不在，長時間降雨及無處不在的酷熱、潮濕、瘧疾、野狼、毒蛇，后勤供應十分匱乏，工程機械難以置信的落后……1939年2月3日，譚伯英在呈蔣介石的《滇緬公路現狀報告》中說：滇緬公路現在可通五噸載重汽車,“但土質松軟，又多無路基，雨季不易通車，且雨季中坍方必多，有若干段或將整山倒坍，更易阻礙交通。倘不于雨季前將路面鋪筑完竣，則4月后能否暢通，實無把握。但本局實際工作，自本月起，方能著手，現距雨季僅有七八十天，在此人力物力，均感缺乏之時，任此艱巨工作能否如期達到目的，仍不敢必。”譚伯英舍棄昆明舒適的工作環境，把辦公室搬動下關，一個遠離昆明的小城市，團結帶領工程人員，長年累月像救火隊一樣“來回奔跑”，“沒日沒夜拼命工作”，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原有的泥結碎石路面也逐漸被5米寬的乳化瀝青路面代替，1942年1月底瀝青路面已由畹町鋪到龍陵。 在日本相繼切斷香港、越南到中國內陸的國際交通線之后，滇緬公路成為國際物資援華的重要運輸通道，1940年前后一度是中國抗日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諸國之間唯一的一條國際通道，成為整個大后方補給的“輸血管”。1940年10月，日本組成“滇緬路封鎖委員會”，調集100駕飛機，對滇緬公路主要橋梁進行轟炸，意圖切斷中國的“生命線”。從1940年10月18日到1941來年2月27日，敵機轟炸功果橋和昌淦橋16次，轟炸惠通橋6次，累計出動飛機410架次。為保暢通，上萬名從各地招募而來的民工組成大橋搶修隊原地待命，每次空襲之后，立即進行搶修。并用空汽油桶連在一起，上面鋪上木板，建成浮橋，載貨汽車開上去之后，用鋼纜將浮橋在兩岸拉來拉去，保證了滇緬公路的暢通。直至1942年5月日軍占領滇西時為止，除英國曾封鎖滇緬公路3個月以外，滇緬公路無法通車的時間，總共只有13天10小時又15分鐘。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抗戰期間，通過滇緬公路運進的軍用、民用物資達77萬余噸，進口和駛進汽車1萬多輛，援華物資以美國的為主，物資主要包括汽油、槍彈、輪胎、汽車、面粉、醫療器械及藥品等，有力地保障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滇緬公路對國家而言，是一條血肉筑起的生命路；對一些“聰明”的個體而言，是一條金光閃閃的發財路。由于戰時大量物資從滇緬公路運輸、分配，滇緬公路運輸局就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重要職位，國民黨內部各個派系都想插手分一杯羹。譚伯英本人對發國難財的行為深惡痛絕，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公路的整修保障上，他曾兼任1940年10月成立的軍委會運輸統治局昆明辦事處副主任，對軍方的這個兼職從未到任。1942年5月，日軍切斷滇緬公路之后，圍繞責任的承擔及權力的重新分配，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系列的爭斗，譚伯英辭去局長職務，赴重慶擔任民生輪船公司高級顧問。民生輪船公司由著名實業家盧作孚創辦，抗戰時期成為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盧作孚對譚伯英頗為器重。1943一1945 年，譚伯英赴美國考察，并任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兼航務處長，參與交涉、接洽美國“租借法案”的援華物資。同時，他也對美國、加拿大的船舶工業做了詳細地考察，并為中美航運界的合作交流牽線搭橋。當時，盧作孚希望引進美國先進的船舶和經驗，1944年，譚伯英介紹美國航運專家伯爾納到重慶，訪問了盧作孚并參觀民生公司。同年，盧作孚赴美國參加國際通商會議，譚伯英也曾陪同一齊考察美、加等國的航運業，并在加拿大訂購12艘大中型內河客貨輪（之后因物價原因，只訂制9艘）。據說，譚伯英曾發揮所長，為民生公司設計了這批客輪，1948年，客輪陸續交貨，即民生公司著名的“門字號”客貨輪，是當時中國最新式的輪船。在美國期間，為了向美國民眾宣傳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爭取國際輿論和物資的支持，譚伯英寫下了《修筑滇緬公路紀實》一書，介紹“修建滇緬公路這個偉大工程的巨大成就”。這本書出版于抗戰勝利的前夕，讓“每一個美國人都將目光對準了太平洋戰場”，使“西方的讀者從中對中國人民的真正精神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因主持修筑滇緬公路，譚伯英獲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榮譽博士”稱號。 1946年，譚伯英回國，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高級顧問。當時，美國通過“商船售賣法案”，同意將戰時美國剩余舊船出售給盟國。1947年，國民政府與美國達成購買商船的協議，譚伯英代表交通部赴美購置海輪。抗戰前期，為封鎖長江，國民政府曾征調商船沉斷航線。勝利后，各航業公司組成“民營船舶戰時損失賠償委員會”向政府索賠。為賠償戰時民間航商的損失，政府特地從購買美國戰時船舶中調撥相應噸位的船只，交付給航商。在交通部的統籌之下，十九家民營行業公司共同出資成立復興航業股份有限公司，由錢新之擔任董事長，譚伯英作為交通部代表任總經理，董浩云等任副總經理。1948年3月，譚伯英、董浩云、程余齋三人共同赴美，洽談購買海輪，前后歷時半年。譚伯英還兼任交通部駐美代表。此次接收船只，購進性能較為優良的勝利輪（7600噸級）3艘及C1-M-V1型（3800噸級）8艘。待6月復興公司正式成立時，即以雄厚實力和極具競爭力的船舶，備受航業界矚目。 譚伯英重歸航業界之后，曾希望能有所作為，他大聲呼吁“中國必須自己造船”，發展遠洋航業，加強碼頭建設和船員訓練。然而他和復興公司卻生不逢時，國民政府的統治朝不慮夕。1949年2月，復興公司搬遷至香港，1951年又在臺灣當局的壓力下遷往臺灣，被迫改組，復興公司原有的管理層也星流云散。1949年，譚伯英代表復興公司到美國辦理船只過戶，偕部分家人到香港去美國，從此定居美國。而董浩云則扎根港島，繼續經營航業，最終成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其子即首屆香港特首董建華）。譚伯英與董浩云兩人，因為創辦復興公司而結識，保持了終身的友誼，《董浩云日記》中多次提及譚伯英。譚伯英雖然在美國定居，但他以身為炎黃子孫而自豪，故一直未入美國籍，最終于1973年客死他鄉。在美定居期間，他曾利用自己的影響，爭取聯合國的技術援助，幫助訓練臺灣航海人才。他從事船舶設計和著作，設計的巨型船舶有20余種，其中客貨輪均為日本、西德等國所采用。作為全球知名的船舶設計專家，他他還參與編寫《世界造船年鑒》（在荷蘭出版，亦稱《荷蘭造船年鑒》）。70 年代《荷蘭造船年鑒》刊載世界船舶設計者共24人，其中僅有的一名中國人即譚伯英，并附有他的照片和他1946年所設計的新式海輪圖樣。 中外交通華山煥彩，國基永固金碧騰輝！收藏佳話旨在宣傳，文物保護應至實歸！2022年8月17日凌晨落筆于破簫齋！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中外交通華山煥彩，國基永固金碧騰輝！》，一件云南抗戰時期的楹聯墨寶背后的經典傳奇！

藏雅拾趣

《中外交通華山煥彩，國基永固金碧騰輝！》，一件云南抗戰時期的楹聯墨寶背后的經典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