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父親汪克之

一如既往

我的父親汪克之（曾用名汪法震）于1922年8月13日出生在安徽歙縣稠墅村的一個富裕的人家。今天是他百歲誕辰紀念日。 　　我的祖父汪任民，家境還算富裕，認知還是比較開明，很早就讓父親出去讀書，在徽州中學念完初中。1937年畢業后，隨即在徽州唐模小學當上了老師。 祖父汪任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帶領父親一同參加歙縣戰地服務宣傳團。并擔任團長工作。祖父這段經歷，在歙縣文史資料里有記載。 　　上圖為父親汪克之（前排左一）與堂兄弟及同學。 　　我的父親自幼受其父親影響，“讀書為明理，明理為做人”，酷愛讀書，手不釋卷，手不離筆，立志要做一個剛直正派的人。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全國點燃了抗日的烽火，激起他抗日救國的熱情。《新華日報》和《生活》等進步書刊，使他進一步明白，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祖國。 1937年，年僅15歲的父親，就和祖父一道參加了歙縣戰地服務團，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次年4月，他多次去巖寺一帶尋找新四軍，終于在潛口見到了葉挺軍長。他一個勁兒的要求參加新四軍，受到了葉軍長的愛撫和贊許，留下了這個“小鬼”。他在38年4月入伍，同年8月13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后他永遠記住8?13這個有雙重意義的日子）。 最初，他擔任歙縣城區區委委員，后又擔任歙績休（歙縣績溪休寧）青年部長。不久隨新四軍在皖南、浙西一帶，參加如火如荼的武裝斗爭。 　　這是一張1938年5月1日新四軍宣傳隊員，在黃山紫云橋上的合影，照片背面記錄有：“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一號，由戰地服務團五眾偕同至半山寺，返時攝于紫云橋”“汪白扉、周宜今、汪法震等攝于黃山紫云橋”等字。（此照片刊登在2020年8月19日的黃山日報上） 　　圖片中左三為我的父親汪克之（曾用名汪法震） 1938年剛參加革命的照片，該照片在歙縣文史館留存。 　　1941年，蔣介石背信棄義，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時，父親所在部隊被圍困在一座高山上，敵人三面封鎖，一步一崗，只有懸崖峭壁、亂石嶙峋的一面，是敵人監視較松之處。經過幾晝夜的奮戰，彈盡糧絕，他們吃草根樹皮，甚至將大便里未消化的黃豆洗了再吃。子彈也打光了，犧牲的同志越來越多，連隊指導員和大家討論決定從峭壁方面突圍，絕不束手就擒。在一個漆黑的夜晚，在指導員的率領下，戰友們一起用被戰火撕碎的棉衣裹住頭部，毅然向谷底猛滾下去。翻滾快到谷底時，父親的胸部撞擊在一塊巨石上，肺部受傷，吐血不止，且昏迷過去。蘇醒后，他忍著巨大的傷痛，趕到了預定的集合地點。突圍的二百多人，幸存者只有三十余人。以后他又熬著傷病，趕上了大部隊。由于當時部隊和解放區缺醫少藥，環境十分艱苦、惡劣，父親的傷病不僅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還要不斷的行軍、打仗。他的傷病明顯惡化了，左肺萎縮，右肺也只有三分之二的功能完好，支氣管嚴重擴張，導致時常吐血。他以頑強的意志，隨部隊轉戰大江南北，從未掉隊、離隊，在戰火中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又參加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迎來了新中國。一個三等殘廢軍人，就是以這樣豪邁的氣概，度過了艱苦的戰爭歲月。 皖南事變后，他干過報紙總編輯、理論宣傳工作、文藝工作，還在新四軍七師任文工團長，他干一行愛一行，走到哪里都將革命的火種，點燃在人們的心上。 　　1949年2月，父親調到當時在淮安的華中新聞專科學校任教兼做黨支部工作。學員大多來自上海、南京、江浙一帶的知識青年，他上的第一堂課，《新民主主義的文藝》，就全把年輕人吸引住了，連續三個小時的講課，學員們目不轉睛，課堂上鴉雀無聲，下課后，大家不約而同的說，在大城市聽過不少名教授的講演，不似這般有趣生動。日后得知他的經歷，更受感動，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渡江前夕，中共華中工委給華中新專一個緊急任務，要在蘇南解放后，盡快在無錫公演解放區的文藝節目。這一排練節目的任務，自然落到了當過文工團長的父親頭上。在確定公演歌劇《王貴與李香香》之后，父親自任導演，抱病日夜排練。渡江勝利后，在無錫的第一次公演，無錫公園劇場座無虛席，但最后效果不太理想。父親一面組織大家吸收并聽取意見，一面把演出隊搬進有四千工人的申新三廠，聘請了民間藝人就地協助彩排，就地聽取意見，不斷改進，又增添了一些蘇南民族樂器。幾天后，在工廠演出，效果非常好，演完后掌聲雷動，經久不息。于是，再搬到公園劇場連演五場，場場爆滿，效果比預期好得多。公演完畢，父親又病倒了！ 　　這張照片攝于1949年無錫的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照片上最上面的就是父親。 　　華中新專遷到無錫后，改名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招收了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學員250余人。父親大病初愈，不顧眾人勸阻，和大家一起投入工作學習中。1949年8月，全體師生開赴農村，他也下鄉，撲進了發動農民、剿匪反霸、組織農會和建立革命政權的各項斗爭中。由于過度疲勞，他舊創復發，又吐血了。在用擔架送他上醫院的路上，不時的嘔血，鮮血染紅了鄉村小道。在蘇南新專，曾經流傳過父親的一句名言：“人的生命可以用意志加以控制的”，這句話，深蘊著一個共產黨員克病制勝的精神力量。學員們那時懷著敬仰的心情，稱他為：中國的保爾，一個永遠微笑的人。 這張照片是父親生前最喜歡的照片。 　　1949年，在無錫病倒后，組織上把他送到上海最好的醫院，由中國著名的胸心外科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黃家駟主持為他看病，經過多方專家會診后，認為他主要是支氣管嚴重擴張，使左肺萎縮，需要開刀，已除病根。當時的盤尼西林尚需完全依靠進口，為了準備替他開刀，籌備了足夠使用的盤尼西林。黃家駟大夫經過反復診斷，認為父親當時身體太過虛弱，需要休養恢復一年的時間，再到上海來開刀，手術方案也初步擬訂。誰知一年后，抗美援朝戰爭開始，黃家駟大夫率隊奔赴朝鮮戰場，別的醫生醫術不如他，膽量更不如他，不敢開著一刀，只能采取保守療法，這一“保守”，貽誤了開刀徹底根治的時機。 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大整合，以南京大學的工學院為基礎，合并金陵大學化工系、電機系建立南京工學院，校址定于原南京大學本部。原任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校長的汪海粟被任命為南京工學院第一任院長，他從蘇南新專蘇南區委宣傳部抽調了一批干部，到南京工學院任職，我的父親母親同時被抽調到南京工學院工作。 我的父親與母親相愛了，1953年11月，在汪海粟院長的主持下，他們結婚成立了小家庭。 我父母與汪海粟院長一家在靈谷寺 　　1953年-1956年，父親出任南工院黨委常委、并擔任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母親則在院辦和外辦任職。這段時間無論是南京工學院黨風、學風、校風良好，全校處在一派開拓、進取、奮發、向上的氛圍中。許多工作都在全國高校中名列前茅。期間我和哥哥相繼出生，由于母親也是獨生女，所以父親提出，哥哥隨父姓，我隨母親姓。小家庭也是其樂融融。 外婆與我們一家人 母親與哥哥。 母親與我 父親留下的筆跡 母親與哥哥及我。這些照片都是父親攝影的。 　　1957年整風運動和大鳴大放運動開始，南京工學院裹挾在紛繁復雜的人事糾紛中，并隨著反右斗爭的擴大化，以汪院長為首的一批知識分子型的干部，被打上了右傾的烙印，我的母親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好在那年父親因病斷斷續續一直住院，沒能參加大鳴大放的任何會議，右派的帽子雖未戴上，但也視為“汪家將”的核心成員。在無休無止的批斗會中，母親膽戰心驚心身俱疲，全家噤若寒蟬生氣全無。父親不斷安慰母親，相信歷史會證明一切。 　　1958年初，父親在部隊工作的堂弟回家探親，先到南京見他十分敬仰的堂哥，提議全家去拍一張照片，母親怕右派的身份影響到在部隊工作的堂弟，堅持不參加，于是，留下了這張獨缺母親的照片。 　　由于這兩年父親長期住院以及反右斗爭的影響，父親的黨委常委的工作早就被靠邊站了，馬列主義教研室也無法工作，1960年，他被委派擔任圖書館館長。這雖然是個重要的帶有學術性質的崗位，過去都由教授擔任，可是在五十年代的高等院校，卻被視為無足輕重、與世無爭的閑缺。父親只有以拼命工作的行動填補心靈上的寂寞，也許他也意識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他就想多干點事。圖書館是一個多學科、多語種、多工種的的崗位，他在這方面是一個新兵，要學習和熟悉的知識太多了。但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居然在1960年一直堅持工作了一年，直到冬天病倒。 這張照片是父親在南工圖書館門口照的。 　　他這時身體更加虛弱，雖還有個“紅派司”的高干醫療證，由于政治風浪的波及，物質及醫療待遇上均受影響。1961年1月12日，我的父親沒能頂住死神的召喚，離我們而去！1962年，父親汪克之被民政部批準為革命烈士。 父親生前酷愛音樂，這首梁山泊與祝英臺的小提琴協奏曲，是父親的最愛。 　　在整理父親資料中，獲得了東南大學（原南京工學院）檔案館留存的珍貴檔案，父親于1954年4月親筆填寫的《干部登記表》。 　　獲得了父親老家安徽歙縣檔案館珍藏的相關資料。 　　回憶父親的一生，平凡而偉大，堅毅而柔情，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他身上閃爍著完美的人格光輝。他長期抱病工作，以無比堅強的意志和病魔作斗爭。他勤奮好學、誨人不倦，克服文化底子比較低的不足，系統自學革命理論，最后承擔起在大學講臺上教授馬列主義美學理論的課程，得到師生們的好評，并被評為副教授。他還鉆研革命文藝理論，導演了《王貴與李香香》等革命戲劇，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父親喜歡讀書、攝影、文藝表演和青年們交朋友，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良師益友。 　　今天是父親的百歲誕辰，同時他離開我們己經61年了，但我的緬懷之情一點也沒有淡忘，反而更加思念他，我的好父親，我們永遠緬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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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父親汪克之

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