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大愛無言

曉月

【悠悠往事】大愛無言 ——懷念“二舅”式的謀成堂兄 前不久，一個題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內耗》的視頻發布后，立馬成為了全網的熱搜，后來連續幾天的瘋轉，點擊量日益飆升。我們家曾在華為供職的侄兒亞彬，也破例將此視頻轉發在朋友圈里。但是，侄兒不是簡單地步其后塵，湊其熱鬧，而是由此及彼、深切懷念與“二舅”相似的另外一位大愛無言的已故長者，即他的堂伯、我的堂兄——肖謀成。 （一） 謀成堂兄，于民國二十四年乙亥（1935）十二月廿三，出生在湖南攸縣丫江橋增佳臺一個曾姓的農民家庭，在五個兄弟姐妹中，他屬老幺。不料，曾母剛生下他竟撒手西歸了。后經人撮合，尚在襁褓里的他被送給了我的大伯父肖添生為子。大伯父母只生有一女，而將這個“血胞子”（系攸縣方言）視為己出，故在取名時特別用了個“謀”字。后來是家人全憑著米湯、米粉糊才將謀成養活育大。豈知，長至四五歲時，謀成還不能呼爹喚娘，大伯父母方知這抱來的養子竟是一個先天性聾啞之人。 大伯父痛惜無人繼承香火而仰天長嘆，便萌發了再撫養一個男兒的念頭。血濃于水，手足情深。我父親急兄所急，想兄所想，耐心說服了我的母親，許諾了我的大伯父，將我二哥湘成出嗣其名下。 為了不影響學業，事先就答應了二哥繼續與生父母一起生活。后來，大伯母易氏不幸去世，大伯父帶著養子謀成遠到丫江橋嚴仙嶺東麓的河源觀音堂，常年吃齋念佛（圖1）。隨著年齡的增大，謀成不習慣這種出家生活。于是，父子倆由此產生了矛盾，有時竟然拳腳相向。大伯父為防止不測，不得不捎信囑我父親上觀音堂，將謀成接回了崇閣沖肖家場。直到其養父病故，謀成堂兄仍過著“單量米單出煙”的獨身生活。 1961年正值“三年困難”時期，我父親由于積勞成疾，繼而病入膏肓，臨終前拉著我母親的手，斷斷續續地說：“我老兄把啞巴謀成交給了我……，我要把他傳遞給你……，你要把他當作俺倆的兒子……” 母親噙著淚水，無語凝噎，點了點頭。父親這才依依不舍地永遠閉上了眼睛。　　從此，母親帶著謀成堂兄、姐姐和我一起生活。那時，我還年幼，姐姐正在上學，大哥、二哥都已成家并各立門戶。我們老小四口之家的種菜、砍柴、挑水等重體力活主要靠堂兄謀成和姐姐承擔。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已當上了民辦教師，工作一直比較繁忙。母親的身體卻逐漸虛弱多病。謀成堂兄除了堅持出集體工、照顧我母親之外，還要將家里的煮飯炒菜、洗衫漿衣、養豬喂雞等事兒全部攬了下來。 (二) 謀成堂兄從來沒上過學，但腦子非常聰明，善于模仿，做事不偷懶，處事不徇私。他還無師自通，經常利用業余時間織撈勺（捕魚蝦之用）、納鞋墊、剪窗花、做皮影、修雨靴，等等。他所編織的草鞋，材料正宗、款式獨特、經久耐穿，因而在周圍幾個生產隊都小有名氣。 每當我們家里添置了新碗或者請鐵匠加工了新鋤頭，謀成堂兄會主動借來微型鋼鑿子，并在新碗底或鋤頭“褲上”鑿上我的名字，以防丟失。有時候，在屋后公共曬谷坪里涼曬了辣椒或薯絲，為方便我和母親準確將其收集回家，他便獨出心裁用粉筆在顯眼位置寫上“肖謀成”三個字。 在“文革”初期，中國城鄉曾出現了一股股紅色浪潮，男女老少熱衷于懷揣著“紅寶書”，中青年人流行戴著紅袖章，因為它搶眼、時髦、威嚴，謀成堂兄為之羨慕不已，便纏著我母親也要弄上一個戴一戴。母親無奈只好陪他一起去找當時桐山大隊紅衛兵“頭頭”。此人不懂得用啞語，只好拿著一本《毛主席語錄》用手比劃著書寫狀，意欲要寫一份申請書。于是，謀成堂兄興沖沖地跑回家，從我的書包里先找出一本《語錄》，再用練習本認真地抄寫了其中的“出版前言”送給了那位“頭頭”。此人看完所寫內容之后，前俯后仰，哭笑不得。最后，謀成堂兄只好跑回家找來一條已經廢舊的紅領巾縫制了一個紅箍子，也戴在自己的罩衣上，雄赳赳、氣昂昂，逢人點頭，臉露笑容，總算也過了一把“紅袖章”癮。 在那大集體年代，我們生產隊出現了一樁怪事：每次分紅薯，好多人爭著要大的；分芋頭，大伙兒卻搶著要小的；凡是挖掘時不慎被齒耙洞開的“口子”紅薯或芋頭，多數人都不想要。為此，負責分發的保管員、監督員傷透了腦筋。在這節骨眼上，有人卻建議推舉謀成來出面主持公道。爾后，每到分發之時，只見謀成堂兄低下頭、彎著腰，手執簸箕在成堆的紅薯或芋頭邊上，左右開弓，大小搭配，快速將其盛在各自的籮筐里，再過秤。社員們紛紛評論說，謀成在這個事情上面做到了“不分軍屬烈屬，真正一視同仁”（圖2）。　　最難忘的是1976年農歷十二月十七，我的母親因病醫治無效永別了親人。我們家大小捶胸頓足，悲傷不已，謀成堂兄緊緊握住我母親那雙冰冷的手，搖頭晃腦，淚流滿面。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堂兄哭泣的場景。也許，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聽的堂兄此時最擔心的是我母親去世后，自己今后到底何去何從？其實，母親在生之時，就托人四處張羅，及早給啞巴侄兒購置了一具棺材，以備其百年之后所需。母親在奄奄一息、彌留之際，曾多次叮囑我：要記住“明中去，暗中來”的古訓，要像親兄弟一樣好好善待謀成這樣的殘疾人。 （三）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與她正式確立了戀愛關系。此前，我毫不隱瞞、慎重其事地跟她亮出了一張底牌：家中有個啞巴堂兄，而且身體欠佳。她明確表示，既不嫌棄我的家境，更不會冷落這位堂兄。我們從結婚之后，她始終履行了這一諾言。 為了盡快方便妻子與堂兄進行無聲的交流，我便耐心地反復地教妻子學會使用手語，譬如：右手拇指與食指一張一合，表示“鎖門”；左手五指并攏，右掌側靠著從上往下，表示“切菜”；左手掌朝上，右手食指與中指靠緊朝嘴巴上一撥，表示“吃飯”，等等。 1980年冬，妻子得知攸縣花鼓劇團送戲下鄉，并已到了離自己娘家不遠的丫江橋公社影劇院演出。她積極建議我利用一個星期天下午，騎著自行車，馱著謀成堂兄先到她娘家吃罷晚飯，再帶其觀看了花鼓戲劇目——《淚灑相思地》。為了不影響次日上課，當晚看完演出，我與謀成堂兄打著手電筒，行程十五六華里回到了家里。堂兄一遇熟人就打著手勢，翹起拇指，眉飛色舞，其大概意思是：由我騎車帶著他看了一場戲，好好看。 女兒出生后的第二年，感謝組織的關心，將我夫婦倆安排在同一所學校任教。謀成堂兄卻經常犯胃病。由于我們家地處偏遠山區，距縣城數十公里，當時所在的大橋醫院醫療設施和醫療水平均比較落后，唯有一位從外地調來多年且擅長西醫的醫師，他叫楚秉琪。為了診治胃病，楚醫生自學了皮下埋線技術，求醫患者絡繹不絕。于是，我們夫婦共同商量：一面反復上門預約楚醫師請其帶上相關器械上門服務，一面把堂兄接到了學校讓醫生為他順利地做了皮下埋線手術。如何方便照顧手術后的堂兄，我們干脆把他安頓在學校餐宿了一段時間。 1981年農歷九月初四清晨，我起了個大早，給重病中的謀成堂兄再到大橋醫院開一些藥品給其服用。他知曉后，艱難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到了早飯時分，他掙扎著蹣跚地走在大門口，口里發出微微的聲音——“嗚哇”、“嗚哇”，老是伸著脖子，遙望著對面那條通往大橋鎮區方向的小路(見下圖為現在已修水泥路，圖3)，也許盼望著我帶藥快點回家。 當我心急火燎地提著藥品進入家門之時，謀成堂兄的腳一軟，就癱坐在門檻上，被人抬到床上后從此再也起不來了…… 我們當地有個風俗，如果父母去世安葬，兒（女）必須沿途“拜路”，即在送葬的路上下跪。可是謀成堂兄終身未娶，故無兒無女。誰來為他“拜路”呢？喪事主持人為此琢磨了好久，不好敲定。我們夫婦便做出決定，由我抱著剛滿一歲半的女兒而代之。出殯之后，沿途四個生產隊的鄉親自發地在謀成靈柩前點香秉燭，焚燒紙錢，燃放鞭炮以示哀悼，因而一場既圓滿又隆重的喪禮將堂兄送上了山。 事后，有人問及我們為何能夠這樣做？我的回答是：要對得起已故父母，要對得起啞巴堂兄，更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謀成堂兄離開我們已經整整40年了。壬寅中元節即將來臨，我特意為他寫了上述這些文字，聊表心中的懷念。 初稿于2016年2月1日乙未臘月廿三 修改于2022年7月31日農歷七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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