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先生何許人也》

陜北后生王驥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是我六歲時，站在母親身邊背誦《五柳先生傳》的場景。 母親說：在古代，“先生”這個詞主要是稱呼老師的，第一個用“先生”稱呼老師的，始見于《曲禮》：“從于先生，不越禮而與人言”……。 現(xiàn)代人對于“先生”一詞有了更多的解釋和用法，說來說去，其實在絕大多數(shù)國人心目中“先生”就是教師。當然先生這一尊稱是由中國傳統(tǒng)私塾開始，隨著社會的變更，清朝末年和民國普及于公立學校。在張藝謀拍攝的電影《我的父親母親》中，章子怡扮演的少女也是排隊輪流為新中國的人民教師送飯，扮演她母親的北京人藝老藝術(shù)家李濱的臺詞中依舊是一口一個“先生”。我在上小學和中學時，也曾當面稱老師為先生。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師生相聚，依然保持先生稱呼，從未改口。 （本文作者在開幕式當日） （先生永遠是快樂的） 今天說起的這位先生是大師級的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還是皇族后裔……，這就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啟功先生。 （先生在工作室） 啟功先生姓啟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號苑北居士。今年7月26日是啟功先生110歲誕辰紀念日， 7月22日上午10點，名為“堅凈——紀念啟功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特展”在嘉德藝術(shù)中心隆重開幕。本次展覽由中國嘉德攜手北京啟功藝術(shù)研究會、文物出版社、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聯(lián)合主辦，參觀者眾多。此展覽將一直延續(xù)到今年10月。同一天在北海公園畫舫齋也舉辦了紀念活動既另一處展覽的開幕式。 啟功先生的“正事” 所謂“正事”北京人認為就是是正業(yè)；重要或嚴肅的事。習慣說法，就是職業(yè)，啟功先生在名片上只印著“北京師范大學啟功”。先生常說自己的正業(yè)是教師，其他都是副業(yè)。先生從1933年9月21歲進入輔仁附中（解放后更名：北京第十三中學）教書，直到93歲去世，長達72年，再沒有離開過教師的崗位。 教書育人首先是要有傳統(tǒng)的功夫，啟功先生自幼在祖父、姑姑的嚴格要求下學習，祖父教授吟誦詩詞。啟功先生讀過舊式私塾，十六七始受教于吳縣戴綏之師，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1933年9月，啟功先生在陳援庵（陳垣）先生的提攜下，在輔仁中學擔任初中國文教師。1935年7月，啟功先生又在輔仁大學美術(shù)系擔任助教。1938年9月，啟功先生進入輔仁大學國文系任教。1945年，啟功先生被聘為副教授；1956年評為教授（此時輔仁大學已經(jīng)并入北京師范大學）。1978年啟功先生開始招生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1982年9月，先生在中文系創(chuàng)立了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yè)碩士點。1984年秋，該專業(yè)被國務院批準為博士點，先生被聘為博士生導師。 （左一為啟功先生，左二，陳垣校長） 啟功先生在教學之余從事古典文學、詩詞的研究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期，參與《敦煌變文集》的編輯、校定工作。1952年，經(jīng)俞平伯先生推薦，啟功先生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程乙本紅樓夢做注。由于啟功先生對于滿族歷史、文化、風俗、掌故比較熟悉，因此認為是最適合的人選；同樣原因，20世紀70年代點校《清史稿》；著《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漢語現(xiàn)代論叢》《啟功三語集》等。這些著作超越前人，見啟功先生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學養(yǎng)。 說說先生的家事 啟功先生是清雍正皇帝第九代孫，先生自己說姓啟名功，不姓“愛新覺羅”，因為“覺羅”是語尾，不是姓，是后人改加而成。“覺羅”帶有宗室意思。在清朝滅亡之后，強調(diào)“覺羅”毫無意義。先生也不姓“金”，滿語“愛新”是漢語“金”的意思。有些“愛新氏”在民族融合過程中早早改姓“金”，但啟功先生家族的這支一直沒有改。清朝滅亡后，按照袁世凱清室優(yōu)待條件，所有“愛新氏”都改姓“金”，但啟功先生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凱不講信譽。啟功祖父毓隆老先生在臨終前有遺囑：其一就是“你決不許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孫子”，啟功謹記遵命，不能違背祖訓 啟功曾祖溥良老先生、祖父毓隆老先生憑借科舉考取功名，為啟功先生今后博學起引領(lǐng)作用。啟功先生祖輩，皆能翰墨丹青，先生傳承家學，不負盛名。說到翰墨丹青，也就不得不說先生的“余事”。 先生的“余事” 所謂余事，宛如長物，寫字、繪畫就是啟功先生工作之余的游戲，后因先生名氣太大，求墨寶者眾多，所受牽累，幾乎快成正事了。 先生少年時立志成為畫家，在祖父的啟蒙之下，用功最勤。1927年拜賈爾魯（義民）先生為師，畫藝大進。1929年，經(jīng)賈爾魯先生介紹，投吳鏡汀先生門下學習，此后又得溥伒、溥儒二位先生賜教，受益頗多，繪畫大有長進。二十多歲開始，多次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水榭及北海公園畫舫齋、漪瀾堂參加畫展，在名家畫作面前，先生雖為年輕作者，畫功毫不遜色，一時成為畫壇青年領(lǐng)袖；1956年受葉恭綽先生之邀，參與籌建北京中國畫院，由于多種原因，（57年被打成右派是其中主要原因）先生遠離繪畫界，一心忙于教書，作畫的事也就少了。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家撥亂反正，先生梅開二度，重拾畫筆，又見淋漓于紙上，皆幼年之功。先生擅山水，喜文人之“內(nèi)行畫”，在畫界有這樣說法“內(nèi)行畫”重畫理和藝術(shù)效果，“外行畫”更偏在表現(xiàn)感受。先生說自己的畫是“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典型的文人畫，并不在意寫實，而是一種情趣、境界”重先摹古再創(chuàng)作。 先生書法一事，也是因繪畫而起。家族中長者，以為先生字不佳，故不讓在畫作上題款。先生因而受譏諷，發(fā)憤自習書法。以祖父自己臨摹《九成宮》為仿影，又練習《多寶塔》，略識筆趣；20歲時，臨摹趙松雪《膽巴》，又臨摹董香光、黃魯直、米元章之書，為己所用；先生博取諸家之后；專心臨摹永禪師《千文》墨跡及唐人寫經(jīng)，盡得隋唐筆義。再去臨摹柳誠懸《僧端甫塔銘》以利其骨。先生于書法一事，自嘲是游戲之作，向先生索求墨寶者眾多，能立等可取，這可是先生功夫?qū)W養(yǎng)的集中體現(xiàn)。 對先生的“缺席審判” 先生自認為就是教書匠，從未有非分之想，教書育人就是本分。1985年4月22日至29日，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第二屆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先生因病未出席，在會議上當選為第二屆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先生事后戲言：此乃“缺席審判”。 奇世寶硯 啟功先生藏有一方綠石硯，是傳世之寶，清康熙帝御書硯銘，銘曰：“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凈”后先生取“堅凈”二字顏所居。也可以說，“堅凈”二字是先生一生為人之道的最好寫照。當下一些學校以“堅凈”二字為校訓，如宜興城北小學。北京師范大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顆“蒲公英”，它的種子隨風散落在全國，甚至海外，“堅凈”作為為人之道即可落地生根。母親認為志堅心凈是人生最好的心理狀態(tài)。 文革前我姥姥家也藏有一方“寶硯”，就是姥姥保存多年的文物“銅雀臺”硯，那是大清某王爺贈送姥爺之物。母親從小一直用它寫字，在清華大學時，母親的書法受到恩師朱自清先生褒獎；在北大時書法也是名列前茅，解放后，母親調(diào)入某中央單位工作時，被公認全機關(guān)書法第一。我們家的“銅雀臺”硯在在1966年8月23日被來家中抄家的紅衛(wèi)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可能已經(jīng)被紅衛(wèi)兵轉(zhuǎn)移海外銷贓。 多加一點，事出有因 1981年夏天，我母親去看望啟功先生，聊詩詞，談到李白的《早發(fā)白帝城》，啟功先生信佛，喜歡自稱居士的李白，揮筆寫下“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題跋為“文杰同志正于一九八一年夏日啟功”。母親發(fā)現(xiàn)自己名字文杰的‘杰’字右上角多了一點，便問道：“我的這個‘杰’字，你怎麼多給加了一個點？溥杰的‘杰’怎么沒有這一點？”啟功先生笑道:“溥杰膽小，你比溥杰膽大一點，文革紅衛(wèi)兵抄家時你有勇氣敢和紅衛(wèi)兵辨明是非，你比我們膽大可是不止一點半點……”。先生的解釋讓母親很滿意，大家哈哈一笑。事后母親說道：“溥儀、溥杰兄弟倆膽子小，當年北京政變（1924年）馮玉祥把大炮駕到景山上，溥儀嚇得慌忙逃出紫禁城。要是我在宮里，就是讓炮彈炸死，也不出宮，要讓全天下看看國民政府是如何不講信譽，任意撕毀《清室優(yōu)待條件》，還要拿大炮轟、消滅皇族……。我那些在旗的（北京話：旗人）同學都加入共產(chǎn)黨反對沒有誠信的國民黨……”她老人家列舉了一大堆名單。 （先生為本文作者母親書寫的墨寶） 文革中，紅衛(wèi)兵來抄家時，當面燒毀了母親的手稿《關(guān)漢卿與元代戲曲研究》，母親去火中搶手稿，遭到紅衛(wèi)兵的毒打。紅衛(wèi)兵勒令母親交出保險柜的鑰匙、說出密碼，母親堅決不從，最終紅衛(wèi)兵用專業(yè)破鋼工具打開保險柜。事后，母親說“如果交出鑰匙，說出密碼，算是我們主動上交；他們砸開保險柜，拿走我們家的東西，他們就是強盜行為！”確實，母親比溥儀、溥杰有膽量。書歸正傳，繼續(xù)聊啟功先生。 先生的鑒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先生三十五歲之時，由沈兼士前輩之介，受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負責古書畫鑒定工作，能與諸老深入學習交流，是先生最為得意之事。先生作《〈急就章〉傳本考》《〈平復帖〉說并釋文》《〈蘭亭帖〉考》《唐摹萬歲通天帖考》諸文。《平復》一帖之釋文，難度極大，盡顯先生鑒定之功。一九八六年，先生被任命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文物鑒定工作。 （左為啟功先生，右側(cè)是原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陳垣） 先生一生低調(diào) 啟功先生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九三學社顧問、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主席，世界華人書畫家聯(lián)合會創(chuàng)會主席，中國佛教協(xié)會、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顧問，西泠印社社長等職。先生從不向外人介紹自己的多種職務，及部級領(lǐng)導待遇身份，一生平和待人，自我介紹就是個教書的教師。 家有賢妻 啟功先生的婚姻是包辦婚姻。先生說道：“我的老伴兒叫章寶琛，比我大兩歲，也是滿人，我習慣地叫她姐姐。自從結(jié)婚后，我的妻子面臨著生活的艱辛，沒有任何埋怨和牢騷，她自己省吃儉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開銷都計劃好，還要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買書和一些我特別喜歡又不是太貴的書畫。特別令我感動的是，我母親和姑姑在1957年相繼病倒，重病的母親和姑姑幾乎就靠我妻子一個人來照顧，累活兒臟活兒、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終發(fā)喪，才稍微松了一口氣。我無以為報只有請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給她磕一個頭。” （左一，啟功先生，左二，啟功的夫人，右一母親，右二姑姑。） 1957年，對于啟功先生來說是煎熬的一年。先生被劃為“右派”，降級為副教授。先生沒有給任何人提過意見，從來沒有說過可以被人抓到的言論。結(jié)果居然有人在他給畫家徐燕蓀的贊語“春色滿園關(guān)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中羅織了一條“罪狀”，說啟功先生用這首詩是“不滿當時的大好形勢，意欲脫離黨的領(lǐng)導……”。啟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很無奈，擔心老伴章寶琛著急上火，還勸慰老伴說：“咱們也談不上冤枉，咱們是封建余孽。你想，資產(chǎn)階級都要革咱們的命，更不用說要革資產(chǎn)階級命的無產(chǎn)階級了。現(xiàn)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們抓誰？咱們能成‘左派’嗎？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嗎？” 談到老伴章寶琛在文革中，不顧個人安危幫助自己收藏手稿時，先生是這樣說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隨時可能引火燒身的情況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燒的燒，能毀的毀，但她（章寶琛）卻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來。文化大革命之后，當我打開箱底，重新見到那些底稿時，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這些舊作早就化為灰燼了。在她生前我們一路攙扶著經(jīng)歷了四十年的風風雨雨。不幸的是我老伴兒身體不好，沒能和我一起挺過漫漫長夜。她在1971年患嚴重的黃疸性肝炎，幾乎病死。到了1975年舊病復發(fā)，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醫(yī)院。那時我正在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中華書局當時位于燈市西口，與北大醫(yī)院相距不遠，我白天請了一個看護，晚上就在她病床邊搭幾把椅子，睡在她旁邊，直到第二天早上看護來接班，就這樣一直熬了三個多月。她撒手人寰后，我經(jīng)常徹夜難眠。當年我和妻子曾戲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會怎樣，她說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會在大家的攛掇下娶一個后老伴兒的，我說決不會。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圍的好心人，包括我的親屬都勸我再找一個后老伴兒。還有自告奮勇，自薦枕席的，其犧牲精神令我感動，但我寧愿一個人，也許正應了元稹的兩句詩：“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先生人品高尚，愛情始終如一，是中國文人典范，吾輩拱手仰望。 啟功先生不愧是教育界、文化節(jié)的楷模。今天我們紀念啟功先生，愿“堅凈”成為吾輩及后輩做人準則；愿后學者能承續(xù)先生之衣缽，愿先生思想和藝術(shù)授受不絕，薪火相傳。 （班禪大師向啟功先生學字，臨摹啟功先生的“堅凈”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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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功先生何許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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