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壯族學生

專題

作者高紹欽 我的一生有兩段做教師的經歷，而且都與壯族學生有不解之緣。 一九六八年十月，本應只讀三年高中的我，和所有六三級的同學一樣，在百色地區高級中學待了五年多后，終于懷揣高中畢業證書，回到了各縣各自家中。 百無聊賴之中，廣播里、報刊中，常常聽到看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農村是“廣闊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可為”的宣傳。盡管“文化大革命”動蕩日子中的激情經過冷靜期，漸漸地，漸漸地熄滅了，可是，對于“上山下鄉”的洪流，依然充滿了激情與期待。 一九六八年金秋之際，我和百色高中老三屆部分同學卷起鋪蓋，來到了田東縣林逢公社平橋大隊那沙生產隊插隊落戶。因為有一批田東中學的學生先期到該生產隊插隊落戶，所以，我們這批后來者并沒有大費周章，很快，便融入到生產隊這個集體之家。 農田勞作，是必須要學會的，但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有時還不習慣。一天傍晚，出于好奇，我騎上了一頭老牛的后背，悠然自得地往村屯路回去。 路上，被一老社員看到了，他深情地跟我說：“老牛已經辛苦一整天了，你不應該再騎它了。要愛護我們忠實的勞動伙伴。”這是我在農村的第一課，既簡樸又富有深意。 這近一年時間，我和大多數知青都學會了犁地、耙田、拔秧、插秧、耘田、收割等農活，除了種水稻的水田，還有種甘蔗、紅薯、涼薯等作物的種植、培育、收割的勞作。同時，我還參加了當地六鈕水庫和公靖水庫的建設。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國家教育部門根據黨中央國務院對全國教育進行改革的決策，推出了為方便農村孩子上學，在農村的小學增設附中班的決定。當時的平橋小學是林逢公社，乃至整個縣條件比較好的小學。而且平橋大隊又是全縣先進的農業生產大隊。因此，平橋小學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增設附中的學校。不知道平橋小學增設附中是否得到縣教育部門增撥經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沒有增派師資。 為了解決師資問題，大隊革委會決定，在廣大下鄉知青中遴選文化基礎好，在接受再教育表現好，身體條件好的“三好”知青，充當附中教師。 或許，我在六鈕水利工地主編過《工地戰報》，還寫過簡要報道，刊登在《右江日報》上，引起了大隊革委會的注意。再或許，我這個老三屆高中畢業生在他們眼中具備擔負初中課程教學任務的能力，最終，我被從公靖水利工地緊急召回隊，并成為平橋小學附中一名“民辦”教師。 這，就是我，人生第一段教師經歷的開始。 在平橋小學附中，除了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我還擔任了整個初中班兩個年級四個班的物理、化學課，一個班的語文課以及小學高年級自然科學的繁重教學任務。每周大約二十個課時。 由于沒有接受過師范教育，開始時我還是感到比較吃力，后來也慢慢適應了。 在平橋小學附中的工作還是順利的，經濟待遇也不錯。每個月和大隊干部拿統籌工資27元。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些招工到工廠的當學徒的知青，每個月才拿到18元的學徒工資。 平橋小學（含附中）除了我和一位玉林籍的女教師（謝有芬）是漢族外，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壯族老師和學生。我虛心向教師們學習，以彌補自己沒上過師范學校的不足。與學生們相處，我更像是他們的大哥哥。 在農作物收獲季節，在我宿舍備課桌上常常發現不知道哪位同學放的花生、玉米、紅薯......其間，我還學會了用壯話和學生及家長進行溝通和交流。說實在的，如果不是我教師名稱上冠以“民辦”二字，我或許愿意在平橋學與一茬又一茬的學生相處。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帶班的學生畢業了，正好也迎來了縣里對知青招工的大潮。 不知道縣有關部門是有心或者無意，招工時喧鬧了好幾天的縣人民禮堂冷清了下來，招工的被招工的走了，我卻被告知：自己到縣勞動局報到。我被單獨分配到縣冶煉廠工作，和我一樣被“照顧”單獨分配放到縣工廠工作的還有好幾個知青（謝貴生、沈源、賀黎明）。 斗轉星移，歲月荏苒，十年過去了。我輾轉到了第三個單位——田東縣物資局工作。由于歷史原因，一年六六年的高考取消了。由于“白卷先生”張鐵生的出現，一九七三年，在簡易高考中成就優異的我，落榜了。一九七七年，由于第二個小孩即將出生和家庭方面的原因，我放棄了上某師范大專班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面對可以上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區直分校這個機會，我抓住了，并且進入廣西物資學校教學點帶薪學習。憑借老三屆高中生的底蘊和多年積累的社會經驗，在電大的學習中，我顯得游刃有余。 電大畢業的論文答辯中，我向物資學校建議，加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組織共青團員學生代表到邊境線慰問守疆衛土的解放軍指戰員。一九八七年六月，廣西物資學校赴國境線慰問解放軍代表團，一行六十多人。在校黨委書記的帶領下，乘坐兩輛大巴車向寧明、憑祥進發，并登上了著名的法卡山。 在廣西物資學校學習期間，我不僅努力學習還擔任了校學生會主席。在校學生會主席任職期間，我花了相當長時間和精力組織了學校體育、文藝、墻報等活動，受到了校領導和同學們的好評。當然，每當活動結束了，人散了，我仍需要在宿舍加班補課，把因搞活動耽誤的功課補回來。畢業當年，我還因此被評為一九八六年廣西全區物資系統先進工作者并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正是由于我的表現符合學校的要求，學校決定讓我留校任教，成為廣西物資學校教師隊伍中的一員。這也開啟了我人生第二段教師生涯。 在物資學校，我被選舉并任命為共青團廣西物資學校委員會委員、書記，也就是人們俗稱的校團委書記。同時，我還擔任一個民族班的班主任（注：民族班，即廣西四十九個老少邊山窮縣，每縣一名學生組成的班級）和物資經營管理、應有寫作課程的教學。 1990年，陽春三月。廣西物資學校體育運動會正如火如荼地舉行。運動場上各項目比賽輪番進行。加油聲此起彼伏，即井然有序又不失熱烈。可是，這時，八八級物管二班的梁家俊同學卻默默地回到了宿舍。他面色蒼白，頭暈乏力，幾乎攤在床上。這位憨厚的壯族孩子，為了不影響同學們參加校運會高漲的興致，他強忍著種種不適，當天下午獨自來到了他嫂子工作的廣西區（省）醫院。 梁家俊同學在他嫂子的幫助下，完成了各項檢查。可他得到的是一個讓他難以接受的結果：急性粒細胞白血病。 這晴天霹靂的消息，梁家俊幾乎崩潰了。梁家俊同學不知是否和在南寧工作的哥嫂商量，不知是否和在武鳴縣鄉下的父母溝通，他不動聲色地回到了物資學校。他在收拾自己簡陋的行李，準備與老師和同學們來個不辭而別，回到武鳴縣鄉下的家中聽天由命。 梁家俊同學的奇怪舉動引起了同宿舍同學的注意，并一路由男同學、到班團支部支書韋惠敦，再報告到校團委書記我這里。絲毫沒有耽擱，我馬上向校黨委作了匯報。 得知梁家俊同學的情況，校黨委做出決定，在全校號召廣大師生員工向梁家俊同學捐款救助。 一時間，全校上下，你五元我十元的捐款投進了校團委辦公室的捐款箱。因此梁家俊同學得以住進了廣西自治區醫院的血液病科的病房。 每年的三月五日是毛主席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的紀念日，共青團各級組織都以此為契機，大力倡導“學雷鋒做好事”的活動。在團區（省）委、區直屬機關團委的會議上，作為物資學校團委書記的我，詳盡地介紹共青團員、壯族小伙梁家俊同學的情況，以及開展募捐活動的初步成果。 一石激起千層浪。我的匯報激起了團區委（時任學校部長溫卡華）和區直屬機關團委（時任書記白鶯）的高度重視，并決定聯合區（省）學聯發起倡議，號召全區大中專（含中學）廣大共青團員和學生捐款救助梁家俊同學。 人間自有真情在。廣西大中專學校及物資系統開展了轟轟烈烈“學雷鋒，為梁家俊獻愛心”的捐募活動。《南寧晚報》記者張旅平也聞風而動，率先以《真情！真情！》為題，做了連篇報道。南寧電視臺和廣西電視臺也進行了跟蹤報道。廣西大學實習記者龐革平多次來到物資學校采訪，并在《廣西法制報》上刊登題為《梁家俊獲得第二次生命》的報道。 一時間，慰問信如雪花片片匯入物資學校。捐款像溪溪流水融入募捐辦公室。盡管那個年代人們并不富裕，大多數捐的都是十元五元兩元，乃至五角。但是，收到的都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片片真情，充分體現了“人間自有真情在”的真諦。 三月二十五日，廣西醫學院一位來自非洲烏干達的留學生騎著自行車，來到十余公里開外，位于南寧市西郊的廣西物資學校。我親自接待了這位來自非洲的身高一米八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紹說，他叫馬龍古巴哈伊亨利。他今天來就是為了幫助梁家俊同學來捐款的。接著，他拿出了五十元人民幣，交到我手上。 在隨后的座談會上，馬龍古說：“我很崇拜中國的龍馬精神，所以我的中國老師給我起了一個很好的名字，叫馬龍古。”他還說：“世界公民不分膚色。小梁是世界公民，我們應盡力幫助他。雷鋒精神應該在每個人的心中。”會后，他給梁家俊同學留下了一封深情地慰問信。他在信中寫道，地球乃一國，萬眾皆其民。希望梁家俊同學早日戰勝病魔，早日康復。 募捐款涓涓細流匯成河，募捐款將近十萬元，后續捐款達十四萬元。這在九十年代初，可是一筆巨款！梁家俊在區醫院進行保守治療，無法完全治愈。這只是權宜之計，加上當時廣西醫療技術水平有限，骨髓移植治療白血病只有在北京上海等少數醫院有能力施行。因此，學校領導決定，赴北京尋求救援。 我作為校團委書記，又是“學雷鋒，為梁家俊同學募捐”活動的發起人、執行人，加上一九八九年剛到北京參加全國中專學校共青團工作研討會（聽取了李源潮、劉延東書記的報告），我義不容辭地承擔起赴京的重任。 早春四月，我和梁家俊的哥哥來到了位于北京前門東大街的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大學處辦公室，我向處長做了詳細匯報，并提出需要援助的請求。當團中央領導得知我們來自祖國的南疆，救助的是一位共青團壯族小伙時，表示將大力予以支持和協助。 當天下午首都北京迎來了一場沙塵暴。可是我們乘坐的出租車頂著大風、開著車燈把我們送到了北京醫科大學團委會。經過與北大人民醫院和陸道培教授匯報溝通，最終，北大人民醫院決定接受梁家俊同學入院治療。我們的北京之行得到了中國青年報、在京廣西老鄉（武鳴黃成武、田東黃文思等）的關心與幫助。 返回南寧后，學校積極聯系了梁家俊的家人，溝通協商后，由梁家俊的哥哥梁家富牽頭，帶著梁家俊的另一個哥哥和姐姐一同前往北京做血液配型。人們都說，幸運常常眷顧于善良的人們。終于哥哥梁家富與弟弟梁家俊配型成功。 一九九零年五月十四日，梁家俊在他哥哥梁家富和嫂子的陪同下，啟程前往北京。當天，南寧火車站特意開啟貴賓候車室接待梁家俊和哥嫂以及送行的人們。在候車室，前來送行的有團區委、區學聯、區直團委、物資學校領導。廣西新聞出版局團委還特地趕在梁家俊一行人上車前，送上捐款一千元。梁家俊和哥嫂深受感動，激動地熱淚盈眶。梁家俊激動地說：“感謝全區各界人士給我的經濟上的資助和精神上的鼓勵。到北京后，我一定配合醫生的治療，爭取早日康復，重返校園，完成學業，報效祖國和人民。” 手術成功啦！陸道培教授親自主刀，據說，陸教授還為此推遲了訪美交流的日期。梁家俊度過了排異期，在逐步康復中。消息傳來，我和物資學校廣大師生、社會各界愛心人士一樣，備受鼓舞，甚感欣慰。萬千善意終成果，承載二十萬家鄉人民的愛撫，梁家俊獲得了第二次生命。 一九九零年七月，受各方委托，我到北京看望還在康復中的梁家俊同學。再一次給他帶去了家鄉人民的深情厚誼，并向北大人民醫院的醫護人員表示深切的謝意。 一九九零年，梁家俊康復歸來，進入物資學校下個年級繼續學習。一九九二年，梁家俊順利完成學業。畢業后，到武鳴縣參加工作。 二0一二年六月，廣西物資學校八八物管二班同學匡世鴻從柳州出差到南寧，工作之余他向在南寧的同學建議，組團到鄰近南寧的武鳴縣看望梁家俊同學。同時進物校，盡管沒有同時畢業離校，多年來，對梁家俊同學身體健康的牽掛，在同學們心中卻從未間斷。 六月，南方水果飄香的時節，在武鳴縣、靈水旁、武鳴中學的校園，我和匡世鴻、陳文略、韋惠敦、謝玉蘭、甘艷英、覃新、黃斌，以及家住武鳴的馮一鳴、黃建忠同學，與在武鳴中學工作的梁家俊同學，歡聚一堂。后來，得知這一消息，遠在近200公里外的許軍同學，也從田陽趕了過來。 回憶22年前，病魔纏身的壯家小伙；看看眼前，盡管臉上留下些許風霜痕跡，但仍顯健碩的壯家漢子，大家百感交集的同時，堅信：梁家俊同學康復之路，走得踏實。 中午，在梁家俊同學引領下，我們來到一家由民宅改商用的“土菜館”用餐。大家吃著土雞、土鴨、土菜，不開車的同學還喝起了壯鄉的“土茅臺”——香醇的米酒。小菜館里充滿了濃濃的情誼，同學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情誼濃時意亦濃，依依不舍終須別。告別時，在場同學湊了1000元錢，委托我交給梁家俊同學，并祝他：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不知什么時候，梁家俊同學準備了一大筐當地特產龍眼果，回贈大家。 三十二年過去了，盡管后來我的工作有了調動，離開了物資學校，但我和我的這位壯族學生，以及廣西物資學校八八物管二班的同學一直心心相印，保持聯系。可以告慰大家的是，現在的梁家俊，身心健康！這就是我第二段教師生涯中，最值得記憶，最值得回憶的往事。 寫于二0二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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