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一個畫家教授與一個上訪農民的故事

陶思睿

南風窗編者按： 此文是中國人民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著名油畫家朱維民先生提供給南風窗的特稿。文章敘述的是朱先生和他收容的上訪農民張大爺20 多年的深情厚誼。今年9月13日，張大爺在膠東家鄉去世。朱先生在深切的悲懷中寫就此文，并惠賜南風窗。 故事打動了整個編輯部——我們看到了一位知識分子、一位普通的農民，是如何在歷盡滄桑、坎坷之后，仍秉持著人間至為樸素和偉大的情感，并以此互相溫暖與輝映。 我們深深感到：這個國家、這片大地是有希望的，原因就在于有這么多平凡的人們，懷著愛、懷著尊嚴，默默地堅持著、存在著。 作者：朱維民（北京）（來源：《南風窗》2001·12下） 　　雨，浙淅瀝瀝地下個不停。坐在門廊里，張大爺緊握著我的手，凝視著斑駁的土墻，半天不說一句話。經過 20多年朝夕相處和人生浮沉，今天我們終于要分手了。雖說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但真到此時，面對這位4 天前剛回故鄉，沉浸于合家團聚的歡喜之中，可至今還不知自己己身患絕癥，存活期只有兩個月的88歲老人，我心里有一種說不清的悲涼。 終于，老人打破了沉默：朱老師啊，你也老了。今后遇到壞人，惡人，繞著他們走。你斗不過他們的。他還是沒有看我，就像17年前，在首都機場的候機室送我出國時一樣。只是今天，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 那次是我第一次出國講學。對老人來講，美國在世界的另一端，而飛機則更是一種充滿險機的交通工具。為了掩飾不安，他向送我的司機說：朱老師吃不好飯哪，有客人時，只是和人說話，顧不上自己吃飯，總餓著…… 而這次卻是我送他，去到一個更為遙遠的人生彼岸。張大爺看出了我此時的心情，笑了笑安慰我說：“過10年再接我回北京。” 雨下得更大了。 一 1979年春節過后，一個寒冷的黃昏。我從中央美術學院開完會，回西郊寓所經過東安市場時，在東來順樓下餐廳吃晚飯。那時，那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去處。在彌漫著熱氣的飯堂里，除了就餐的“各色人等”，更多是那些衣衫襤樓、來自各地的上訪人員，他們守侯在飯桌四周，等客人一站起，就爭先恐后地搶起剩有飯菜的盤子，倒在事先張開的塑料袋里。就餐時，我注意到門口站著一個老人。他同樣地衣著不整，但臉上多了些浮腫，多了些嚴肅。他也四處環顧著。我想他也應該餓了，然而，當他的腳向前稍有移動時，又很快縮了回去。因為每當他發現目標，總讓那些較為年輕，早己守候在旁的人捷足先登了。這使我感到一種不公平，感到有些憤怒，我認為這位老者與眾不同，因為在逆境中他仍能保持者起碼的自尊，那就是：別讓人討厭自己。 我請他到我桌子邊坐下，為他要了一斤羊肉餃子。看到上訪的人坐到桌面上，那個端盤子的女服務員簡直怒不可遏：“都像你這樣，我們還做生意不？〞我回答：“我付錢了沒有？請誰吃，是我的事。”那個服務員想想也有道理，把老人端詳一番，在端來餃子時，還外加一碗熱騰騰的餃子湯。也許是熱氣沖的，老人開始大聲咳嗽，并且往旁邊的地上吐痰。痰是紅色的，幾乎一半是血絲。我不禁一陣心酸。 看了他那幾張皺巴巴的上訪材料后，我得知他已經來京上訪10年了。數不清有多少次被收容遺返，在半路跳車，又搭貨車回來。真看不出這位老鄉，他還直接去找過 “鄧辦”。“鄧辦”的工作人員在上訪材料上批了字，要當地政府負責解決。而當地政府則下定決心不解決。上訪的理由很簡單，他的大兒子在閑談中說了兩句“反動言論”，被同伴揭發后，在斗爭會上被“革命群眾”打死，又把尸體扔在井里，然后說足畏罪自殺。從此，他的家人就硬給扣上了一頂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而所謂的反動言論，也僅僅是 “劉少奇罪過再大也有優點，毛主席再偉大也有缺點”這樣一句再簡單不過的、符合辯證法的話。 老人咳嗽到了氣絕的地步。我問他，這么冷的天，晚上住哪？他告訴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站候車室里過夜。有時被警察驅趕，就在馬路邊商店的房沿下坐等天亮。我不忍再問下去，我知道這樣的生活處境，對一位患病老人意味者什么。于是我勸他先回老家，等病好了再回來。老人不說話，眼睛看著桌子堅定地搖了搖頭。看來，他留京告狀的意志十分堅決。我又建議他跟我先回人民大學（盡管在人民大學三處三排，我的宿舍不大，但還勉強容得下一個要求不高的上訪者），先治病，等病好了就回山東，至于上訪的事由我來替他來辦。趁老人還猶豫，我就把他帶上了開往動物園的 103 路無軌電車。這時候乘車人已經不多，我們在兩節車廂的連接處，找到了兩個面對面的座位。他對我說：“不要買我的，上訪的人不買票。”快到動物園的時候，借著車外的燈光，我發現他在研究我，用懷疑的目光。 幾個月后，人民大學校醫院已經治好了他的胃炎和急性肺炎。而他的肺氣腫幾乎是無法治愈的，只能盡可能避免感冒，能保持現狀就很不錯了。天氣已經暖和，在我問他什么時候給他買回去的車票時，他還是搖搖頭：“我還是回北京站去吧。”最后我們達成協議：我和他一起去找信訪辦公室，在有結果前還住在我這里。因為，我實在不忍心他重新回到數月前的生活中去。 有一天，他把我帶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中國信訪局來訪接待室，看來他認識這里的每一個人，很多上訪者都驚異地望著我們。老人一改以往的病容，穿著整齊地去找辦案人員。那位同志首先問明了我的身份，之后就要求我不要管這個老頭的事，因為這個人 “無可理喻，一句話，難纏"。老人也不依不饒，結果又把局面鬧僵了。我只能先把他勸回去，以后我自己一個人來，也許對問題的解決更有幫助。 我并沒有很快地實現對他的承諾。因為當時我本人健康狀況也不理想，醫生甚至對我有過令人不安的暗示。雖然，當時人民大學并沒有給我排課，可我每天一早就要乘車去城里的中央戲劇學院，在舞美系教油畫課。下午回到家，就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上訪的事，只能等到放暑假再說了。 暑期快到了。在一次中央美院的校友作品展上，看到過我作品的，當時任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的江豐院長，從美協為我申請了400 元的經費，讓我重回新疆再畫一些寫生，作為創作素材，年底為我在中國美術館開一次個展。此后，籌備畫展就成為我的頭等大事。我不無歉意地對張大爺說：真的很對不起，你的事只能往后擱一擱了，雖然不知道辦個人畫展是怎么回事，但他從江豐同志的小車每周都要來到我的小平房，關心我創作的進展，也就知道這事不簡單。說實在的，張大爺一點也不喜歡我的畫，他覺得那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扔在街上也沒有人揀。盡管如此，每當我半夜起床工作，他也一定會披上棉衣，邊咳嗽，邊捅開火爐給我煮掛面。 1981年元旦，畫展總算在中國美術館開幕了。各方面都給予很好評價，中國美術館也收藏了三幅油面。大概給了 700元人民幣，對于我這個月工資69元的助教來說這無疑是筆大數目。除去存了一部分在儲蓄所，還買了一臺雪花牌單門冰箱。張大爺又高興，又想不通：就憑這幾張畫，就值那么多錢？買了冰箱我很后悔，啟動時嗓音太大，而且啟動頻率極高，影響睡眠。可張大爺卻樂在其中，說是如果有一天沒有這個聲音，他會睡不著的。 1982 年秋，纏繞張大爺10年之久的心結終于要解開了。由于當時任中組部常任副部長的李銳親自過問，山東省委責成有關部門著手調查張大爺兒子的冤案。不久，乳山縣和午極鎮的部門領導找到了北京，他們首先去到新聞系黨總支了解我的底細，以及我和李銳的關系。隨后來到三處三排，當我開門問清他們來意時，屋子里正熱氣騰騰地彌漫著涮羊肉的味道。原來，今天張大爺的二兒子也突然來到，我們正在慶賀他們的父子團聚。而縣、鎮領導的出現，使氣氛驟然緊張。二兒子看出案子已經出現了轉機。事實上，他們已是多年打交道的老相識了，而這次見面，主動和被動的關系似乎又顛倒了過來，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老人的兒子少年氣盛地說了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氣話。而張大爺這時卻一言不發，繃者臉給客人倒茶。當來客提出要接老人回老家，要開大會為他平反，公開賠禮道歉，并作適當的經濟賠償時，張大爺一概拒絕。表示現在道歉已經毫無意義。他也不要什么經濟賠償，他說他不會拿自己兒子的命來賣錢。既然你們已經承認錯誤，那就寫個文件，蓋上公章后給我保存就夠了。 真想不到，一個只讀了兩年私塾的農民，居然說出這樣一番擲地有聲的話來，難道不讓我們這些自命清高而又不甘寂寞，常常為了一些蠅頭小利而彼此爭吵不休的知識分子汗顏嗎？然而，這個決定，卻讓就在一旁的二兒子至今仍不以為然。 張大爺是一個十分情緒化的老人。即使這時他能抑制自己的喪子之痛，但仍然不愿回到那令他全家蒙羞的傷心之地，更何況支書還是那個支書，他們不會輕易認輸。今后日子長了，很難預料又會發生什么事。與其永無休止地冤冤相報，大家生活在仇恨的循環之中，倒不如到此為止。張大爺向在場所有的人宣布：“我不回家，我無家可歸。” 二 老人不大愿意談他的身世。但時間長了，從他平時談話的只言片語中，仍不難綴連出這樣一個殘缺不全的故事：張大爺小時候是留辮子的，雖時運艱難，仍上了兩年私塾。談得比較多的，是他一生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他的父親不務正業，嗜賭成性。家中輸得一貧如洗，經常連地瓜葉粥都喝不上。每逢輸了錢，回家就打老婆，而奶奶不僅不加勸阻，反在一旁吶喊助威，有時還幫兒子一道打。對于母親的早逝，張大爺感慨地說：“我 12歲就成了沒娘的孩子啦。”后來，奶奶也死了。家中又添了個繼母，繼母待他不錯，給他娶了個媳婦。說起娶媳婦，張大爺的臉上出現了興奮的笑容：“我從來沒有做過酒，為了辦喜事，臨時向別人學的。不簡單哪，第一次就做成了三日清。”顧名思義，大概是三天內，就釀成了清澄的酒。對他新娶的媳婦，張大爺也挺滿意：“她不罵我。”這時，張大爺已經挑起養家糊口的重擔，他努力經營那一小塊屬于自己的土地：“我地里的莊稼長得就是比別人的好。”日子慢慢好過起來，他甚至有能力給繼母帶來的兄弟娶媳婦。張大爺說，在土改時，他們家的生活過得比起別人“在以上，不在以下”。為此，在劃成份時被劃成上中農。張大爺是個要強的人。解放戰爭中他參加過支前，后來他的同伴們一部分正式參軍，另一部分可以回家，張大爺選擇了后者：〝在部隊里，至少小米飯可以吃飽。可我心里，只想回去和家人分吃一口地瓜葉。” 張大爺愛自己的家和家人。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寧可自己不吃，也盡可能地讓家人多吃一口。在這個問題上，他對自己的父來頗有微詞：天底下哪有爺爺搶孫子的飯吃的？ 席卷全國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張大爺的上中農成份，一下子也就成了富裕中農。而他這個富裕中農，更是難平那些革命群眾的階級義憤。因為全村僅有的兩個中學生都出自他家。其中一個居然還當上大隊會計。為了使革命紅旗不變顏色，女兒的撤職己在意料之中。接下來的噩夢則是大兒子的暴死。大女兒為了早日離開這塊令人心碎的地方，草率完成了自己的婚事，跟一個從濟南流浪來的“地主狗崽子”闖關東去了。家已不成其為家，面對無助的家人，老人感到歉疚，覺得自己沒有當好家長。瀕臨精神崩潰的張大爺，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赴京上訪的不歸路。他說：“走的時候，就根本沒想到要回來。” 20多年來，張大爺一直把我這里當成自己的家。早些時候，張大爺還能有時回膠東老家看看，住上幾天再回到北京。80年代中，有一年過春節，他二兒子全家都到北京來看望老人。除夕那天晚上，和他們全家坐在一起包餃子時，我提出老人的最后歸宿問題。我建議讓老人葉落歸根，未來他的生活及醫療費用全部由我包下來，作為小輩，我希望他們能給予感情上的溫暖，盡可能地撫平老人歷史遺留下的傷痛，以終其天年。我滿心以為這個建議會得到響應，然而，出乎意料，他們只是低頭包餃子，一言不發，好像什么也沒有聽見，我不明白為什么事情會是這樣？但我已痛心地看到這樣一個現實：張大爺真的沒有家了。 三 這個從膠東半島來的農民，大概自幼就從私塾里得到這樣一種認定，那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論職位高低，凡是有文化的人，他幾乎都冠以“上等人”的光環。到我家來作客的朋友自不必說，他也喜歡我的學生。每次有學生來找我，而我又不在家時，他也一定笑臉相迎，甚至留他們吃飯。所以到今天，有些早己走上社會，并己取得各自成就的那些學生們，還仍忘不了他那香噴噴的、肉質粉紅的炸雞腿。由于他平時接觸我的學生眾多，有來自各系的男男女女，老人看了喜歡，有時趁我出差，就自作主張給那些他認為足以相配的約來家里。他兼廚師和介紹人于一身，略備小酌地做起媒人來。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能認同這種婚介形式，然而學生是尊重老人的，當然也就欣然而去。一次，他私下里問一個男生首次見面的印象時，對方笑了笑：“沒有感覺。”張大爺大惑不解：“什么沒有感覺？人長得多好，臉上有誘（肉）。”盡管每次他都以失敗告終，但老人仍樂此不疲。漸漸地在人民大學他有了更多的朋友，得到了更多的關心。在人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認識他的，都尊重地叫他張大爺，連袁寶華校長也這樣稱呼他。老人滿足了：“我是個誰？一個農民，都管我叫張大爺。這里是什么地場（地方）？是北京，是人民大學。” 生活中，張大爺有他自己的行為準則。有一次，他外出回來向我要錢，原來他剛去中關村郵局給他老伴寄東西，交費時差兩毛錢，郵局里的一個女同志給他墊付了。我故意逗他：“不就是兩毛錢嗎？跑那么多路去送，值得嗎？算了。”張大爺則回答：“那不相當（膠東話 “不相當” 大概就是不合適的意思），給我吧，給我兩毛錢吧。”央告的神情，就像一個孩子。有一次家里打掃衛生，我提議把不要的東西送給門衛，他也認為不相當，因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0年代初，有一個晚上，張大爺失蹤了兩個多小時。回來后，他告訴我這兩個多小時是如何度過的：原來人民大學有一個800 人大教室，我以前帶他去看過幾次電影和京劇。那天，他散步又走到了那里，看到有很多人往里去，以為里面又要演戲，也就跟了進去。坐下來后，才發覺原來是個學術講座。他莫名其妙地在那里聽了兩個小時，直到報告在掌聲中結束。我笑著問他講得怎么樣？他說不怎么懂，有些是胡說，什么兒子想和媽媽談愛情。我埋怨他明知自己聽不懂，為什么不早早出來呢？老人卻回答說：“老師在講課，學生們都在安靜地記筆記，我再鬧出些動靜來，不相當啊。”第二天我問了別人，原來那晚是學生會活動，邀請了社科院學者來講當時十分時髦的弗羅伊德心理分析學說。 1997年春，我第三次搬家。育新花園的條件，比人民大學校園宿合區要好一些，面積也擴大了一倍，張大爺終于有了一間屬于自己的臥室。然而臨走時，面對他那放在小餐廳（實際是個過道）里的木板床，張大爺還是難舍難分：“這回離開靜園，怕再也回不了人民大學了。” 當那輛紅色夏利開始啟動，抱著小貓 “妞妞”的張大爺，仍頻頻回過頭去隔著車窗遙望 4樓的那個陽臺。在這里，他畢竟度過了一生中最安全、得到尊重的 17年。 打開新居的房門，老人呆住了，他脫口而出：“天堂什么樣？” 今年的農歷正月二十，像往年一樣，我和學生們一道為他做生日。剛好那天從山西來了幾個客人，他們得知正好趕上張大爺的生日后，特地去訂做了一個有好幾層的特大蛋糕。在一片“年年有今日”的祝賀聲中，張大爺的眼睛笑成了一條線，“想不到我這個從小就病病歪歪的人，能活到 88歲。我是個妖精。” 四 門廊外的雨慢慢小了下來，也正是我該出發趕長途汽車的時候了。臨行時，張大爺告減去車站送我的兒孫：“繞過不好走的路，別讓朱老師摔著了。〞又強裝笑容：“朱老師你放心吧，我是妖精，不會死的。”由他的兒媳攙扶著，老人一定要送我到路口。走上大路，我加速了腳步。不敢回頭，不忍回頭。這是一場絕無挽回可能的、真正意義上的生離死別。到了丁字路口要轉彎了。這一轉彎就是回頭，也再看不到張大爺了。我必須做出痛苦的決定。猛一回頭，只見遠處張大爺還隱隱約約地佇立者。我哭了起來，完全顧不得路人的好奇。 9月13日的中午，響起了不祥的電話鈴聲。傳來噩耗，張大爺在一小時前走了。他走得很安詳，就像睡著了一樣，給他換衣服時，身上干干凈凈的，沒有留下一絲污漬。就在頭一天，他還堅持拄著拐杖自己上茅房，而拒絕使用放在他炕邊的便盆。他兒子又安慰我說，老人死前，除了感到胸悶．并無晚期肝癌患者常見的那種劇痛。然而實際情況我是知道的。前兩天，我和老人通電話（為了及時了解情況，我給他們家安了個電話）時，他安慰我說他很好，叫我放心。在我一再詢問之下，他知道瞞不下去了：“朱老師啊，我已經堅持不下去了，骨頭縫子都痛啊。”他就是這樣的人，他的自尊不允許自己給任何人添麻煩，即使知道自己快要死去，即使面對自己的親人。 在一陣悲痛之后，我驟然感到一份近來少有的平靜。兩個月來，我一直不忍面對這套他曾生活過的公寓。在這里到處都留下了他生息、經營過的痕跡，耳邊總是回響著他病痛的呻吟。我多么希望能分擔哪怕是一部分他的痛苦，然而現在，一切都過去了，他已經徹底地從人生的苦難和病痛中走了出來，帶著他堅守一生的自尊，無憾地走向宇宙另端的未知世界，去享受他應得的那一份和平，那一-份尊嚴。 張大爺走了，無怨無悔。給我們這些活者的人們，留下的卻是沉重，是思考。思考生命的意義和它本身的尊嚴。這是一筆不可替代的財富，它屬于每一個人，屬于那些善于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的人。然而，有多少人在物質財富和權力的角逐中迷失了自己。也許他們勝利過，也許他們發出過眩目的光耀，然而他們之中大多數的人付出了太大的代價，在價值取舍上做了錯誤的選擇。因為所有這些金錢、權力和勝利，最終又不得不被自然的規律所強行剝奪，在生死交替的那一瞬間，他會發現自己一貧如洗，盡管擁有朱門豪宅，他仍會痛切地看到自己已無家可歸。因為他已失去了生命的最終歸宿：那與生俱來的人的尊嚴。這時再要找回它，是否已為時太晚？是悔？是恨？從來沒人來得及回答。 寫到這里，我不禁面對墻上微笑著的老人的照片，默默地說：“張大爺，你是值得羨慕的。盡管你是一個平凡的人，可你從來沒有迷失自己，你回家了，你是一個有家的人。” 2001年11月4日 于北京海淀區西三旗育新花園

跆拳道,波多野结衣结婚了吗,JAPANESE50MATURE亂倫,美女视频黄网站免费观看

回家——一個畫家教授與一個上訪農民的故事

陶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