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一提到教會學校，人們通常就立即會想到上海、北京、杭州、蘇州的數所大學。其中赫赫有名的如：上海的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協和醫學院，杭州的之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等。其實今天的紹興年輕人難以置信，在你足下的這座古老城市，居然也曾有過多所教會學校。當然不是大學，只不過中（小）學而已，聲名也沒有那么煊赫。外國傳教士在紹興城內以及所屬各縣先后開辦了若干中小學，至1949年建國前后，紹興城內還存有兩所教會中學以及三所教會小學。</h1> <h1> 1945年抗戰勝利那年，4歲的我隨父母親從天津返回家鄉紹興，到紹興后我家先租住于呂府，后來搬到城東白果樹下一個私家院子內。6歲的我大概因為太淘氣，早早被送到不遠處的培德小學上學。念了不到一學期，家庭又搬到馬梧橋河沿十號臺門，轉讀于承天中學附小，這時我已7歲了。解放后兩所學校都改了名，承天附小改稱繆家橋小學，培德小學的新校名是八士橋小學。</h1><h1> 當年承天中學附小與一座小教堂連在一起，記得我們學生曾不定期地去做禮拜、唱贊美詩等。其實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小小年紀根本聽不懂這些“神的道理”。進校兩年后紹興就解放了，教會學校被取締后，圣經課也不復再來，而我們也并無受到“神”的洗腦。</h1><h1> 小時候并不清楚為什么學校要改名，后來才知道，原來培德小學、承天中學（及附小）以及越光中學（及附小），都是早年外國傳教士在紹興開辦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自然被認為是一種文化滲透，建國后一概被人民政府接收并轉制改名，因此我曾搭乘的都是被叫停的教會學校末班車。現在的紹興人中，乘坐這趟末班車的當年孩子大概已寥寥無幾，而且更不會那么榮幸就讀過兩所教會學校。</h1> <h1> 其中之一的越光中學，是民國四年（1915年）美國基督教會在倉橋（后遷至南街）創辦了一所私立越材中學。到1936年與浚德女子初級中學合并，成立了私立越光初級中學。1946年開始增設高中部，因學生增多，于南街辛弄擴建校舍，同時更名為私立越光中學。民國38年（1949）7月該校被人民政府接收后停辦了高中班，改名為紹興第三初級中學，從此與“教會”二字拜拜了。該校1975年又改名為紹興市第五中學，并于2002年被合并入建功中學。1981年，又恢復為初級中學建制，最后，到了2002年，被合并入建功中學。被合并后，位于延安路春波弄口的原校址被改辦為塔山中心小學。</h1> <h1> 另一所承天中學，是清朝末期紹興中華基督教（英國）圣公會籌建的一所教堂樣式新式學堂，地點在和暢堂水溝營交叉口附近，占地20余畝，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校舍建成并正式開學。因當時學堂旁邊的水溝營口有一座承天橋，故取名為“承天英華學堂”。此后學堂幾經波折，數次遷址，兩度停辦，最后改名為私立紹興承天初級中學。民國38年（1949）7月，該校也由人民政府接辦改制為公辦并改名為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當然也與“教會”絕緣了。現在該校成為紹興文理學院附屬中學。</h1> <h1> 我真佩服紹興先輩的學問底蘊之深厚，“越光”、“承天”二字蘊含著十分深刻的鄉土歷史和地理知識，非我輩能輕易悟出。越光和承天兩所中學屬下各有一所附小，1951年9月，紹興市人民政府接收城區受美國、英國、法國教會津貼的小學。原址在馬園弄的私立越光中學附小改為民辦公助學校，易名民辦魯迅小學；我曾就讀的原私立承天中學附小也改為民辦公助學校，易名私立繆家橋小學（現為塔山中心小學繆家橋校區）。</h1><h1> 雖然同為教會學校，但與越光中學附小和承天中學附小不同的是，培德小學屬于天主教，而越光、承天兩校則為基督教。兩教是同一個“宗”，卻不是同一個“教”。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法國天主教會在府城八字橋天主教堂內開辦培德中西學堂，設英語課。民國元年1912年改培德中西學堂為培德小學，1949年學校軍管改名為紹興私立八士橋小學（現為越城區育才學校）。</h1> <h1> 與八士橋小學連在一起的，是一座兼有羅馬式與巴洛克的風格的天主教堂，這就是八字橋天主堂。此堂來由已久，法國籍神甫劉安多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購置土地5.46畝，于同治十年（1871年）建若瑟堂。因奉若瑟為本堂神，人稱“若瑟老堂”，內置若瑟祭臺，左右兩壁鑲14幀耶穌基督畫像。光緒二十九年（1902年），天主教浙江代牧主趙保祿委托意大利籍神甫謝培德及法國籍傳教士馬福良，以所得部分庚子賠款，在紹興府城擴建八字橋天主教堂及完善附屬學校校舍。教堂建筑面積380平方米，可容700余人做彌撒。</h1><h1> 其后教堂的神甫不斷更換。1950年8月，因新任神甫王若水在天主教內成立對抗人民政權的“圣母軍”，教堂在1952年天主教“三自”（自圣、自治、自養）革新運動中被取締，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新路。文革中教堂遭到破壞，1987年修復工程得以竣工并于1988年7月復堂。</h1> <h1> 除八字橋天主教堂外，在紹興影響更大的另一教堂，就是堂址位于今紹興城區東街大坊口的真神堂。此堂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美國傳教士秦鏡創辦，下轄6所支堂，屬美國北浸禮會系統，受轄于浙滬浸禮會。教堂建筑面積948平方米，3層木結構樓房。民國9年（1920）改建，堂以基督為獨一真神命名。<br> 1950年，紹興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真神堂實行各派教徒聯合禮拜活動。1961年3月，改組“三自”機構。文革期間，教會被查封，真神堂改名為“反帝”堂，成為“造反派”大本營，設施受到嚴重破壞。1976年起，真神堂為紹興越劇團和縣紹劇團占用。直到1982年政府落實宗教政策并修繕教堂后，真神堂于7月復堂，被列為紹興市保護文物，現在真神堂成為市區基督教徒聯合禮拜場所。</h1> <h1> 另一個與傳教士有關的機構就是紹興福康醫院，該醫院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由北美浸禮會醫療傳教士高福林創辦，院址紹興城區南街。1903年高福林來紹興行醫傳教，1905年在紹興市區大坊口租用民房1間，擺設藥攤。1907年購置了紹興市區南街馬坊橋地皮（醫院老門診部西邊原址），并開始建造醫院。1912年2月23日醫院正式開張營業，高福林任首任院長。醫院設小教堂，每星期日晚間，舉行唱詩及簡短的布道說教。該院系綜合性醫院，是紹興首家西醫院，醫療技術較先進。1951年4月，由人民政府接辦并易名為紹興第二醫院。</h1> <h1> 教會學校的“神”對我無能為力，而家里一位“神”的虔誠信徒卻頑固地要給我灌輸“神的道理”，那就是從小照看我的外婆。外婆篤信基督教，除生活上對我的照顧外，還不忘精神上的熏陶，盡其文盲之所能把她所了解的教義強制灌輸到我的心靈。每晚臨睡前我必需按指令跪在床頭，與她同步做禱告。每次禱告她總是祈求耶穌保佑我們全家平安，保佑我健康成長。而她不知道的是我將已將禱告主題偷梁換柱，內容多是請求耶穌懲罰對我不好或與我吵架的人，連兄妹也不能幸免。</h1><h1> 外婆經歷過悲慘的人生旅程，與同為生活于下層的祥林嫂有許多共通之處。例如，苦海無涯，翻身無望，她們就把全部信念和寄托歸結于死后的靈魂升天，來世投胎個好人家。于是，就有了祥林嫂傾其所有為神廟捐門檻的舉動，也有了外婆每到周日雷打不動地去大坊口真神堂做禮拜，而且擠干了自己的一切也要虔心地向耶穌“捐款”。</h1> <h1> 母親在晚年也把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信仰，既是繼承外婆的遺愿，也是精神和心靈的一種寄托。北京為我管理子女和料理家務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教堂被迫停止活動。當1980年中她聽說北京缸瓦市教堂恢復禮拜后十分欣喜，每逢周日上午就去做禮拜，不僅結識了不少教友，還從教堂要來了一部《圣經》。為讀懂這部神圣著作，大字不識的她就開始艱難地學習識字，孫女成了她最耐心的老師。憑借她的聰明和好記性，日積月累居然認識了不少字，而且還能寫一些。</h1><h1> 當母親罹癌之后，因工作繁忙的我無法分身護理，就應老家兄妹之邀回到紹興醫護。初時她仍堅持去大坊口真神堂做禮拜，但隨著病情加重而未能成行，最終不治病歿。聽到到老人過世的消息，眾多姊妹教徒主動來到我家靈堂，幫忙整理和擺布，為母親身上覆蓋上一面繡著紅十字架的白被子。基督教徒們不需要有花圈、挽聯、供品，也不許流眼淚，只是向逝者行鞠躬禮，默默地瞻仰和祈禱她的靈魂被神領走，進入天堂。我對任何宗教都不偏不倚不信，但對基督教這種簡樸、節儉的告別儀式，倒是相當贊賞。</h1> <h1> 如今在一片水鄉老宅之中，一座中國最古老的立交橋與一座經典西式建筑風格的教堂，咫尺為鄰，含笑相望，成為難得一見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代表作。遺憾的是，由于東街的開元寺已經消失于歷史煙云，使得在古道老街上與之毗鄰的真神堂，成為一顆孤獨的北美楓樹，也使古城失去了一道中西合璧的風景線。</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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