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論龔自珍

明明明月是前身

自南宋滅亡，蒙古入主中原后，詩的發展進入了歷史低谷期。有元一代的詩纖弱，終明一朝的詩狹隘，而異軍突起的清代詩壇卻抗起了學唐學宋求創新的旗幟，企圖改變這種頹勢。如果人們要細數清代三百年間里的大詩人，那么首推的就一定是龔自珍。 龔自珍，字璱人，號定庵，出生于杭州馬坡巷一個官宦之家。定庵的祖父龔禔身、父親龔麗正均是乾隆、嘉慶兩朝進士。他的母親段馴是清代文字訓詁學家、經學家段玉裁之女，其《說文解字注》影響深遠。段馴工于詩文，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頗具體氣。 在如此家學環境下長大的定庵，其涉及學問之廣，舉世罕見，經史百家、詩詞、雜說、人文、地理、金石，訓詁，幾乎無不所窺，可謂遍閱諸子百家，而自成一家之言。且拋開他“清代思想家、改良主義的先驅者”這些頭銜，只談作為詩人的龔定庵。 定庵的童年并非在京城長大，所以頭足之間并無官宦子弟流滑之氣。相反得益于一位志趣高雅的母親，他的學問審美自小便十分不俗。因幼時體弱，故母摯愛定庵有佳，抱以膝下授課，課以吳梅村詩、方百川文、宋左彞《學古集》。可能被母親疼愛的孩子，性格更加肆意任性，他常常不拘所留，招致外怨。 天性對于詩人而言，至關重要。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詞說》說：“詞與詩體格不同，其為攄寫性情，標舉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而徒然綴枯樹以新花，被偶人以袞服，飾淫靡為周柳，假豪放為蘇辛，號曰詩余，生趣盡矣。”這雖然說的是詞，詞乃詩余也，也有殊途同歸之處。 詩人一定是天性善感的。無論是人生之短，懷思之苦，失路之悲，還是別離之恨，親疏之感，總要有些激蕩填于胸中，總要有些洶涌在心里澎湃，才能噴發于筆下，發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詩“亦狂亦俠”，幽怨中雜有慷慨，壯烈中合以哀艷，時而激憤，時而纏綿，時而翻涌，時而喜怒，達到了一種奇境。 定庵的詩句又云“來何洶涌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又懺心一首》）“劍”與“簫”作為定庵詩里面高度頻繁的一組意象，儼然成了窺測他內心精微世界的鑰匙。“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龔定庵一生愛吹簫佩劍，任俠游走，“劍氣”與“簫心”實際上是兩種不一樣的東西。如果說“劍氣”比喻志向抱負，那么“簫心”則是悱惻的感情。當它們雙雙被辜負之時，只有個中性情之人才能感受到這種悲壯。 19世紀的中國正經歷著“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舊時代的小農經濟在資本主義侵略下逐漸瓦解，朝廷羸弱，時代晦暗。“七萬里戎來集此，五千年史未聞諸。”“憑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少年定庵在讀完王荊公的《上神宗書》之后，便視王荊公為異代知己。“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王安石《游褒禪山記》） 可惜他仕途坎坷，沉浮宦海十余年，因不諳館閣體書法，竟不能點翰林。他一氣之下，命女兒、兒媳、妻妾寵婢，統統練館閣體。他夫人頡云女史尤其是書法聞名。每當客人到他家來，如果談到某某翰林，他笑道：“嗤！當今之翰林何足道矣！我家女眷，無一不可以入翰林！她們皆工書法也。” 這樣的待人接物，這樣的佯狂，自然在上位者看來“難當大用”。19歲時定庵初考順天府鄉試，未中，后八年才考中鄉試舉人。他意氣風發之下寫下“落花風里別江南”的句子。“功成倘賜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簫”，這其中掩蓋不住的入世之心。此后十年，他前前后后考了6次，才在38歲之時中了末甲進士。 “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這一蹉跎竟就是二十年的光陰，耽于考場路上，他何其怨憤。“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他心里想做的不是一個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經天緯地的能臣。 他在道光時期曾提出移民到西北屯墾，在新疆設省。“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于書生憂患之所得。”直到他死后幾十年后，左宗棠收復新疆，他這一設想最終被清政采納。他反對鴉片，得知林則徐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時，旋即寫下《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堅決支持林則徐禁煙。他還提醒林則徐這次禁煙，必定會引起外敵報復，必須“重兵自隨”，“守海口，防我境”。 鴉片戰爭爆發后，作為首要責任的林則徐被道光貶新疆伊犁。而龔自珍也未能幸免，他提出辭呈，在路過鎮江時候，當地人求雨做法，百姓久聞其名，便再三請他寫一首禱告祝詞。他當即揮毫，寫下了第二百二十首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太史公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我說：余讀定庵詩，想見其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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