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古代市井百態）</h5><p class="ql-block"><br data-filtered="filtered"></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一</b></h3> <p class="ql-block">“士農工商”四民之說，源于被后人稱之為鹽神的管仲。“四民”，本沒有高下卑賤之別，只有前后左右之序，就如參天之木，“士”如土壤，“農”如樹根，“工”如樹干，“商”如樹葉。</p> 然而，隨著傳統禮教等級思想的不斷發酵，“四民”的社會職業屬性慢慢異化為社會身份定位，“士為民之首，商為民之末”成為社會主流認知。不但唐太宗要求工商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宋代也有商人“不得與士齒” 的定律。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儒生）</h5> 由于“士”是百姓中的白領、官僚們的候補，古人往往皓首窮經以求躋身儒士之林。史湘云曾苦口婆心地勸說賈寶玉“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范進應試及第后喜不自勝地出現了癲狂狀態。在那個時代，儒士們以頭上的一頂方巾在商賈面前耀武揚威，常令后者艷羨不已。因此，他們以腰纏萬貫的雄厚財力作后盾，延攬名士，結社酬唱，儼然一副“儒士”風采。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二</b></h3> 兩淮鹽商中許多人本身就是文士，他們一手擎著算盤戥秤，一手拿著四書五經，在商場博弈的同時恣意釋放文化情懷。《揚州竹枝詞》曾說：“邗上時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學詩翁”。 結社吟詩，本是古代文人們的一大盛事，但大鹽商馬曰琯卻情有獨鐘。他與眾多儒士結成“邗江吟社”，賓朋酬唱，一時傾動大江南北。他們的《韓江雅集》分為９卷，收錄58次雅集活動中的唱和詩歌共達692首。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鹽商聚會）</h5> 1743年9月9日的重陽節，天高云淡，馬曰琯邀請眾詩人齊聚行庵，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為主題，由眾人分韻賦詩。大家一面把盞，一面吟詠，其樂融融。聚后，葉震初、方環山專門合作畫了一幅 “九日行庵文燕圖”，形象地描摹了這次雅集的盛況。 <p class="ql-block">可以想見，結社吟詩時的馬曰琯耳畔不可能還響著銅錢的叮當聲，胸中定然充溢著采菊籬下的怡然自得。</p> <p class="ql-block">再說另一大鹽商江春，他有“以布衣上交天子”之稱。對這位游走于商場與官場之間的鹽商，《揚州畫舫錄》稱為“工制藝，精于詩,與齊次風（召南）、馬秋玉（曰琯）齊名。”每每倘佯于草長鶯飛的淮揚大地，他的唇齒間不時吟詠出對自然的眷戀和對生活的感懷。</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鹽商江春）</h5> 與馬曰琯、江春等吟詩酬唱的“雅士”作派不同，鹽商汪懋麟則是一副儒家“學究”的風采。他曾參與《明史》的修纂，辭官回到揚州，則白天治經，夜晚讀史。除了《百尺梧桐閣詩集》之外，他還著有《百尺梧桐閣文集》8卷、《百尺梧桐閣遺稿》10卷。 <p class="ql-block">如果僅以上述三人來佐證兩淮鹽商的“儒士風”，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實際上兩淮鹽商中的馬曰璐、江昉、汪楫、許承宣、孫枝蔚、程夢星、程晉芳等都是“亦商亦儒”之輩。至于與江春齊名的鄭鐘山、鄭鑒元兄弟，他倆好經術，門無雜賓，基本上已由鹽商轉化成了儒士。</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三</b></h3> <p class="ql-block">魏晉時的曹丕曾經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在兩淮“儒商”面前并不盡然。他們有的富而有義，與儒士們志趣相投，惺惺相惜。</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鹽商馬曰琯）</h5> <p class="ql-block">“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可謂是對馬曰琯向儒之心的精準定論。學者厲鶚年屆六十還無子嗣，他特為其立宅蓄婢；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罹患惡疾，他出千金招聘名醫為其治病；吳興的姚世鈺客死揚州，他出面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文集。馬曰琯去世后，學者阮元不無惋惜地寫道：“揚州業鹽者多，今求一如馬君者，不可得矣。”</p> <p class="ql-block">而鹽商程晉芳與吳敬梓的莫逆之交可謂飽含惺惺相惜的悲涼。吳敬梓曾多次應邀北上淮安的程晉芳家做客，為創作《儒林外史》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后來，程晉芳因嗜書如渴，遍交文士，家財蕩盡，債積如山。乾隆十九年（1754）倆人偶遇于揚州，吳敬梓不勝唏噓地對程晉芳說：“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別后七天，吳敬梓便客死揚州。程晉芳得知噩耗，懷著滿腔的痛楚寫下了“涂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剩典衣錢”。</p> 鹽商們的消費取向為文人們提供了寄情園林、弛騖山水的物質基礎和創作靈感，文人們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回應鹽商們的尚文需求和知遇之恩。 <p class="ql-block">“揚州八怪”代表人物鄭燮（板橋）曾為馬曰琯的小玲瓏山館撰書“咬定幾句有用書，可忘飲食；養成數竿新生竹，直似兒孫”的楹聯，其勸勉中透出詼諧，告諭中隱有調侃，主客之間相知相惜的情誼躍然紙上。</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揚州八怪）</h5> <p class="ql-block">“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助商解圍可謂一段佳話。一日酒宴，某鹽商圍繞“飛紅”酒令苦思不得其句，只好順口說道：“柳絮飛來片片紅。”座中頓時嘩然，稱其為杜撰。金農卻說：“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完整的四句是‘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實際上，這并非元人的詩句，而是金農為解鹽商之圍當場口占之詩。</p> <p class="ql-block">在中國古代文人身上，時常會看到一種“物質上——乞養，精神上——自養”分裂式的文化人格，但這種人格到了兩淮鹽商這兒似乎有所彌合。鹽商與文人互為依存，互為推崇，使曾經歷過清軍十日屠城的揚州很快恢復了文化元氣。</p>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四</b></h3> 作為清代與山西票商、廣東行商并駕齊驅的商業資本集團，兩淮鹽商們不但沒有殫精竭慮地營造自己的商業帝國，反而如碩儒雅士般沉醉于詩壇書苑，個中原由頗值得咀嚼回味。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div> 這副對聯出自于眾多兩淮鹽商的故園－—安徽徽州。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時，曾將其略作改動鑲嵌到了揚州大鹽商萬雪齋的廳堂里。這不只是雕刻在門楣廳堂上的點綴，而是兩淮鹽商們人生感悟的結晶。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鹽商與文人雅集）</h5> <p class="ql-block">從明嘉靖到清乾隆間，移居揚州的鹽商大多來自程朱理學的故鄉。他們自幼深受儒學的浸濡滋潤，又因身處山水阻隔的徽州對外出謀生充滿神往。所以，他們把讀書與營商都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當科舉不順時，則輕儒而重商；當商而有成時，則輕賈而重儒，一弛一張，交相為用。</p> <p class="ql-block">于是，兩淮鹽商中既有“先賈后儒”之輩，也有“先儒后賈”之流，更有“儒賈兼備”之人，進而形成了其他商幫少有的儒商群體。他們的儒士之風不僅抬高了自己的社會聲望，而且創造了自身的商業文化。鹽商張四教精通《九章算術》，并在業鹽過程中將勾股、商分運用自如。正是有了這樣的豐厚底蘊，兩淮鹽商們才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盤弄得風生水起。</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圖片來源于網絡）</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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