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隱士

隱者

楊絳稱自己“萬人如海一身藏”，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她隱居的地方。北京三里河國務院宿舍區，是她居住了37年之所。屋里四壁樸素，藏書中最多的是字典，各種語言的都有，上面寫的密密麻麻，是他們不斷糾正字典里的差錯。她不接受任何演講和采訪。但她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和對文字的筆耕。 楊絳先生溫厚幽默，但容不得假與惡，尤其容不得對丈夫錢鐘書的任何冒犯。2013年，百歲老人通過法律程序，緊急叫停某拍賣公司對錢鐘書、她的女兒錢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賣，并最終打贏官司，獲得20萬元賠償。她不是為了賠償而是為了守護已故的丈夫和女兒。 她與清華大學簽訂協議，將錢鐘書和她發表作品獲得的報酬72萬多元，全部捐獻給母校，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幫助好讀書的清寒學子完成學業。 她靜悄悄的隱身，又靜悄悄地影響這個時代。 她對國家對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特別清醒。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面臨生活艱難。一部分人做了漢奸，一部分堅持抗日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她靠創作喜劇劇本，用笑聲表示在漫漫長夜里始終沒有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里始終保持樂觀精神。 文革期間楊絳一家遭受了巨大折磨，然而她1981年寫了一本筆調平靜、感情溫婉的《干校六記》，講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瑣事，沒有指責沒有控訴。“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言”。 《堂吉訶德》是楊絳先生的心血譯作，是直接從西班牙文譯為中文的第一個版本，該書出版為先生帶來了極高的社會聲譽。各種政治禮遇紛至沓來，她從容接受，然后，繼續埋頭讀書寫作，“自覺自愿始終做零”。 　　楊絳先生的堅強令人肅然起敬。她像一個帳篷，把身邊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風雨由她來抵擋。1997年3月4日，她唯一的女兒錢瑗去世，為了到醫院看望錢鐘書，只能在心里為女兒送行。一年后，錢鐘書去了。對于一個年近90高齡的老人來說是多么巨大的打擊啊！ 她爭分奪秒地工作，忘記最深的痛苦。她一頭扎進古希臘語哲學讀本、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一句句死盯著原文翻譯，2000年出版，被稱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她完成了整理錢鐘書遺作的工作。她寫《我們仨》，在溫潤細膩筆下，女兒活了，與媽媽相依相偎，寫到動情處先生的淚水落在紙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們仨》出版，多少讀者為之淚下。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楊絳先生曾感嘆一家人的失散，我們何嘗不為先生感嘆：她的小說、散文、劇作、譯著……這么平實靈動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溫婉的女子在娓娓講述，比當下流行的各種文筆更打動人心。每次讀她的作品，都能看到更多關于她的故事，感受到她溫厚的品性和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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