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讀大學時的三四事

蘇仲輝

記讀大學時的三四事 引言 我是1978年恢復高考后第二屆考進福州大學礦冶系地質專業的，1982年畢業，至今已經40年周年了。大學讀書時的事都忘的差不多了，沒忘記的也就那么三四件事，而這三四件事都是些小事、雜事，回憶起來也是模模糊糊的，但還是把他記錄了下來。于是，就寫了《鬧地震》、《吃螞蟻》、《一次“最痛苦”的實習》與《沖擊》這四則小文。 鬧地震 地震是地球本身為尋求結構平衡而自發的自然現象，絕不是人為鬧出來的。但，我剛進大學不久，就人為的鬧了一次地震，而始作俑者就是本人。 1976年，唐山發生7.8級大地震，死傷幾十萬人。接著，中國幾位偉人相繼去世，又發生政壇大動蕩，“四人幫”倒臺，鄧小平復出，恢復了中斷十年的高考。于是，78年我就考進了福州大學礦冶系地質專業。 大學進了，但唐山大地震的陰影還未散去，還是作為我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進大學不久的一天（具體哪一天記不起來了），學校在男女生宿舍中間的小廣場放露天電影《瘋狂的報復》，我相約了建工校的幾位老鄉同學也過來看電影。與老鄉同學在一起當然就玩的很嗨，回宿舍時已經很晚，也很累了，躺床就入睡。 大約睡到下半夜的一二點，迷迷糊糊，我覺得床鋪在搖晃，桌子在相互碰撞，發出“哐哐”的聲響，我腦袋里潛意識的感覺是地震要發生了，不由自主的尖叫一聲“地震”！這驚魂失魄般的沙啞聲音，吵醒了全宿舍的人。說時遲那時快，我隨著叫聲翻身躍下床鋪，正砸到了下鋪也要起跑的何長齡身上。我顧不得何長齡的生死，赤著腳飛奔樓下，跑往體育場。在我跑下樓時，我宿舍的人也都跑了，整座樓的人都在跑了，隔壁棟宿舍的人也在跑了；不一會兒，操場上也看到了穿睡衣的女生，幾乎幾棟宿舍的人都在跑地震。 機電系有一位男同學在別人跑地震時，他在慌張中拿了一個開水壺躲到床底下去了。這一滑稽的行為，成了他們班幾十年來，每次同學聚會時不斷被提及的笑料。 體育場聚集了很多人，我見到了同班隔壁宿舍的姜平等幾位年輕級的同學（那時同班同學的年齡相差比較大，老三屆的為老大哥年齡級的，50年代的為中年齡級的，60年代的為年輕年齡級的）。我問姜平說，都一二個小時過去了，應該沒問題了吧。姜平說，還要觀察觀察，剛才許多人都看到了西面有激光射出，這可能是大地震的預兆。這也許是恐怖而產生出的錯覺，自己被自己嚇到了。直到凌晨四五點鐘時，才有人在人群中高聲說，已經打電話給地震局了，地震局回復說是臺灣海峽地震，福州等地有震感。這消息一出，人群才慢慢的散去，我也回到了宿舍。 我宿舍的人也都陸陸續續回來了。由于跑時的慌亂，宿舍一片狼藉，水杯滾到了樓板，水也潑了一地。何長齡比我早就回到宿舍了，他比我淡定的多。我忙問被我身體砸的怎樣了，他說沒事，就是額頭碰到了桌角。當時沒有燈，也看不清楚，天亮一看，額頭長了一個大包。雖然，何長齡一直說不要緊，但我心里還是挺不好受的，因為，昨晚的一切都是我神經質引起的，我是罪魁禍首。 更奇葩的是鬧地震后的幾天，流言四起，當然是“花邊新聞”最多。有的說，昨晚有人拿著一把掃把往下跑，被人一問又往回抱了一個枕頭出來；有的說，見到女生只穿短褲跑出來了；甚至還有更夸張的說，有女生光著身體跑出來，見到許多人又不好意思，急忙兩手捂住私密處，又有人馬上對這女生說，要捂住臉，下面都一樣。這些信息的生命力很強，幾十年以后的今天，還可聽到類似的“新聞與故事”。 鬧地震后，我常在想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社會里，個體往往會盲目地隨著群體大流活動，在這過程中個體也往往會失去正常的思維。 <h3> 78級（2）班畢業照</h3> ?吃螞蟻 我們那時福大各系都有一個自己的學生食堂，學生向食堂買飯菜票，然后再用飯菜票向食堂窗口買米買菜；買來的米用自己的飯盒裝后，放在食堂大蒸籠里蒸，開飯時，自己去蒸籠里拿了吃。由于飯盒幾乎都是那種特制的長方形的鋁盒，所以經常吃飯時飯盒會拿錯，吃了別人的飯，或別人吃了你的飯。這還是小事，尷尬的是，如蒸飯時，忘記了在飯盒中加水，或者在蒸籠搬運過程中傾斜導致飯盒中水溢出，那就倒霉了，只是蒸米而不是蒸飯，就要餓肚子了。 “這山看那山高”，這是人普遍心態，許多同學都說其他系食堂辦的好，于是，學校就決定食堂放開了，學生可以到你自己認為滿意的食堂去吃飯。但，不論怎么改革，食堂的伙食與繁重的學習都有一個落差。 那時學校的讀書氣氛很濃，學習都很自覺，晚自習至少要到九點后，有的都要到了十一二點（一般晚自習有兩個去處，一是在自己的宿舍，一是在教室。宿舍有作息時間，九點左右就熄燈了，而教室就沒有時間限制了，可以自習到晚上十二點，甚至更晚），特別是要考試時，那個熬夜是普遍的現象。而，我們大部分同學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小伙子，繁重的學習與飲食的不足顯然不配套。食堂沒有宵夜，晚了回到宿舍，那真是饑腸咕嚕，肚皮貼后背，一夜難以入眠。 父母親懂得我在學校里學習繁重又吃不好的狀況，經常寄些家鄉特色糕點來補充營養、改善生活。這些寄來的糕點真舍不得一下子吃光，都是存放在宿舍私人專用小桌的抽屜里，等晚自習回來后當點心吃。 有一次，晚自習回來已經很晚，宿舍幾位宿友都已經上床睡覺了，個別宿友還傳出了呼嚕聲。為怕吵醒他們，我躡手躡腳地走到自己專用的小桌旁，小心翼翼的拉出抽屜，解開紙包，拿出一塊家鄉特有的“禮餅”吃起來。吃著吃著，感覺拿餅的那只手癢癢的，而且還有被叮咬的疼痛。我趕忙跑到走廊燈光下一看，“啊！”我喉嚨里沖出一聲驚叫，但這叫聲又被壓抑了回去。不得了，我全手爬滿了螞蟻；認真看看，是小小的，身體金黃色的螞蟻；再認真看看，手上拿著的這塊快被我快吃完的“禮餅”上螞蟻更多，密密麻麻，只見螞蟻不見餅。我一驚嚇，扔掉了手上還剩的餅，到洗漱間去沖洗了手上的螞蟻。又一想，那剛才我不是吃進去了許多螞蟻了嗎？這一想就有點反胃，想嘔吐，但又吐不出來。回了回神，趕緊進宿舍，拿出手電筒一照，“哇塞”，整個抽屜都是螞蟻，還剩下二塊未吃的“禮餅”上螞蟻也是密密麻麻。我急忙抓一張紙墊著，將二塊餅拿了飛奔出宿舍，將其進到垃圾箱里，至于抽屜里余下螞蟻就一時無法處理了。 那天晚上肯定沒有睡好，一直想著吃了螞蟻會有什么不良后果，明天怎么清除抽屜里的螞蟻，------。 第二天很早就起來了，宿友們去晨練的去晨練，去操場讀英語的去讀英語，我就打開抽屜想用昨晚想好的辦法清除螞蟻。但打開抽屜，螞蟻已經沒剩幾只了，也就沒有必要大動干戈了。這時，也回過神來了，今天精神與往常并沒有什么兩樣，看來吃螞蟻無害，吃也白吃，而且螞蟻可能還有補，否則，昨晚沒睡好，今天精神還這么好。這時，我后悔了，后悔昨晚太急了，把那二塊“禮餅”給扔了。 <h3> 大學讀書時同宿舍同學合照</h3> 一次“最痛苦”的實習? 78級福大地礦系地質專業在校四年學習期間，如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有過三次的野外實習。第一次是剛進學校學不久，到南平市的閩江邊實習地質微構造。記得是住在南平一所學校的學生宿舍里。那時正值放暑假前夕，大暑天，烈陽高照，施滿堂老師帶著我們在閩江邊轉悠，在被閩江水沖刷而裸露出來的巖石上測巖石裂隙的走向，從眾多的裂隙走向中推斷出地質構造力的方向。實習結束就放假了，回到家里，母親見我曬的如非洲黑人，就問，你這是去讀書還是去插隊種田。 第二次實習是在永安，這次實習住在福建水泥廠旁邊村莊的農民家里，男生的床鋪都是在樓板上打通鋪。這次應該是“地層”實習，整天去敲古生物，量地層斷面什么的。記得當時一班的林晨女同學敲到一塊像“知了”一樣的比較完整的古生物化石（具體名稱忘了），當時，帶我們實習的洪老師高興的要命，說這下地層年代就可以確定了。 永安實習是快樂的，這還與我哥哥在水泥廠生活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喝茶、炒菜、喝酒、談天的一個自由場所有關。張曉玲、林晨、江敦嵐等幾位同學都是這里的常客。我們白天跑野外，晚上就在這里炫廚藝、斗酒量、比吹牛，好一番情趣。為此，我們這幾位同學也就走的比較近，林晨與江敦嵐在學校就談戀愛，后結成夫妻不說，我與張曉玲等同學幾十年來從未間斷過聯系，幾個家庭都成了走親戚的關系。 最后一次是畢業實習，這是一次“最痛苦”的實習。 這次實習，地質專業的兩個班分成了好幾個組，都帶有不同的課題，去不同的地方實習。我這一組是去雪峰，就是那風景名勝雪峰寺的那個雪峰村。乍一聽，高興的熱血沸騰，但一去就掉進了寒冷的冰窟窿。 雪峰，是福州市閩侯縣大湖鄉轄的一個村，高山峻嶺，距福州約60公里。是學校用大貨卡車把我們順帶去的。我們坐在車后敞篷廂里，人貨混裝。幸好當時交管不嚴，否則，非罰款不可。那時，都是泥石路面，一路顛簸，一路塵土，到了雪峰已經是灰頭土臉。 帶隊的黃育生老師先于我們到了雪峰，他帶引我們到一位農民家里安營扎寨。 這是路邊一棟新蓋的、未完工的、無人住的房子。房子里的一層地面是黃泥土筑夯的，崎嶇不平，角落處堆著許多干稻草，我們在二樓打地鋪。二樓也沒完工。樓梯是臨時的，兩側沒有欄桿，樓地板四周沒有欄桿與墻板，樓層板就是用木板簡單的鋪設著，沒有固定，如不注意踩到了單頭，層板的另一頭就會翹起來，極為危險。整棟房子只有一盞估計十五瓦的電燈，掛在房子的正中央。由于電壓不穩，電燈時亮時滅，就如一只飛不動的螢火蟲。 我們這一組有5個人，78（1）班的林小谷、黃時勝、吳友華，78（2）班的有鄒祖民、蘇仲輝。在我們打好地鋪后，黃育生老師向我們下達了課題，我的課題是論證雪峰火山口的存在，也有同學好像是巖石的課題。然后，黃育生老師就向我們介紹了雪峰有火山口，而且由于有火山活動的原因，大量的火山巖漿沿裂隙侵入形成了鎢礦脈，現在有閩東南地質隊一班人馬在此勘探。 在接到此課題后，我不知其他幾位同學是怎樣的反應，反正我的頭就大了。靠我，靠我們能論證的出火山口的存在？能夠論證的出鎢礦（脈）的成因？ 黃育生老師下達任務后就回去了，我們就住下來了。這更大的考驗不是在能不能論證的到火山口的存在，而是怎么熬過這天寒地凍。 這是1981年的冬日。 雪峰的海拔比學校的海拔高了近一千米，是帶有“雪”的地方，早晨，到小溪邊洗涮，濕毛巾一下子就被凍結冰；只要太陽一落山，那寒風刺骨就來了。那時，我帶來的被子，就是在學校睡的那床窄小且薄的被子，且只帶草席，沒有墊被。半夜，北風灌房而過，似乎全身裸露，萬把鋼刀利刃鍘身，確實有“凌遲”般的痛苦。無奈，半夜只能抱著棉被，鉆到樓下的草堆里去睡。第二天起來，垢面蓬頭，如難民，如乞丐。哪里還有讀書人的體面與尊嚴。 還有就是吃飯問題。這里沒有食堂，只能自己煮飯。而，勘察作業點又離住處有好幾公里，中午只能帶餐在山上吃，但，帶的飯又無法保溫，對我已經有過胃出血的人來說那是“噩夢”，所以那時我一天一般只吃兩餐。晚上，連看書都沒有亮光，就根本談不上娛樂活動了。所以，天一黑就往雪峰寺跑。雪峰寺的和尚晚上也寂寞，知道我是大學生在這里實習時，就極樂意與我交談。在與他們的交談中，我才初步了解到了釋迦摩尼創建的佛教的理論基礎就是認識到人生就是苦，也懂的了漢傳佛教還有許多不同的教派，雪峰寺屬于最接地氣的“凈土宗”。當時我確實想過，人生這么苦，皈依佛門，出家當和尚修行也是一種解脫。 后來還好，我與勘察雪峰鎢礦項目的閩東南地質隊的人混熟了。其負責人姓鄧，我們都叫他鄧工，此人很和藹，所以我就經常到地質隊去蹭飯，而且從他們那里“剽竊”來了許多資料，這些資料許多都出現在我畢業論文中了。 我想，像我這樣痛苦的大學實習，也許再也不會有了。 <h3> 大學讀書時幾位同學合影</h3> 沖擊 78年10月我們進校，一個多月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一場改變中國，改變人生，至今仍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拉開了序幕。這改革是全方位的，觸及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每一人。大學不是世外桃園，作為我們學生來說，受沖擊最大的就是傳統思想觀念受到了顛覆性的沖擊；我本人還感覺，“那只看不見的手”要回來了。 第二學年，有一雜志發表了潘曉的一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這篇文章充滿了我們那一時代青年人的困惑，對說教教育提出了質疑，首次提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倫理命題。文章中有一段話，我當時就把他抄在了筆記本上：“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么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這大概是人的規律，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是任何專橫的說教都不能淹沒、不能哄騙的規律!” 這種觀點好像與18世紀初伯納德·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一書中提出的悖論：“私人惡德即公共利益”，有相似之處。但不管怎么說潘曉的文章當時引起極大的反響，全國許多青年都參與了討論。對潘曉的討論是人們對現實、對人生的思考，使其成為改革開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個標識性事件。作為同齡人又是大學生的我，也極大的關注此事，也參與了討論。 我不反對對大學生進行主流意識的勵志教育，但這教育一定要聯系實際，一定要接地氣，否則，一個個滿懷激情的大學生一走出校園，就會進入一個陌生的世界，從而對先前的教育產生懷疑、產生逆反，其反作用力更大。所以，我基本贊同潘曉的觀點，但不贊同她“命不好就怨乾坤”的“甩鍋”。記得我在寄出去的稿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不要怨天尤人，這世界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要靠自己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這話現在聽起來，當年的我確實還有點血氣方剛，也有好人為師之嫌。 也是這一學年，在報刊上還見到了介紹“傻子瓜子”的文章，我為此感到震驚，那位當年沿街撿煙頭的文盲，既然會成為全國出名的“資本家”？ 還有，我的一位過去一起參加高考而差幾分落榜的同事，有一次來學校看我，他無不自豪的說，他現在在做生意，賺了很多錢。他那時說過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他說：“歷史是沒有什么可指責的。高考我沒考上，我失落過，但今天我賺到錢了，不知你會不會羨慕？過去我們都在抱怨十年動亂蹉跎了我們的歲月，但歷史又給了我們機會，你考進了大學，我賺到了錢。這個社會，只要你努力了，社會就會給你回報”。我畢業以后，從體制內走出到體制外，不能說這句話對我沒有產生過影響。 我確實感覺“那只看不見的手”就要回來了！我在學校除了“理論”上緊跟時事外，行為上也趕時髦。那時，既然學起了跳舞。 我學跳舞是認真的，當時還把三步、四步的舞步的走步畫成示意圖，摟著一條凳子在練，還去請了測繪局的老鄉同學來學校教跳水兵舞。那時的伴奏舞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溜冰圓舞曲》與《何日君再來》。四十多年過去了，這旋律我至今還會哼幾句。 學跳舞對學業沒有任何作用，但對于了解社會是一個窗口，在跳舞中認識了其他系的許多同學，認識了社會上的一些朋友，也逐步的接觸到了社會。特別是后來畢業走出校門融入社會后，也有了“一技之長”，在交際上，顯得“現代時髦”了許多。 在學校，真正與市場商品接觸的就是去長樂買“海外小商品”。 在第三學期開始，長樂就有了“海外小商品”的自由市場，以后市場越發展越大。當時的“海外小商品”種類很多，有電子手表，有“三用機”（即收錄機），有人造皮襖，有鄧麗君的唱片，------。何長齡同學家就在“海外小商品”集散地金峰鎮，有了一個駐腳地，我往返于金峰好多趟，都是去買這些貨物，有的是幫親戚朋友買的，有的是買回來再適當加價賣給別人的。特別是在放假時，買了特別多，拿到我那山區縣去轉手，一下子就賺了近二百元，那時真是高興，要知道那時大學畢業從事地質工作，包括野外津貼，一個月也只不過60多元。 放假回到老家看到的更是震驚。離我家不遠的處的前坂村里有幾位農民都很熟悉，沒多久不見，即成了食用菌專家，都蓋了新豪宅，他們都先富起來了。但也有些國營企業經營上出現了困難，給工人發工資都困難了。由此，我也關注了全國的形勢，那時已經有了社辦企業，但中央政策模糊不清；國有企業為解決冗員與低效率問題，采取了“三產”和“停薪留職”等措施。 全國上下都在改革，但現實有點亂，好像進入了魔方，理不出個頭緒。 但有一點，我是看得很清楚，“那只看不見的手”一定會回來的；而更重要的是，中國之前的“均貧”社會，隨著“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回來，就會被打破，而這打破，就意味著著社會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或動蕩。這是我讀歷史書而得到的預感。 福州大學成立于1958年，成立以來，為國家培養了無數的人才。我作為福州大學的學子，感到驕傲與自豪。 福州大學建在閩江邊，是美麗的，但其更可珍貴之處在于他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虛懷若谷，包容了像我這樣的許多人的奇思怪想，使我們四年的讀書有一個寬松舒適安全的環境。 1982年7月份的畢業前夕，我還在杞人憂天，我們就要畢業了，就要走向社會了，我們的觀念轉變了嗎？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四十年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同學們都準備好了，一出校門就投身于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的洪流之中，都是時代的弄潮兒。 蘇仲輝 2022年7月11日于廈門 <h3> 畢業時的照片紀念冊</h3> <h3> 2013年，78級地質部分同學廈門聚會合影</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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